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对建国后国内主要矛盾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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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

对建国后国内主要矛盾的探索

 

    [提要]  通过对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三位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对建国后国内主要矛盾理论探索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总结,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经验的理解。

    [主题词]  毛泽东 刘少奇 邓小平 国内社会主要矛盾 

一、毛泽东对建国后国内主要矛盾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1、毛泽东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八大刚结束,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其间基本正确,但也存在着错误。

⑴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上,在认为进入大城市后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同时,指出在全国革命完成之后,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认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①毛泽东还认为在尚未解放的南方,主要任务是打倒国民党反动势力,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条件。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情况下:“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②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矛盾。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③

⑵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950年4月,毛泽东认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④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仍然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是主要斗争对象,换句话说,也即是党及领导的人民群众与“三座大山”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党及领导的人民群众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是主要矛盾,这一矛盾虽然在国内阶级矛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并不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然而经历了“五反”运动之后,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面貌看法就开始偏左了。因此,1952年,毛泽东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⑤因而民族资产阶级从两年前的“不是主要斗争对象”,成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的另一方。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显然发生了偏移。虽然如此,在抗美援朝尚未结束的1953年3月,毛泽东仍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 ⑥

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为主要阶级矛盾的时候,并未主张消灭资产阶级。例如,1952年3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的一个指示时,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⑦这一时期毛泽东既主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是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又不主张消灭资本主义,而是实行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这是与他后来在1955年提出“让资本主义灭种”、“彻底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仍有一定的距离。

⑷毛泽东对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八大前后具有两重性,既要看到毛泽东主要是肯定八大提法,但也要看到他对八大提法中表述进行批评,同时也对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的提法进行质疑。在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6年,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⑧然而据王光美回忆,八大刚刚闭幕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天安门楼上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王光美并认为这一观点标志着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刘少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路的长期对立的开始。同时,毛泽东对八大中“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的表述提出了质疑。但在八大召开期间,他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解放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并批评苏联在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他们所犯错误的根源。这年的11月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还说,今天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2、1957年以后,毛泽东虽然有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提法的正确观点的回光返照,但却以五十年反右斗争为历史转折点。转向了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错误。

⑴到了1957年,毛泽东在一个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处一个转变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由阶级斗争到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到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这个世纪,上半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⑨然而1957年6月反右开始后不久,田家英向毛泽东提出:看来,“八大”对于矛盾的分析和方针任务的规定是不对的。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但八大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现在不宜提,等以后相继提出。到了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八大的提法是不对的。

⑵1962年,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同时也同意不能因抓阶级斗争影响经济工作这个中心。1962年9月24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判断国内外所谓修正主义的形势,提出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更加“左”。而且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已逐渐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接受了刘少奇“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提议。⑩

⑶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主张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了1964年,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在城乡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不仅决定在中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而且在其中提出了党内存在着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其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有了重要和新的斗争对象,也是他对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错误的进一步发展。

⑷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后,重复了七届二中全会对建国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并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1969年,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认为:“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是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把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判断与消灭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还算了五十年代初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旧账;并在九大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错误判断出发,把左倾错误由基本路线演变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⑸毛泽东七十年代中期提出“三项指示”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又要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陷入既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要以阶级为纲的自相矛盾的错误中不能自拔。总而言之,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违背了他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思想,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原理,夸大了阶级斗争作用,陷入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混乱之中。

二、刘少奇在长期探索建国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时,能够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至文革前夕,一贯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

⑴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以及在七届二全会上与毛泽东的提法是一致的,都认为只要全国政权到手,民主革命阶段已经结束,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已不存在,则“主要矛盾”、“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在发言中认为:在包含着几种经济成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肯定了刘少奇的看法,并表示可作宣传。同时刘少奇也在1949年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49年5月,刘少奇指出:“目前整个形势很迅速地胜利前进,全国的军事时期将会很快结束,结束后,中国就要进入建设时期,特别是经济建设。”6月,他又指出,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了,“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刘少奇还指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但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就不变。二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⑵1949年刘少奇发表天津讲话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今天的主要斗争对象,强调要把重点放在团结上。1949年,为了调整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刘少奇来到天津,指出与民族资产阶级既要团结又要斗争,重点放在团结上,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他指出斗争的对象还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因为要彻底肃清这三个敌对势力残余,在革命胜利后还需几年,即使肃清了三大敌人后,国外矛盾还是主要的,太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就会插进来,把民族资产阶级变成它们后备军。

⑶1951年刘少奇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但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1951年春天,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他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认为这个阶段大约在10至20年之间。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在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并与其他经济成份并存。然而1953年当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刘少奇这一思想却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曾对人说,否定“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观点”,是因为他不爱落后的中国,因而“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要“反对保守、反对落后”。可见毛泽东否定了革命和建设的阶段论,他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急性病溢于言表。

⑷1956年刘少奇作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为发展生产力。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⑸刘少奇1957年以后一直主张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主张人民内部矛盾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例如,1957年刘少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改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解决了,现在应该讲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1958年,刘少奇还指出:现在我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的发展生产力,尽可能高速度地发展工农业生产,这是一切工作的任务。现在我们所作的一切工作,是如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1959年,刘少奇在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指出:在过去社会主义的注意力,特别是领导机关的精力,主要是放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而不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建设问题上。因此过去十年建设虽有很大成就,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今后要以主要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今后十年的建设成就,大大超过以往十年,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比较充分地在人民面前显示出来,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将逐步地基本上改变过来。早在1952年,刘少奇就设想:大的运动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⑹到1964年至1965年,刘少奇在研究“四清”运动工作时,反对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主要矛盾和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发生冲突。他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还构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蓝图。到了1964年至1965年,在讨论 “四清”运动时,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争执,反对毛泽东主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主要矛盾和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有的,但不能说是派,一讲派,人就多了,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能把什么矛盾到上升到敌我矛盾。并认为“四清”运动主要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矛盾。文革中刘少奇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运动。不能总要找出敌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刘少奇一直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直至1966年底,刘少奇还对王光美说,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一定要和人民一起把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然而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在文革期间被诬为“唯生产力论” 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三、邓小平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探索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不断推进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最终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建国伊始,邓小平作为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一方面坚持贯彻八大正确路线,同时自己也在探索建国后国内主要矛盾这一课题。中间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直至八十年代后形成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路线。

⑴早在解放初,邓小平就主张“共产党就是要发展生产力”。1949年9月,邓小平赞成日丹诺夫的观点:社会的动力是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推动了社会进步。邓小平在刚解放的1950年指出:“西南地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还指出:“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⑵到了1956年后,邓小平主张今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57年,邓小平指出:“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早在1956年,邓小平就指出,党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也已经得到基本上的胜利,党的目前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

⑶邓小平六十年代主张“阶级斗争不是纲”。要避免资本主义,首先必须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了六十年代,邓小平支持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提出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以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对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不以为然。在1964年4月人在接见外国工会代表团时说: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就要首先发展生产力,再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同年,邓小平去大庆参观,工会领导向他汇报大庆狠抓阶级斗争时,邓小平说:你们大庆和别的地方不同,阶级斗争对你们来讲不是主要矛盾。1966年5月他在全国工交会议上则强调,政治挂帅要落脚到生产建设,归根到底,农村要落脚到农业生产,城市要落脚到生产建设和企业革命上,学校要落脚到教学上,总之要落脚到发展生产力上。

⑷邓小平七十年代主张“三项指示”为纲,受到毛泽东批判:他这个人从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心工作后,不怕被第二次打倒,大刀阔斧地搞整顿。他主持写作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在理论上批判那种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并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泽东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并提出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检验的唯一标志,就看我们应用这种理论的效果,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否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还认为,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都那样重视经济建设工作,那样重视增强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国家有了进行和平建设的国内条件,而我们又面临着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争取时间,加倍努力,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吗?这篇文章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这三项毛泽东指示并列起来,提以这“三项指示”为一切工作的总纲(实际上是以经济建设为纲),却受到曾经提出生产力标准思想的毛泽东批判。然而,毛泽东说邓小平从来不提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白猫黑猫”倒是实情。

⑸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四个现代化)上来。1978年9月16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几个月,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领导全党果断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指出: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在以后的十多年里,邓小平对此问题还进行多次阐述,认真总结了这段历史。1985年9月邓小平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1982年9月,邓小平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⑹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的判断,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永远不能动摇。例如,1988年,邓小平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例如,邓小平在1984年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要搞建设。”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既是党关于建国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理论总结,又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的阐发。

⑺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之后,直至南方谈话,邓小平仍然在新的形势下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提法,仍把当作为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来坚持。总而言之,在恢复、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刘少奇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思想,以及总结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错误的教训基础上,邓小平形成了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

四、贡献和比较

1、建国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理论,经过了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三个伟人的曲折探索,其过程为始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再经过刘少奇,形成于邓小平。也就是说在建国后七年里,尽管期间存在着错误和不足,毛泽东还是正确和基本正确提出和阐述了这个问题,刘少奇却能比较一贯地坚持这个问题的正确思想,而邓小平也能一贯地站在正确的思想路线一边,并且能抓住这个问题的要害,不断地阐发;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在这个方面的问题上的正确思想,实现了刘少奇的遗愿,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刘少奇这一方面的正确思想,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

2、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三位领导人在探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时,都认为既要看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的斗争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同时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反映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两个主要矛盾及转变,具有双重性、交叉性和过渡性的客观情况,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解放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政治条件已开始具备,但由于还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还存在,我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还有一个过程。随着剿匪、土改和抗美援朝的胜利,更由于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政治前提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3、毛泽东在建国初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里,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是基本正确的,然而由于毛泽东在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之后,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主要的斗争对象,国内基本矛盾仍然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并要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因素,为后来犯社会主义改造和处理社会政治矛盾的左的错误埋下了伏笔。到了1956年八大后,尤其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的正确判断,不顾七届二中全会后国内消灭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以及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被消灭这一重大的阶级关系状况的变化,仍然套用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建国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提法,是毛泽东后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的重要理论根源。与此相反,刘少奇“天津讲话中”从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和工人阶级一起合作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做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出发,反对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斗争对象,认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当时也是赞成刘少奇的天津讲话的精神的;并指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历史证明刘少奇等人的关于建国初期国内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判断是正确的。

4、毛泽东犯了长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除了对建国后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状况的判断犯了严重错误的直接原因之外,主要是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造成的。例如毛泽东五十年代批评斯大林认为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并不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毛泽东在文革时还重申,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造反有理。相反刘少奇解放后一贯强调: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生产是更基本的,永远需要的”。邓小平先是指出共产党就是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就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又指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由此可见,刘少奇和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对此问题保持清醒头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除了对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状况能够正确判断之外,都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又如刘少奇1957年以后坚持国内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弥补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不足;再如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坚持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又弥补了毛泽东没有一贯坚持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以及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中没有明确指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这两对矛盾中那一个更为根本的缺陷,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此外,刘少奇还能够在正确地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刘少奇认为对待敌我矛盾,主要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则主要是强调矛盾的统一性。与此相反的是毛泽东晚年无条件地、绝对地夸大了矛盾的斗争性,混淆了两类矛盾性质和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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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⑥毛泽东选集.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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