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 之 普京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1）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
关于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物和他实行的所谓“改革”，我们国内已有很多评述。相当多的论者对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也有人肯定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加以赞扬。这种认识上的差别和评价上的分歧，当然主要来源于各人的立场和观点的不同，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性格的矛盾性和问题的复杂性造成的。现在离戈尔巴乔夫搞垮苏联和他自己下台已经有十六七个年头了。在时间上拉开一点距离来看那时发生的事情，似乎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本章试图把这个人物及其活动放到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着重说明他的思想政治观点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探究其历史渊源，揭示他实行所谓的“改革”的动机和真实目的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和手段。这样做将有助于进一步认清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和他实行的“改革”的本质，对他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更好地从他造成的历史大悲剧中吸取教训。
一
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出生在大高加索山北侧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出生前后，正值农业集体化运动。他的祖父不参加集体农庄，坚持单干，而外祖父却是当地集体化的带头人，表现得甚为积极。1934年祖父以“怠工”的罪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伐木，因表现不错获准提前回到了老家。外祖父则在1937年大清洗高潮中被诬陷为托洛茨基分子而遭关押，最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外祖父能正确对待，没有责怪苏维埃政权，仍努力工作。但是这些事却在已开始懂事的戈尔巴乔夫的心灵上留下了第一道伤痕，他一直没有忘记，事隔50多年还去查看有关的档案，并且在回忆录和一些著作里一再提起它。
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谢尔盖是当地农机站的机务人员。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随部队转战各地，曾多次立功受奖，并且在火线上加入了共产党。战后他回到故乡，重操旧业，工作甚为出色。1947年他因驾驶联合收割机超额完成脱粒任务而荣获列宁勋章，1976年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戈尔巴乔夫在回首往事时说，外祖父和父亲为他“树立了精神上的典范”，实际上他并没有从先辈那里学到什么，后来却背叛了他们献身的事业。他少年时代的朋友雅科文科这样说过：要是谢廖沙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谢尔盖的昵称。大叔知道他的儿子对国家、对他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国家所做的那些事，一定会亲手把他……见В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译本（原名为《宝座的坍塌--戈尔巴乔夫肖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28页。戈尔巴乔夫上的是本地的乡村学校，他在战争期间曾一度中断学业，战后则一边上学，一边帮父亲在联合收割机上干活，曾于1947年获劳动红旗勋章。他学习也很努力，毕业时获银质奖章。他关心政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学习期间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他像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对斯大林充满崇敬之情，在题为《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光荣，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翱翔》的毕业作文里抒发了这种感情。这篇作文得了最高分，并作为范文向以后的几届毕业生展示。
1950年中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被苏联的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录取，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正是斯大林逝世前后的一个酝酿着变动和转折的时期。从国际上说，当时西方开始采取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鼓励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演变，把实现它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他们利用大众传媒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进行思想渗透，在这些国家挑起矛盾和制造混乱，培植亲西方势力。这些做法开始初见成效。而在苏联国内，到斯大林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愈来愈多，一部分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有所增长，产生了改变现状的要求，这使得他们易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开始露头，这在当时的莫斯科大学表现得比较明显。学生们常常举行会议讨论各种问题，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当时的哲学系学生、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妻子的赖莎称这些会议为“'解冻'的先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这种自由化的倾向开始形成为一股被称为“解冻”的浪潮。从边远地区农村来到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他在学习专业知识之余，贪婪地阅读各种过去读不到的书籍，开始接受西方的观点，参加各种大学生的集会，在会上发表宣扬自由民主和抨击时弊的言论，而且措辞激烈。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当时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后来成为作家的别利亚耶夫1991年与他见面时曾说，那时几乎把他当成后来所说的“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他太激进。戈尔巴乔夫说自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已经形成”。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2）
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甚至已把改变现行制度作为他奋斗的目标。我们知道，俄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赫尔岑和他的好友奥加廖夫曾在莫斯科城郊的麻雀山上发誓要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斗争。这座麻雀山在苏维埃时代改名为列宁山，莫斯科大学的新校舍就建在这里。曾在“改革”后期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副主席、与戈尔巴乔夫有过密切接触的乌克兰作家奥列依尼克说过，戈尔巴乔夫承认，当年他与某人一起在自己的“麻雀山”散步时，也发誓要破坏掉苏联的“这个腐朽的制度”。见《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4期，第28页。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五年间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950年夏天首次跨入莫霍瓦亚大街莫斯科大学旧址。大楼的那个“工农青年”和五年后准备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莫大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判若两人。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携他的妻子赖莎回到了他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他按照所学专业先被安排到当地的检察机关，随即转到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工作，担任宣传鼓动部部长。不久，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大反斯大林。戈尔巴乔夫赞成赫鲁晓夫的做法，认为这是“大无畏的行为”。他作为共青团宣传部门的领导人曾组织人员到各地宣讲二十大精神，同时自己带头这样做，表现得甚为积极。1958年10月，赫鲁晓夫到斯塔夫罗波尔给边疆区授勋，戈尔巴乔夫初次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这位英雄，仔细观察了他的行为举止，发现他坦率真诚，具有独特的人民性和与所有人打交道的愿望。到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已升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作为代表出席，亲眼目睹了赫鲁晓夫再次掀起的反斯大林的浪潮及其导演的把斯大林的灵柩从陵墓中迁出的闹剧，亲耳聆听了“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呓语以及“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宏论，心里自然是赞成的，而且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了。尽管后来他认为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时还受“某种刻权公式的束缚”，未能揭露所批判的现象的“深层基础”，但是充分肯定赫鲁晓夫的“胆略和勇气，果断和逆流而上的勇气”。他还说：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是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苏共二十大无论是对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还是对国际关系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以及在它之后召开的二十二大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以及所制定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和路线，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对刚走上生活道路和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就属于这样的年轻人。他多次谈到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是所谓的“六十年代人”。“二十大的产儿”和“六十年代人”指的都是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从斯大林逝世到60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例如他在1994年就说过：“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地丢掉。后来的一代改革者认为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并不是偶然的。”《自由思想》1994年第10期，第19页。当然他是把自己归入“后来的一代改革者”之列的。他又说：“要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和您，弗拉基米尔·叶梅利扬诺维奇弗拉基米尔·叶梅利扬诺维奇指作家、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都是六十年代人！”。2001年他在接受灯塔电台采访时宣称：“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二十大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转折。”近来他又指出他这一代人的政治活动发端于苏共二十大，开展于60年代，因而称为“六十年代人”。
这一代人遍布了党政机关和知识界，后来他们在演变过程中大致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公开发表他们的政治观点，也就是说成为所谓的“体制外的反对派”，后来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曾对他们实行压制和镇压的政策。不少人被迫流亡国外，有的人直接成为西方进行反苏宣传的帮手。另一种人虽然也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希望改变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们不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表露出来，决定留在体制内部，从内部来改变这个制度。“改革”年代一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的雅科夫列夫在接受《消息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自己丧失信念的经过以及他为什么留在体制内并担任重要职位的原因：当然啰，应当设法把它（指苏维埃制度。--引者）搞掉。有不同的途径，譬如说，走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但是这是毫无希望的。当时应当在内部活动。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应该说，这既是像他这一类人的共识，也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于1999年在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消灭共产主义，消灭对人的无法容忍的专政，是我整个一生的目标。我的妻子对我表示完全赞同，她甚至比我更早地明白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内和国家里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我的妻子一直总是敦促我继续不断地占据国家里越来越高的地位。有人曾对此演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根据了解，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发表过演讲，而演讲的记录稿曾在东欧和俄罗斯几家报刊发表过。由于是不同的人记录的，又经过翻译，在文字表达方面有些差异，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这里戈尔巴乔夫强调“消灭共产主义”是他“整个一生的目标”，而不提他早年曾相信过它和后来抛弃它的事实，这大概是为了向他的同道们说明他是“先知先觉”，要比他们“高明”，同时像利加乔夫所说的那样，也为了“不想被打上'背叛者'、'叛徒'的烙印”。至于说到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在妻子的敦促下努力向上爬这一点，完全符合实际，他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他不仅要比持不同政见者聪明得多，而且也比雅科夫列夫更进一步。雅科夫列夫只讲到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戈尔巴乔夫则提出占据高位，篡夺领导权，自上而下改变整个制度的问题。前持不同政见者、著名哲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早在1978年就这样说过：苏维埃结构中最容易攻破的地方是苏共中央。如果一个亲西方的人当了总书记，那么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有可能在几个月内被消灭掉。当然，季诺维耶夫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引起人们的重视，说这话时不免带有几分夸张，但是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确实只过了短短的几年，苏维埃制度就被他搞垮了。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3）
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一条最无风险的平坦大道。走这样的道路的人不必担惊受怕，不会像持不同政见者那样受到批判、流放和关押，相反，常常以卫道者的面目出现，批判别人；他们由于手中掌握越来越大的权力，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支配别人的命运；他们可以尽情享受各种待遇和特权，过着一般人梦想不到的优裕生活，而且惠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属。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把自己真实思想和意图深深埋在心里，想方设法将其掩盖起来；必须坚决贯彻上级的任何指示，至少也要做到阳奉阴违；必须抛掉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学会伪装，学会说假话或者跟着说空话和套话，甚至摆出教育者的姿态，开导别人。而最重要的一条是迎合巴结领导，取得领导的信任，以得到提拔和重用。如同雅科夫列夫自述那样，他们这一类人“过着三重的生活：想的是一套，说的是另一套，而做的则是第三套”应该说，这一类人是苏维埃制度产下的怪胎，是埋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定时炸弹，是它最危险的敌人。
作为“六十年代人”的代表的戈尔巴乔夫，在同类人当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他出身农民家庭，经历无可挑剔，名牌大学毕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后来又上了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的函授班，使得自己的知识更加全面。他年轻力壮，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同时为人机敏，能迅速领会领导意图，并能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因此从他跨入政界后就受到重用，可以说一帆风顺。1960年库拉科夫出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把他提升为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接着又让他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工作部部长这一重要职务。1964年库拉科夫上调中央后，仍不忘这位老部下，戈尔巴乔夫能在1968年和1970年先后顺利地当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支持。
斯塔夫罗波尔境内高加索山麓下有许多矿泉，建有许多矿泉疗养院。不少党政要人常到这里来疗养。这为当上了所谓的“疗养地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提供了结交上层人士的机会。他热情接待这些前来疗养的领导人，与他们建立了私人关系，得到了他们的照顾、支持和培植。在这些领导人当中，对他此后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安德罗波夫。
安德罗波夫也是斯塔夫罗波尔人，常到老家来休息和疗养。戈尔巴乔夫是在1969年认识这位政治局委员和克格勃主席的，很快两人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在回忆录里曾说过：“我同安德罗波夫是老朋友，两家的关系也很好。我同他多次无拘无束地交谈过，我们的观点一致。”显然，安德罗波夫是器重戈尔巴乔夫的，这使得后者在苏共上层除了库拉科夫外，又多了一个靠山。
1978年，库拉科夫突然死亡，苏共中央需要物色一个接替他职位的人，戈尔巴乔夫成为填补空缺的第一人选。但是高级领导人产生的程序要求总书记亲自与其谈话，当面“相亲”。这时正好勃列日涅夫由契尔年科陪同到阿塞拜疆的巴库去授勋，途经斯塔夫罗波尔的矿水城，于是正在老家休养的安德罗波夫带着戈尔巴乔夫到车站去迎接，四人在站台上漫步时作了简短的交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四位现任的和未来的总书记的会见”。有人认为这次会见是安德罗波夫安排的。这样事情就决定下来了，戈尔巴乔夫于1978年11月调到苏共中央担任负责农工综合体的书记。一年后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再过一年又升任政治局委员，进入了苏共领导的最高层。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为新任总书记的亲信，地位大大加强，实际上成为党内的第二把手。在有些人眼中，他几乎成为将要继承王位的王子。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谈到，安德罗波夫于1982年底曾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知道吗，米哈依尔米哈依尔是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你不要把自己的职责范围局限在农业方面。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总之，你要像万一有一天需要你挑起全副担子那样去干。我这话是认真的。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做好接他的班的准备。但是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的。根据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安德罗波夫在去世前两三个月曾在小圈子里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但是这位曾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目光敏锐的总书记毕竟没有完全看清戈尔巴乔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和曲意逢迎他的真实意图，帮助此人一步步爬上权力的顶峰。曾任戈尔巴乔夫顾问的格拉乔夫这样写道：“安德罗波夫上班时四处搜寻体制的敌人和反对派，并往往采取最强硬的方式将其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而在下班后精心培育、反复训练、准备让其充当自己接班人角色的，也许就是那个唯一真正有效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嘲弄”。而登上权力顶峰后的戈尔巴乔夫对安德罗波夫并不抱丝毫感激之情，相反，听到有人赞扬这位已故总书记时感到妒忌和愤怒。据曾任总书记助理和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的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有一次忍不住说道：安德罗波夫为国家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你想想，对这位前克格勃主席、这位把持不同政见者投入监狱和精神病院并把不少人赶到国外去的人，国内大众传媒为什么不把他彻底搞臭呢？就因为他是“两面派”，所以国内外的人都把他当成自家人而不侮辱他。大概这个指责别人是两面派的人忘记了自己心怀异志、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种种表演，忘记了自己作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曾把一个名叫萨德科夫的持不同政见者批得“体无完肤”的往事，应该说，他本人恰恰是地道的两面派。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戈尔巴乔夫失去了靠山，一度地位有所下降。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重病缠身，党的上层在继承人问题上展开了明争暗斗。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对契尔年科的忠诚和对政治局同仁的尊重；另一方面加紧做继任的准备。但是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时，关于谁当继承人的问题尚不明朗。戈尔巴乔夫正当盛年，精力充沛，用某些人的话来说，他走路不用人搀扶，说话口齿清楚，在被称为“养老院”的政治局里显得比较突出，单凭这一点就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但是仍然有潜在的竞争者。当时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主张推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他后来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当时情况比较复杂，“本来有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决定”，“曾经有过这种现实的危险性”。情况确实如此。在契尔年科去世的当天晚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未能就继承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开始了紧张的幕后活动。处于事件中心的利加乔夫与政治局元老葛罗米柯交换了意见，与他达成了共识，并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其中很多人是中央委员）中做工作。戈尔巴乔夫还亲自出马，在政治局开会前二三十分钟与葛罗米柯见面，表示希望与他一起工作，其中也包括“在另外的岗位上工作”。这意思是说，如果葛罗米柯推举他当总书记，作为酬报，可以让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条件，在3月1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发言，提议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他的发言，如同利加乔夫所说的那样，成了“定音锤”，原来持有不同意见的委员不好再说什么，他们纷纷表态，支持葛罗米柯的建议。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代表政治局建议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建议被通过了。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能顺利地登上权力的顶峰，他与葛罗米柯之间的政治交易起了一定作用。
在中央全会进行选举的前一天夜里，戈尔巴乔夫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家里后，对他的妻子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根据赖莎的回忆，当时他说，“明天召开中央全会，可能提出让我领导党的问题”。说完陷入了沉思，继而喃喃自语：“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多年，到莫斯科这儿干了七年。任何宏伟重大的成熟了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仿佛有一堵墙。生活早就提出了要求！”最后他说：“不，再也不能这么生活了。”赖莎·戈尔巴乔娃：《我希望……》，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3，第7页。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他同妻子的那次谈话。这一番内心表白说明，这个一直想从内部破坏掉他所憎恨的制度的人对自己多年来无所作为感到不满，对这个制度下的生活已无法忍受，如果他上台，他就要彻底改变它。现在他觉得时机就要到来了，他要行动了。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4）
二
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就迫不及待地搞他的“改革”。他在1985年4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说：生活和它的发展促使我们必须继续变化和改革（着重号是引者加的），争取达到社会的新的质的状态，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新的质的状态。这里他讲到“改革”时，用的是俄文“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同年6月11日，他在题为《党的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的报告中谈到“改革”时，才使用“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来表示。在这之后，这个术语才逐渐固定下来。我们知道，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的直义是“改建”、“重建”，其转义才表示“改变”、“改造”、“改组”、“改革”等意思。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米洛斯拉夫斯基曾就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他说：“如果我们能进行语言学分析，那么很快就能明白，'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表示'建成另一种样子，使得不像以前那样'。但是如果是建成另一种样子，那么就要问：究竟建成什么样？”他还说，“应当请那些发明这个词的人解释清楚：他们究竟打算建成什么样的另一种样子？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意图说成积极的和创造性的，那么这大概只证明我们的幼稚、愚蠢、没有受过教育和理想主义”。照这位语言学家的分析，戈尔巴乔夫使用的这个术语包含着改变现行制度的意图，只不过当时没有说得更加明确罢了。根据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的闭幕词中的说法，“改革”的思想是在1985年4月提出的，苏共二十七大和1987年苏共中央1月全会加以详细阐述，到这次全会“形成了完整的设想”。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实行“改革”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首先，做组织上的准备。戈尔巴乔夫嘴里唱着“民主化”的高调，可是仍因袭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传下来的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拉帮结派的陋习。在他的策划下，1985年苏共中央7月全会解除了曾可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的罗曼诺夫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把他的朋友谢瓦尔德纳泽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迫使没有跟他走的吉洪诺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接着召开的苏共中央10月全会又解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莫斯科作为首都，其地位特别重要，戈尔巴乔夫不顾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强烈反对，派叶利钦（当时他还认为此人是自己人）到那里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以取代不是自己人的格里申。在苏共二十七大召开前，多数加盟共和国举行了党代表大会，改选了领导机构。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19人。二十七大对全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新人在中央委员中占44％，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占69％。而戈尔巴乔夫还觉得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变动得太小，并为此感到后悔。政治局和书记处也大换班，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的地位有所上升，前者先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后者则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里特别要讲一下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三人集团的形成，因为这个集团在“改革”进程中（尤其是在前期）起了特殊的作用。1983年，雅科夫列夫从驻加拿大大使的任所回国休假时，要当时担任主管农工综合体的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博尔金劝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去看看那里的农业，因为他认为那里的农业效益非常好，而且劳动方式也是可以接受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很快接到了加拿大政府的邀请，并于5月中旬成行。就在这次访问时，他同雅科夫列夫进行了深谈，而且谈得很投契。回国后，提出要把雅科夫列夫调回国内。在他的坚持下，雅科夫列夫不久就回国担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雅科夫列夫步步高升，到1987年6月当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领导核心。雅科夫列夫早在加拿大时就搞了一个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计划。据博尔金说，雅科夫列夫在主持戈尔巴乔夫的智囊团的工作后，确定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概念和制订了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并长期领导写作班子的工作，总书记的报告和讲话中的主要提法其实都是他的发明。因此人们称他为“改革的设计师”。尽管“改革”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和负责过意识形态工作的В梅德维杰夫不同意把雅科夫列夫说成改革的“真正倡导者和设计师”，但是此人对“改革”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前期）是毋庸置疑的。
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曾同属所谓的“团派”。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做共青团的工作，据戈尔巴乔夫说，他在1954年召开共青团十二大时就认识了谢瓦尔德纳泽，可以说他们是老相识了。后来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当过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的共青团领导人，常有接触，建立起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因此戈尔巴乔夫深信“对于许多关键的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国家政策的问题，我们会有共同的立场”。上面说过，戈尔巴乔夫为了取得葛罗米柯的支持，与这位长期负责外交工作的元老达成一项政治交易，答应让他担任礼仪性的职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招甚为高明，一方面他在葛罗米柯的支持下达到了登上总书记宝座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剥夺了这位老人领导外交的权力，把这项工作交给毫无外交经验的老朋友谢瓦尔德纳泽负责，使自己能在这方面放开手脚地干。
这个三人集团是“改革”的主要策划者和推行者。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不知道怎么可以把我们分开，最初的改革计划可是我们三个人啊。我们不知在一起讨论了多少次，商量了多少次。三人曾经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相互配合，紧密合作。尽管后来他们分开了，谢瓦尔德纳泽于1990年12月不打招呼就宣布辞职，雅科夫列夫也与戈尔巴乔夫发生了一些分歧，但是搞垮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等大事基本上是他们共同策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