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麼？
《百图》词条搜索“阶级和基层”中说：“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
我曾经看到一些文章，它们也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代表我国社會的主流意識所講的話，显然這些都是睁/眼/说蝦/话！
《百图》词条搜索“阶级斗争”中有这么一段话：“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被消灭了……”
如果说，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上，我们仍然称呼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应当另外定义。
抛开自我標榜、自我的称呼以及自我的定义和解释，从实际出发来分析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从改革开放以后，已經允許和恢复了私有制，甚至许多国有企业也相機实行了“转制”、變成了私有制。我们的私有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模式也是基本相同，即实行了资本/搏/削的资本主义制度。至於一些外资企业，则外国资本家都是将其在本国的经营模式原封不同地搬到中国。因而，我们的社会/存/在搏削階級和搏削制度。这似乎无可厚非。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我们不能够单看他是怎么说的，而要看他是怎么做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论昏君还是明主大抵都将自己标榜成自己是“英明之主”、是“救世主”、是“老佛爺”，是“多么伟大的艺术家”……那种有自知之明的君王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
显然，有剥削阶级，有剥削制度，那么就可能產生激烈的、對抗性的阶级斗争。说我们國家已经没有了、也不可能產生对/抗性的阶级斗争，那是bu正确的。
下面我就我国最近的突出的社会新闻、就国人热议的话题来分析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
去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受灾区的许多房屋压死了许多我们的同胞。天灾突现了“人/祸”，无数“豆腐渣工程”的教育楼压死了多少祖国可爱的花朵！一时间，一些受害的家属到政府機關的大門口情願、靜坐示威，强烈要求政府要惩处黑心的承建商。全国一片声援声。当局一时间十分棘手，有亏有一些社会的“知名人士”“社會名流”相助，甚至作含淚下跪劝说……才算解了围。有关方面曾经向情愿群众信/词旦旦作許諾，如今事忙，事后一定作追查、作嚴肅处理。然而，事后呢？不了了之。据称，8级地震是特大地震，道理上能够摧毁所有的房屋建筑的。可是那些倒塌的“希望学/校”邻旁却有十分坚挺的政府大樓和其它房屋建筑，这怎么自圆其说呢？据说，“是天灾的责任还是人祸的责任难以论定”……难道现代的建筑监理学就一点没有办法了吗？一般非专业的普通人都能够区分出来的问题，如水泥砂浆的水泥含量、钢结构的规格、墙体与地基的结构……而现代的建筑工程科学家就一籌莫展、一点办法都没有去做鉴定了吗？館商勾结建造“豆腐渣工程”，館商勾结抵赖罪责、坑害群众。由此可见，黑心的館員和承建商与受害的去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一對生與死的矛盾，表现得十分尖锐、对抗。
一年前的“瓮安事件”也说明了人民群众与館商间的矛盾斗争的对抗性。
一个女学生的因溺水而死就引发了一场“骚乱”。不明真相的“贱民”竟然借题发挥蛊惑人心，竟然结集了成千上万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去焚烧警车，围攻公安局、市政府。這是一起明顯的對抗性事件。
原来该地政府部門平時不注意“照顧人民群眾的利益”，如房地产开发商在館方的支持下胡乱占地拆迁……傷害了群众的利益，民众積怨很深。
待到柴草枯欲死，星火可作燎原势。
“瓮安事件”有其特殊性，但也有其普遍性。在网络上，一些网民借题发挥“无理取闹”的事帶有普遍性。去年袁隆平夫妇到湖南长沙的车市里走了一通。许多网民便对此发出一片欢呼声，说“袁隆平买车我们一百个赞成”，“袁兄买再多的豪华车，我们也表示支持”……甚至引发了CCTV新闻台的专题讨论。
简直“不可理喻”！人家买不买车，关你屁事！你管得着吗？网民的言外之意无疑是发泄对某些人买车的不屑，找机会发泄对于館商利用权力暴富的仇恨。
“杨嘉事件”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点。杨嘉确实是犯了“故意伤害罪”，杀了7条和他“素昧平生”的人命。但是，杨嘉的遭遇情有可愿，值得同情。全国对他一片欢呼声，称他为“英雄好汉”，恨不能全國遍地皆“楊嘉”，殺尽貪官污吏和奸商。由此可见，館民关系的發展到了何種程度！
最近发生的“二鄧案”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對於案发的过程连“公安局”还没有侦查清楚，究竟“小鄧”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可是，事发后没有多少时间，网上便传来对于小鄧的一片贊譽聲、声援声，称呼小鄧为“女英雄”、 “烈女”……而其时的“公安局”正将小鄧捆绑在“精神病房”里。
有位网友说得好，法律也是具有阶级性的。事件还没有十分明隆时人们对待小邓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个是将她当成了“英雄”而稱崇，一个是将她当成了“囚/犯”而捆/綁。这無疑是阶级感情在起一定的作用。被伤害的“大邓”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公安局”方面有明显的“片護倾向”。比如局方没有对于与“大邓”一起实施犯罪活动的另外两位嫌疑人作拘禁追查，而是单听那两人的一面之辞，没有对于“大邓”们当成犯罪嫌疑人从而寻找犯罪证据如“小邓”的衣物证据、“大邓”的性犯罪的证据，如衣物以及生理变化的偵查等等。最近，当地的检察院又竟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小邓”。這足见法律的阶级性。
资料：……日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邓玉娇案”，央视网发起了一项针对案件当事人邓玉娇刺死官员行为的网络民意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赞成邓玉娇刺死官员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该定罪”的网民高达108679人次，占总投票数的92.89%，投票结果成一边倒趋势。而赞成邓玉娇刺死官员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但也不能叫故意杀人”投票数的仅有7328票，占总投票数的6.31%。选择“不好说，此事还有待斟酌”的网名人数则仅有940人次，仅占总投票数的0.80%。
有网民称这个案件是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官员帮助商人“摆平”业务纠纷，商人“犒劳”官员去“梦幻城”“娱乐”，官/员视“梦幻城”的女人都是“贱人”，欲/逼/良为娼，三个“官/员”合伙侵犯一个“贱人”，“贱人”迫不得已持水果刀反击,杀一伤一……由此反映官商与平民的关系确实恰到好处。接下去，全国网民有92.89%一边倒的支持趋势，足见官/民矛盾的性质和程度。
云南的“蔗农事件”也清楚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對抗性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
此外，前不久所揭露的山西的“黑窑”，窑主迫害欺凌窑工竟然如对于奴隶一样。新世紀的中國現在竟尚有遠古奴隸社會的遺址！而窑主都有館方作坚强的靠山。
我國频频發生的矿难也紛紛暴露出矿主残酷坑害矿工的案件，而那些矿主不但有大的靠山，甚至許許多多的馆员本人就是矿业公司的股份老板。许许多多事实表明，中国有没有剥削階級？有没有階級压迫？有没有对抗性的阶级和階級鬥爭？！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没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那是bu符合实际的。最突出的是1*9*8*9年的那场“政治風波”。風波幾乎波及全国每一个角落。那是一场全民自发的反對 “官/倒”、反腐败、追求“自由解放”的 民/主运动。學生運動一开始根本没有參與组织領導的党派、社团及其领袖人物，到后来才产生一些结构松散的社会团体。一开始“館民”矛盾还没有对抗化，一度雙方進行和平對話。人们还是寄希望于上/层領導能够醒悟，能够着手改革官僚体制，希望双方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化解。矛盾的疾化、對抗化產生於/上/层斷然拒絕了人民的情愿要求，并且出/动现代化部隊进行鎮/压。
那时候，我在一所农村学校任教。学校有员工120人左右。全校员工中仅仅只有一人拥护正腐鎮壓学生的民/主運動，在一次教師學習時，他還以勝利者的姿態登台發表贊崇“黨和正腐英明果斷的行動”……后来發現那人在日常表现越來越反常，如“自覺”替領導管理會議秩序，甚至動輒動手打同事……後來到医院一诊断，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此例大抵可以看出當時民心的向背問題。
显而易见，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与館/僚资产阶级的矛盾。許許多多突發事件和棘手的問題的根源幾乎都集中到這一點上。如正腐常常說要解決新的“三座大山”的民生問題，可是始終没有進展。當局一直說要解決“房價問題”，抑制房價瘋漲，可是房价一旦有所回落，正腐卻出爾反爾，急於出台救市策略；政府一再要求减轻人民的教育负担，可是永遠解決不了下面的滥收費亂收費現象，解決不了公立、私立學校與館方的幕後腐敗操作；政府一再致力于解决“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可是，群眾始終看bu起病。此外正腐始終解決不了環境保護問題。一旦有群眾舉報環境問題，廠方馬上對於有關領導進行擺平，廠方環境指標馬上“達標”，環境問題馬上“解決”了。館員們往往不顧群眾利益，只顧自己面子光彩，升官發財。如寧可瘟疫蔓延禍害群眾，千方百計隱瞞疫情，逃避國際紅十字會有關組織的檢查；隱瞞交通事故、公傷事故……的實際情況，瞞上欺下；犧牲許許多多人民群眾的利益辦國際運動會……筆者認為，運動會要辦好，但是國家應該將國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教育部門素質改革叫了25年没有絲毫作用，為什麼？“要建立fa制社會” 說了30年，效果怎麼樣，為什麼？社會治安越治越不安。禁賭，賭場開遍天下。治嫖，“美容、按摩店”開到正腐辦公樓的對面，到處都是……
人民群众与館/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焦点是minzhi还是zhuanzhi，是權力歸全體人民、還是歸少數人，是正腐兑现不兑现“一切权力归人民”的承诺。
專制是低級的階級社會所特有的一种体制。館僚/资产阶级执政的政府，仍然没有脱离封建主义的范畴。社會館/僚主义体制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血儿，用“社会主义”装飾门面。館僚资本家也想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他們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政治、经济的腐败问题。腐败是它生命终结的“癌症”。中外曆史上有過許多因腐敗而自取滅亡的，如中國的蔣介石只得逃出大陸、菲律賓的馬科斯及其黨國、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及其黨國……
專制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由于專制體制下的館僚阶层内部等级森严、上级以势压人压下级；理论脱离实际，没有科學的合乎伦理道德的正統理論作指導。因此在官僚内部無情、無理残酷的斗争过程中，經曆了痛苦的爭鬥之後许多人会倒向人民这一边。因此我们不能够说，当官的都是一些死不改悔的館僚僚资产阶级分子。显然，象楊嘉那样滥杀无辜是不正确的。
百图词库中关于“阶级斗争”中有这么一段话：“苏联崩溃时的苏共早已不是无产阶级的苏共，而是一个质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苏共，所以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并不是消灭苏共的元凶，他们只是办理了一个终止苏共的法律手续而已。”
实事求是地讲，苏共的腐败问题比之wo dang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其它如國情也難分彼此。在蘇聯館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作为館僚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倒向了人民大众这一边，实施了政治体制改革。他们放弃官僚主义、实施了完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此一点，他们的改革也是十分jinbu的，因为他们所放弃了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他们是俄国民/主主义革命的jue出的领袖。人民将永遠記住他们的名字！
zhuan制在经济落后闭塞的旧时代也许还行得通，可是当经济建设走上高速轨道时，在科技將大世界變成一個小村子時就会越来越显得不适用。它所衍生的经济垄断和政治/腐败问题将使得正腐与国民的矛盾對抗化，從而使它走上了崩溃之路。纵观世界，目下政治min主化是时代潮流，大部分国家都已经走上了min主宪/政的道路，时今残存的專制王國已经所剩无几了。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实际上，在剥削制度下的阶级斗争也不一定都表现为对抗性的阶级斗争。例如如今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形势就相对比较和缓，人民的“人权”逐渐巩固和发展，反映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逐渐减小，无产阶级逐渐中产阶级化……当初俄国的館民矛盾十分地对抗，戈尔巴乔夫顺遂民意当机立断、断然对祸国殃民的館僚制度动大手术——實施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使得官民对抗缓解，建立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宪/政政治”，使得国家走上了稳定的長治久安的和平发展的道路。
终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与館僚資產階級的矛盾。該矛盾的焦點是政腐的腐敗問題。矛盾鬥爭的發展趨勢将走向嚴重對抗化。矛盾的根源是政腐專制集權使得正腐館員館僚資產階級化，不适应新時代的市场经济体制、不適於新的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正腐權力壟斷導致腐敗，正腐拒絕人民群眾有效的監督使得腐敗瘋狂地、無限制地恶性蔓延。
筆者认为經濟體制成功改革之後，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以使得国家尽快走上真正“安定團結、长治久安”的和平发展的大道，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法制”的“和諧社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放弃馆僚主义（即fen建主义）走真正科學的Democratic社会主义的道路。
現在，我们已经看到Democratic巨轮的桅杆正从那东海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想必它的抵岸应该为期不会十分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