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赫鲁晓夫到普京之戈尔巴乔夫

从赫鲁晓夫到普京之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 （1）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
　　关于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物和他实行的所谓“改革”，我们国内已有很多评述。相当多的论者对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也有人肯定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加以赞扬。这种认识上的差别和评价上的分歧，当然主要来源于各人的立场和观点的不同，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性格的矛盾性和问题的复杂性造成的。现在离戈尔巴乔夫搞垮苏联和他自己下台已经有十六七个年头了。在时间上拉开一点距离来看那时发生的事情，似乎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本章试图把这个人物及其活动放到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着重说明他的思想政治观点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探究其历史渊源，揭示他实行所谓的“改革”的动机和真实目的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和手段。这样做将有助于进一步认清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和他实行的“改革”的本质，对他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更好地从他造成的历史大悲剧中吸取教训。
　　一
　　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出生在大高加索山北侧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出生前后，正值农业集体化运动。他的祖父不参加集体农庄，坚持单干，而外祖父却是当地集体化的带头人，表现得甚为积极。1934年祖父以“怠工”的罪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伐木，因表现不错获准提前回到了老家。外祖父则在1937年大清洗高潮中被诬陷为托洛茨基分子而遭关押，最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外祖父能正确对待，没有责怪苏维埃政权，仍努力工作。但是这些事却在已开始懂事的戈尔巴乔夫的心灵上留下了第一道伤痕，他一直没有忘记，事隔50多年还去查看有关的档案，并且在回忆录和一些著作里一再提起它。
　　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谢尔盖是当地农机站的机务人员。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随部队转战各地，曾多次立功受奖，并且在火线上加入了共产党。战后他回到故乡，重操旧业，工作甚为出色。1947年他因驾驶联合收割机超额完成脱粒任务而荣获列宁勋章，1976年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戈尔巴乔夫在回首往事时说，外祖父和父亲为他“树立了精神上的典范”，实际上他并没有从先辈那里学到什么，后来却背叛了他们献身的事业。他少年时代的朋友雅科文科这样说过：要是谢廖沙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谢尔盖的昵称。大叔知道他的儿子对国家、对他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国家所做的那些事，一定会亲手把他……见В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译本（原名为《宝座的坍塌--戈尔巴乔夫肖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28页。戈尔巴乔夫上的是本地的乡村学校，他在战争期间曾一度中断学业，战后则一边上学，一边帮父亲在联合收割机上干活，曾于1947年获劳动红旗勋章。他学习也很努力，毕业时获银质奖章。他关心政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学习期间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他像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对斯大林充满崇敬之情，在题为《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光荣，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翱翔》的毕业作文里抒发了这种感情。这篇作文得了最高分，并作为范文向以后的几届毕业生展示。
　　1950年中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被苏联的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录取，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正是斯大林逝世前后的一个酝酿着变动和转折的时期。从国际上说，当时西方开始采取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鼓励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演变，把实现它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他们利用大众传媒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进行思想渗透，在这些国家挑起矛盾和制造混乱，培植亲西方势力。这些做法开始初见成效。而在苏联国内，到斯大林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愈来愈多，一部分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有所增长，产生了改变现状的要求，这使得他们易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开始露头，这在当时的莫斯科大学表现得比较明显。学生们常常举行会议讨论各种问题，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当时的哲学系学生、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妻子的赖莎称这些会议为“'解冻'的先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这种自由化的倾向开始形成为一股被称为“解冻”的浪潮。从边远地区农村来到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他在学习专业知识之余，贪婪地阅读各种过去读不到的书籍，开始接受西方的观点，参加各种大学生的集会，在会上发表宣扬自由民主和抨击时弊的言论，而且措辞激烈。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当时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后来成为作家的别利亚耶夫1991年与他见面时曾说，那时几乎把他当成后来所说的“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他太激进。戈尔巴乔夫说自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已经形成”。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2）

　　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甚至已把改变现行制度作为他奋斗的目标。我们知道，俄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赫尔岑和他的好友奥加廖夫曾在莫斯科城郊的麻雀山上发誓要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斗争。这座麻雀山在苏维埃时代改名为列宁山，莫斯科大学的新校舍就建在这里。曾在“改革”后期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副主席、与戈尔巴乔夫有过密切接触的乌克兰作家奥列依尼克说过，戈尔巴乔夫承认，当年他与某人一起在自己的“麻雀山”散步时，也发誓要破坏掉苏联的“这个腐朽的制度”。见《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4期，第28页。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五年间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950年夏天首次跨入莫霍瓦亚大街莫斯科大学旧址。大楼的那个“工农青年”和五年后准备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莫大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判若两人。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携他的妻子赖莎回到了他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他按照所学专业先被安排到当地的检察机关，随即转到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工作，担任宣传鼓动部部长。不久，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大反斯大林。戈尔巴乔夫赞成赫鲁晓夫的做法，认为这是“大无畏的行为”。他作为共青团宣传部门的领导人曾组织人员到各地宣讲二十大精神，同时自己带头这样做，表现得甚为积极。1958年10月，赫鲁晓夫到斯塔夫罗波尔给边疆区授勋，戈尔巴乔夫初次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这位英雄，仔细观察了他的行为举止，发现他坦率真诚，具有独特的人民性和与所有人打交道的愿望。到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已升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作为代表出席，亲眼目睹了赫鲁晓夫再次掀起的反斯大林的浪潮及其导演的把斯大林的灵柩从陵墓中迁出的闹剧，亲耳聆听了“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呓语以及“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宏论，心里自然是赞成的，而且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了。尽管后来他认为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时还受“某种刻权公式的束缚”，未能揭露所批判的现象的“深层基础”，但是充分肯定赫鲁晓夫的“胆略和勇气，果断和逆流而上的勇气”。他还说：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是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苏共二十大无论是对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还是对国际关系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以及在它之后召开的二十二大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以及所制定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和路线，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对刚走上生活道路和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就属于这样的年轻人。他多次谈到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是所谓的“六十年代人”。“二十大的产儿”和“六十年代人”指的都是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从斯大林逝世到60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例如他在1994年就说过：“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地丢掉。后来的一代改革者认为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并不是偶然的。”《自由思想》1994年第10期，第19页。当然他是把自己归入“后来的一代改革者”之列的。他又说：“要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和您，弗拉基米尔·叶梅利扬诺维奇弗拉基米尔·叶梅利扬诺维奇指作家、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都是六十年代人！”。2001年他在接受灯塔电台采访时宣称：“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二十大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转折。”近来他又指出他这一代人的政治活动发端于苏共二十大，开展于60年代，因而称为“六十年代人”。
　　这一代人遍布了党政机关和知识界，后来他们在演变过程中大致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公开发表他们的政治观点，也就是说成为所谓的“体制外的反对派”，后来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曾对他们实行压制和镇压的政策。不少人被迫流亡国外，有的人直接成为西方进行反苏宣传的帮手。另一种人虽然也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希望改变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们不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表露出来，决定留在体制内部，从内部来改变这个制度。“改革”年代一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的雅科夫列夫在接受《消息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自己丧失信念的经过以及他为什么留在体制内并担任重要职位的原因：当然啰，应当设法把它（指苏维埃制度。--引者）搞掉。有不同的途径，譬如说，走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但是这是毫无希望的。当时应当在内部活动。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应该说，这既是像他这一类人的共识，也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于1999年在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消灭共产主义，消灭对人的无法容忍的专政，是我整个一生的目标。我的妻子对我表示完全赞同，她甚至比我更早地明白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内和国家里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我的妻子一直总是敦促我继续不断地占据国家里越来越高的地位。有人曾对此演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根据了解，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发表过演讲，而演讲的记录稿曾在东欧和俄罗斯几家报刊发表过。由于是不同的人记录的，又经过翻译，在文字表达方面有些差异，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这里戈尔巴乔夫强调“消灭共产主义”是他“整个一生的目标”，而不提他早年曾相信过它和后来抛弃它的事实，这大概是为了向他的同道们说明他是“先知先觉”，要比他们“高明”，同时像利加乔夫所说的那样，也为了“不想被打上'背叛者'、'叛徒'的烙印”。至于说到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在妻子的敦促下努力向上爬这一点，完全符合实际，他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他不仅要比持不同政见者聪明得多，而且也比雅科夫列夫更进一步。雅科夫列夫只讲到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戈尔巴乔夫则提出占据高位，篡夺领导权，自上而下改变整个制度的问题。前持不同政见者、著名哲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早在1978年就这样说过：苏维埃结构中最容易攻破的地方是苏共中央。如果一个亲西方的人当了总书记，那么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有可能在几个月内被消灭掉。当然，季诺维耶夫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引起人们的重视，说这话时不免带有几分夸张，但是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确实只过了短短的几年，苏维埃制度就被他搞垮了。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3）

　　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一条最无风险的平坦大道。走这样的道路的人不必担惊受怕，不会像持不同政见者那样受到批判、流放和关押，相反，常常以卫道者的面目出现，批判别人；他们由于手中掌握越来越大的权力，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支配别人的命运；他们可以尽情享受各种待遇和特权，过着一般人梦想不到的优裕生活，而且惠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属。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把自己真实思想和意图深深埋在心里，想方设法将其掩盖起来；必须坚决贯彻上级的任何指示，至少也要做到阳奉阴违；必须抛掉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学会伪装，学会说假话或者跟着说空话和套话，甚至摆出教育者的姿态，开导别人。而最重要的一条是迎合巴结领导，取得领导的信任，以得到提拔和重用。如同雅科夫列夫自述那样，他们这一类人“过着三重的生活：想的是一套，说的是另一套，而做的则是第三套”应该说，这一类人是苏维埃制度产下的怪胎，是埋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定时炸弹，是它最危险的敌人。
　　作为“六十年代人”的代表的戈尔巴乔夫，在同类人当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他出身农民家庭，经历无可挑剔，名牌大学毕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后来又上了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的函授班，使得自己的知识更加全面。他年轻力壮，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同时为人机敏，能迅速领会领导意图，并能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因此从他跨入政界后就受到重用，可以说一帆风顺。1960年库拉科夫出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把他提升为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接着又让他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工作部部长这一重要职务。1964年库拉科夫上调中央后，仍不忘这位老部下，戈尔巴乔夫能在1968年和1970年先后顺利地当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支持。
　　斯塔夫罗波尔境内高加索山麓下有许多矿泉，建有许多矿泉疗养院。不少党政要人常到这里来疗养。这为当上了所谓的“疗养地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提供了结交上层人士的机会。他热情接待这些前来疗养的领导人，与他们建立了私人关系，得到了他们的照顾、支持和培植。在这些领导人当中，对他此后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安德罗波夫。
　　安德罗波夫也是斯塔夫罗波尔人，常到老家来休息和疗养。戈尔巴乔夫是在1969年认识这位政治局委员和克格勃主席的，很快两人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在回忆录里曾说过：“我同安德罗波夫是老朋友，两家的关系也很好。我同他多次无拘无束地交谈过，我们的观点一致。”显然，安德罗波夫是器重戈尔巴乔夫的，这使得后者在苏共上层除了库拉科夫外，又多了一个靠山。
　　1978年，库拉科夫突然死亡，苏共中央需要物色一个接替他职位的人，戈尔巴乔夫成为填补空缺的第一人选。但是高级领导人产生的程序要求总书记亲自与其谈话，当面“相亲”。这时正好勃列日涅夫由契尔年科陪同到阿塞拜疆的巴库去授勋，途经斯塔夫罗波尔的矿水城，于是正在老家休养的安德罗波夫带着戈尔巴乔夫到车站去迎接，四人在站台上漫步时作了简短的交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四位现任的和未来的总书记的会见”。有人认为这次会见是安德罗波夫安排的。这样事情就决定下来了，戈尔巴乔夫于1978年11月调到苏共中央担任负责农工综合体的书记。一年后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再过一年又升任政治局委员，进入了苏共领导的最高层。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为新任总书记的亲信，地位大大加强，实际上成为党内的第二把手。在有些人眼中，他几乎成为将要继承王位的王子。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谈到，安德罗波夫于1982年底曾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知道吗，米哈依尔米哈依尔是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你不要把自己的职责范围局限在农业方面。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总之，你要像万一有一天需要你挑起全副担子那样去干。我这话是认真的。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做好接他的班的准备。但是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的。根据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安德罗波夫在去世前两三个月曾在小圈子里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但是这位曾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目光敏锐的总书记毕竟没有完全看清戈尔巴乔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和曲意逢迎他的真实意图，帮助此人一步步爬上权力的顶峰。曾任戈尔巴乔夫顾问的格拉乔夫这样写道：“安德罗波夫上班时四处搜寻体制的敌人和反对派，并往往采取最强硬的方式将其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而在下班后精心培育、反复训练、准备让其充当自己接班人角色的，也许就是那个唯一真正有效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嘲弄”。而登上权力顶峰后的戈尔巴乔夫对安德罗波夫并不抱丝毫感激之情，相反，听到有人赞扬这位已故总书记时感到妒忌和愤怒。据曾任总书记助理和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的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有一次忍不住说道：安德罗波夫为国家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你想想，对这位前克格勃主席、这位把持不同政见者投入监狱和精神病院并把不少人赶到国外去的人，国内大众传媒为什么不把他彻底搞臭呢？就因为他是“两面派”，所以国内外的人都把他当成自家人而不侮辱他。大概这个指责别人是两面派的人忘记了自己心怀异志、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种种表演，忘记了自己作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曾把一个名叫萨德科夫的持不同政见者批得“体无完肤”的往事，应该说，他本人恰恰是地道的两面派。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戈尔巴乔夫失去了靠山，一度地位有所下降。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重病缠身，党的上层在继承人问题上展开了明争暗斗。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对契尔年科的忠诚和对政治局同仁的尊重；另一方面加紧做继任的准备。但是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时，关于谁当继承人的问题尚不明朗。戈尔巴乔夫正当盛年，精力充沛，用某些人的话来说，他走路不用人搀扶，说话口齿清楚，在被称为“养老院”的政治局里显得比较突出，单凭这一点就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但是仍然有潜在的竞争者。当时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主张推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他后来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当时情况比较复杂，“本来有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决定”，“曾经有过这种现实的危险性”。情况确实如此。在契尔年科去世的当天晚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未能就继承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开始了紧张的幕后活动。处于事件中心的利加乔夫与政治局元老葛罗米柯交换了意见，与他达成了共识，并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其中很多人是中央委员）中做工作。戈尔巴乔夫还亲自出马，在政治局开会前二三十分钟与葛罗米柯见面，表示希望与他一起工作，其中也包括“在另外的岗位上工作”。这意思是说，如果葛罗米柯推举他当总书记，作为酬报，可以让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条件，在3月1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发言，提议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他的发言，如同利加乔夫所说的那样，成了“定音锤”，原来持有不同意见的委员不好再说什么，他们纷纷表态，支持葛罗米柯的建议。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代表政治局建议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建议被通过了。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能顺利地登上权力的顶峰，他与葛罗米柯之间的政治交易起了一定作用。
　　在中央全会进行选举的前一天夜里，戈尔巴乔夫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家里后，对他的妻子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根据赖莎的回忆，当时他说，“明天召开中央全会，可能提出让我领导党的问题”。说完陷入了沉思，继而喃喃自语：“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多年，到莫斯科这儿干了七年。任何宏伟重大的成熟了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仿佛有一堵墙。生活早就提出了要求！”最后他说：“不，再也不能这么生活了。”赖莎·戈尔巴乔娃：《我希望……》，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3，第7页。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他同妻子的那次谈话。这一番内心表白说明，这个一直想从内部破坏掉他所憎恨的制度的人对自己多年来无所作为感到不满，对这个制度下的生活已无法忍受，如果他上台，他就要彻底改变它。现在他觉得时机就要到来了，他要行动了。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4）

　　二
　　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就迫不及待地搞他的“改革”。他在1985年4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说：生活和它的发展促使我们必须继续变化和改革（着重号是引者加的），争取达到社会的新的质的状态，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新的质的状态。这里他讲到“改革”时，用的是俄文“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同年6月11日，他在题为《党的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的报告中谈到“改革”时，才使用“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来表示。在这之后，这个术语才逐渐固定下来。我们知道，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的直义是“改建”、“重建”，其转义才表示“改变”、“改造”、“改组”、“改革”等意思。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米洛斯拉夫斯基曾就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他说：“如果我们能进行语言学分析，那么很快就能明白，'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表示'建成另一种样子，使得不像以前那样'。但是如果是建成另一种样子，那么就要问：究竟建成什么样？”他还说，“应当请那些发明这个词的人解释清楚：他们究竟打算建成什么样的另一种样子？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意图说成积极的和创造性的，那么这大概只证明我们的幼稚、愚蠢、没有受过教育和理想主义”。照这位语言学家的分析，戈尔巴乔夫使用的这个术语包含着改变现行制度的意图，只不过当时没有说得更加明确罢了。根据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的闭幕词中的说法，“改革”的思想是在1985年4月提出的，苏共二十七大和1987年苏共中央1月全会加以详细阐述，到这次全会“形成了完整的设想”。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实行“改革”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首先，做组织上的准备。戈尔巴乔夫嘴里唱着“民主化”的高调，可是仍因袭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传下来的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拉帮结派的陋习。在他的策划下，1985年苏共中央7月全会解除了曾可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的罗曼诺夫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把他的朋友谢瓦尔德纳泽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迫使没有跟他走的吉洪诺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接着召开的苏共中央10月全会又解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莫斯科作为首都，其地位特别重要，戈尔巴乔夫不顾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强烈反对，派叶利钦（当时他还认为此人是自己人）到那里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以取代不是自己人的格里申。在苏共二十七大召开前，多数加盟共和国举行了党代表大会，改选了领导机构。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19人。二十七大对全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新人在中央委员中占44％，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占69％。而戈尔巴乔夫还觉得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变动得太小，并为此感到后悔。政治局和书记处也大换班，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的地位有所上升，前者先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后者则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里特别要讲一下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三人集团的形成，因为这个集团在“改革”进程中（尤其是在前期）起了特殊的作用。1983年，雅科夫列夫从驻加拿大大使的任所回国休假时，要当时担任主管农工综合体的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博尔金劝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去看看那里的农业，因为他认为那里的农业效益非常好，而且劳动方式也是可以接受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很快接到了加拿大政府的邀请，并于5月中旬成行。就在这次访问时，他同雅科夫列夫进行了深谈，而且谈得很投契。回国后，提出要把雅科夫列夫调回国内。在他的坚持下，雅科夫列夫不久就回国担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雅科夫列夫步步高升，到1987年6月当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领导核心。雅科夫列夫早在加拿大时就搞了一个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计划。据博尔金说，雅科夫列夫在主持戈尔巴乔夫的智囊团的工作后，确定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概念和制订了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并长期领导写作班子的工作，总书记的报告和讲话中的主要提法其实都是他的发明。因此人们称他为“改革的设计师”。尽管“改革”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和负责过意识形态工作的В梅德维杰夫不同意把雅科夫列夫说成改革的“真正倡导者和设计师”，但是此人对“改革”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前期）是毋庸置疑的。
　　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曾同属所谓的“团派”。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做共青团的工作，据戈尔巴乔夫说，他在1954年召开共青团十二大时就认识了谢瓦尔德纳泽，可以说他们是老相识了。后来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当过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的共青团领导人，常有接触，建立起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因此戈尔巴乔夫深信“对于许多关键的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国家政策的问题，我们会有共同的立场”。上面说过，戈尔巴乔夫为了取得葛罗米柯的支持，与这位长期负责外交工作的元老达成一项政治交易，答应让他担任礼仪性的职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招甚为高明，一方面他在葛罗米柯的支持下达到了登上总书记宝座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剥夺了这位老人领导外交的权力，把这项工作交给毫无外交经验的老朋友谢瓦尔德纳泽负责，使自己能在这方面放开手脚地干。
　　这个三人集团是“改革”的主要策划者和推行者。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不知道怎么可以把我们分开，最初的改革计划可是我们三个人啊。我们不知在一起讨论了多少次，商量了多少次。三人曾经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相互配合，紧密合作。尽管后来他们分开了，谢瓦尔德纳泽于1990年12月不打招呼就宣布辞职，雅科夫列夫也与戈尔巴乔夫发生了一些分歧，但是搞垮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等大事基本上是他们共同策划的。    从赫鲁晓夫到普京之勃列日涅夫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1）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
　　2006年12月19日是勃列日涅夫的百岁诞辰。在这前后俄罗斯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各报刊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一时勃列日涅夫的是非功过和他当政时期的成败得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尽管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但是人们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冷静和客观多了。本章将从纪念活动的情况说起，讲一讲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
　　一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出生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卡缅斯科耶村（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的一个冶金工人家庭。1921年进库尔斯克榨油厂当工人。1927年毕业于库尔斯克土地规划学校。在这之后到1930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后回到故乡。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函授冶金学院，该校不久改为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勃列日涅夫曾一度在工厂工作，不久成为党政干部，1939年2月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战争时期一直在前线做政治工作，担任过第十八集团军和第四乌克兰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1944年11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战后曾先后担任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委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50~1952年调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之后曾一度担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这期间被提升为中将。随着开垦荒地的计划的实施，勃列日涅夫被调到哈萨克斯坦工作，先后担任该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1956年调回莫斯科，担任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委员等职。1960年5月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直至1964年7月。1964年10月14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后改称总书记），以接替“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而请求解除他的职务的赫鲁晓夫，从而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在总书记的岗位上一直待到1982年11月10日去世。
　　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达18年之久，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占苏联整个74年历史的将近1/4。应该说，这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和平发展的重要时期。可是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3年出现的“改革”浪潮中，这个时期笼统地被称为“停滞”时期。这种说法为许多人所接受而广泛流传开来，勃列日涅夫的名字也就成为保守、落后和腐朽的代名词。人们只是在揭露批判过去时以鄙夷的语气提到他，后来他逐渐被淡忘了。1991年曾出版过著名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的《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肖像》一书，此书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到90年代中期。1996年他90岁诞辰时，只有极个别的报纸想起他，发表了纪念文章，这种冷冷清清的状况与1976年他过70岁生日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从《真理报-5》发表的一篇题为《得到原谅的勃列日涅夫》的文章见1996年12月18日《真理报-5》。里已可看出有人开始对他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在这之后，随着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和社会上怀旧情绪的出现，情况发生明显的变化。报刊上讲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1998年，勃列日涅夫的孙子、现为全俄共产主义社会运动总书记的安德烈·勃列日涅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赞扬他祖父执政时社会稳定，秩序良好。这篇文章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许多人纷纷给安德烈写信表示支持。1999年，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德米拉出版了《总书记的侄女》一书，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写这本书并不想为勃列日涅夫平反，只是试图展示她的伯父的另一个方面，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给他公正的评价”。2002年，在勃列日涅夫逝世20周年前后，除了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外，还出版了历史学家谢马诺夫的《勃列日涅夫--“黄金时代”的执政者》一书，作者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生平和事业做了全面介绍，同时对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做了积极的评价，并把他领导的时期称为“黄金时代”。我们记得，卫国战争期间勃列日涅夫曾在新罗西斯克市西南被称为“小地”的地方参加过战斗。2004年秋，该市市政当局在市中心为勃列日涅夫树立了一座青铜纪念像。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2）

　　2006年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的纪念活动规模不小，形式多样。各大报都发表了纪念文章。《文学报》组织了一场如何评价勃列日涅夫和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讨论，从9月到12月总共发表了18篇文章，参加讨论的有著名政论家米哈依尔·安东诺夫、卡拉-穆尔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著名历史学家谢马诺夫、卡恰诺夫，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博罗金、叶辛、米哈依尔·波波夫、瓦尔拉莫夫、安宁斯基等。谢马诺夫为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推出了他的新著《善良的列昂尼德》。
　　俄罗斯某些电视台敏锐地觉察到广大观众思想情绪的变化和他们的需求，在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前后推出了新拍摄的影片《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重映了一年多前放映过的电视连续剧《勃列日涅夫》。出人意料的是，独立电视台重映了1976年为庆祝勃列日涅夫70岁诞辰专门拍摄的纪实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把勃列日涅夫的生活经历和对他的热情颂扬重新展现在今日的观众面前。根据《俄罗斯报》报导，俄罗斯其他电视频道还安排了另一些纪念性节目。该报评论员风趣地说，就差没有转播代表大会会堂举行纪念会和音乐会的实况了。
　　俄罗斯共产党人对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表现出了较大的热情。俄共中央主席团曾就开展纪念活动的问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在纪念日到来时，俄共领导人向克里姆林宫墙旁的勃列日涅夫墓献了花圈和鲜花，久加诺夫发表谈话，肯定勃列日涅夫的功绩，说“国家应该向他表示感谢”。俄共领导机关还在一个工厂的文化宫礼堂举行了纪念大会，久加诺夫、利加乔夫、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佳热利尼科夫、著名作家卡尔波夫等讲了话，他们肯定勃列日涅夫时代取得的成就，表示要努力恢复“我们的英雄时代的真相”。在这之前，《真理报》编辑部为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召开了“圆桌会议”，邀请参加共产党联盟-苏共的各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会上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的代表发了言，俄共中央书记诺维科夫做了总结。与会者肯定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和苏联人民安定健康的生活，并且指出，为了全面评价勃列日涅夫所作的贡献，去掉各种政治标签和揭穿公开的谎言，还需要做许多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的故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政当局和各界人士没有忘记他们的这位老乡。该市举行了有500人参加的纪念会，举办了展览，同时决定用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命名市内的一个最好的公园。勃列日涅夫战后工作过的扎波罗热市打算建立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馆。就连勃列日涅夫青少年时代劳动和学习过的库尔斯克市也想起了他，在他上过学的学校旧址门前挂上了一块纪念牌。库尔斯克的共产党人向州杜马提出以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的提案，但未获通过。
　　上述纪念活动虽然就其规模和热烈程度来说与1976年庆祝勃列日涅夫70岁寿辰的活动无法相比，但是在10年前这是不可能和无法想象的事。一家报纸认为这些活动说明社会意识发生了“悄悄的和天鹅绒般的转折”，说明人们“变愤怒为宽恕，似乎原谅了这位停滞时代的年老领导人”。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是人们对勃列日涅夫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他们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不尽相同，不同意见甚至进行了交锋。但是以前的那种讽刺嘲笑的态度已经少见了，多数人都能根据自己了解的事实和感受说话，不再笼统地否定或肯定了。
　　这次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的活动与一般的纪念活动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人们除了对这位领导人表示怀念外，还力图趁此机会公开讨论有关的问题，像著名政论家、现任《莫斯科新闻》总编的特列季亚科夫所说的那样，通过讨论弄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少纪念文章的作者不仅发表了自己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而且联系今天俄罗斯的现实，就俄罗斯今后应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它们的作者们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首先，对勃列日涅夫这个人物的看法就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他是“模范的苏联领导人”，“很强的政治家”；有的人则相反，不承认他是杰出的政治家，甚至认为他不是政治家。有的人肯定他的业绩和贡献；而有的人认为他要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承担一定责任，甚至说他是苏联的“真正掘墓人”。有的人认为，他不像他的前辈那样具有远大理想和革命热情，思想上比较保守，同时又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理论修养很差，缺乏开阔的视野和独立的见解，因此显得甚为平庸；有的人则肯定他有相当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是一个能干的实际工作者，不过承认他作为最高领导人有其明显的缺欠。被称为“所有总书记的助理”的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在回忆录里这样说：有一天列昂尼德·伊里奇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陷入了沉思，对我说：“安德烈，你知道我在回顾所走过的道路时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担任过的职位当中最好的职位是党的州委书记。可以做更多的事，同时自己既能直观地看到实际情况，又能看到自己工作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可以用来说明勃列日涅夫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工作人员的特点的重要自白。他生气勃勃，行动积极（当然我指的是他身体健康的时候），喜欢与人交往，而与此同时，不大适合于从事大范围的国务活动，不适合于进行概括，更不适合作理论结论。勃列日涅夫本人确定了他最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这是州一级水平的很好的实际工作者，但是对担任伟大的强国和伟大的党的领导人的职位来说，他明显地缺少许多东西。他在内心里（这又是在他身体健康的时候）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由此而产生了这样的一些品质，例如在作重要决定时特别谨慎，缺乏信心，经常需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常常摇摆不定，甚至行动上出现矛盾……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勃列日涅夫办事比较稳重的思想作风恰恰得到了对赫鲁晓夫的瞎折腾感到厌烦的干部和群众的认可，他对待一般人比较宽厚的性格博得了不少人的好感，这使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按照梅德维杰夫的说法，勃列日涅夫是应“时代的征召”上台的。特列季亚科夫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这样说道：“看来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精明的机关工作人员，但是，他当然完全不适于扮演一个强国领导人的角色，是机遇和官僚们的勾心斗角使他成为领导人的。”一个国家交给像勃列日涅夫这样的人来领导，可能会在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上一时取得某些成绩，但是由于这样的人缺乏高瞻远瞩和把握发展方向的能力，不能及时发现深层次的矛盾并加以解决，可能使国家陷入新的危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3）

　　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时期过去曾被称为“停滞时期”。根据特列季亚科夫的说法，早在勃列日涅夫在世时，就有人这样称呼。而一般认为“停滞”这个词是戈尔巴乔夫首先使用的。他于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题为《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里谈到“停滞的思想和心理”，提出“改革是坚决克服停滞的过程”。在这之后各种报刊就用“停滞”一词来形容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说法为许多人所接受。也许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认为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停滞时期，也许后来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最近他这样说道：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头几年做了许多事情。但是第二个时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当时石油价格上涨，而我们未能加以利用。另一些错误发生在对外政策上。例如布拉格之春和阿富汗战争……上面提到过，好几年前就有人对“停滞时期”的说法提出异议，开始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为“黄金时代”。现在称这个时期为“黄金时代”的人有所增加。例如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某种'黄金时代'，是它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它“最繁荣和最强大的时期”。政论家卡拉-穆尔扎认为，只要把所谓的“停滞时期”与今天比较一下就可看出，这是“再也不会重复出现的黄金时代”。然而尽管如此，关于在这个时期是否存在着停滞的争论并未结束，而且有时意见是完全对立的。例如，苏联英雄、前黑海舰队司令员巴尔金断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确确实实不存在停滞”，他说：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创造的。当时每年有六百多个企业投产。没有寡头、乞丐和流落街头的儿童。国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威望。担任俄联邦政府驻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仲裁法庭代表的律师巴尔谢夫斯基的看法完全与之相反，认为“当然存在着停滞”，他说：整个社会，包括经济、精神和品德，完全退化。这是一个完全玩世不恭、双重标准和缺乏任何自由思想的时期。这一切不能用当时能买到的两卢布二十戈比的香肠来抵消。这里可以看到，两人在说明是否存在停滞时，所用的论据是不一样的。
　　一般说来，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是停滞时期的人，强调这一时期生产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强调社会的稳定和生活的改善，强调人们享有各种社会福利，可以免费上学、得到免费分配的住房以及享受公费医疗等等，不必为这些问题操心，用他们的话来说，可以“对未来充满信心地生活”。他们把自己今天的处境与过去相比，更觉得昔日的生活的可贵。许多左派人士大多从这些方面来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例如俄共中央书记诺维科夫在《真理报》编辑部召开的“圆桌会议”上说：在这个时期国家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实际的进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在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在征服宇宙空间、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十八年里工业增长了两倍多，农业增长了三分之一。建立了许多工业部门--电子工业、微生物学工业、原子机器制造等等。全国人口增加了一千二百万。这怎能说是“停滞”呢？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烈说：在十八年里国家生活平静而安定，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停滞”中。说实话，我不明白人们用来称呼这个时期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时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5％～3％，一亿六千万人得到了免费住房，人口增长一千二百多万。如果想起这些并且概括一下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常时期。而坚持“停滞说”的人则主要着眼于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着眼于人们精神的退化和理想的丧失。其中有的人则强调这个时期缺乏自由和民主。一位名叫博洛托夫的论者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称为“苏联官僚取得完全胜利的时代”。一位署名“知识分子”的论者则认为，在这个时期“具有思想觉悟的共产主义建设者最后变成了消费者”。著名作家博罗金指出，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最后几年是一个“全面地没有信仰和玩世不恭的时期”，“人们已经什么也不相信，但是继续遵守着游戏规则：承担社会义务，'支持和赞同'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等等”。作家米哈依尔·波波夫根据青年时代在青年近卫军出版集团实习时的所见所闻说，他所见到的人“没有一个真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他们一股劲儿地编造关于勃列日涅夫的笑话，然后皱着眉头到《青年共产党人》杂志去工作挣钱”。他得出结论说：“停滞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仇视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
　　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这一点完全是事实，今天的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吃它的老本儿，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至于生活安定而有保障，所有过来人都有切身的体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坚持“停滞说”的人无法加以否认。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一点也必须承认，否则就会像政论家基瓦所说的那样，“一味给那个时代唱赞歌，那将会无法理解，为什么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会在刚刮起改革之风就像硬纸板搭的房子那样倒塌，把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埋在下面”。2006年11月15～21日《文学报》。因此如果各执一端，无疑都有片面性，不能全面反映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真实情况。于是有人试图对这个时期做全面的考察和说明。
　　利加乔夫在他的长篇纪念文章的一开头就说：勃列日涅夫时代，如同这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本身一样，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个时期对绝大多数苏联公民来说的确可被认为是稳定的和安居乐业的时期，是从事建设和创造的时期。与此同时，正是在那时，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思想、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都开始出现一些不良的倾向，后来将其称为（可能不完全确切）“停滞”。他根据自己当时担任苏共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的亲身经历，叙述了大规模建设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同时也讲了错误和失算。但是总的说来，他较多地肯定勃列日涅夫时期取得的成就。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4）

　　一位名叫济金的论者同样既讲成就，也讲问题。他在《勃列日涅夫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一文中说，尽管改革年代多数人都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看做停滞时期，但是苏联的经济状况证明情况完全相反。他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建了十六亿平方米住房，这相当于1980年苏联全部住房的44％。一亿六千万人分到了新的住房。在军事上与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苏联一系列关键性和高技术部门，诸如航空、造船、金属加工、动力工程等，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高速进行了道路建筑，快速发展了住房公用事业，对犯罪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小汽车生产急剧增加。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藏书--这在西方也是罕见的现象。他接着说，“与此同时，存在着停滞”，它“发生在精英身上，在社会的思想道德气候上”，许多人对“克里姆林宫的老人们”多少年来一直高谈阔论党的作用感到厌烦，许多迫切的生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点给人民群众造成“苏维埃制度具有根本缺陷的印象”，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他还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愈来愈根据“对上级领导人个人的忠诚”作为选拔干部的原则，“上层本身几乎没有变化，而在它下面立即形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名利之徒的阶层”，而在上层人物当中“自上而下消灭社会主义的思想最终占了上风”，“在这样的条件下必然会有戈尔巴乔夫掌权的结局”。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死亡和苏联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和他本人的“功劳”。与利加乔夫相比，他对勃列日涅夫的错误和失算及其产生的后果看得更严重些。
　　上面讲的是最近俄罗斯舆论界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那么普通人民群众是什么态度呢？2006年12月9～10日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在44个联邦主体的100个居民点询问了1500人，有61％的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安居乐业的时期，17％的人不那么认为。在问到如何评价这位总书记的历史作用时，50％的人认为他在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16％的人认为他起的是消极作用。调查时，还向被询问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提到勃列日涅夫时你产生哪些感情、思想和联想？有2/3的人做了回答。他们说得最多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得很好，大家都有工作，比较富裕。14％的人觉得这是“黄金时代”；8％的人说，提到勃列日涅夫，他们就产生“最好的回忆”、“非常好的联想和感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是稳定、有秩序、平静；3％的人怀念那个时期；3％的人称勃列日涅夫是“好人”，“杰出的领导人和经济管理人员”，“强有力的政治家和领袖”；2％的人提到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1％的人提到巨大的建筑工程、富裕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的人谈到低廉的物价；1％的人谈到苏联那时是伟大的强国。总的说来，反面的议论要少得多。6％的人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时期”，说“全国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泥潭”；5％的人说他们产生很不愉快的联想：“讨厌”、“恶感”、“厌恶”、“没有什么好的东西”；2％的人想起了“商品短缺，货架空空”；1％的人对总书记本人提出批评；1％的人指出他对奖赏的爱好等等。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民众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和评价基本上是与舆论界人士吻合的。
　　在调查中还问被调查的人，他们希望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中的哪些特点移植到今天来，哪些特点不希望见到，有2/3的人做了回答，结果是：14％和12％的人分别希望把免费教育和享受公费医疗放到今天来，11％的人希望能实现充分就业，9％的人希望价格低廉，7％的人希望能得到像样的工资和养老金，6％的人希望能得到免费住房。特别要指出的是，13％的人提到能有过去那样的稳定和对明天的信心。在说到今天不希望见到过去的哪些特点时，18％的人提到商品短缺、排长队和发票证，6％的人提到缺乏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以及政治上的强制，3％的人不希望有“铁幕”，2％的人不希望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和实行平均主义”。尽管多数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旧日的好时光”，但是把它与今天相比时，只有41％的人认为它好于今天，而认为今天更可取的人占31％，前者的优势并不明显。而在问到是否可让国家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去时，只有36％的人赞成，反对者却占42％。《俄罗斯报》就此调查结果发表了题为《我们喜欢，但不愿意》一文，说俄罗斯人怀念社会主义，可是选择资本主义。这说明俄罗斯人的心态是矛盾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矛盾的心态，值得深思。
　　二
　　根据以上所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有严重的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笼统地称之为“停滞时期”，可能不符合实际；而把它叫做“黄金时代”，也未免言过其实。于是卡拉-穆尔扎提出是否可称为“黄金的'停滞'”（“золотой'застой'”）的问题。这个说法比较费解，而且问题不仅在于名称。如果再仔细考察一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个年头，那么可以发现，前期与后期有明显的差别。前期显得比较有生气，取得的成就比较突出，后期则死气沉沉，许多消极现象大多出现在这个时期，或者这些现象前期虽已存在，但到后期变得更加严重。俄罗斯早就有人提出存在两个勃列日涅夫的问题。曾任《真理报》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是那个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尤其喜欢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终身顾问”、曾担任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也说：“我所知的勃列日涅夫有两个：病前的和病后的。”他进一步解释说，“这并不是说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他具有“内行的机关工作人员固有的一切通病”，但也有“超出大多数人之上的若干才能，他善于倾听意见，就任之初对自己的能力有清醒而不夸大的估计；政治上的谨慎和持重，刻意回避冲突、尽可能通过协商谋求和解--对外政策方面如此，对内政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而“疾病使身上的优点逐渐枯萎，接着是大部分消失，而缺点则迅速发展起来”。曾担任苏共中央某部专家组组长、多次参加过苏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鲍文的说法也与上述二人相似，他说：“我知道两个勃列日涅夫--早期的和晚期的。”根据他的了解，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较谦虚，从来不羞于说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争论，可以说服他，他不摆首长的架子，比较平易近人。晚期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有病，因而爱生气，听不进反对意见，不再参加文件的起草，常常一个人待在别墅里，只让少数几个人去见他，特别喜欢勋章、称号和赞扬。这就是说，疾病不仅使勃列日涅夫身体变得虚弱，而且思想上和精神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5）

　　根据了解情况的人的回忆，勃列日涅夫的病情是逐步加重的。曾先后担任卫生部第四管理局局长和卫生部部长、被称为“御医”的恰佐夫在他的回忆录《健康与权力》里说，1957年勃列日涅夫的心脏出现过小的变化，不过只是一个病灶，从那时起没有发生过心肌梗塞和中风。外界关于他患心脏病的传说不确。1968年8月，他在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谈判时突然语言不清，浑身无力，第一次发出了中枢神经系统机能弱化的信号。从1973年春天起，开始周期性发作，而且由于过量服用安眠药而变得愈来愈严重。197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到远东军事基地与美国总统福特会晤时再次发病，从此一蹶不振，无法正常工作。如果在时间上做一个大致的划分，那么从1964年10月到1974年10月这10年是他身体健康或基本上健康、尚未丧失工作能力的时期，而从1974年11月到1982年11月去世的8年，他基本上是一个病人，已无法坚持正常工作了。
　　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布尔拉茨基根据自己的观察，在回忆录《领袖与谋士》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久的表现做了一些描述，他写道，当时勃列日涅夫能经常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给人以“平和、安详、和蔼可亲的印象”，中央书记处或主席团讨论问题时，他“几乎从来不第一个发言，让所有愿意发言的人先说，自己注意地听着，如果意见不一致，宁愿先把问题放下，再做研究，同大家商议后重新拿出来审议”，不过“在决定干部问题时，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做法”。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把他与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做了比较，然后说道：勃列日涅夫也是一个贪图名利的活动家，但是要谨慎得多，不大自信和自负，比较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怕当众向别人请教……他也像赫鲁晓夫那样狡诈，但是看来在实现自己的意图时前后比较一贯，比较稳重，不大喜欢把自己的情绪和意图一下子显示在大家面前。当然，这个人要宽容和有耐心得多，甚至对人们怀有好意（在一定限度内）。但是他表现出的这种使人感到高兴的善意也是不无算计的……我们看到，布尔拉茨基主要讲了勃列日涅夫的表现，而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则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某些性格特点。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之初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威望，地位不稳固，因此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的同时，表现得谦虚谨慎和有民主作风，以争取更多的盟友。他甚至在小圈子里说：“领导人需要威信。请支持我吧。”自然这时他比较能够与别人合作，在领导层较快地形成了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组成的被称为“三驾马车”的政治核心，党和国家的机器运转得比较正常。1964年11月16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搞乱的政治体制。1966年4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撤销了1961年二十二大通过的关于干部按比例定期轮换的硬性规定，这对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干部队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到后来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经济建设上，勃列日涅夫亲自抓农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从1965年开始实行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系列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陆续上马，其中西西伯利亚油气田的发现和开发，对此后的经济发展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顺利完成，给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这个五年计划被称为“黄金的五年计划”，在这五年间年均生产总值提高74％，建设了1900个大型企业。到197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工业总产值的80％，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了85％。到这时，苏联已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大国，而在世界上则仅次于美国占第二位。军事力量的增强，使苏联成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大力抓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住房公用事业。随着生产的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高。整个国家出现了上面多次提到过的、目前许多俄罗斯人所怀念的社会稳定和生活有保障的局面。应该说，其中有勃列日涅夫的一份功劳。
　　根据医生和警卫人员的回忆，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后，语言发生障碍，有时说话吐字不清，思维能力衰退，丧失自制能力，性情变得暴躁易怒，行动缓慢，上下楼梯显得比较困难。为了缓解病情而服用安眠药，结果上了瘾，有时缠着医生要他多给几片。见《明天报》2004年第49期。他本来有吸烟的习惯，发病后医生开头进行限制，后来干脆禁止他吸烟。有时他烟瘾发作，忍耐不住，便叫警卫人员在他周围抽烟，使他哪怕能闻到烟味。有时他乘坐的车开过来，一打开车门，一股股烟雾随着他冒出来。他甚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也叫身旁的翻译点起烟一边吸着，一边朝他的脸上喷烟。一个国家领导人公然在外国客人面前这样做，说明他无法控制自己，不顾什么“政治影响”了。
　　尽管勃列日涅夫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但是他作为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又非说话不可，有时还要作长篇报告。当然，即使是在得病前，他在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上作报告以及在其他重要会议以及各种庆典上发表讲话时，也是照写作班子准备的稿子念的。得病后，当然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不过有时不免拿错了稿子，却照念不误而自己没有发现。1981年秋，在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勃列日涅夫来到巴库授勋。秘书班子给他准备了不同会议上讲话的稿子。在召开庆祝大会时，忙中出错，给了他一份在另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勃列日涅夫专心致志地和慢条斯理地读了几分钟，完全没有理会后台有人对他的提醒，最后他的助手只好来到台上，扯了扯他的袖子，递给他另一份稿子。这时他才明白过来，笑了笑，对听众说：“同志们，这可不是我的过错！……”这句话引起了一阵笑声，有的人甚至鼓起掌来。这给严肃的庆祝大会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6）

　　勃列日涅夫得病后，他身边的人不仅照例要给他准备长篇的讲话稿，而且要为他接见各界人士和外宾准备“会话条”，到时候由秘书或翻译根据谈话进展，把这些事先用大号字印好的条子递给他，由他“照本宣科”。如果是礼仪性的会见，这样的条子还比较容易准备；而如果他要与外国领导人会谈，那么准备起来就比较困难了，需要根据讨论的问题准备一大摞条子，甚至需要估计可能出现的情况，准备几种不同的答复。根据著名外事翻译苏霍德列夫的回忆，1979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奥地利维也纳与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会谈时，事先秘书班子估计到卡特对某一个问题可能会有宽窄两种提法，做了相应的准备：如果卡特提的问题比较宽，那么勃列日涅夫就需要把整个纸条念完；如果提得比较窄，只需要念前半部分就行了。结果卡特提的问题比较窄，苏霍德列夫把纸条的后半部分划掉，递给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念到被划掉的地方突然回过头来大声问翻译：“怎么，后半部分不需要念吗？”翻译为了让他能听得见，只好也大声地回答：“不需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样的场面在外交谈判时可能是难得一见的。
　　关于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表现一传二，二传三，迅速流传开来，出现了不少关于他的笑话。一个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听见有人敲门，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会话条，念道：“这是谁呀？”另一个笑话说1980年莫斯科举行奥运会，勃列日涅夫手里拿着印在带有奥运会标志的纸上的讲话稿念道：“○！○！○！○！○！”旁边的人低声对他说：“这不是'○'，而是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讲话在下面！”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说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机场迎接撒切尔夫人，他照着稿子念道：“亲爱的和尊敬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助手低声提醒他欢迎的是撒切尔夫人。勃列日涅夫不理，又口齿不清地念了一遍。助手急了，想要纠正他，他生气地说：“我自己也知道这是撒切尔夫人，但是这里写的明明是英迪拉·甘地夫人！”一般说来，人们知道勃列日涅夫有病，他们只是觉得他的某些表现滑稽可笑，说这些笑话并无多大恶意。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勃列日涅夫成为病人后性格发生了变化，为人处世与发病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上面提到过，勃列日涅夫本来有待人宽厚、平易近人的一面，但也有虚荣心重、贪图名利的一面，不过在理智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对不好的念头和想法能够自我克制。后来神经系统出了毛病，失去了自制力，加上这时他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他的任何愿望都能得到满足，于是他的性格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得到了恶性的发展。
　　他虚荣心强的缺点突出地表现在喜欢获得各种勋章和奖章上。就所得勋章和奖章的数量来说，恐怕他超过了任何领导人和其他名人，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个不大容易打破的纪录。他逝世后为他送葬的行列里，手捧他的勋章和奖章的军官多达44人。后来他的遗孀把他生前所获勋章和奖章交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勋章处。根据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的说法，他获得的各种勋章和奖章的总数为200枚，而勋章处登记的数字为114枚，其中包括列宁勋章8枚，金星奖章4枚，金质镰刀和锤子奖章1枚，红旗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2枚，胜利勋章1枚，卫国战争一级勋章1枚，红星勋章1枚，等等，还有大量外国的勋章和奖章。多数勋章和奖章是他在晚年获得的，因为这时他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勋章和奖章的浓厚兴趣，他周围的人投其所好，不断给他授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跟着这样做。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在他60岁生日时，首次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根据档案材料记载，此事是苏斯洛夫提出来的，他说：“一个星期后是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六十岁生日。我建议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总书记是会高兴的。”于是苏共中央立即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执行。在这之后，违反最多只能三次授予该称号的规定，在已授予一次的情况下，又于1976年、1978年和1981年连续三次这样做，使勃列日涅夫这个没有建立多大战功的政工人员成为唯一的四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这种做法引起了许多老战士的不满。这还不够，1978年他又被授予苏联最高军功勋章--胜利勋章，而此勋章一般是授予战争期间指挥过大战役并取得胜利的杰出统帅的。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理论不感兴趣，没有研究过理论问题和写过理论文章，这些情况下面还要详细地讲。可是1977年11月苏联科学院却把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赏--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授予他，以表彰他“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成就”。勃列日涅夫当然也欣然接受了。所有这些做法虽然满足了勃列日涅夫病态的虚荣心，但是客观效果恰恰相反，没有提高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却使他成为笑料。他被称为“勋章迷”，有人编造各种笑话来贬损他。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接受勋章后说：“同志们！有人说我给自己捞了许多奖赏，从来没有拒绝接受过。这样说不对。比如说，不久前我拒绝接受毛里塔尼亚的最高奖赏--金鼻环！”
　　勃列日涅夫不仅喜欢各种勋章和奖章，而且也喜欢给别人授奖。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我像一个沙皇，只不过沙皇能够赐给村庄，而我没有村庄，只能授予勋章。”他几乎给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党政高级干部授过勋。到了晚年，他头脑糊涂到没有弄清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就要授予勋章的地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后任戈尔巴乔夫的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回忆录里讲过这样一件事：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根据作家谢苗诺夫的小说改编的多集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看了不下20遍。有一次看到电影结尾打入敌人内部的主人公什季尔利茨接到将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的通知，勃列日涅夫回过头来问周围的人：“已经授予他没有？我想亲自来做这件事。”他的警卫队长里亚边科接过话头，夸奖起扮演什季尔利茨的演员吉洪诺夫来。勃列日涅夫便说：“那么为什么不说干就干呢……”过了几天，他亲自授予演员吉洪诺夫苏联英雄称号以及金星奖章和列宁勋章，完全相信这就是什季尔利茨。这种把剧中人当成实际生活中的英雄并且把苏联英雄称号授予扮演他的演员的做法，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表现，不仅使人们一直看得很重的各种称号和勋章大大贬了值，甚至可以说这是对那些真正的英雄模范的贬损和亵渎。
　　上面说过，勃列日涅夫在战争后期被提升为少将，战后在担任总政副主任期间又提升为中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总觉得这个军衔不符合他的身份。根据曾担任总政主任的叶皮谢夫所言，1975年的某个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和军队干部谈话时不止一次地说过：“人们给我写信，他们坚持认为，既然我是最高统帅，那么就应该授予我与这职位相当的军衔……一个中将不可能充当最高统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社会舆论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军人很有意见……”这实际上是假借别人的名义要求提高军衔。于是在1975年4月授予他大将军衔，一年后，即1976年5月，又授予他苏联元帅军衔，就这样，他终于圆了元帅梦。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7）

　　当上了元帅后，他似乎还不满足。大概他认为一个领导人应该“文武双全”，于是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写作能力、自己很少写点东西的总书记希望成为一个著名作家。他约请一批特写作家和记者给他写回忆录。有幸参加此项工作的有А阿格拉诺夫斯基、А萨赫宁、В古巴列夫，可能还有А穆尔津、В阿尔达马茨基、В伊格纳坚科等人。他们写成的回忆录《小地》和《复兴》先后在《新世界》1978年第2期和第5期上发表。1978年4月13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希望他的战友们支持他继续发表回忆录，他又假借民意说：在会见领导干部、军人和其他同志时，他们都说“这对教育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事”。如果政治局委员们不反对，他将“和一小批同志一起继续写回忆录”。既然他说是“对教育人民非常有益的事”，大家都表示支持，在这之后，《新世界》第11期发表了第三部回忆录《荒地》，接着这三部回忆录出了单行本并大量发行和广为宣传。苏联作家协会吸收勃列日涅夫为会员，发给他第1号新会员证，于是这位自己从来不写东西的总书记成为苏联第1号作家。1980年这三部回忆录被授予苏联最高奖列宁奖金。
　　勃列日涅夫在他执政的后期，如同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的那样，过去深埋在心里的贪婪在他失去自制的情况下显露了出来，这表现在他变得喜欢收受各种礼物上。1976年他70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博尔金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他说：“外国使团知道总书记的嗜好，纷纷向他赠送厚礼。地方领导人也不甘落后。无须把他们赠送的字画、手笔、各种纪念杯、高档电器等礼品一一列举出来，我也不可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着重讲了其中的一件礼品--雅库特人赠送的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据说，在礼品展览时没有见过这只杯子，勃列日涅夫把它拿回家去了。至于说到外国人，他们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便一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最后他拥有包括德国的梅塞德斯牌、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法国的雪铁龙牌、美国的林肯牌等名牌轿车。
　　勃列日涅夫既喜欢受礼，也喜欢送礼。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博尔金对此也做了描述，他说：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每逢出行，必带大批礼品，从手表到金银饰品、香烟和器皿。中央办公厅主任НЕ克鲁奇纳曾向我讲述给地方领导人和外宾送礼的情况，礼品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出行乌兹别克，给共和国所有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副手、副手的副手、助理、速记员、打字员，甚至给开车的司机，都准备了礼物，为此花费了数十万卢布的经费。这种慷国家之慨的做法，影响极坏。上行下效，请客送礼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不仅浪费了大量国家钱财，而且腐蚀了一大批干部。
　　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勃列日涅夫，在走上领导岗位后沾染上了俄国贵族的习气，爱上了打猎，晚年更是把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他在扎维多沃狩猎场盖了带有冬季花园、游泳池和其他设施的豪华“别墅”，经常住在那里。他拥有的各种猎枪达一百多支。后来他已无力手握猎枪，但对打猎的兴趣未减，便改为由他指挥，别人射击。他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进行这项“娱乐”。他特别看重伺候他打猎的职业猎手，居然授予他将军军衔和新设立的所有三个等级的“为祖国服务”勋章。大概他认为，为他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
　　上面提到过，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表现得比较谦虚谨慎，待人比较和蔼，能听取别人意见，与同事们能较好的合作。到了后期，他变得主观固执，脾气暴躁，听不进不同意见，权力欲愈来愈强，总想把党政领导大权完全集中到自己手里。在他执政初期形成的所谓“三驾马车”的体制开始散架。在三人中，柯西金资历较老，能力较强，在党内和国内威信较高，勃列日涅夫一直对他怀有妒忌心理。到这时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所激化。根据曾任政治局委员的谢列斯特回忆，勃列日涅夫曾一度想撤销柯西金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取而代之。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波德戈尔内。后者表示不同意，暗地里在政治局委员中做工作，要他们不支持这样的意见。这时正逢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波德戈尔内对他说，部长会议是执行机关，工作很多，并且要对工作中出现的缺点承担责任。勃列日涅夫听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波德戈尔内比勃列日涅夫年长，在初期曾经给他大力支持。后来他们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对美国的政策上。同时，根据格里申回忆，有一次在聚会时性格直爽的波德戈尔内当众批评了勃列日涅夫鼓励赞扬他自己的做法，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于是勃列日涅夫便决定撤销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由自己兼任。首先，他指使亲信们破坏波德戈尔内的声誉，要他们在选举出席二十五大代表时设法使波德戈尔内落选。但是波德戈尔内不仅当上了代表，而且在二十五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看到采取这种方法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干脆指使亲信在1977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直截了当地提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的建议。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并决定解除波德戈尔内政治局委员职务。6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又解除了他的主席团主席职务，宣布他将“退休”，甚至没有像通常在这样的场合所做的那样，说一句对他12年来的工作表示感谢的客套话。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1980年他迫使柯西金以健康原因辞职，任命他的亲信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从此行政事务完全直接听命于他。到此时“三驾马车”的体制彻底崩溃。波德戈尔内“退休”时年已七十有四，柯西金下台时确实已老弱多病，他们是应该休息了。按照这个道理，勃列日涅夫这个比他们只小两三岁的老病号也应该这样做。可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却给自己揽了更多的职务。由于他早已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甚至可以说，他已基本上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他担负的多项职务实际上多半是由他身边的人履行的。沃尔科戈诺夫称他为“傀儡”，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不过说他不是名副其实的领导人，则是确实无疑的。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8）

　　当时他身边的人有两类。一类是政界的老人，例如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等，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思想僵化，只图保持权位，不思进取；另一类人则是他的亲信和心腹。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大概知道自己缺乏领袖人物的威望和过人的智慧，无法用自己的思想品德去影响人和吸引人，他觉得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培植一批“自己人”，因此一直亲自抓干部工作。一方面，他警惕地注视着实际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的言论和行动，寻找机会给他们以打击，例如对谢列平、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等人就是这样做的。另一方面，拉帮结派，培植亲信，其具体做法是在自己的同乡、同学、老同事和老部下当中挑选一些忠诚于自己的人，给他们以信任，委他们以重任，让他们领导一些重要部门，同时关心照顾他们，必要时进行庇护。就这样，逐步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有时由于有些成员与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共过事，因而也叫“摩尔达维亚帮”）。其重要成员有50年代曾在摩尔达维亚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工作过的契尔年科，有50年代担任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吉洪诺夫，有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当过摩尔达维亚中央第二书记、从1966年起担任苏联内务部长这一要职的肖洛科夫，有在50年代担任过摩尔达维亚克格勃副主席、1967年升任苏联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茨维贡，有曾经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后升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的谢尔比茨基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平庸，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仕途上节节上升，最后占据高位，主要原因在于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诚和得到他的信任。就拿契尔年科来说，他在1950年担任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职务期间结识了调到该共和国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赏识。1965年被调到苏共中央工作后，长期担任中央总务部长，后升任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他领导的总务部是苏共中央20个部当中编制最大的一个部，领导和管理着中央许多方面的事务。作为这个部的部长的契尔年科，长期扮演着勃列日涅夫的大总管的角色。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不能正常工作后，契尔年科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际上的当家人。许多了解情况的人都认为，此人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学识短浅、墨守成规的机关工作人员。而后来接替柯西金的吉洪诺夫，根据阿尔巴托夫的说法，是一个“不学无术缺乏天赋”的人，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为国家的经济衰退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上面说过，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前期，国家经过几年的治理，出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到70年代初，更遇到了一个难得的机遇。由于中东战争，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大幅度提高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而苏联西西伯利亚的秋明大油田正好在这时开始投产，石油的出口使得苏联外汇收入大大增加，这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非常有利。与此同时，苏联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知道，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科技革命的新浪潮。科技革命的新成果促使各个经济部门向自动化、电子化和信息化发展，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科技革命也引起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化。毫无疑问，这场革命使得苏联各个经济部门比例失调和某些领域技术落后的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迫切要求解决。有洞察力和进取精神的领导人应该审时度势，一方面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自己的优势；另一方面进一步进行改革和调整，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在保证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世界的潮流，以求得快速的可持续的发展。可惜的是，后期的勃列日涅夫和他周围的人思想已经僵化，已没有锐意进取的精神和要求，只图维持现状，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诚然，他们也谈到要“迅速开展科技革命”，但是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没有在60年代柯西金进行的改革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因而其中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变得更加突出。主要由于这些原因，到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放慢，处于落后状态的部门有所增加。农业歉收造成的粮食缺口只好用卖石油得来的外汇大量进口来弥补。工业的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使得轻工业生产仍然大大滞后，生活必需品不足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与此同时，政治体制进一步僵化。干部终身制的实际确立，使领导干部老龄化，出现了老人治国的不正常现象。据统计，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团委员）的平均年龄在斯大林去世时为55岁，赫鲁晓夫下台时为61岁，到1980年超过了70岁。党和政府的机构愈来愈臃肿。与此同时，权力愈来愈集中到少数领导人手里，党内外民主和监督机制遭到破坏和削弱，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愈来愈严重，许多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革命意志衰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大搞特权，大肆挥霍国家财产，成为脱离群众和享有特权的官僚。他们不仅自己如此，而且为其亲属谋取各种好处。勃列日涅夫公然带头这样做。他庇护他那行为放荡的女儿和嗜酒如命的儿子，把女儿最后的一个丈夫丘尔巴诺夫从一个普通的警官擢升为中将，委以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要职，给他的酒鬼儿子安排了外贸部第一副部长的肥缺。他的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这位总书记的“恩泽”还及于他的其他亲属。上行下效，其他许多领导干部也跟着这么做，任人唯亲成为普遍现象。就这样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所谓的特权阶层。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9）

　　相当多的掌握党政大权的官僚们并不以享受规定的待遇和特权为满足，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污盗窃，于是腐败现象普遍蔓延开来，成为一大社会公害。而勃列日涅夫不但不采取坚决措施与之进行斗争，反而在事情涉及他的亲信时进行庇护。例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被揭发出有严重的滥用职权、行贿受贿的问题，他的错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受到严肃批评后，勃列日涅夫立即打电话安慰自己的这位亲信，叫他“别背包袱”，结果在勃列日涅夫的直接干预下麦杜诺夫没有受到追究，只被调离原有领导岗位到莫斯科当某部副部长了事。许多州和共和国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贪污腐败的现象。还有一点应该指出，不少领导干部利用自己领导的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他们开始与各种从事非法活动的团伙勾结在一起，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实际上，这样的人已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在他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得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国力明显增强，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在他执政的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衰败现象。病人当政，个人专权，使国家的整个生活很不正常。政治上拉帮结派，破坏了党内生活的准则和各种法规，导致办事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盛行。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个人的种种不正常的表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严重损害了作为执政党的苏共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在对外政策上，也出现了很大失误。像出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勃列日涅夫只和政治局的少数人商量就决定了下来，结果陷入了泥潭。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老人政府”对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视而不见，他们继续在大会小会上唱高调，说大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各种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日用品短缺的问题。人民群众在失望之余，对他们言行不一的表现感到反感和厌恶，不再相信他们，并且用说政治笑话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这大概是造成现在许多人怀念过去而不愿回到过去的矛盾心态的主要原因。
　　尤其严重的是，许多人的社会主义信念因而发生了动摇，开始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生活方式，这样的人在知识界为数不少。有的人公开站出来反对，成为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有的人没有把对现实的不满直接表现出来，开始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支持者和鼓吹者。干部队伍的变化也是惊人的。很多人同样也开始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但是处在他们的地位上不得不心里想一套，嘴上讲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们跟着上面高喊漂亮的口号，为的是保住自己的职位，进一步得到升迁和捞取更多的实惠。很难想象，这样的人还能领导群众建设什么社会主义。等到形势一发生变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公开站出来反对社会主义，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人就是这些人的主要代表。当年戈尔巴乔夫就曾受到勃列日涅夫的器重而步步高升，当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则从格鲁吉亚内务部长一下子升任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并且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了最高领导层；叶利钦也在勃列日涅夫的关照下，被破格提拔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当然，对当时苏联人民群众思想情绪的变化和干部队伍的蜕变来说，西方进行的反苏宣传和思想渗透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大公无私，清正廉洁，言行一致，真正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的话，如果各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谋私利，勤勤恳恳地工作，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话，那么西方的宣传很可能起不了多么大的作用。总而言之，通过勃列日涅夫的努力，被赫鲁晓夫搞乱了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一度出现了转机，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又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对此勃列日涅夫是难辞其咎的。不过在谈到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失误和不正常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应负的责任时，不能不考虑到他是一个病人，许多不光彩的坏事是在他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损害、已不能完全正常地思维和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因此不能像要求一个正常人那样要求他。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人民群众对他晚年的行为的态度比较宽容，以至于今天还有人怀念他。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10）

　　但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怎么会让一个丧失正常的思维能力、言语不清、行动不便的有病老人领导达八九年之久呢？根据勃列日涅夫身边的许多人以及他的亲属的回忆，这位总书记曾主动提出要退下来，但是遭到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反对。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说他从可靠的来源得知，勃列日涅夫曾两次向政治局提出引退的问题，但是老人们（吉洪诺夫、索洛缅采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道：“你怎么啦，廖尼亚（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列昂尼德的爱称。--引者），我们需要你这面旗帜，人民都跟着你走。你应当留下来。”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烈回忆道，母亲对他说过，1978年爷爷真的想要退休，曾与奶奶谈论过这件事。但是人们不让他退下来，说道：“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在我们这里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您是那样的有才干和那样的有经验，完全是当之无愧的。”根据有些论者分析，勃列日涅夫的那些“战友”挽留他，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拿不准勃列日涅夫是真心想退位或者这只是一种试探，为了避免遭到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等人的下场，不敢贸然同意。确实，勃列日涅夫说这话前后的行动表明，他权力欲不仅没有消减，而且想方设法要把更多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因而不大可能真正想退位。这也可由他的亲信谢尔比茨基的回忆来证明。他说，他跟随勃列日涅夫到华沙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时，私下曾对勃列日涅夫谈到，年岁大了，精力不够了，看来该是考虑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勃列日涅夫听后生气地说：“你说什么，沃洛佳（谢尔比茨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的爱称。--引者）？没有想到你会说这话……”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在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重提这个问题。
　　然而，在勃列日涅夫自己主动表示要退下来（哪怕这不是真心话）时，他的那些“战友”和亲信如果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可以顺水推舟，结束病人专权误国的状态，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此对勃列日涅夫后期的种种失误，他们也是负有责任的。然而话又要说回来了，当时最高领导层严重老化，不少人体弱多病，而勃列日涅夫重用的亲信又大多平庸无能。至于说到比较年轻的人，他们虽然年富力强，但是思想观点已发生很大变化，缺乏政治上的可靠性。后继无人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确实也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替代他，他死后发生的事说明了这一点。他死后接连出现两位昙花一现的总书记（患严重肾病的安德罗波夫在这岗位上只待了15个月，而患严重肺气肿的契尔年科仅待了13个月），接着便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搞垮了苏联。
　　那么这种“勃列日涅夫现象”（“брежневщина”）是如何造成的呢？直接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弊端。首先是由于最高领导人职位实行实际上的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年老有病不能履行他的职责时仍让他留在岗位上。其次，没有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和严格实行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监督制度，这使得勃列日涅夫能明目张胆地重用亲信，拉帮结派，并在自己培植的帮派势力的支持下一直留在领导岗位上直到去世。他的那种信任和重用同乡、同学、老同事和老部下，与他们结成帮派的做法，影响极坏，危害极大。
　　与此同时，出现这种现象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经过赫鲁晓夫10年的折腾，苏联国内的思想政治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遭到了歪曲和修正，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已不再是革命的政党。勃列日涅夫这个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缺乏治国安邦才能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现象。他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其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思想倾向和行为准则适应了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比较普遍存在的理想失落和追求个人安宁的思想情绪，同时也符合相当多的干部希望实现社会稳定和保持其既得利益的政治要求。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在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给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造成的损害和给它的失败埋下的种子以及后来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说明，领导权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如何对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