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问题忧思录--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导言
“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具有很强的顽固性，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必须有更强的战斗力”，“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战斗，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使人民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对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目标。”
随着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8月召开的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上这一要求的提出，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成了党的建设工作的一场重头戏。
10月中旬，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着重严明用人纪律：对行贿买官、受贿卖官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予免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追究责任。10月下旬，中组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并向全国组织系统印发了《组工干部“十严禁”纪律要求》。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千秋大业关键在于用人。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我们党建党治党的成功实践。在现实条件下，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它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只有坚决刹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党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政策才能落到实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用人导向才能形成，那些政治坚定、开拓创新、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才能得到提拔重用，那些以权谋私、投机钻营、不干实事、干部群众信不过的人才不会有可乘之机。
应该说，狠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并非自今日始，我们党对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一刻也没有放松，且查处的态度愈加鲜明，力度不断加大。所不同的是，这次李源潮同志的讲话强调了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作斗争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必须有更强的战斗力”，这表明了党中央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战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那么，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怎样认识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严重危害？怎样才能从源头上刹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我们希望就这些问题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以便达成共识。
用人不正之风　令人深恶痛绝
2007年3月19日
，《京华时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作家王晓方的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出版不到两个月就发行了六万余册，读者如潮。何以至此？据业内人士称，很大原因是作者通过层层揭开驻京办的神秘面纱，讲述了市长肖鸿林和常务副市长贾朝轩进京跑官、要官、保官的过程。而这一主题，正抓住了读者的阅读心理。
应该说，人们对跑官、要官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早已深恶痛绝，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些顺口溜，就是这一情感的明显流露：“一万元挂个号，五万元报个到，十万元买个帽”、“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跑的”，等等。这些民间顺口溜或许有夸大之词，但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刻画得可谓入木三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它的反感和憎恶。
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形形色色，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用错误的权力观对待官职，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升迁。本来，作为执政党，所有的权力说到底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人民。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树立党员的宗旨意识、树立干部的公仆意识的根本原因。而有些干部没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他们把升官发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一切为了当大官、掌大权、发大财。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一心想的、做的就是到处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
官职的行骗和受骗 —— 似乎难度并不大
一个普通的农民，竟能轻易地将“官帽”骗到手，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在现实生活中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只有小学文化的曹忠武靠着伪造的证件当上了一家公司的经理。后来，又用伪造的大专学历和1万元现金买通了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农牧局局长，成了正式干部，并调入辽宁省对外贸易总公司，成为总经理助理。到案发时，曹忠武已成为中国物资储运大连公司项目部部长、物华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全国特产经济办公室筹备组负责人、全国特产经济办公室主任等数职兼于一身的“要员”了。
像曹忠武这样“骗官”的还大有人在。诸如：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周叶，骗取了江西省吉安地区行署副专员的职务；仅为普通职工的郭爱宏，骗取了内蒙古集宁市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个体老板蔡登辉，骗取了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政法委书记的职务……
还有一个专门针对干部追求升迁而行骗的，他的行骗经历也许更能说明问题。行骗者叫张臣，是黑龙江省集贤县集贤镇五一村农民。他冒充中央某“领导人的亲戚”，以帮助他人晋升职务为名实施诈骗。起初，是他谨慎地选定诈骗的目标，到后来，原本不相信他的当地“父母官”竟然也主动拜求到他的门下。
张臣参与诈骗作案12次，次次得手，共骗得人民币527万元、美元39.4万元。由此证实了当初张臣行骗的心理基础：“当官的谁不想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和门路。如果有人能从中替他们拉关系，他们当然求之不得。”由张臣的一骗一个准，可见一些官员买官心理之一斑。
“跑官要官”—— 一个高频率的组合词
“跑官要官”，近些年成了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组合词。
案例一，2006年1月23日，在中纪委、中组部公开通报的一批跑官要官的典型案件中，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副县长尹黎明、翟东旭赫然在列。除了两个副县长，梁河县153名人大代表中，竟有百名人大代表卷入了贿选案。本来，以人大代表选举的方式选举地方行政官员、决定主要官员的产生，体现的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然而，梁河县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大代表却将自己手中的选票变成了“有价证券”，为己所用。
案例二，李会刚刚到不惑之年就当上了湖南省常德市的副市长，官至副厅级；不久，又被调任湖南省冶金企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可此后的一段时间，他的官运不顺，官职再也没能得到提升。于是，不甘寂寞、官瘾十足的李会刚又是找看相“大师”预测仕途前景，又是花钱找人跑上层路线、托朋友到领导机关活动关系，前前后后竟然花了150万元。为了筹措跑官所需资金，李会刚曾对一家有求于他的路桥公司老板承诺：“你帮我把这事办好了，今后我会报答你的。”
这是因为受挫没有跑成的，更多的“跑官”者还是如愿以偿，“跑”到“官”成。这其中，有上“跑”领导攀龙附凤的，有中“跑”朋友感情投资的，也有下“跑”群众拉票造势的，更有上下左右全方位、立体化“跑个遍”的，不必一个个细说。
“跑官”和“要官”都是很形象的说法。一个“跑”字，再形象不过地刻画出“跑官”的特征：一是动作快，怕慢了赶不上、抢不到，必须跑步前进。二是苦心钻营，不管多远的“路程”、多差的“路况”，只要能得到官，就要全力去“跑”。因为很多时候“跑官”能够得官，于是“跑官”者乐此不疲、津津乐道。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跑”出了形形色色的大案、窝案。而一个“要”字，则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干部向党和政府张口伸手，要地位、要权力、要待遇的嘴脸。
“买官卖官”—— 一桩红火的生意
近年来“跑官要官”
成了一些地方最常见的官场现象，而在某些贪官主政的地方，更是把“买官卖官”演化成为一种恶劣的政治生态灾难。仅近年来发生的规模较大的“买官卖官”案就可以举出不少：
福建省云霄县原县委书记郭育棋，按职务高低、岗位“肥瘦”，分别收取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贿赂。用这样的价码向郭育棋行贿而谋得“官位”的县科级干部竟达数十名之多。
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的近两个月里突击提拔干部430名。会计跃为法院副院长，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一时间，民怨四起：“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
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担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提拔干部的原则是：只要你付了钱，即便不符合条件也照提不误。当他得知自已将要调离响水，干脆来个“乌纱帽”“大批发”——一次提拔调动了102个科级干部。
当然，还有更严重的：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中，竟有10名县市级、265名处级官员卷入；在原安徽省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卖官案中，多达110顶官帽像白菜土豆一样被卖掉；在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卖官案中，创造了8个月卖出500万元的历史纪录；而江苏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国健，陕西省商洛市原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等人，更是把出售“官帽”当成了营生……
“跑官要官”，是因为有人“给官”；“买官”不断，是因为有人“卖官”成瘾。有被称为“官帽批发公司总经理”的领导在，有把借提拔调动干部受贿当成“常委会经济”的领导班子在，靠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不正之风焉能不愈刮愈烈！
用人不正之风 危害严重
催生“鼠屎”效应
就干部队伍的总体状况来说，大多数干部是清正廉洁的。不过，“跑官要官”、“卖官鬻爵”者尽管是少数，危害之甚却是难以估量的，就如同“一粒鼠屎坏了一锅汤”，严重地影响了干部正常的选拔使用，败坏了党的组织工作的清风正气。尤其是，当一个地方存在跑官要官、买官骗官现象，而刹住用人不正之风又仅仅是“干打雷，不下雨”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怀疑所有的干部、怀疑整个地方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干部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官位，大多数干部就要“背黑锅”，所属的党组织也要跟着受指责、挨骂。更为严重的是，一个组织和社会群体中出现的“老鼠屎”，所造成的危害绝不仅是毁坏了实际生活中的那锅汤，而是乱了秩序、散了纪律、坏了风气，乃至更多。这就是“鼠屎效应”。
“鼠屎效应”还让许多干部在谈论党内不正之风的时候缺少了底气，在对社会上某些否定干部总体素质的评价时不敢理直气壮地说“不”。也难怪，本来“汤”是香味儿四溢的，如今却因为“鼠屎”而有了异味儿，你怎么还能硬气得起来？
最令人头疼的是，在一些地方，领导者按“显规则”走程序，按“潜规则”用干部，如此行事，怎能不使“鼠屎效应”愈演愈烈！
助长“逐流”心态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跑的”、“拉票是正常的，不拉票是不正常的，谁不拉票谁吃亏”，这些民谚反映出的不仅是一种不满情绪，还透露出一种“随波逐流”的心理。
事情就怕换位思考：心术不正，精于“跑官”、“要官”、“买官”之道的人如愿以偿了，踏踏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的干部自然就被冷落在一旁，这让他们心里怎么想？一个最后终于挺不住、要给安徽省颍上县县委书记张华琪送钱的干部这样描述送钱时的心情：“当时我的心里也很矛盾，送吧，觉得不光彩；不送吧，又怕别人送了自己会吃亏。你说咱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不就图升个工作得到认可吗？如果眼看着能力、资历、人品、政绩都不如咱的反而比咱早提拔，那心里的滋味也不好受哇！”他的这种心理，在一些给领导送钱或准备给领导送钱的人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在经过了悲观郁闷、怨天尤人之后，就难免因为心有不甘而“心眼儿开窍”：既然人家跑的、要的、骗的、买的都能升官，咱何必这么死心眼儿？于是，跑官要官、骗官买官的队伍就会不断增加新人。
还是张华琪。2005年媒体曝光的张华琪受贿案曾创造了一项纪录：全县有250多名干部向他买官，其中全县31个乡镇的领导干部百分之百地向他行过贿。可以想见，这个百分之百决不会是一天形成的，而是逐渐积累的。开始时，一个人送了钱，然后升了官，之后就会有十个人步其后尘；这十个人送了钱，又升了官，之后就会有一百个人跟着效仿。
这些年来，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愈刮愈烈，以不正当手段谋官的人不断增多，与这种“随波逐流”的心理得到了助长有直接关系。
打压好官上进
对坏人的纵容，就是对好人的打击，这种双重效果在对干部的使用上也不例外。这种打压，有职务上的，更有精神上的。
先说职务上的。当卖官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敛财手段，而行贿和讨好上司成为升官的途径形成风气，就等于向那些正直本分的干部宣布：别再心存得到提拔的幻想了！如果说，过去“认真负责”、“埋头工作”、“秉公处事”是提拔干部的重要条件的话，那么，在用人不正之风盛行的地方，这些优秀品质则变成了“傻帽”、“死板”的代名词。这种压力是非常实际的。例如，江苏省泗洪县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朝文是被大家公认的好干部，在被聘为宿迁市行风监督员并担任组长时，因为坚持按原则办事得罪了某上级领导，被指责为“不听指挥”而黯然去职；安徽省利辛县原县委书记夏一松，因为公开拒贿、不按地方官场的所谓“潜规则”办事而受到威胁，最后愤然辞官下海；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调查并制止教育乱收费却遭到无端阻挠，实在不堪忍受巨大压力，不得不选择了辞职……
还有不少干部更是直接尝到了不给领导送钱就得不到提升的苦头。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卖官成瘾，那些不肯花钱买官的人自然也就备受冷遇。一位县政协原常委和一位县人大的干部都被武保安不冷不热地给搁置起来——既不提拔，也不安排工作。同样的结局，来自于相同的原因：没给武保安送钱。
再说精神上的。一个干部长时间得不到提拔，人们就会怀疑他的能力、水平，他的社会价值就得不到应有的承认。特别是在以业绩为标准衡量一个干部优劣的环境里，一直得不到提拔，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不堪其任、难当重任。这种结果，对于那些正直本分而又只顾埋头工作的干部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刺激。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价值不被认可，而一些心术不正、专门爱搞歪门邪道的人却能飞黄腾达，相比之下，他们会感到窝火、受气，不亚于受到直接的侮辱。再说了，坏人得志，好人受气，也是对正直本分、安于本职工作的干部的不公。而一旦这种不公弥漫开来，让这些好干部如何正常施展才能、做出贡献！
狠刹用人不正之风难在何处?
“潜规则”当道，“显规则”难行
“潜规则”是一种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公开明示却又在“圈内”约定俗成、为人们或自觉或被迫遵循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它是专门与体现党的现行规章制度的
“显规则”、正规则作对的歪规则。“潜规则”不仅是社会健康发展的腐蚀剂，而且是干部健康成长的隐形杀手。许多干部就是遭受“潜规则”的温柔一刀而葬送前程的。由于“潜规则”作梗，作为体现党的政策法规的“显规则”则难以推行。“潜规则”的盛行，导致有的地方出现了“小人竞进，好人受气；清官被挤，好官遭斥”的逆向淘汰现象。毫不夸张地说，“潜规则”是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推行正确的干部路线的大敌。
在“潜规则”之下，官场就是市场，可以把当官作为投资，将官职随意买卖。在某些党组织内部，党章规定的正式制度和“潜规则”下的非正式制度同时并存。而在许多场合，党的规章制度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一种摆设，而真正用来指导言行的却是那些“实用规矩”。现实生活中，那些“红头文件”上的规则，虽然有很高的权威性，却不是某些官员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而真正运转的规则体系，是活在现实中的所谓“游戏规则”。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这些“规则”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有时甚至左右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潜规则”破坏了“显规则”。在很多有关选举、任用、重要决策等问题上，由于“潜规则”的长期介入，在某种程度上挤掉了党章在党内的实质地位，在“潜规则”越俎代庖之下，党的现行规章制度实际上就被当做“本本”而束之高阁了。
正常程序掩盖不正当行为
选拔任用干部是有一套正常程序的，可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明明是履行了程序，可那些跑官要官、卖官骗官的人最终还能如愿以偿呢？原因很简单：正常的程序被走了过场，甚至成了为不正当行为服务的工具。这里，所谓的正常程序已经变成了“伪正常程序”。
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县委书记期间，因卖官受贿１４０余万元，但是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他却口口声声说在选人用人过程中自己都是“按正常程序办的”。那么，他是怎样“按正常程序办的”呢？每次调整干部时，县委组织部先对符合条件的人选进行考核，然后把被考核人员的名单和结果这个“盘子”端给主管干部的副书记。副书记审核后，再把这个“盘子”端给李铁成，由李铁成端到常委会上去讨论。程序没有问题，只是在每次干部考核之前李铁成都先在书记办公会上划出个“范围”，然后让组织部按照“范围”去“找人”。这样，就一定能找到“合适人选”，给李铁成送过礼的人也就能得到回报。这就是说，每次正常程序，通过的都是李铁成认可的、经过他精心策划过的“盘子”。问题的实质也就一览无余：行贿者的金钱拨动了李铁成的权杖之后，李铁成便在“职权范围内”无懈可击地履行了“正常程序”，而就在这“正常手续”的背后，一笔笔肮脏的权钱交易便不显山不露水地完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常常用“正常履行程序”来打马虎眼。实际上，程序只不过是“走”给人们看的，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真正的较量不在“台前”的如何表演，而在于幕后“操作”。因为执行的是“伪正常程序”，所以，不管怎么操作，也不管设多少道关口，真正决定干部命运的其实也就是那一个或几个“说了算”的领导。正是因为有了“伪正常程序”的遮掩，干部的选拔任用才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走进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怪圈。
对的说了不算，错的板上钉钉
“正常履行程序”的遮羞布一旦被揭开，不正当的交易便露出了马脚。于是，“带病作业”的、“边腐边升”的，就都现了原形。不是群众眼睛不亮，也不是监管部门无能，而实在是有劲儿使不上，用一句老百姓的话来说：“对的说了不算，错的板上钉钉。”
比如说，干部提拔任命，通常由组织部门考核后提出意见，然后由党委会或常委会通过。可有的领导干部非要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安徽省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就是这么做的。一次，县委组织部将乡镇换届干部调整方案交给陈兆丰审阅，陈兆丰说：“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他将这个方案弃之不用，自己重新提出一套方案。不用说，这套方案对行贿者都作了相应安排。似此等把组织部门抛在一边、一个人说了算的干部任免，怎么可能不出乱子！
虽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提拔任用干部并不以群众意见为转移。人称“三湘第一贪”的湖南省娄底市原副市长赵更效“边腐边升”的过程就是最说明问题的例证。在他受贿10万元的时候，由县财政局局长提拔为常务副县长；在他受贿100万元的时候，被提拔为市财政局局长；在他受贿1000万元的时候，又被提拔为副市长。他在县里任职不久，老百姓背地里就叫他“赵十万”了，随着他的一路升迁，
他的绰号由“十万”长到“百万”，再由“百万”变成“千万”。哪怕是能够稍微听听老百姓的声音，也不至于会闹出如此“带病提拔”的大笑话来。
再比如，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７年间，云南省昆明市规划局三任局长“落马”，可谓前“腐”后继。在三任腐败局长的任内，美丽的春城被“规划”得一塌糊涂，市民怨声载道。这一切，都与几任规划局局长跟房地产老板进行权钱交易不无关系。面对昆明的城市建设状况，不少干部群众早有非议，然而，这些疑惑和质疑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腐败官员照样官运亨通。
说来说去，关键还是群众没有使用干部的决定权啊！
如何体现“态度坚决”？
李源潮同志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战斗。”那么，如何体现态度坚决？
让“潜规则”遭受灭顶之灾
“潜规则”的实质是异化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要刹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破除“潜规则”首当其冲。
加强制度建设，让“显规则”取代“潜规则”。“潜规则”的存在，表明已有的制度存在漏洞和缺陷，使“潜规则”有了得以生长乃至嚣张的空间。所以，破除“潜规则”，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当务之急，是要改革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扩大干部工作的民主，用制度来选拔人、造就人。这样，才能彻底破除任人唯亲、跑官要官和买官卖官等“潜规则”，约束和保障干部的健康成长。
营造良好的干部成长环境，让“正直者”战胜“奸猾者”。“潜规则”的社会温床是人情关系，要破除这些“潜规则”，就必须营造干部成长的良好环境，让干部在其中健康地成长。那些被查处的贪官，不少是跟别人学贪的、受不良影响慢慢变贪的。因此，我们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组织环境，建立起清廉高效、公平公正的和谐组织。这个组织能够真正让“正直者”不吃亏，让“奸猾者”占不到便宜，让用人方面的“潜规则”彻底失去市场。
严明用人纪律，让违纪者“吃不了兜着走”。要认真贯彻执行《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对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的，一经查实严肃处理，已列为考察对象的排除考察人选，已列为候选人的取消候选人资格，已经提拔的责令辞职或者免职、降职。对跑官要官的，不仅不能提拔，而且严肃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对封官许愿或者为跑官要官的人说情、打招呼，以及泄露酝酿、讨论干部任免情况的，严肃批评教育，是组织人事干部的，要调离组织人事部门；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要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追究责任。对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做出的干部任免决定一律无效，并按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领导干部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行政职务以上处分且在提拔任职前已有明显违纪违法行为的，要对其选拔任用的过程进行调查，确实存在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问题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对因用人方面的问题受到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
让制度和程序有名有实
完善提名制度。特别要规范领导提名。领导干部垄断及变相垄断提名权，是许多问题得以衍生的源头。从制度上规范领导的提名，最重要的是规范干部任用的初始提名权。通过扩大民主，让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的“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从根本上改变“先定人选，后走程序”的做法，保证提名的公平和公正。同时，要实行公开性提名，把提名置于阳光之下。要把提名者的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特别是要增加“一把手”提名的“风险成本”，即要向任命机关对自己提名的候选人予以特别说明，以利于监督。
严格组织程序。干部选用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要完善党委集体讨论干部的制度，防止集体讨论出现偏差、流于形式。为此，必须使班子成员明确自己的责任，把向人民群众负责与向上级机关负责统一起来。还要建立党内投票表决制度。为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尽量避免采用口头表决或举手通过的简单形式，以便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落实相关措施。制度是实现用人公正的根本保证。要把认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落到实处，不能坐而论道。此外，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动议干部报告制度、干部选拔任用说情登记制度、干部监督工作督察员制度、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选人用人情况年度述职制度等，以确保用人的公道正派。
给群众实在的参与权
群众参与是预防和杜绝用人不正之风的重要环节。提拔使用干部，必须给予群众实实在在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最大限度地发扬党内民主。党内选拔任用干部无论是委任制还是选任制，都要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让广大党员把好选拔任用干部的“第一关”。领导和组织部门不应事先内定名单，把征求党员群众意见作为表面文章，而要真正深入党员之中，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并将这些意见真正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基础。
最大限度地让群众参与。群众参与是制约权力、防止腐败、确保公正的重要措施。要把群众参与作为选拔任用干部不可或缺的“第一程序”，决不能走过场。真正的群众参与，是把群众作为主体，而不是陪衬，更不是摆设。不仅要把干部选拔使用的结果公之于众，还要把过程展示给群众，接受群众的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选拔任用干部由群众自始至终全过程参与，就会为杜绝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打下最牢固的群众基础。
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要最大限度地行使群众的监督权，加强和改进组织系统“12380”举报受理工作，切实发挥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监督作用。在对一个干部的评价上，当领导和群众的意见发生矛盾时，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要把群众的“口碑”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决不能等闲视之。群众的监督作用到位了，干部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什么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想不收敛都难了。（作者：统筹/李小平 策划 执行/郭庆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