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大讲堂第32期 李炜光 政府花钱的秘密

http://view.QQ.com　 2009年05月31日10:10 　 中国江西网　 李炜光我要评论(1483)
 
提问3：
网上经常看到有一些政府豪华的办公楼，包括公款出国，或者用车方面，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制度设计可以让政府打造得这豪华。另外，对政府来说收入和花销都包括哪些？政府资产都有哪些？
李炜光：
没有制约，没有监督控制的制度必然就使得政府很轻易、很简单地把钱更多的花在自己的身上。如果有另外一个力量不许他这样花钱，而且会有办法治他乱花钱，自然就好了，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所以谁掌握了资源都得想办法多盖几栋高楼，这是政绩。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资产收入的问题。大致上税收是最多的，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90%以上。所以有个说法是我们国家基本可以称作税收国家。税收是对私人财产的征收，前提就是承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税收国家必然是纳税人权利到位的国家。处理税收以外还有国有资产的盈利、政府的出租，比如矿山、土地出租，地方政府还有卖地，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另外有国债，我们国家把国债算在收入这一块。大致上就是这几块。但是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公布过政府资产的数字，只公布每年的财政收入。资产说起来还应该更细化分为各个项目，有资产负债表，还有一部分可还涉及党产的收入。
提问4：
您讲到个税起征点2000，是觉得有点低。可我的一个朋友，他认为，即便是2000元工资的人，也享受到了政府的公共设施，他认为有享受就应该有付出，他甚至提到一个非常残酷的字眼，就是优胜劣汰，我提出的是政府目标应是更大程度地保证全民的幸福指数提高。您怎么看待我这个朋友的观点。
李炜光：
世界各国都是要照顾穷人，好的税收是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太穷的人不要向他征税，向他征税一个是征不上什么税，而且这些人生活有困难，形成社会问题，社会不稳定。所以定一个起征点。征税一个是公平。高福利下还有懒人呢，贫困的人有各种情况，不都是因为懒，有自然环境、地域的差异，比如东部和西部地区，有城乡的差异，还有家庭的拖累，或者个人身体的健康等，各种原因都可能导致一个人处在贫穷中。造成贫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只能取中，即使是有不太讲究道德的人，也应该在救助之列，这是社会保障的应有之义。
国家税收不仅仅来自于个人所得税，大部分是消费税。我们现在买东西一般涉及的是增值税。为什么说现在农民负担又反弹了呢？奥秘就在这儿，增值税是负税人、纳税人不一样，谁是最终的消费者谁就是负税人。实际上穷人再穷也要交税，买一个面包都要交税的，所以，再穷的穷人也是纳税人。。
提问5：
您谈到分税制改革，失败的地方就是中央权力太集中，钱都集中在中央，地方和基层没钱。可是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财政包干，出现的情况就是很多县、乡政府发不出工资，不是没钱，被乡长、县长挥霍了。这样中央不制约肯定不行了。当时广东最有钱，中央财政没钱。我的意思是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还得靠中央集权。
李炜光：
您的认识与我差异很大。首先是治理一个国家您认为以中国的传统中央集权还是最好的体制。中央集权中国最不缺，中国秦始皇时代就已经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但是秦始皇以后汉到唐末这个阶段宰相的权利还是很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到了宋代赵匡胤建立的是一种皇权专制，整个国家的事都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制度从宋建立以后，到明、清，连宰相都没有了。那样的体制给中国带来希望了吗？你说的乡镇这一级权力太大了，中央应该管制，这恰恰暴露了民众没有制约官员的权力，如果身边有一种权力制约他、管制他，他多少会有所顾忌，而指望中央权力来制约乡镇的权力，我看不怎么靠谱。
提问6：
您说到2009年财政预算报告有近四百张反对票，可能以后会更多，我认为不可能，因为我们国家现行的人大代表制度决定了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有他的特色，所以希望人大制约财政预算这条路是不太合适走的。之前看到有媒体报道，说是广东、深圳希望政府公开财政预算，对财政进行监督，影响到人大代表制度的变革，希望您谈谈这个问题的思考。
李炜光：
人大代表的组成，是一个问题。我刚才讲的是，将来有一天如果投反对票的人更多，以至于推翻预算，这样的事可不可能发生？确实不太可能。但未必绝对不可能。目前在地方上就发生过多次。地方上既然发生了，中央就不能不做制度上的准备，法律上的防备。一旦没通过，就没有应对了，可能会成为重大事件。现在弃权票、反对票达400张以上，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的人代会是全部赞成、全票通过，现在数百张反对票，这个比例不低。所以，我相信人大会每年会有一些进步。
你的第二个问题，我最近接受过南方都市报的一个长篇采访，中国改革开放，30年前的原点在什么地方？在民间。叫小岗村，十几户农民签了血书从此才有了中国农村的改革。30年以后，中国改革又陷入胶着状态了。中国改革有一个规律，动力并不是在上层，而是在下层。
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改革早就结束了。那篇文章没能在纸媒上发表，但网络上有。我拿1978年那年，与2006年做了一个对比图，结果是一个大对勾。那时候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30%，30年以后回到了30%。现加上预算外35%、36%这样的比例了。30年前政府掌控的资源就这么多，30年后还这么多。但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却在下降，这才是要命的，这说明现在的政府在往回走。这30年没成绩？不是。30年人们也享受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可是根本性的问题、比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没有解决。公共服务的质量没有得到提高，所以要继续变革。现在的政府掌控着那么多的资源，与30年前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比比，公共服务能力还在下降，这就说不过去了。这个改革从哪儿开始？得从民间开始，就是我说的公民参与。南方一些地方已经动起来了，但是很难坚持。这个体制有一个要命的地方，定预算就必须要对预算能说了算，也就是某一些财政支出和收入是自己能决定的。中国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正好跟我们现在极力推崇的公民参与财政预算形成了矛盾。基层公民要参与预算、要权力，可是权力偏偏不在基层，是在上面。所以必须对中国的财政体制进行改革。不改革，地方参与式预算就没有生命力。
主持人：
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有的问题可以找其他机会再讨论。欢迎光临燕山大讲堂，我们的宗旨是：“培育理性精神，开启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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