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官僚特权与无权阶级的矛盾

建立公天下与私天下并存的中国
——在香港《北京奥运与民族精神》研讨会上的各次讲话综合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我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认为：“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清末实行“新政”即进行政治体制（君主立宪）改革太晚，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立宪改革最终落伍并失败；罗斯福“新政”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纠偏，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当代“新政”或许将带来中华民族的新生，开创万古流芳的政治现代化的伟业，一举终结中国两千多年走不出秦始皇体制（集权制、任命制、郡县制）的恶性循环。
现在看来，中国不仅要实行“新政”——新政治、新政纲，而且要建立“新文化”，或者就是我所说的“中华新文明”[2]、“高贵中华、文明中国”[3]、“现代中华文明”[4]。我曾经提出2008奥运年作为“文明中国年”[5]。
文明中国是公天下与私天下并存、公文化与私文化发达的中国。所谓公天下、公文化，就是借助奥运、以及在北京奥运之后逐渐建立公民、公仆、公权、公心、公益、公德的“六公”文化。中国人要成为公民——懂得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的现代公民，不再是臣民、顺民或暴民；要建设公民社会，实现自我管理、社会自治，不再重蹈管制型社会、奴才社会、一盘散沙社会、官民对立社会的覆辙；
中国要驯服政府，还原“公仆”的本来面貌，废除官本位、特权等级的制度，包括垄断企业制度、官本位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特权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要建立主权在民的公共权力，防止公权力的蜕变、扩张、滥用与腐败，塑造权力与规模适度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廉洁廉价的政府；中国要弘扬天下为公的公心，匡扶社会正义，纠正一己之私、集团之私。中国古代有很多公天下的思想，如《六韬》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礼记》中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些都应当作为中华新文明的重要内涵。
中国要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尽快实现民间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的合法化，鼓励公民的自主参与、奉献与爱心；中国尤其要培育公德，提升官德，改变谎言与暴力的社会环境，树立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在培养“六公”文化的同时，中国还要继续培育“六私”文化——私产、私权、私心、私利、私域、私德，建立大私若公、竞争创富、自强不息的私天下、私文化。
首先要保护私有财产，不断完善宪政法治，建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产保护制度。理论与世界的实践都证明，财产公有导致集权、特权与腐败，财产私有最终推动分权、法治与民主；其次要保护私权利，改变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蚀与侵害的全能主义政治；第三要引导私心即利己之心为社会服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都是建立在人心自私的假设之上的，计划经济、明君政治、人治社会则是以人的智慧无限、人性善为基础的；第四要客观对待私利，保护合法利益；第五要严格界定公域与私域，改变中国人公私不分、表面上有公无私、实际上有私无公的现状；
第六要谨守私德，暗室无亏。通过弘扬“六公”、“六私”，建立公天下与私天下并存的中国，将普世价值与中国价值结合起来，是奥运带给中国的遐想。什么是普世价值？就是为整个人类所认可和接受的体现人的解放、人格尊严、社会物质与精神全面提升的观念体系。其精华是人道、人本、人文、人性、人权、宪政、法治、自由、民主、科学。普世价值中包含了中国价值。或者说，中国价值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
什么是中国价值？就是高扬人道、人本、人文、人性、人权理念的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如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兼相爱，交相利”；“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诸侯攻战，天诛地灭”等人道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等思想； 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爱人者人恒爱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善战者服上刑”；“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等反战争反剥削思想；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民之轻生，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反侵略反压迫思想。这些就是中国的核心价值。
结合普世价值与中国价值，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一定能够重新崛起，建成“中华新文明”、“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中华新文明”、“现代中华文明”就是要确立人道、人本、人文、人性、人权、宪政、民主、自由、法治、共富、和平等价值观，同时将中华优秀传统——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气节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尊师重教的精神等发扬光大。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特权垄断利益集团与无权阶级的矛盾，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特权制度问题，即特权政治、特权经济、特权司法、特权福利等，解决之，只能通过不断的官民博弈、人民的争取，逐步建立“现代中国制度”，也就是融合普世价值与中国价值的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
由此看来，奥运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分享文明硕果的盛宴；奥运，不应是一项政绩工程，而应是改善中国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重塑中华文明和中国制度的转折性事件。通过北京奥运以及奥运之后的努力，中国将会逐渐改变物质巨人、精神矮人的状况，建立“公天下”与“私天下”并存的“崭新中国”。
唯有真话才能颠覆谎言与暴力的传统
因为害怕失去财富、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失去尊严，人们选择说假话。林昭、遇罗克、彭德怀因为说真话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中国人遥遥无期。于是，物质主义、唯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构筑着中国的道德废墟。不择手段、白猫黑猫、不问正义、重复谎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即是真理，写进教科书）、隐瞒与做秀，成为多数官员的座右铭。 因为反右与文革，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堕落到了冰点；因为没有改革旧的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经济与社会道德又进一步滑到了五千年以来的最深渊。
谁能拯救中国人？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唯有真话才能颠覆谎言与暴力的传统。让我们捍卫说真话的自由与权利，构筑说真话的制度与环境。 让我们发起说真话运动！
退休高官王亚忱的影子腐败
影子腐败就是官员利用其在职时期的影响力或者通过安插其亲属在机关任职以保证其影响力的发挥，从而在退职或退休以后获得的期权腐败。发达国家有回旋门或冷却制度，也就是官员退职或退休以后不得在其任职的产业或领域工作，他们也有回避制度，也就是官员与其配偶、子女或直系亲属不得在同一部门或机关任职。
中国也有类似的冷却制度、回避制度，但一直执行、监督得不好，也不可能执行好、监督好。因为我们靠的是上级监督、纪委监督、组织监督，而不是群众监督、媒体监督。上级监督难以发现线索，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人手，因为下级需要监督者数以万计甚至上百万人，上级忙死也不管用。即使发现了问题，因为情面、关系、权力网、官官相护的原因，也难以查处。
中国的监督机构本身就不独立。如审计机构在发达国家要么隶属于议会、法院，要么完全独立，没有像中国这样的隶属于行政机关和政府，让下级的审计局去查处上级的县长、市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怎么可能有效呢？类似的，中国的反贪、检察、行政监察、环境监察、信访、法院等机构都没有独立性，所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以后，这些机构都应当从行政机关中完全独立出来。因此，反腐败关键是要实现权力分立与制衡，要自下而上地反腐败，相信人们群众的作用，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公众监督的力度。
另外，还要尽快建立官员收入公开申报的制度，实行阳光财政和阳光收入。退休官员的监管还与公务员薪酬机制的改革密不可分。我国官员的工资有很多是非货币化的，退休以后拿退休工资，他们会认为有很大的损失。而实际上，我国在财政上行政开支很大，但官员的工资却不多。比如汽车、住房补助，加上各种隐性收入，公款吃喝等，一年国家给一个官员的财政支出就好几十万。假如这些都能够货币化，取消他们的特殊福利，增加官员的工资，那么他退休以后的工资也会相应地提高，这样有助于避免官员退休以后心理上的失落，减少他们谋取影子腐败的动机。
农村养老与计划生育
中国的确到了以社会保障反哺农民的时候了。几年前搞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反哺农业、农村，现在更重要的是反哺农民。两年前，我也提出对60岁或65岁以上的农民提供“老年津贴”，类似于你说的普惠制的养老金。中国现在国富民穷，国家完全有财政能力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2007年一年，中国新增加的财政收入就达到1万多亿，中国现在的财政收入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每年拿出一些钱搞老年津贴，完全是可能的。全国农村约有1亿老年人，假如每月为每个老年人提供200元，200元是许多地方的农村就能够保障基本的生活，那么全国农村的老年津贴一年需要2400亿，只及一年新增加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完全可以安排。
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把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排除在外。现在在中国农村提倡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可是据调查，在中国农村，老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虽然高达88.7％，但是收入来源、生活料理依靠老人自己的比例分别达到50.7％、82.2％（民政部农村社会保险司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文件汇编”（1995）），可见即使在农村，家庭养老也是靠不住的，现在有一大批农村老人的生活缺少必要的保障。土地养老也不难以做到，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也受到诸如承包法中的农业用地不能转作非农用途的限制。现在农业生产成本高，收入低，甚至种地亏本。在农民的家庭收入中，近40%来自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性与财产性收入仅占纯收入的5.7%。因此，农村老人很难单靠种地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
有人说现在农村有低保。1995年，国家开展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2007年又在全国推广，但是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316.17万人，占农业人口的0.34%，目前全国财政投入农村低保约100亿，仅能够救助农村人口的1~2%，太低了。过去，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建立了农民退休、领退休金的制度，现在连比我们落后的印度、越南也有农村老人津贴或大米补助，中国实在是有必要建立全覆盖的农村养老金或农村老人津贴制度。
关于计划生育，近一两年有许多争论。中国的确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未富先老的问题，因此有的人主张废弃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还说人口多不是负担而是人力资源，是财富；世界历史上的强国无不是人口居多的国家；一胎化政策将使得中华民族衰落甚至自然地灭亡；计划生育违反人权；老龄化将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养老负担，社会保障无法承担，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的衰退，等等。
而我主张基本维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四川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在那样的高山峻岭地带、地质断裂带、地震活跃带还住着那么多人，不就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太多吗？所以，在沙漠地区、荒漠地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黄土高原地区也都住满了人，草原也过度放牧，载畜量太高，草场大量地退化。虽然有体制的问题，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人口过于庞大。在美国，像汶川那样的高山地区、地震带肯定没有人居住了。
人口多当然是人力资源是财富，但也不是人口越多越好。中国即使放开来生育，也是农村生育率高，城市生育率低，鼓励城市人生育，他也不生，而农村的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很差，这样就导致中国人的文化素质越来越低；当然，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农村的实际生育率还是很高，但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可能更糟。
所谓人口多才能成为世界强国，有一定的道理，人口太少肯定不行，人口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人口越多就越能成为世界强国。人口不能超过其国土承载能力。中国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但我们的自然条件差多了，中国的平原面积10%也不到，美国超过50%；中国是个以高山、沙漠、荒漠、黄土高坡为主的国家，人口又超过美国4~5倍，怎么能不贫穷？怎么能够成为真正的强国？！中国国土最多可承载16亿人口，指的是在和平年代能够养活16亿人，一般不会饿死人而已，但绝对难以现代化、难以达到小康、难以活出中国人的尊严。
至于老龄化、社会保障缺口、经济衰退等，这是哪个稍微发达一点的国家也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永远繁荣。不能因为日本老龄化问题严重，经济衰退，中国就要多生、增加人口，结果呢，肯定永远贫穷。
所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给农村老人提供老年津贴，每年花两千多亿元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让老人无后顾之忧，这不仅是建立民生财政、促使财政支出合理化的问题，同时它又可以解决计划生育的难题，因此也是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与否。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每日新闻短评”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