神马文学网不可不知的史学百年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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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史学名著，自应有其特殊的学术含义，即突出地反映某一史学思潮、彰显其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者。20世纪的史学思潮大体经历了“新史学”
、新历史考证学(时人亦称为“实证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及其发展、新时期史学的恢复和兴盛等过程。《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一书所收入的已故史学家的百种著作，大致可以反映这一发展脉络。
编辑这本书，对我来说，实为一个学习过程。一次次阅读书稿，都会激起我追随这些名著的作者重温这百年史学的热情。百年史学名著概述
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为史学园地吹进了新风。他以进化论思想审视古代史学，倡导“史界革命”，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命题，从而推动中国史学加快走向近代的步伐。此后，梁启超又写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发展了他在《新史学》时形成的观点，构建了其史学理论体系。他明确主张著史应成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以促进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他认为理想的史著，必须再现昔日人类活动的“体相”，且能显示出历史演进之因果关系，最终为国民生活提供借鉴。
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相呼应的有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朱希祖、何柄松等人。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新式通史”(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 年第2卷)，它以编、章、节的形式撰写，书中的“注”交代了引用材料的来源，这种“章节体”成为20世纪史家编纂史书的主要体裁。夏曾佑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学说解释社会发展。在历史材料的处理上，他把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观点，贯穿到史书的编写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史学”思潮不断涌动的形势下，新历史考证学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其标志当是王国维《观堂集林》的面世。这部书反映了王国维的治学思想与治学方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考证明。王国维这一新的学术思想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也对后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因此成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他在汉晋木简和敦煌写卷的研究上也都有开创之功。
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也以其独具的释字、通读、治史互相推动的学术特色成为甲骨文研究的佳作。罗振玉认为，研究甲骨文“由许书(《说文》)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甲骨文)，穷其番变，渐得指归”，进而“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殷墟书契考释》自序)。这部书在文字既明的基础上，通读卜辞并从卜辞内容中考求古代的制度和历史，开启了破译古代历史途径的方法，从而推动甲骨学“识文字、断句读”草创时期的完成。
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还有陈寅恪和陈垣。隋唐是中国古代最为繁盛的历史时期，但对其制度的渊源流变以前尚未有专门的历史著作予以阐释。陈寅恪结合历史文献和新出文献中有关隋唐制度的记载，“推究其渊源，明述其系统”，撰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认为，北魏和北齐是隋唐制度的重要一源。此外，特殊的地域关系，保存了中原文化的连续性，并最终得以辗转相传，成为隋唐统一文化的重要因子。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元白诗笺证稿》是以诗文证史的开创性著作，表现了作者宽阔的的学术视野，同样给史学界以极大的启迪。
陈垣在宗教史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等方面的建树，于历史研究极有补益。在《史讳举例》中，他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避讳的历史及其影响，归纳出古代避讳的的四种方法:改字、空字、缺笔和改音，揭示了古代避讳的复杂性，并爬梳各类典籍，将每朝帝号、名讳以及避讳事例一一详列。这部著作对于现今人们了解历史、阅读历史典籍、创作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开创性著作。在断代史、专门史方面均有反映。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但它的影响超出了一个学科的范围，尤其是在方法论上以其证明、分析、系统的特点受到学界的认可，为中国近代学术提供了典范。该书主张摈弃一切不足信的古代传说和附会的材料(实际启示了后来的疑古思潮)，而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先秦诸子各学派，打破儒学一尊的传统，表现出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
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在四个方面显示其学术价值:第一，对文化史作了精辟的概括，以致后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多数是在他的基础上的拓展。第二，提出文化史的主要问题，即“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以明吾民独造之真迹”。第三，体例方面的贡献，引用资料均注明原版出处，为近代学术研究在体例方面建立了新规范。第四，“不惟纪述前事而已，有时纠正前人错误，指出后人的臆断，折中至当，以成定论”。
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是这一时期朝代史的杰作。作者集学术界各家之长，独树一帜，自取“通史”之义，采用章节体形式，大者为篇，中者为章，小者为目，编次严谨，首次将清朝的历史进程表现为系统的文字记述的历史，阐述全面、取材宏富，而且采用白话文的形式，使该书独具特色。
一个学科的进步离不开时代的推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史学家，继承前期新史学精神，逐渐形成了“疑古”学派。他们疑古辨伪，提出新说。1922年，顾颉刚在整理《诗》、《书》、《论语》中的有关古史传说并加以比较时，“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由此，他在《古史辨》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论断:“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是一个反背”。这一重要学术见解，对传统史观形成巨大的冲击，对中国现代史学和史料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建立。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无论是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面理解上，还是在重大问题探索的深度、观察问题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都力图以唯物史观作出新的阐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李大钊是第一位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唯物史观的学者。1924年，他的《史学要论》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指导写成的史学理论著作。他认为，研究历史应该研究人类生活的历史。历史有其客观规律，要寻求这个规律，就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说，“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他还认为，研究历史与研究社会现实有紧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为社会现实的改造服务。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三个突破:一、突破以历史文献为“国故”的局限，将其拓展到地下出土实物。二、“国故”包含有“古代的真实情形”。他强调说:“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三、郭沫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跳出“国学”的范围，认清国学的真相。作者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认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社会,并综合了古史辨派和古史新证派的最新学术成果，使这本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奠基之作。
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对古史研究理论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作了阐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对殷以前的古史整理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即传说中之“尧、舜、禹”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传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女系本位转向男系本位的时代。这一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学术体系，是对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史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它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阐述了以人民为历史主体的历史观;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关于阶级斗争，作者着重于叙述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使得农民被迫起义，但农民起义只能起到有限的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过去史书中较少反映的生产斗争材料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也有所加强。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在于:既反对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又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开一代学术新风。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为指导撰写的中国通史。书中有两大问题震动了学术界。一，将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于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期之说引入中国古代史研究，为新史学建设开辟了科学而广阔的道路。二，西周封建论的提出，标明中国史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此外，这部著作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也给予了较详细的论述和应有的评价。作者最大限度地收集并加以利用考古资料说明历史诸多问题，将文献与考古资料互相参证，将中国秦汉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一、理论创新意义。作者在探讨“亚细亚的古代”的发展规律时，在肯定东西方古代都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提下，承认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话语体系。二、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注重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辨析，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指导下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史学术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有一些史著也以其严肃的治学态度与科学精神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如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等，各具特色，成一家之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具有广泛的影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与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撰写了新的著作，如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二、三编的修订本，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等。
“文革”时期的整整10年，史学遭到扼杀，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暗淡的一页。1976年“文革”结束后，史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史学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已故史学家所撰写的和主编的具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有：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文书》，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胡绳撰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白寿彝的《民族宗教论集》，谭其骧的《长水集》，史念海的《河山集》，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顾诚的《南明史》等。这些著述多角度、多方位地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研究的态势及其成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还有许多堪称名著的优秀之作，限于这本书的编纂体例未能入编。百年历史研究的启示
回顾百年中国史学，名著累累。从史学发展来看，1900-1999年，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世纪，是薪火相传、奋发有为的世纪。百年史学雄辩地说明，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极具生命力，它所昭示的历史内涵丰富而恢宏，所彰显的时代意义强烈而深刻。
第一，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是中国史学史上辉煌的一页。仅就学科发展而言，中国史学发展日臻成熟，在理论方法论、历史撰述、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研究与继承中国史学遗产、借鉴外国史学有益成分、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普及历史知识和进行历史教育等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与丰富，从而奠定了历史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的学术地位。20世纪的这些名著以其严肃的科学性、史料的丰富性、严谨的论证使人耳目一新。可贵的是，这一百年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史学家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显示了建立新的史学的勇气与创造精神。这些史著的作者所表现出的认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贡献，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是突出的，甚至是巨大的。至此，人们看到了中国史学从古至今的一脉相承，连绵不断，一浪高过一浪。史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显示出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范，成为史学界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后人继续前行。
第二，史学在社会进步、国家与民族命运、人生目标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学的作用存在模糊观念，而一代代史学工作者皓首穷经，苦心钻研，他们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史家们将史学的作用概括为这样几点:
1.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成败得失对于国家的治理有借鉴作用。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反映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在政治方面，尤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史学家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是当政者进行政治决策的重要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
2.人们可以通过史学认识历史，继承各种优秀的历史遗产，自觉提高历史意识，在现实中少犯或不犯错误。
3.通过学习历史，提高自己的德行、见识，丰富历史智慧，并以此为基础，以修身、治史、明道为目标，以有利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为归宿。
4.推动大众文化建设，通俗史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作用更大。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三，历史学培养了中华民族精神，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历史著作中蕴涵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的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景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0页)。李大钊的阐述极为深刻地表明了史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史学对于人格的塑造也有其独特的作用。《易·大畜》中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个古训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人们从历史中可以得到“德”，即得到道德、学识和智慧。简言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它的生命力是永存的。
第四，历史学学科的进步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进步。社会的变迁需要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传统学科对人们的影响是深刻、久远而广泛的。作为传统学科重要的一个方面，史学对于中国人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人们通过史家的努力，认识了进化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历史，分析历史，丰富了文化内涵，对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史学发展带来的人文精神的弘扬，对于社会进步、人的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是独具魅力的。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指导下开展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第五，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20世纪中国史学成就对新的世纪史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历史是发展的，人们对它的认识是没有穷尽的。20世纪的史家为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开启了入门的钥匙，但其研究深度与广度还有待后人不懈的努力。尤为重要的是，人们经历了20世纪不平凡的道路，感受到“文革”对史学的危害，以及非科学甚至伪科学的东西还时常作祟，这就给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提出新的任务，继续激浊扬清，还历史本来面目,为21世纪的中国史学再铸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的史学名著是新世纪史学走向繁荣的“源头活水”。
第六，史家的学术品格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学术界十分重视学术规范问题。人们对于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种种不规范问题忧心忡忡，企盼纯洁的学术心灵回归学人。20世纪的研究条件与今天相比要落后得多，而当年老一辈史家身上那种甘于寂寞、不为金钱诱惑、坐得住“冷板凳”的学术品格不因时过境迁而贬值，也不因市场经济的来临而黯然失色。当年如果他们没有这种学术品格所支撑，何以留下这些宝贵的史学名著呢？许许多多被人景仰的史学大家在清贫的生活、简陋的条件下，将毕生心血换得一部或几部传世之作于人间的胸襟与情怀，将与他们的著作一道熠熠生辉，长久地泽及社会，嘉惠后人。
抚今追昔，继往开来。当新的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走过新的百年的时候，史学界是否也应该留下无愧时代与前辈的宏篇巨制呢？
、新历史考证学(时人亦称为“实证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及其发展、新时期史学的恢复和兴盛等过程。《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一书所收入的已故史学家的百种著作，大致可以反映这一发展脉络。
编辑这本书，对我来说，实为一个学习过程。一次次阅读书稿，都会激起我追随这些名著的作者重温这百年史学的热情。百年史学名著概述
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为史学园地吹进了新风。他以进化论思想审视古代史学，倡导“史界革命”，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命题，从而推动中国史学加快走向近代的步伐。此后，梁启超又写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发展了他在《新史学》时形成的观点，构建了其史学理论体系。他明确主张著史应成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以促进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他认为理想的史著，必须再现昔日人类活动的“体相”，且能显示出历史演进之因果关系，最终为国民生活提供借鉴。
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相呼应的有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朱希祖、何柄松等人。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新式通史”(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 年第2卷)，它以编、章、节的形式撰写，书中的“注”交代了引用材料的来源，这种“章节体”成为20世纪史家编纂史书的主要体裁。夏曾佑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学说解释社会发展。在历史材料的处理上，他把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观点，贯穿到史书的编写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史学”思潮不断涌动的形势下，新历史考证学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其标志当是王国维《观堂集林》的面世。这部书反映了王国维的治学思想与治学方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考证明。王国维这一新的学术思想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也对后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因此成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他在汉晋木简和敦煌写卷的研究上也都有开创之功。
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也以其独具的释字、通读、治史互相推动的学术特色成为甲骨文研究的佳作。罗振玉认为，研究甲骨文“由许书(《说文》)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甲骨文)，穷其番变，渐得指归”，进而“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殷墟书契考释》自序)。这部书在文字既明的基础上，通读卜辞并从卜辞内容中考求古代的制度和历史，开启了破译古代历史途径的方法，从而推动甲骨学“识文字、断句读”草创时期的完成。
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还有陈寅恪和陈垣。隋唐是中国古代最为繁盛的历史时期，但对其制度的渊源流变以前尚未有专门的历史著作予以阐释。陈寅恪结合历史文献和新出文献中有关隋唐制度的记载，“推究其渊源，明述其系统”，撰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认为，北魏和北齐是隋唐制度的重要一源。此外，特殊的地域关系，保存了中原文化的连续性，并最终得以辗转相传，成为隋唐统一文化的重要因子。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元白诗笺证稿》是以诗文证史的开创性著作，表现了作者宽阔的的学术视野，同样给史学界以极大的启迪。
陈垣在宗教史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等方面的建树，于历史研究极有补益。在《史讳举例》中，他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避讳的历史及其影响，归纳出古代避讳的的四种方法:改字、空字、缺笔和改音，揭示了古代避讳的复杂性，并爬梳各类典籍，将每朝帝号、名讳以及避讳事例一一详列。这部著作对于现今人们了解历史、阅读历史典籍、创作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开创性著作。在断代史、专门史方面均有反映。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但它的影响超出了一个学科的范围，尤其是在方法论上以其证明、分析、系统的特点受到学界的认可，为中国近代学术提供了典范。该书主张摈弃一切不足信的古代传说和附会的材料(实际启示了后来的疑古思潮)，而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先秦诸子各学派，打破儒学一尊的传统，表现出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
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在四个方面显示其学术价值:第一，对文化史作了精辟的概括，以致后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多数是在他的基础上的拓展。第二，提出文化史的主要问题，即“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以明吾民独造之真迹”。第三，体例方面的贡献，引用资料均注明原版出处，为近代学术研究在体例方面建立了新规范。第四，“不惟纪述前事而已，有时纠正前人错误，指出后人的臆断，折中至当，以成定论”。
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是这一时期朝代史的杰作。作者集学术界各家之长，独树一帜，自取“通史”之义，采用章节体形式，大者为篇，中者为章，小者为目，编次严谨，首次将清朝的历史进程表现为系统的文字记述的历史，阐述全面、取材宏富，而且采用白话文的形式，使该书独具特色。
一个学科的进步离不开时代的推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史学家，继承前期新史学精神，逐渐形成了“疑古”学派。他们疑古辨伪，提出新说。1922年，顾颉刚在整理《诗》、《书》、《论语》中的有关古史传说并加以比较时，“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由此，他在《古史辨》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论断:“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是一个反背”。这一重要学术见解，对传统史观形成巨大的冲击，对中国现代史学和史料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建立。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无论是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面理解上，还是在重大问题探索的深度、观察问题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都力图以唯物史观作出新的阐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李大钊是第一位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唯物史观的学者。1924年，他的《史学要论》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指导写成的史学理论著作。他认为，研究历史应该研究人类生活的历史。历史有其客观规律，要寻求这个规律，就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说，“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他还认为，研究历史与研究社会现实有紧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为社会现实的改造服务。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三个突破:一、突破以历史文献为“国故”的局限，将其拓展到地下出土实物。二、“国故”包含有“古代的真实情形”。他强调说:“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三、郭沫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跳出“国学”的范围，认清国学的真相。作者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认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社会,并综合了古史辨派和古史新证派的最新学术成果，使这本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奠基之作。
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对古史研究理论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作了阐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对殷以前的古史整理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即传说中之“尧、舜、禹”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传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女系本位转向男系本位的时代。这一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学术体系，是对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史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它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阐述了以人民为历史主体的历史观;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关于阶级斗争，作者着重于叙述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使得农民被迫起义，但农民起义只能起到有限的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过去史书中较少反映的生产斗争材料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也有所加强。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在于:既反对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又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开一代学术新风。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为指导撰写的中国通史。书中有两大问题震动了学术界。一，将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于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期之说引入中国古代史研究，为新史学建设开辟了科学而广阔的道路。二，西周封建论的提出，标明中国史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此外，这部著作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也给予了较详细的论述和应有的评价。作者最大限度地收集并加以利用考古资料说明历史诸多问题，将文献与考古资料互相参证，将中国秦汉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一、理论创新意义。作者在探讨“亚细亚的古代”的发展规律时，在肯定东西方古代都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提下，承认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话语体系。二、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注重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辨析，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指导下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史学术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有一些史著也以其严肃的治学态度与科学精神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如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等，各具特色，成一家之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具有广泛的影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与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撰写了新的著作，如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二、三编的修订本，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等。
“文革”时期的整整10年，史学遭到扼杀，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暗淡的一页。1976年“文革”结束后，史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史学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已故史学家所撰写的和主编的具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有：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文书》，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胡绳撰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白寿彝的《民族宗教论集》，谭其骧的《长水集》，史念海的《河山集》，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顾诚的《南明史》等。这些著述多角度、多方位地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研究的态势及其成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还有许多堪称名著的优秀之作，限于这本书的编纂体例未能入编。百年历史研究的启示
回顾百年中国史学，名著累累。从史学发展来看，1900-1999年，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世纪，是薪火相传、奋发有为的世纪。百年史学雄辩地说明，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极具生命力，它所昭示的历史内涵丰富而恢宏，所彰显的时代意义强烈而深刻。
第一，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是中国史学史上辉煌的一页。仅就学科发展而言，中国史学发展日臻成熟，在理论方法论、历史撰述、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研究与继承中国史学遗产、借鉴外国史学有益成分、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普及历史知识和进行历史教育等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与丰富，从而奠定了历史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的学术地位。20世纪的这些名著以其严肃的科学性、史料的丰富性、严谨的论证使人耳目一新。可贵的是，这一百年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史学家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显示了建立新的史学的勇气与创造精神。这些史著的作者所表现出的认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贡献，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是突出的，甚至是巨大的。至此，人们看到了中国史学从古至今的一脉相承，连绵不断，一浪高过一浪。史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显示出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范，成为史学界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后人继续前行。
第二，史学在社会进步、国家与民族命运、人生目标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学的作用存在模糊观念，而一代代史学工作者皓首穷经，苦心钻研，他们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史家们将史学的作用概括为这样几点:
1.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成败得失对于国家的治理有借鉴作用。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反映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在政治方面，尤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史学家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是当政者进行政治决策的重要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
2.人们可以通过史学认识历史，继承各种优秀的历史遗产，自觉提高历史意识，在现实中少犯或不犯错误。
3.通过学习历史，提高自己的德行、见识，丰富历史智慧，并以此为基础，以修身、治史、明道为目标，以有利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为归宿。
4.推动大众文化建设，通俗史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作用更大。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三，历史学培养了中华民族精神，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历史著作中蕴涵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的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景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0页)。李大钊的阐述极为深刻地表明了史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史学对于人格的塑造也有其独特的作用。《易·大畜》中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个古训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人们从历史中可以得到“德”，即得到道德、学识和智慧。简言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它的生命力是永存的。
第四，历史学学科的进步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进步。社会的变迁需要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传统学科对人们的影响是深刻、久远而广泛的。作为传统学科重要的一个方面，史学对于中国人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人们通过史家的努力，认识了进化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历史，分析历史，丰富了文化内涵，对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史学发展带来的人文精神的弘扬，对于社会进步、人的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是独具魅力的。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指导下开展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第五，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20世纪中国史学成就对新的世纪史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历史是发展的，人们对它的认识是没有穷尽的。20世纪的史家为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开启了入门的钥匙，但其研究深度与广度还有待后人不懈的努力。尤为重要的是，人们经历了20世纪不平凡的道路，感受到“文革”对史学的危害，以及非科学甚至伪科学的东西还时常作祟，这就给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提出新的任务，继续激浊扬清，还历史本来面目,为21世纪的中国史学再铸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的史学名著是新世纪史学走向繁荣的“源头活水”。
第六，史家的学术品格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学术界十分重视学术规范问题。人们对于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种种不规范问题忧心忡忡，企盼纯洁的学术心灵回归学人。20世纪的研究条件与今天相比要落后得多，而当年老一辈史家身上那种甘于寂寞、不为金钱诱惑、坐得住“冷板凳”的学术品格不因时过境迁而贬值，也不因市场经济的来临而黯然失色。当年如果他们没有这种学术品格所支撑，何以留下这些宝贵的史学名著呢？许许多多被人景仰的史学大家在清贫的生活、简陋的条件下，将毕生心血换得一部或几部传世之作于人间的胸襟与情怀，将与他们的著作一道熠熠生辉，长久地泽及社会，嘉惠后人。
抚今追昔，继往开来。当新的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走过新的百年的时候，史学界是否也应该留下无愧时代与前辈的宏篇巨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