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天堂、地狱、人间──《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对婚外恋女子的不同态度

刘再复：天堂、地狱、人间──《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对婚外恋女子的不同态度
 
 
      对待妇女的态度，《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三部小说全然不同，尤其是对婚外恋的妇女，其态度更可以用上“天渊之别”这个大词汇。简明地说，对于走出婚姻牢笼的“婚外恋”妇女，《红楼梦》把她们送入天堂，《金瓶梅》把她们放入人间，《水浒传》则把她们打入地狱。
    《红楼梦》中最著名的婚外恋者是秦可卿；《金瓶梅》和《水浒传》中最著名的婚外恋者则是潘金莲。前者还有李瓶儿、林太太等，后者还有潘巧云等。
    秦可卿是婚外恋者，无可怀疑。她死的时候，贾珍哭得像“泪人儿”，伤心至极，许多红学家都喜欢考证秦可卿与贾珍的情爱关系，之所以有考证的余地，是因为小说文本中对这段情感故事只是暗写、曲写，即写得非常含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秦可卿死后，其丫环瑞珠触柱而亡，考证家们认为这是她撞见了贾珍与可卿的情爱场面，也说得过去。秦可卿不仅与贾珍有情爱关系，和贾宝玉也有恋情，她是宝玉的性启蒙者。贾宝玉先有与启蒙者的恋情，然后才有和袭人的“初试云雨情”，难怪焦大要大骂宁国府不干净，偷情的偷情，“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奴才焦大在这里扮演道德法庭的审判者，而且义愤填膺。但《红楼梦》的作者，伟大的曹雪芹，并不扮演焦大的角色。他暗示秦可卿是婚外恋者，而且胆子很大，上通公公，下勾小叔子，属于“乱伦”的婚外恋者，大逆不道之极。然而，对待这个女子，曹雪芹却把她写成最可爱的人。她的名字叫做可卿，就是可人──可爱的人。她的字号叫做兼美，兼有林黛玉的伤感之美与薛宝钗的贤淑之美及其他各种美。她不仅才貌双全，而且是个未被发现的哲学家与管理家。她临终之前，托梦给王熙鳯说的那一番遗嘱，有虚有实，有形而上的“登高必跌重”、“否极泰来”等玄思，又有“祖茔附近多买田庄农舍”的具体建议(第13回)，句句说到点子上、要害上，简直是个天才。对于这个婚外恋者，曹雪芹不仅献给她最美的笔墨，描画出最美的形象，而且在她死后安排了惊天动地的葬礼，让她享受最高的哀荣，连北静王都出面进行路祭。最为重要的是，还把她送入天堂。在小说起始部分中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她就有了一个“警幻”仙子妹妹的身份，死后她自然又回到姐姐身边。曹雪芹把秦可卿这种婚外恋者即被世俗势力界定为“尤物”、“淫妇”的女子界定为“可人”，实际上给历史翻了一个大案。他翻大案，不是作为造反者去搏击声讨陈旧理念，而是用审美法庭取代道德法庭。审美境界乃是高于道德境界的天地境界和宇宙境界。曹雪芹把秦可卿放在审美境界中，她的一切行为均无善无恶，无是无非，但都很美。曹雪芹才是女性的伟大解放者。
     与秦可卿恋小叔子(宝玉)相似，潘金莲也恋小叔子(武松)，但两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秦可卿得到《红楼梦》作者与读者的充分同情与爱慕，而潘金莲却得到《水浒传》作者与读者的憎恶与咒骂。作者的价值观不同，笔下人物的遭遇也大不相同。秦可卿被送入天堂，《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则被送入地狱。小叔子的尖刀插进她的胸膛且不说，施耐庵更是一路淫妇长、淫妇短，说教“亲夫却教奸夫害，淫毒皆成一套来”(第25回)，让读者个个对潘金莲恨得咬牙切齿。最后武松割下潘金莲的人头来祭奠武大郎，这武大郎固然值得同情，但潘金莲就只能仇恨、仇杀吗？施耐庵给武大郎“设祭”，其中设的是最严酷的道德法庭和断头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对女人都没有审美意识，只有政治意识与道德意识。它不仅把“淫妇”视为万恶之首，而且视为万恶之源。如果说，潘金莲和潘巧云的形象向社会宣示的是“万恶之首”，那么，另一个形象“淫妇”阎婆惜，其暗示的则是“万恶之源”。如果没有阎婆惜的偷情并导致告密，满心忠孝的宋江何至于举刀杀人，“落草为寇”？宋江在梁山大闹革命，最后又被招安打方腊，种种“罪恶”，其源头就是阎婆惜的情欲。“宋江杀惜”的是是非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寓言暗示的是一个女人改变了一个男人的一生，一个女人造成一个具有儒家心肠的血性男子最后不得不上山为“匪”。男权社会总是说女人是祸水，从商周时代的妲己到《水浒》中的众“淫妇”，全是祸水。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等便是祸水、祸根、祸源的综合形象。从《水浒传》所反映出来的“情欲有罪”的理念及让人颤栗的是对于性情妇女的极端仇恨，便可以明白，中国妇女是最难解放的。她们的“解放”，即实现情欲的一些基本权利，不仅要面临巨大的道德、意识形态等多种压力，而且要面临灭顶之灾的巨大浩劫。因此，可以把妇女解放视为社会解放的标志。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先行者正是这样看。中国的妇女解放基本上是一种“奴隶解放”的形态，说得更彻底一些，是“地狱解放”的形态。
   与《红楼梦》、《水浒传》的天堂、地狱两极位置不同，《金瓶梅》把潘金莲等婚外恋者放在“人间”正常生活的层面上。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写实写真都写得很彻底，前文已说过，它只展示生活的原样原生态，不作任何道德判断，更不设置道德专制法庭。它暗示的是“欲望无罪”、“生活无罪”的理念。中国的男人女人是怎样生活的？《金瓶梅》写得最清楚。中国男人粗糙庸俗到什么地步？看看西门庆就知道。中国女人争风吃醋争到什么地步？看看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其他妻妾就知道。然而，《金瓶梅》的作者只是冷静地娓娓写来道来，并不激愤亢奋。小说作者把西门庆写成大俗人，但没有把他写成大恶人。与此同时，作者把潘金莲写成渴望情欲的妇人，但也没有把她写成十恶不赦的“淫妇”。生活本就如此，人性本就如此，作者冷观过社会人生，也如实地呈现社会人生，面对社会百态，人生百相，他不惊不喜，不愤不悲。写潘金莲也只是作为一个有欲望、有激情、有快乐、有痛苦的普通女人来写，对她的一切行为，只是逼真地呈现，全然没有评说与判断。社会庸俗，她俗在其中，家庭关系紧张，她也在紧张中挣扎。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过日子并求得性的满足，这种需求也无是无非，无善无恶，作者对此既不嘲笑，也不赞颂，既不溢美，也不溢恶。说她可爱，并不可爱；说她可恨，并不可恨；说她可怜，并不可怜；说她可悲，并不可悲；说她可怕，并不可怕。中国数千年来的大户妻妾就是这样生活过来，这样渡过她的一生。她的一切情感追求，你说她是偷情也罢，通奸也罢，有心也罢，无耻也罢，悲剧也罢，喜剧也罢，其实她都不在乎这些评语，只知道一个女人该如此生活，顺其生命自然如此生活。总之，潘金莲是活在人间。这人间并非天堂，但也不是地狱，它是人的社会，人的家庭。
   孟超先生在《金瓶梅》人物书中曾为潘金莲说过公道话，质疑“淫妇潘金莲”的罪名，他如此介绍和评论说：
 
    潘金莲是清河县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六姐。父亲早死，被妈妈卖在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王招宣死后，她妈妈又把她争将出来，转卖给张大户做了丫头，张大户收房作妾，而大妇不容，又把她嫁给了卖烧饼的武大郎，事实上还是张大户的外室。武大郎既矮又丑，但他的弟弟武松，却是一个打虎的汉子，金莲爱慕不遂，便被西门庆勾搭上了；于是害死了武大，嫁给西门庆做了第五房妾。在西门家里，私仆受辱，争宠争财，等西门死后，更私通西门庆女婿陈敬济，结果，被赶出来，为武松报兄仇所杀。
“淫妇潘金莲”，这五个字似乎早已成了千古定案了；论其平生，嫁了好多次，偷了许多人，谋害过本夫，挑拨过无数的口舌，至于献媚，争宠，嫉妒，淫荡……各种事实，载满了《金瓶梅》全书，好像一概都是她无可辩驳的罪名，而千百年后还遭到万人唾骂，做了人们嘴巴上示众的标本，永远不得超脱，永远不得翻身，大约这也算活该的报应哩；可是我们如果仔细地深思一下，潘金莲是不是天生的坏坯子？在什么环境产生这样的人物？她是什么出身？她是什么身份？她遭受了什么际遇？她怎样地对付着她的生活？她凭借了什么活着？她为了什么遭到了惨死？这些问题一一地回答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但因为这些，她才能成为《金瓶梅》中主要的角色，也才是《金瓶梅》里边被糟蹋得最厉害的一个，被迫害得最残酷的一个，所以说她是千古悲剧人物，也并非武断。
 
    孟超先生说潘金莲是“千古悲剧人物”是对的，但说她在《金瓶梅》里是被糟蹋得最厉害、被迫害得最残酷的人却未必。真正被糟蹋并蒙受最残酷杀戮的是《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她被自己所爱的小叔子砍下了头颅还被挖了五腑六脏，施耐庵让自己笔下的英雄俘虏了头号敌人高俅还放走了他，但这些英雄绝对不放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等，他们对这些弱小的性情好报以最高的仇恨，投以最无情的剑刃。水浒的绞刑架与断头台为谁准备着，就为潘金莲、潘巧云等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