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主流经济学的“纲领” 马克思主义评论网

中国非主流经济学的“纲领”
2007-05-24 12:52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126
编者按：
本文是杨帆对武克钢《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文的回应。本网曾以《中国工商业资产者的意识形态》为题刊登过武克钢的文章，两篇文章可以结合着来读。在对武文的批评性分析中，杨帆较为集中地阐述了“非主流经济学”的“纲领”。大体说来，非主流经济学有如下特点：1、反对瓜分国有资产的买办寡头势力及其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代表，但不强调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意义，而强调其作为国家振兴基础的意义。2、对民营企业，承认其大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其压迫劳工的一面，也有所批判，但这种批判和老左派不一样。有些老左派是从重新社会主义革命的尺度，而非主流经济学则是从民主性经营的角度批评民营企业的。3、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强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合作以对抗国际竞争势力。4、主张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新自由主义瓜分派，又反对老左派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5、主张建立以中左力量为主导的、反买办寡头腐败势力的联盟。非主流经济学，认为自己不是“新左派”，不是反改革的势力，而是从改革派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健康力量；非主流经济学认为自己与网民结合，领导了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改变了意识形态的格局；非主流经济学认为，教条马克思主义早已被边缘化，文革派更不在话下，在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教条马克思主义和文革派出来争夺话语权，干扰了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一般说来，非主流经济学，是比较活跃的一支力量，是与新自由主义正面交锋的力量。无论我们对其态度如何，都必须先了解他们所推动的理论战线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且不可高傲地封闭起来斗风车。本文原题《关于〈工商文明〉的经济学非主流视角》，转自杨帆的博客。（搏博者）
杨帆
在评论武克钢文章（简称“武文”）之前，首先与这位20世纪80年代的老朋友握手！  当时他是蛇口工业区副区长，我是天津开发区研究所所长，蛇口和天津开发区一南一北，来往及其频繁，号称中国对外开放两颗明珠。我一直非常怀念和认同当时所有参加改革开放的老朋友（包括周其仁和张维迎等在内）。事隔 18年，再度讨论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不亦乐乎！至于观点差异，争论激烈，包括指名道姓相互批判，当属必然。都是性格刚烈之人，想必武老弟不会在意。
一．理论家责任与企业家责任
作为中国学术界的“经济学非主流”观点，是在1994年我提出“超越左右翼”基础上产生的，这个提法是针对中国那些以西方经济学树立话语霸权，自封为“经济学主流派”的“著名经济学家”的。几次争论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变种----主张以专制手段，以改革名义推行权力资本化的“瓜分派”，可以称为“极右翼”思潮。我们也不同意“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号称老左派）的僵化过时观点，在30年以前我们已经做了彻底的反思，现在有人想死灰复燃简直是闹剧。我和韩德强因为反思“五种生产方式”这类直线发展历史观，被中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内定为“离经叛道”，有意识加以排斥。令人惊讶的是，在共同反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时刻，他们竟然“打横炮”，不断攻击“非主流”的提法，竟然说是我们抬高了西方经济学的地位，承认了他们是主流，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们强调，在中国主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边缘化的事实。我和老左派之间的论战之所以没有公开化，并且联手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因为近年来极右翼瓜分派太猖獗，已进入操作层面，对中国危害最大。
现在的情况是，瓜分派的理论代表人物已经暴露并且接近身败名裂，公开的权力瓜分暂时受到抑制，现在是“左翼阵营”反思自己，团结大多数的好机会，但那些“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永远改不了自己那“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的作风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他们拒绝反思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情况稍有表面好转，就在内部排斥异己，企图依靠行政权力抢夺话语霸权，那套“假大空”，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的原教旨话语又冒了出来。
他们这样做，不仅不能真正揭露和制止“瓜分派”，反而给他们提供继续瓜分的空间。中国十几年来，理论界越向“左”转，越僵化保守，新闻控制得越严，实际政策就越“右”，权力瓜分就越厉害，极左在前边把门，极右在后面偷窃，他们在历史观，制度决定论等理论基础和教条主义方面有深刻的一致性，象一对孪生兄弟。瓜分派才不怕你那套“假大空”呢，他们演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左派回潮的闹剧，失败是必然的。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两面作战，同时批判极左与极右，推动“中左与中右“的对话与思想整合，确立“反对权力资本瓜分”的共同底线，防止中国理论界从极右跳到极左。既然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提倡理性，反对极端，就不应错过这次历史机遇，否则我们要负历史责任。这是我加入“工商文明”讨论，和中国民营资本代言人认真对话的动机。
二．企业界利益与全社会利益
有人把“工商文明”论的出台称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宣言”，但是“工商文明”的主要倡导者并不十分满意，如穆军先生认为，工商文明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大家都生活在工商文明链条上。在“武文”和其他文章中间，也有大量表达，如企业家代表社会发展前途，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企业服务，资本运动应该支配一切，企业家的“原罪”应被赦免，缺点可以原谅，把企业家捧为“天马行空”式的天才，似乎在中国“三个代表”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企业家阶层了。
我承认企业家的历史作用，但希望直接谈企业家的责任和利益问题，并且实事求是地评价企业界利益与国家利益，老百姓利益的关系。任何一个社会利益集团，只能通过自己集团利益，间接影响全社会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有促进整体利益的一面，也有损害的一面，要注意这种两重性，不要片面地，直接地把企业界利益作为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甚至是主要和唯一代表，这样就会要求全社会利益都来服从企业界利益，这是一种专横的态度。
不能够教条主义地评价企业家行为，似乎好事都属于企业家，提高社会效率，创造财富才是企业家的真正品质，而诈骗，行贿，奢侈等则不属于“真正的”企业家，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好象中国历史上只有暴君和暴民轮回，商人则完全属于受害者。按照如此逻辑，官方也可以宣布：贪官不代表甚至不属于官界，我们的代表人物是清官。  老百姓更可以说，我们从来受暴力压迫，受商人剥削，哪里有什么暴民？顺便说一句，我是反对使用“暴民”这个对老百姓的贬斥性概念的。
三．慎重评价历史
上述的理论专横可能来源于西方中心论的直线发展历史观，把西方征服全世界的历史的性质，完全归结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如“武文”描述的工商文明代替农耕文明，这种历史规律决定论和直线发展论，是极端的左右派共同的理论基础。它有一定道理但不完整，其最大缺陷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强势集团做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代表，否认强弱可以互相转化，否定弱势的人民，和暂时落后的文明能够并且应该在反对“先进文明”的侵略的过程中间，能够由弱变强，他们的主张是落后文明和弱势的群众应该自觉为历史进步作出牺牲，如果不自觉牺牲并且反抗，就是反对历史进步，应该受到镇压。因此“民主”是属于精英内部的，而不属于老百姓。
这种“生产力标准”的历史观，过分抬高“恶”的作用而贬低“善”的作用。
其实，如何定义“先进文明”？主要不是看科技和武器，而是看使用的主要手段，当文化覆盖大于武力覆盖，即主要使用教育，说服，援助，平等交易和管理等手段推行自己价值观的时候，这个文明比较先进。武文推崇的理想化的工商文明就具有非暴力的特点。
但是在工商文明发展初期，包括在目前的中国，却大量使用了野蛮手段如暴力，欺骗和贿赂。在手段的意义上，这不是先进文明的特点，而与“暴君暴民”相同。如果说“只要目的好，可以不得已而为之”，是不是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文明就可以使用暴力呢？  如果“落后文明”是不是反抗“先进文明”的不文明手段呢？
这究竟是反对历史进步，还是反对某些人垄断“历史进步”的权利呢？
如果历史进步就是发展生产力，那么当西方国家使用暴力发展了自己的生产力，而毁灭了我们的生产力甚至生命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够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呢？如果说谁能够以暴力取胜，谁就是先进文明，那么使用暴力的“暴君”，是不是可以把自己定义为先进文明，而把企业界定为“奸商”呢？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就认识到这一基本矛盾，称为“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现在，盛洪等人归结为“文明悖论”。而“工商文明论”依据的历史观有些过时，简单把西方文明归结为先进文明，对西方文明崛起从“善”的一面描述多，从“恶”的一面描述少；对中国历史和计划经济否定多，对25年以来又过分肯定，是有片面性的。至少，我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应该慎重，并且有自我意识。
四．企业界从“自发向自为”的转化以及追求话语权的努力与误区
中国企业界，无论是国有的，股份制的，还是民营的，外资的，都在努力脱离权力的直接控制，从马克思所说的“自发的阶层”走向“自觉的阶层”，其标志就是独立的机构，理论和理论家，提出独立的利益诉求。随着市场扩大到全国全世界，他们正在摆脱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有了知识，学历，社会眼光和世界眼光。
现在国内有能力与政府博弈的利益集团，第一是中小股民；第二是投机资本，包括股票和房地产的炒家们；第三是民营工商资本，四是国际资本，五是处于改制过程中的国家资本。他们的博弈力量在增加，开始影响政府的外资，企业，股市，房地产，社会政策，他们通过法律维护权益，广泛利用媒体进行宣传。总体来说，这是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并且进入博弈时代进步的表现。我总体上支持这个趋势。
问题在于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企业界维权必定先于其他阶层，因为他们有实力，组织成本低。在这一历史阶段会出现利益集团强势越强，弱势越弱。当政府还没有下决心扶植弱势群体，以利益集团方式参加博弈以前，只能采用传统方式维持社会平衡，如采用行政手段直接帮助弱势群体，限制强势群体。比如总理亲自关心，通过行政系统为农民工索要工资，虽然不符合市场经济和一般法制，但的确是必要的。我们谴责的应该是那些造成拖欠的人，“武文”不会把这类事情也列为“暴君与暴民”互动，压迫了商人吧？
近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界成熟起来的最重要标志，是能够直接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就其整体性利益发言，并聘用理论代言人在理论层面提出问题，除去官方渠道如人大政协，工商联，还广泛利用非官方渠道，如学术研讨会，舆论控制，
评选人物，越来越复杂的公共关系活动。很可惜，他们争取话语权的努力，一开始就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和控制，有些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激化了与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影响了自己形象。难辞其咎的，是那些花企业钱不心疼，而且没有能力把事作好的“著名经济学家”，媒体的低层次吹捧，惟利是图的“中间人和策划人”，和那些水平不够，又想当企业领袖的人物。。
独立企业界在整体利益层面发言，大概有这样几次：
第一，要求与外资同等的国民待遇，政府放开垄断领域，完善服务如融资体系等，这是合理的。
第二，2000年以来在修宪中，加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结果是，争取到公私财产同等保护，但“神圣”二字未能入宪。因为“神圣”意味着不能追查财产来源，有钱人害怕的就是这个。
第三次，通过新自由主义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等，提出“赦免资本原罪”的主张，据说在某些会上，“企业家领袖们”排队给他鞠躬，表演在神甫面前忏悔的闹剧。企业与传媒界领袖共同策划，给张维迎戴上了“改革风云人物”，“创业领袖”等无数的桂冠，造成强大话语霸权。但这次策划失败了：政府没有采纳，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反而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无知，政治上的幼稚和狂妄。法学家指出：原罪只能赎罪不能赦免。老资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予轼先生也说，不要再提什么原罪问题了，造成的社会印象好象企业家没好人。
第四次， 2004年的“郎顾之争”，背景是“国退民进”和国企改革中，某些民营企业家搞“资本运作”，是否侵害了国有资产问题。这次大争论，从顾雏军告状，张维迎和周其仁作为主要理论家反驳郎咸平，到一年以后顾雏军被捕，其以高额出场费造势的被揭露，是全盘皆输。抛开是非不谈，仅就谋划和策略，顾与张就犯了许多错误，严重影响了企业界的整体利益和形象。
第五次，房地产利益集团在全国范围内联络起来，维持房价，已经具有影响全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能力。某些房地产商提出的问题也超出了房地产的范围，如提出“大多数人租房”模式，这实际是一个在中国发展大房产主阶层的模式。
五．  “工商文明”的发展需要企业界自我反省与进步
以上争论的不成功，是否证明了武文“暴君加暴民”打击工商文明的论断呢？否。
武文言到：“靠以权谋私而变富的人，他们并不代表资本，不代表资本精神。资本是要发展的，发展要付出艰苦努力。只有那些组织了资源，增加了财富的人，才算是企业家。社会上一些人，总把真正的企业家和并非企业家的富人们混在一起骂，恨不得一起剥皮抽筋才甘心。难道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剥了皮抽了筋，社会财富就增加了，就业就增加了？不会，中国只会更穷更乱更不公平。中国社会是一个火坑，里面有烧烤我们企业家的火苗子，里面有对生产发展和财富发展的破坏性心理和情绪，一种对中国发展完全不负责的仇恨。暴民和暴君的心理和文化还在威胁着我们。”
这段文字是值得商榷的。中国老百姓不是“仇富”而是“仇腐”，他们痛恨的，是那些“靠以权谋私变富的人”，没有仇恨真正付出了“生产性努力和技术组织贡献”的企业家。  社会上对于企业界的一般不满是存在的，主要是老板心太黑，对工人不好，自己的生活奢侈而对社会捐赠太少，广泛存在偷税和行贿。这些批评都是有根据的，但不是“仇恨”。武先生也在文章中痛加批判这类现象，为什么容不得老百姓在网络上批判呢？精英们应该熟悉和理解网络上群众的情绪发泄，那是一个发言可不署名的地方，说话方式多是调侃和骂人，但大多数帖子非常有水平。何况，网络乱骂也是老百姓没有发言权的结果。
精英们应该善于从网络上看到人民对自己的真正反应，从正面吸取。不要误判中国形势，不要用历史上“暴君加暴民”的逻辑看现在，说实话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样的历史假设，比照今天更不合适。如果中国的精英包括企业界人士抱有这样的心理，就不可能认识自己的缺点，长期和大多数人民对立。武克钢先生这次的理论努力，也可能因为这种情绪而受到影响，这和中国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批判“民粹主义”一样是理论误区。
批判政府滥用权力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宏观调控和行政管理，不能把政府的角色单纯定义为企业服务。市场经济具有非均衡的性质，会自发产生垄断和泡沫，需要政府适当干预，不是简单退出就可以的。
企业界最应反省的是错选理论及代表人物。新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变种----权力资本瓜分理论，不仅毒害了政府官员，也影响到发展初期的独立企业界。由于符合民营企业家受政府压迫的感觉，所以受到欢迎。但是必须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定位有误，一开始就有极为强烈的反政府干预，反“民粹主义”，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主张权力资本化，有极大的危害。在他们鼓吹权力瓜分国有资产背后，实际隐藏着难以抑制的瓜分私有财产的危险。放纵瓜分国有企业，结果是连私有财产一起剥夺。
在对国家的态度上，盲目接受全球化，反对国家保护，是另外一个误区，
中国民营资本应接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理论，要求国家支持介入国际竞争，要求国家采购的公开与公平，争取从民营资本上升到民族资本。
六．争取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利益集团，分为生产性和分配性两种，承认生产性的企业家集团的进步性，帮助他们的提高和发展，我与武先生，穆军先生，杨鹏先生是一致的。我不一定提“工商文明”这个概念，是因为在历史观方面有分歧。
生产性的企业家集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企业家是难以代替的稀缺资源，特别在科技发明，技术诀窍和组织管理方面是如此。在中国特殊环境下，既不能全面追究他们的“原罪”，也不能公开赦免，需要以中国智慧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都熟悉，没有必要纳入瓜分派理论的轨道。
特别要指出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计划经济时期也存在，是那些掌握了计划，管理和科技能力的干部和经理，他们是以行政集团方式集体存在的，是他们完成了以国家为主体的资本原始积累，建立了强大的国防战略产业和先进的科技力量，虽然在体制上不灵活，在市场经济阶段需要改革，但是他们正在改革，而且现在的许多民营企业家也是他们转化来的。
中国民营企业家先天资本积累不足，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不能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弱肉强食理论。他们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护，需要与国防战略产业建立加工配件和共同研发的关系，国家垄断的行业也需要向民营资本开放。为什么只说国家与民营资本矛盾的一面，不说一致的一面？这就是理论误导。民营资本的应该更换理论和指导思想了。
最后表示，我愿意和企业家合作，争取越来越好的发展环境，能够迅速健康发展，逐步成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的利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