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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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6-07-13]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  作者:梅雪芹 [字体:大中小]
时间:2006年03月16日 作者:梅雪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
摘 要:环境史学是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其研究内容主要是考察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明确的批判态度是其显著征候,尤其对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的批判最为集中和猛烈。目前的环境史学正突破始初的道德诉求和伦理色彩,深入到文明发展和环境变迁的动态过程之中,全面探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人类拯救地球家园并自救的探索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综合了新社会学与生态学取向并立足于具体研究的环境史学批判,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环境史学;《绿色世界史》;《自然之死》;《尘暴》;环境问题
美国著名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将环境史称为21世纪的"新史学"[1]。如果我们将这一论断置于西方史学史的范畴来理解,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可以表明环境史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继承与发展,由此,我们能更好地把握环境史的学术地位。其一,环境史属于"新史学",具有不同于西方传统史学的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共同特征;其二,环境史属于21世纪的"新史学",具有不同于西方20世纪新史学的某些趋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以及批判思想等方面都有明确的体现。本文侧重于从后者来理解环境史。已有学者指出,将景观史学或历史地理学这类较早的环境史变体与我们现在所称的环境史相区分的,是前者缺乏一种明确的批判态度①。换句话说,"明确的批判态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的一个显著征候。因此,梳理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认识其要点、缘由和意义,就是必要的。
环境史学的批判表现在其研究的诸多领域。在此,笔者主要以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和沃斯特的《尘暴》等著作为例,来具体认识西方一些著名的环境史学家是如何进行历史批判的。
英国环境史学家庞廷的书全名为《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2],仅看书名,就知道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史著作。因为以往的世界史著述大都存在一个基本倾向,即"往往都以发展为主线,或未意识到,或倾向于否认生态因素的重要性,不能使人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3](P5),"历史学家应该越过发展,而把生态过程作为世界史著述的一条主线,把人类事件放在生态系统的背景之下进行叙述,探讨每一个时代人类事件与自然交相作用的历史"[3](P9)。庞廷的《绿色世界史》无疑已"越过发展",它打破了历史仅仅是人类单边行为的编纂模式,将环境置于叙述的中心。由此我们看到,人类文明的进程第一次没有成为史家称颂的对象,环境或"绿色"才是该书的主角。书的副标题"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即阐明了全书的主要内容:从环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的综合考察,主要是考察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在庞廷看来,这才是人类历史中那些真正具有基础性的事情。在此基础上,庞廷对人们所熟知的世界历史的篇章作了新的考察和阐释,介绍并强调了与我们的传统理解颇为不同的观点。譬如,对最早的人类群落的生存方式--采集和狩猎的看法,对农业文明起源的看法,对罗马帝国衰落的解释等等。这种全景式的综合考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批判思想,其中最为突出且意义深远的,当是作者对"欧洲人看待自己周围世界的那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主流经济学思想所作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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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马特·奥斯本:《在英国环境史领域中播种》(Matt Osborn, 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 ), http:// www. h-net. 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 htm.
对于构成"欧洲世界观"的要素,庞廷做了这样的归纳:"这样一种世界观由许多不同的传统组成--哲学的、宗教的和科学的--它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加入进来。欧洲人已把人类视为处在一种特殊的位置上,在那个分离的‘自然世界‘之外,高于它,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去开发这个自然世界。科学思想的影响可以在那种占优势的约简思维方式上看出--强调观察和理解一个系统的各个部分,而不是关注其整体。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物质性地位和知识水平已经超过了那些前辈,并把这称之为‘进步‘。"更高的物质消费水平和更强大的改变自然世界的能力被视为是重大的进展。进步被定义为有利,是所有的人类社会在未来都应该去追求的东西,所以,进步在根本上就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了[2](P179-180)。庞廷的分析揭示了近二三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即人类对经济增长的追求甚至迷恋,以为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加将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的幸福。因此,在最近这两百年中一直为西方工业社会所广泛接受的,是被称为古典经济学的设想。这一学派的学者,如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把物品的生产放在了经济的中心。所以,从一开始起,经济学家们就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生产的组织之上--对此起作用的各种因素(土地、劳力和资金)是如何相互作用的"[2](P174)。"然而。古典经济学(及其由此而来的现代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凯恩斯主义和极端自由派经济学)中有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它们全都忽略了资源消耗的问题,而仅仅是在处理不同的竞争方之间资源分配这个第二位的问题。它们至关重要的缺陷在于把地球上的资源视为像资金一样--是可以转变为利润来源的资产配置。树木、野生动物、矿产、水和土地都被视为是商品,可以卖或者是进一步加工。"[2](P175)它们的价格仅仅是榨取这些资源而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花费而已。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地球上的资源不仅稀少而且有限"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被忽视的,因此。建立在它之上的经济体系就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去尽量使用他所能获取的任何资源。后来,经济学家们还发展出"国民生产总值(GNP)"术语作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数量的测量。现在,一种经济是否成功,通常就以 GNP的增长速度来判断。然而,GNP界定的方式却有着一些缺陷,对此,庞廷指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譬如,以GNP来测量一种经济的规模,其中却包含了许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没有益处的东西;GNP的计算没有把一些形式的生产的社会成本考虑在内,如更高的污染水平或者更严重的交通堵塞和延误等;"就长期而言,GNP的观念没有考虑到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其水平是不是在任何一个时候事实上都是人们想要的,或者是可以维持的,更不必说未来的持续增长了"[2](P176)。从庞廷的分析中我们了解到,现有的经济核算和统计方法并没有把环境的投入(包括自然资源的投入、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存指数的降低)计算在内,被统计进来的甚至有许多是虚数和负数,因此所显示出来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而且极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当然,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及其在今天享有的一种世界性的统治地位,是经历了历史的发展的。对此,庞廷也作了考察。而就有关欧洲或西方人的自然观念演变的反思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的美国环境史学家及女性主义研究者麦茜特的《自然之死》最具特色。
《自然之死》一书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总的来说。应被看作一本以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建构的自然概念演变史。麦茜特说到:"广义的女性主义的历史学,要求我们用平等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重新审视的目光不只是妇女的,而且也是社会的和种族群体的,是来自自然环境的,这些从前都被作为下层的资源所忽视,但西方文化和它的进步却都建立在它们之上。从一个女性主义视角来写历史就是要推翻这一切,从底层看社会结构,打翻主流价值。"[4](导论,P2)为此,《自然之死》对"科学革命"做了"一次批判的再评说"。它要颠覆"科学革命"以来以男权(父权)为中心的机械主义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一直在指导着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而这种剥削导致了一个活生生的自然的死亡。麦茜特服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将"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并置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对由来已久的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思想观念进行剖析与反思。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概念同性别概念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和社会的范畴,是随着文化、历史以及时代而发生变化的。《自然之死》所描述的正是人们关于自然观念的历史变化--从有机论到机械论。今天,某种新的观念正在取代支配着过去300年的西方文化的机械形象。从历史发展来看,有机论的自然观在古代思想体系中可以找到其哲学先驱。"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汁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自然作为女性的另一种与养育者形象相反的形象也很流行:即不可控制的野性的自然,常常诉诸暴力、风暴、干旱和大混乱……随着‘科学革命‘的推进和自然观的机械化与理性化,地球作为养育着母亲的隐喻逐渐消失,而自然作为无序的这第二个形象唤起了一个重要的现代观念,即驾驭自然(power over nature)的观念。两种新的观念,即机械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成了现代世界的核心观念。"[4](P2)在麦茜特看来,"地球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作为养育者母亲的形象,对人类行为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强制力"[4](P3)。因为对自然的这一具有某种规范性含意的描述性陈述具有了"应该"的道德负荷,当人类出于商业目的对有生命有感觉的母亲--地球进行戕害时。就应当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古代哲学中的这种有机自然观在文艺复兴时代发展成一系列关于自然的有机论哲学,"它们的共同前提是,宇宙的所有部分都处在一个有机整体中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从‘自然的亲和力‘导出的所有的东西通过相互吸引或爱而联结在一起。自然界的所有部分都互相依赖,每一部分都反映出宇宙其余部分的变化。世界各个部分的紧密结合不仅含有共同滋养和成长的意思,也含有共同承受痛苦的意思"[4](P111)。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自然的这种隐喻暗含着道德约束或道德许可意义,决定着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从而扮演着伦理规范的角色。然而,16、17世纪的生态、商业、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催生了一种取代"有机论"自然观的机械论哲学。"机械论观点把自然看做死的,把质料看做被动的,所以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4](P114)这种机械论就构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近代西方社会和文化试图操纵和控制自然的理论根据。"在研究我们当前环境困境的根源及其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相关性时,我们必须再次考察这样一个世界观和科学的构成,它们通过将实在概念化为一架机器而不是一个活的有机体,而认可了对自然和妇女的支配。像弗兰西斯·培根、威廉·哈维、勒内·笛卡尔、托马斯·霍布斯和伊萨克·牛顿这些近代科学的创建之‘父‘的贡献,必须重新评估。"[4](导论,P3)这样,因为考察视角的转换,我们就从《自然之死》中看到了诸多对人们一贯视之为真理的知识和观念的批判,譬如对最著名的"现代科学之父"培根的评判。"培根一直被誉为现代研究概念的首倡者,工业科学和皇家学会(1660年)内在精神的哲学家,以及归纳方法的奠基人……然而,从自然、妇女和社会较低等级的视角看来,培根就不具有这种使人欣赏的形象了,就产生出对他最终有利于男性中产阶级企业家的纲领的批判。"[4](P181)这种批判,是针对"在自然和社会中实行市场经济的modus operandi(操作方法)所带来的竞争、侵略和支配所造成的代价"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