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四个坚定不移指明“中国模式”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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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2008年11月19日09:23 来源：《北京日报》 
本文语萃
●“中国模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
●极端的思维要害死人，过去我们已经有无数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对不同的思想学术观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们汲取“文革”惨痛教训后来之不易的结果。我们需要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理论争论和思想交锋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而绝不能去破坏社会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
■“中国模式”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
记者：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中国奇迹”。对此，西方近年来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或称“中国道路”）。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俞可平：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讨论受到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讨论之所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
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一直在9.5%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
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关于“中国模式”，我们可以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
记者：近来，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并提出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三个重大原则区别，即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的区别。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
俞可平：的确，“中国模式”是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但是，“中国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也是极其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虽然我们采用了市场经济，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在政治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中国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已经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这些都是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份的结果。
我曾经从成功的经验和鉴戒的教训两个方面来概括过“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将对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有机地结合；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记者：“中国模式”带来了中国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那么，“中国模式”是否也具有一种“全球价值”？
俞可平：要说“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价值，我想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我还想特别说明一下：在我看来， “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但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
记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模式”及其实践后果给当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俞可平：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说“中国模式”所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些有远见的国外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看到，它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首先，中国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全人类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近3亿人口摆脱贫困，13亿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现代化，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从原来的封闭状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从而使全球政治进程中的“中国因素”变得日益重要。
其次，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从而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作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而发生作用，并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从单极向多极发展。
其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国内发展的需要、对“和谐世界”的价值追求和目前的国家能力，都决定了中国的强大，只能是和平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
最后，“中国模式”影响着全球治理。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例如，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反恐的积极态度和有效合作，明显地增强了在这些领域内的全球治理效果。
记者：谈到“中国模式”的价值问题，最近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热议话题，这就是“普世价值”。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目前有两种相对的看法：一是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一种观点认为，拒绝“普世价值”就是自绝于人类。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俞可平：我也注意到目前关于“普世价值”的热烈讨论或激烈争论，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谈这场争论。
首先，我们要坚持辩证法，反对极端主义思维。我觉得在这场争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是令人担忧的。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幼稚地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的价值也同样如此。以争议最大的民主问题为例，它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源于西方文明，但民主并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它是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我们中国同样要追求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但我们正在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实质性的区别。任何民主都需要法治、选举、监督、参与，这是共同的东西。我们也要建设法治国家，要实行民主选举，要加强权力监督，要扩大公民参与。但我们的法治、选举、监督、参与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因此，上述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思维逻辑的极端性、片面性以及对“普遍——特殊”、“共性——个性”链的割裂，如出一辙。
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我刚到江苏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做过调研，20年前我曾经去过。这20年间，许多原先的农村先进典型纷纷陨落了，但华西村却依然先进如故。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我问为什么华西村能取得如此成功？新老书记都答曰：实事求是。但他们都同时补充说，实事求是可不容易。确实如此。我发现在这场争论中，一些人就很不实事求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而对方不仅观点一无是处，而且动机不良。因此动辄就给对方扣上“反对改革开放”、“为既得利益者辩护”、“是西方的走卒”、“缺乏良知”这类政治帽子，进行政治批判和人身攻击。其实，绝大多数参与这场讨论的知识分子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对不同的思想学术观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们汲取“文革”惨痛教训后来之不易的结果。我们需要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理论争论和思想交锋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而绝不能去破坏社会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我不想去揣摸一些极端者的政治心态，但从思想方式看，就是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还想强调指出，极端的思维要害死人。过去我们已经有无数这方面的沉痛教训，现在同样如此。例如，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地各部门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有极少数人总是不允许你讲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只要你一说改革开放的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就说你这是在否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在否定建国后29年的巨大成就。这真是从何说起啊？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都会认为，我们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有改革前29年积累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同时我们又充分吸取了前29年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和教训。说我今天生活得更好，并不必然否定我的昨天；说你比别人更有成就，并不是说别人一无是处。这是常识。维护常识，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责任。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中国模式”
记者：记得您在去年发表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我们也看到，自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论断后，一些地方率先展开了思想解放大讨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呼之欲出。那么，您对当前的这次思想解放有何看法？
俞可平：自从去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把继续解放思想当作四个“坚定不移”之首提出以来，思想解放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有的人认为，中央之所以要如此强调思想解放，是因为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严重分歧，妨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按照我的理解，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中央强调思想解放，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更是基于对我们目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挑战的认识。
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中国人民正在享受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正在世界民族之林迅速崛起。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原因就是我们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传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是解放思想的直接结果。我曾经在你提到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思想观念的变化，如何一步步地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和经济进步。可以说，没有思想的解放，我们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会有“中国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就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法宝。只要我们还要坚持改革开放，那就必须继续使用这一法宝。
另一方面，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例如，如何克服仍在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如何让全体人民，特别是普通工人、农民更加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如何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与，更好地满足广大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需求？如何加快建设法治国家，降低犯罪率，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安全？如何坚决遏制腐败现象，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妥善处理好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共同建设和谐世界？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自己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模式中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找到新的解决办法，革新制度机制，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
中央如此屡屡强调解放思想，不仅说明思想解放的极端重要性，也表明思想解放的难度。我们今天遇到的多数问题，是过去我们不曾碰到的，探索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方案殊非易事，需要我们整个民族的智慧。此外，既得利益格局和传统思维的阻力又进一步增加了思想解放的难度。
记者：纵观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史可以发现，每次思想大解放都是一个“破”与“立”相统一的过程。比如，1978年开始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1992年开始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长期以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认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前提。那么，当前的这次思想解放主要在于“破”什么，“立”什么呢？
俞可平：对，每次思想解放总是既有“破”又有“立”。从根本上说，这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坚决破除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机制，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观念、新思路、新制度。解放思想本身并不是目的，解放思想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要解决类似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新问题，前提是转变思想观念，但落脚点在于制度创新。一切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做法和改革，一切能够增加广大人民群众权益的政策和举措，都值得探索。例如，在社会政治领域，我认为一切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制度改革，都值得尝试和实验，一切有利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也应当大力推进。像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扩大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推进社会自治，改革农村治理结构，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等，都需要通过大力解放思想来进行制度创新。
■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记者：“中国模式”的内涵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就政治发展方面来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多年来，您一直强调遵循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与经济发展一样，政治发展也将按照增量发展和渐进改革的路径。那么，我国政治领域的改革未来会在哪些重要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
俞可平：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发展基层民主当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并且决定要“重点推进”。报告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对此作了专门论述,表明基层民主仍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尤其重大。此外，优先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民主逐渐向上推进，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积累民主政治经验。
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如何以法律和制度形式巩固和推行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如何处理基层社会的党政关系、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关系、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关系；如何有效遏制基层选举中的贿选和宗族势力影响等消极现象蔓延；如何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将是基层政治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乡镇机构的改革、乡镇党政领导公推直选范围的扩大、社区自治和职业自治制度的完善、公民参与形式的丰富、城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转变，都将是基层政治改革的重点内容。
记者：我国政治改革将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具体路径?
俞可平：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
党的十六大就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十七大再次确认了这一民主发展战略。党内民主是除基层民主之外，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又一重点。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的话，那么，党内民主则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几乎掌握着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此外，作为拥有73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因此，从根本上说，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记者：近年来，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民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改革必然会导致社会承受能力和风险问题，因此，要先解决民生问题，以此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改革。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俞可平：十七大再次重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即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先进、社会和谐，必须从这个整体性的战略目标中去深入理解和把握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不可偏颇。民主与民生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决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
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繁荣文化也好，建设和谐社会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最终胜利地履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 （责任编辑：陈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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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对其产生、形成、理论渊源和内涵，以及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应当为 “中国模式”的诞生而自豪，深入研究并大力宣传这一模式。
■俄罗斯学者使用“中国模式”一词，值得我们注意
近年，“中国模式”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跃入人们的眼帘。最先提出这一用语的，仿佛是西方人，后来俄罗斯学者也使用了这个用语。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们是印象式的。他们主要认为中国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上其他东西方大国，突然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并像发动机一样带动了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视其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突出特点，因而称为“中国模式”。俄罗斯学者使用“中国模式”一语，就不同了；他们采用这种提法是从自己的体验、认识中来的，是从他们与苏联模式的区别、对比中得出来的，因此，他们使用这个字眼和术语，尤其使人注目。对他们这种“内行人”、“过来人”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应当引起我们中国学界的重视。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中国人、中国学者，使用“中国模式”十分谨慎，到目前为止，认可和使用“中国模式”者，还为数寥寥；倒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属于苏联模式者，大有人在，直到不久前还有同志发表文章认为，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内涵”、“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把“四项基本原则”混同于苏联模式，随而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即“中国模式”，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混同了。
仔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仔细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苏联模式论和斯大林体制的区别，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而且是全面的突破。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对此进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区别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又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同苏联模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有充足理由的。这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有重大原则区别。这些重大原则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如何对待阶级斗争和现存社会的问题上，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和取得政权以后，是存在重大原则区别的。在取得政权以前，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实行的是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是“炸毁整个社会、分裂社会和摧毁国家的路线”，是“主张在社会内部进行国内战争的路线”；而取得政权以后，在无产阶级掌权的条件下，它所实行的国内政策，“一般来说不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而是相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巩固整个社会的路线，就是反对分裂社会的路线”，即“拥护国内和平”的路线。(《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295、343页)布哈林在1923年10月阐述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当时曾得到俄共（布）党内几乎一致的赞同，这实际上是一条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缓和阶级斗争、维护国内和平，构建和谐社会的路线。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在此后一连串的党内斗争和社会运动中，斯大林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路线，即加剧阶级斗争、挑起国内战争的路线。所以，发生了把大批老布尔什维克统统被打成“人民敌人”，把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加以镇压的事件，发生了连续不断的清洗、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大镇压”和二战后大规模“清洗”的事件。尽管早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把“工作重心”由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移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方面即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67页)但斯大林当政后，却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实际上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搞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最初20多年里，毛泽东同志尽管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也曾多方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但他并没有完全认清斯大林这条路线的错误，所以，我们党在1957年之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内和社会上采取了一系列激化矛盾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措施，特别是发生了发动和进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和中国的深刻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方针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一个巨大突破。
其次，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或者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半东方国家，应当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运用商品货币和市场的杠杆，用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其实就提出了商品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同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阶段的产物。对这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一概否定的，而是主张加以扬弃并为社会主义所利用的，甚至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基础。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而也取消商品市场，不加分析地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变成一种超越历史的反资产阶级性、反商品市场、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斯大林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祖训”超越历史条件地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形成了苏联长期强烈反资本主义的、包括抛弃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传统。这在列宁逝世后苏联数十年的理论和实践中，特别在斯大林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20世纪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他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睿智在于，他敢于冲破从苏联到中国几十年赋予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属性这一“铁律”，把市场和计划看作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将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第三，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存在的又一重大区别。
在人民政权下，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立的。民富则国本固，民穷则国本弱；国强而民气旺，国弱则民心丧。但是，对于持国家至上观念者来说，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无疑也是矛盾的：多用之于国，则少用之于民；多取之于民，则少取之于国。
俄国从莫斯科公国时代起就有强国主义传统。彼得大帝更是以建立强大国家为目标，以国家主义为指导进行改革的。现在西方和俄罗斯学术界就普遍持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推行的现代化，“继承了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的、专制主义的现代化事业”，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史中反映的俄罗斯》，见（俄）《祖国史》杂志2007年第4期，第150页)实际上，从彼得时代起，俄国就有极端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传统；而对民生是比较忽视的。
斯大林继承了这一传统，领导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特定时期内，应该说这对苏联是必要的。但苏联对这样的发展道路并未适时进行调整，而是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长期化；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苏联的重工业化达到了某种畸形，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为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长期向农民征收“贡赋”，挖苦了农民；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和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为了发展重工业，严重忽视了人民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在苏联1932—1933年严重饥荒时期，民众缺粮，饥饿待毙，斯大林甚至在此时仍出口粮食，换取工业设备。20世纪50年代，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人民生活必需品还匮乏得可怜，往往要为几条肥皂和毛巾操心费神。20世纪80年代，彩电和录音机已经风靡世界，苏联对这类民用品的生产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无论从质量和数量都严重不敷民众需要。这种只顾国家不顾民生的经济发展状况，曾长期令苏联民众怨声载道。
苏联的工业化“大跃进”、“赶超战略”，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实际，建立在“唯意志论”基础上的。所以，“大跃进”，高指标，欲速则不达。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了的超高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苏联当年的工业化“大跃进”就以严重损失而告终。
苏联上述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有过切身经历和体会，也因此吃过苦头。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十分强调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事求是，要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要从民生需要出发。这实际上扎根于我国深厚的“民本”思想传统。孟子“民重君轻”的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集中表达。从儒家的这一思想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脉相承。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中华文化的这一优秀思想传统，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地科学发展。这样，便以科学发展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这种以民本、民生、民需为指归，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疑是对苏联国民经济片面以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唯意志论”的“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尤其是对斯大林那种国家至上、忽视民生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突破。
■中国学者和学术界应该大声地说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和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我们坚信，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我国国情更加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日益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从上面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情况紧密相结合、具有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所以，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将它称为“中国模式”。在上述事实和潮流面前，我们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界应该大声地、郑重地说出我们的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 “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而不是属于其他任何模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叶军） 更多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新闻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可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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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是一篇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讲话的一条主线，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经过长期探索闯出了也就是找到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这已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是在经过长期艰辛探索，付出巨大代价的基础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自从走上这条道路以后，29年来中华大地发生巨变，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国际社会很多有识之士，称赞和看好“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们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决不动摇。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所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表述。邓小平所以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因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践，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跟不上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而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摆脱这种状态，实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一致，达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全面纠正“左”的错误，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重新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新时期我们党的词汇中有两个最能启发人们解放思想，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初级阶段”。但是，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初级阶段”，又都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和出发点。胡锦涛在讲话中所以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因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面对的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的都是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我国经过29年跨越式的大发展，在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是最多的，西方国家几百年中分阶段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几乎同时一次性地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形成新思路，拿出新办法，去解决这些新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具体制度的改革即体制改革，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改革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但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上看，它的作用和意义不亚于革命，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一次新的伟大革命，其实质和目标，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对外开放，它是我国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实质和目的是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极富活力和弹性的社会，它在几百年中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世纪的总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果不借鉴它，就难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新颜，是世界改革史上最成功的范例。当前，无论从面对更为深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而不断经受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还是应对国内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都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而不能停滞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胡锦涛同志说，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
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这是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决策。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中国现在和将来很长一个时期的主旋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及时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新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实质是又好又快的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转向科学发展轨道，开拓科学发展的新局面。科学发展需要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才能促进科学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绝不是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的主观臆想，而是实践提出的迫切要求。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特征，一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与平民百姓生活有关的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需要加强社会建设；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要求改变这种局面，实现和谐发展；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后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需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化解矛盾，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能源紧缺，一些地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要求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为实现社会和谐所做的努力，又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立足现实，面向长远，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大战略。胡锦涛同志说，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
坚定不移地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
“小康”一词极富中国色彩，它来源于中国民间和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在群众中具有广泛影响。邓小平将其古为今用，并赋予它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到2000年已实现了总体小康，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20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再奋斗30年，到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胡锦涛同志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
综上所述，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先导，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指引。这“四个坚定不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成新世纪新阶段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标志和行动指南。只要沿着这“四个坚定不移”所指明的方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赵晶） 更多关于 党校讲话 的新闻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重要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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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题 · 理论期刊 新中国60年发展道路系列专访之三 王宏：探寻“中国道路”的灵魂 “一主多元、以人为本”的中国思想是“中国道路”的灵魂 人民网记者 陈叶军 2009年10月20日09:21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王宏：探寻“中国道路”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新闻
贵州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王宏
编者按：60年艰辛探索，新中国创造了“中国奇迹”，成功开辟了前途坦荡的“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一条社会主义中国大踏步追赶时代发展潮流的奋进之路，是一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进一步探讨新中国6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启示，从9月29日起，人民网理论频道特别推出“中国道路·理论探索”系列专访，系统论述新中国6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启示。
【中国道路专访之一】卫兴华：如何看待两个30年经济成就与差距
【中国道路专访之二】任远：新中国60年，发展中不断深化认识社会主义
【中国道路专访之三】王宏：探寻“中国道路”的灵魂
【中国道路访谈一】张维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
【中国道路访谈二】卫兴华：6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与展望
中国道路所展现的前景一片辉煌，如何把握中国道路的核心和灵魂？就此，记者采访了贵州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王宏。
“中国思想”是中国道路的灵魂和生命力
记者：新中国60年，中国奇迹令中国道路成为中外争相讨论的话题。中国道路越来越为世人熟悉、探索和认可。如何把握中国道路的核心与灵魂呢？
王宏：新中国沿着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过了波澜壮阔的60年。今天，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代化的速度、综合国力的强弱以及引领中国发展的思想，不仅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必然深刻地影响人类发展的进程和趋势。处大国之势，行强国之道的中国如何继续走好今后的“中国道路”，是具有挑战性、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历史课题，尤其是探索“中国道路”的生命力之所在更为至关重要。
“中国道路”，主要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构成。理论若没有思想，即使再科学也苍白无力；制度若没有思想，即使再完善也形同虚设；发展若没有思想，即使再全面也会误入歧途。思想就是生命力，没有思想就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力。理论、制度和发展战略等要素，我们既要重视其“形”也要重视其“魂”。“中国道路”有自己的灵魂，即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中国思想”。
“中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形成的思想结晶。它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组织、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而“一主多元、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发展战略的始终，是引领“中国道路”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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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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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语萃
●“中国模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
●极端的思维要害死人，过去我们已经有无数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对不同的思想学术观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们汲取“文革”惨痛教训后来之不易的结果。我们需要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理论争论和思想交锋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而绝不能去破坏社会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
■“中国模式”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
记者：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中国奇迹”。对此，西方近年来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或称“中国道路”）。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俞可平：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讨论受到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讨论之所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
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一直在9.5%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
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关于“中国模式”，我们可以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
记者：近来，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并提出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三个重大原则区别，即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的区别。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
俞可平：的确，“中国模式”是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但是，“中国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也是极其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虽然我们采用了市场经济，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在政治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中国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已经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这些都是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份的结果。
我曾经从成功的经验和鉴戒的教训两个方面来概括过“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将对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有机地结合；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记者：“中国模式”带来了中国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那么，“中国模式”是否也具有一种“全球价值”？
俞可平：要说“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价值，我想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我还想特别说明一下：在我看来， “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但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
记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模式”及其实践后果给当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俞可平：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说“中国模式”所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些有远见的国外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看到，它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首先，中国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全人类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近3亿人口摆脱贫困，13亿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现代化，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从原来的封闭状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从而使全球政治进程中的“中国因素”变得日益重要。
其次，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从而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作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而发生作用，并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从单极向多极发展。
其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国内发展的需要、对“和谐世界”的价值追求和目前的国家能力，都决定了中国的强大，只能是和平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
最后，“中国模式”影响着全球治理。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例如，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反恐的积极态度和有效合作，明显地增强了在这些领域内的全球治理效果。
记者：谈到“中国模式”的价值问题，最近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热议话题，这就是“普世价值”。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目前有两种相对的看法：一是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一种观点认为，拒绝“普世价值”就是自绝于人类。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俞可平：我也注意到目前关于“普世价值”的热烈讨论或激烈争论，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谈这场争论。
首先，我们要坚持辩证法，反对极端主义思维。我觉得在这场争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是令人担忧的。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幼稚地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的价值也同样如此。以争议最大的民主问题为例，它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源于西方文明，但民主并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它是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我们中国同样要追求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但我们正在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实质性的区别。任何民主都需要法治、选举、监督、参与，这是共同的东西。我们也要建设法治国家，要实行民主选举，要加强权力监督，要扩大公民参与。但我们的法治、选举、监督、参与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因此，上述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思维逻辑的极端性、片面性以及对“普遍——特殊”、“共性——个性”链的割裂，如出一辙。
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我刚到江苏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做过调研，20年前我曾经去过。这20年间，许多原先的农村先进典型纷纷陨落了，但华西村却依然先进如故。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我问为什么华西村能取得如此成功？新老书记都答曰：实事求是。但他们都同时补充说，实事求是可不容易。确实如此。我发现在这场争论中，一些人就很不实事求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而对方不仅观点一无是处，而且动机不良。因此动辄就给对方扣上“反对改革开放”、“为既得利益者辩护”、“是西方的走卒”、“缺乏良知”这类政治帽子，进行政治批判和人身攻击。其实，绝大多数参与这场讨论的知识分子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对不同的思想学术观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们汲取“文革”惨痛教训后来之不易的结果。我们需要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理论争论和思想交锋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而绝不能去破坏社会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我不想去揣摸一些极端者的政治心态，但从思想方式看，就是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还想强调指出，极端的思维要害死人。过去我们已经有无数这方面的沉痛教训，现在同样如此。例如，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地各部门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有极少数人总是不允许你讲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只要你一说改革开放的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就说你这是在否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在否定建国后29年的巨大成就。这真是从何说起啊？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都会认为，我们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有改革前29年积累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同时我们又充分吸取了前29年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和教训。说我今天生活得更好，并不必然否定我的昨天；说你比别人更有成就，并不是说别人一无是处。这是常识。维护常识，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责任。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中国模式”
记者：记得您在去年发表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我们也看到，自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论断后，一些地方率先展开了思想解放大讨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呼之欲出。那么，您对当前的这次思想解放有何看法？
俞可平：自从去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把继续解放思想当作四个“坚定不移”之首提出以来，思想解放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有的人认为，中央之所以要如此强调思想解放，是因为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严重分歧，妨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按照我的理解，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中央强调思想解放，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更是基于对我们目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挑战的认识。
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中国人民正在享受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正在世界民族之林迅速崛起。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原因就是我们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传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是解放思想的直接结果。我曾经在你提到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思想观念的变化，如何一步步地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和经济进步。可以说，没有思想的解放，我们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会有“中国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就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法宝。只要我们还要坚持改革开放，那就必须继续使用这一法宝。
另一方面，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例如，如何克服仍在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如何让全体人民，特别是普通工人、农民更加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如何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与，更好地满足广大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需求？如何加快建设法治国家，降低犯罪率，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安全？如何坚决遏制腐败现象，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妥善处理好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共同建设和谐世界？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自己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模式中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找到新的解决办法，革新制度机制，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
中央如此屡屡强调解放思想，不仅说明思想解放的极端重要性，也表明思想解放的难度。我们今天遇到的多数问题，是过去我们不曾碰到的，探索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方案殊非易事，需要我们整个民族的智慧。此外，既得利益格局和传统思维的阻力又进一步增加了思想解放的难度。
记者：纵观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史可以发现，每次思想大解放都是一个“破”与“立”相统一的过程。比如，1978年开始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1992年开始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长期以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认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前提。那么，当前的这次思想解放主要在于“破”什么，“立”什么呢？
俞可平：对，每次思想解放总是既有“破”又有“立”。从根本上说，这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坚决破除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机制，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观念、新思路、新制度。解放思想本身并不是目的，解放思想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要解决类似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新问题，前提是转变思想观念，但落脚点在于制度创新。一切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做法和改革，一切能够增加广大人民群众权益的政策和举措，都值得探索。例如，在社会政治领域，我认为一切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制度改革，都值得尝试和实验，一切有利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也应当大力推进。像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扩大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推进社会自治，改革农村治理结构，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等，都需要通过大力解放思想来进行制度创新。
■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记者：“中国模式”的内涵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就政治发展方面来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多年来，您一直强调遵循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与经济发展一样，政治发展也将按照增量发展和渐进改革的路径。那么，我国政治领域的改革未来会在哪些重要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
俞可平：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发展基层民主当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并且决定要“重点推进”。报告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对此作了专门论述,表明基层民主仍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尤其重大。此外，优先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民主逐渐向上推进，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积累民主政治经验。
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如何以法律和制度形式巩固和推行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如何处理基层社会的党政关系、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关系、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关系；如何有效遏制基层选举中的贿选和宗族势力影响等消极现象蔓延；如何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将是基层政治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乡镇机构的改革、乡镇党政领导公推直选范围的扩大、社区自治和职业自治制度的完善、公民参与形式的丰富、城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转变，都将是基层政治改革的重点内容。
记者：我国政治改革将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具体路径?
俞可平：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
党的十六大就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十七大再次确认了这一民主发展战略。党内民主是除基层民主之外，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又一重点。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的话，那么，党内民主则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几乎掌握着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此外，作为拥有73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因此，从根本上说，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记者：近年来，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民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改革必然会导致社会承受能力和风险问题，因此，要先解决民生问题，以此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改革。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俞可平：十七大再次重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即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先进、社会和谐，必须从这个整体性的战略目标中去深入理解和把握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不可偏颇。民主与民生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决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
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繁荣文化也好，建设和谐社会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最终胜利地履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 （责任编辑：陈叶军）
相关专题 · 中国模式与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 马龙闪 2008年06月02日08:24 来源：北京日报
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对其产生、形成、理论渊源和内涵，以及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应当为 “中国模式”的诞生而自豪，深入研究并大力宣传这一模式。
■俄罗斯学者使用“中国模式”一词，值得我们注意
近年，“中国模式”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跃入人们的眼帘。最先提出这一用语的，仿佛是西方人，后来俄罗斯学者也使用了这个用语。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们是印象式的。他们主要认为中国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上其他东西方大国，突然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并像发动机一样带动了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视其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突出特点，因而称为“中国模式”。俄罗斯学者使用“中国模式”一语，就不同了；他们采用这种提法是从自己的体验、认识中来的，是从他们与苏联模式的区别、对比中得出来的，因此，他们使用这个字眼和术语，尤其使人注目。对他们这种“内行人”、“过来人”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应当引起我们中国学界的重视。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中国人、中国学者，使用“中国模式”十分谨慎，到目前为止，认可和使用“中国模式”者，还为数寥寥；倒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属于苏联模式者，大有人在，直到不久前还有同志发表文章认为，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内涵”、“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把“四项基本原则”混同于苏联模式，随而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即“中国模式”，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混同了。
仔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仔细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苏联模式论和斯大林体制的区别，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而且是全面的突破。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对此进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区别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又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同苏联模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有充足理由的。这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有重大原则区别。这些重大原则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如何对待阶级斗争和现存社会的问题上，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和取得政权以后，是存在重大原则区别的。在取得政权以前，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实行的是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是“炸毁整个社会、分裂社会和摧毁国家的路线”，是“主张在社会内部进行国内战争的路线”；而取得政权以后，在无产阶级掌权的条件下，它所实行的国内政策，“一般来说不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而是相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巩固整个社会的路线，就是反对分裂社会的路线”，即“拥护国内和平”的路线。(《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295、343页)布哈林在1923年10月阐述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当时曾得到俄共（布）党内几乎一致的赞同，这实际上是一条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缓和阶级斗争、维护国内和平，构建和谐社会的路线。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在此后一连串的党内斗争和社会运动中，斯大林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路线，即加剧阶级斗争、挑起国内战争的路线。所以，发生了把大批老布尔什维克统统被打成“人民敌人”，把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加以镇压的事件，发生了连续不断的清洗、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大镇压”和二战后大规模“清洗”的事件。尽管早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把“工作重心”由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移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方面即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67页)但斯大林当政后，却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实际上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搞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最初20多年里，毛泽东同志尽管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也曾多方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但他并没有完全认清斯大林这条路线的错误，所以，我们党在1957年之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内和社会上采取了一系列激化矛盾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措施，特别是发生了发动和进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和中国的深刻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方针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一个巨大突破。
其次，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或者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半东方国家，应当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运用商品货币和市场的杠杆，用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其实就提出了商品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同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阶段的产物。对这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一概否定的，而是主张加以扬弃并为社会主义所利用的，甚至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基础。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而也取消商品市场，不加分析地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变成一种超越历史的反资产阶级性、反商品市场、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斯大林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祖训”超越历史条件地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形成了苏联长期强烈反资本主义的、包括抛弃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传统。这在列宁逝世后苏联数十年的理论和实践中，特别在斯大林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20世纪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他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睿智在于，他敢于冲破从苏联到中国几十年赋予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属性这一“铁律”，把市场和计划看作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将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第三，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存在的又一重大区别。
在人民政权下，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立的。民富则国本固，民穷则国本弱；国强而民气旺，国弱则民心丧。但是，对于持国家至上观念者来说，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无疑也是矛盾的：多用之于国，则少用之于民；多取之于民，则少取之于国。
俄国从莫斯科公国时代起就有强国主义传统。彼得大帝更是以建立强大国家为目标，以国家主义为指导进行改革的。现在西方和俄罗斯学术界就普遍持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推行的现代化，“继承了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的、专制主义的现代化事业”，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史中反映的俄罗斯》，见（俄）《祖国史》杂志2007年第4期，第150页)实际上，从彼得时代起，俄国就有极端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传统；而对民生是比较忽视的。
斯大林继承了这一传统，领导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特定时期内，应该说这对苏联是必要的。但苏联对这样的发展道路并未适时进行调整，而是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长期化；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苏联的重工业化达到了某种畸形，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为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长期向农民征收“贡赋”，挖苦了农民；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和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为了发展重工业，严重忽视了人民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在苏联1932—1933年严重饥荒时期，民众缺粮，饥饿待毙，斯大林甚至在此时仍出口粮食，换取工业设备。20世纪50年代，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人民生活必需品还匮乏得可怜，往往要为几条肥皂和毛巾操心费神。20世纪80年代，彩电和录音机已经风靡世界，苏联对这类民用品的生产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无论从质量和数量都严重不敷民众需要。这种只顾国家不顾民生的经济发展状况，曾长期令苏联民众怨声载道。
苏联的工业化“大跃进”、“赶超战略”，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实际，建立在“唯意志论”基础上的。所以，“大跃进”，高指标，欲速则不达。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了的超高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苏联当年的工业化“大跃进”就以严重损失而告终。
苏联上述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有过切身经历和体会，也因此吃过苦头。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十分强调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事求是，要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要从民生需要出发。这实际上扎根于我国深厚的“民本”思想传统。孟子“民重君轻”的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集中表达。从儒家的这一思想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脉相承。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中华文化的这一优秀思想传统，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地科学发展。这样，便以科学发展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这种以民本、民生、民需为指归，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疑是对苏联国民经济片面以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唯意志论”的“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尤其是对斯大林那种国家至上、忽视民生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突破。
■中国学者和学术界应该大声地说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和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我们坚信，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我国国情更加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日益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从上面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情况紧密相结合、具有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所以，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将它称为“中国模式”。在上述事实和潮流面前，我们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界应该大声地、郑重地说出我们的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 “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而不是属于其他任何模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叶军） 更多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新闻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可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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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是一篇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讲话的一条主线，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经过长期探索闯出了也就是找到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这已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是在经过长期艰辛探索，付出巨大代价的基础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自从走上这条道路以后，29年来中华大地发生巨变，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国际社会很多有识之士，称赞和看好“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们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决不动摇。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所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表述。邓小平所以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因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践，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跟不上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而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摆脱这种状态，实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一致，达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全面纠正“左”的错误，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重新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新时期我们党的词汇中有两个最能启发人们解放思想，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初级阶段”。但是，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初级阶段”，又都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和出发点。胡锦涛在讲话中所以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因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面对的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的都是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我国经过29年跨越式的大发展，在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是最多的，西方国家几百年中分阶段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几乎同时一次性地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形成新思路，拿出新办法，去解决这些新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具体制度的改革即体制改革，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改革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但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上看，它的作用和意义不亚于革命，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一次新的伟大革命，其实质和目标，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对外开放，它是我国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实质和目的是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极富活力和弹性的社会，它在几百年中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世纪的总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果不借鉴它，就难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新颜，是世界改革史上最成功的范例。当前，无论从面对更为深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而不断经受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还是应对国内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都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而不能停滞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胡锦涛同志说，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
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这是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决策。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中国现在和将来很长一个时期的主旋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及时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新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实质是又好又快的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转向科学发展轨道，开拓科学发展的新局面。科学发展需要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才能促进科学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绝不是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的主观臆想，而是实践提出的迫切要求。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特征，一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与平民百姓生活有关的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需要加强社会建设；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要求改变这种局面，实现和谐发展；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后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需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化解矛盾，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能源紧缺，一些地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要求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为实现社会和谐所做的努力，又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立足现实，面向长远，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大战略。胡锦涛同志说，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
坚定不移地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
“小康”一词极富中国色彩，它来源于中国民间和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在群众中具有广泛影响。邓小平将其古为今用，并赋予它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到2000年已实现了总体小康，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20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再奋斗30年，到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胡锦涛同志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
综上所述，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先导，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指引。这“四个坚定不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成新世纪新阶段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标志和行动指南。只要沿着这“四个坚定不移”所指明的方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赵晶） 更多关于 党校讲话 的新闻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重要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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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王宏 编者按：60年艰辛探索，新中国创造了“中国奇迹”，成功开辟了前途坦荡的“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一条社会主义中国大踏步追赶时代发展潮流的奋进之路，是一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进一步探讨新中国6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启示，从9月29日起，人民网理论频道特别推出“中国道路·理论探索”系列专访，系统论述新中国6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启示。
【中国道路专访之一】卫兴华：如何看待两个30年经济成就与差距
【中国道路专访之二】任远：新中国60年，发展中不断深化认识社会主义
【中国道路专访之三】王宏：探寻“中国道路”的灵魂
【中国道路访谈一】张维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
【中国道路访谈二】卫兴华：6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与展望
中国道路所展现的前景一片辉煌，如何把握中国道路的核心和灵魂？就此，记者采访了贵州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王宏。
“中国思想”是中国道路的灵魂和生命力
记者：新中国60年，中国奇迹令中国道路成为中外争相讨论的话题。中国道路越来越为世人熟悉、探索和认可。如何把握中国道路的核心与灵魂呢？
王宏：新中国沿着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过了波澜壮阔的60年。今天，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代化的速度、综合国力的强弱以及引领中国发展的思想，不仅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必然深刻地影响人类发展的进程和趋势。处大国之势，行强国之道的中国如何继续走好今后的“中国道路”，是具有挑战性、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历史课题，尤其是探索“中国道路”的生命力之所在更为至关重要。
“中国道路”，主要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构成。理论若没有思想，即使再科学也苍白无力；制度若没有思想，即使再完善也形同虚设；发展若没有思想，即使再全面也会误入歧途。思想就是生命力，没有思想就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力。理论、制度和发展战略等要素，我们既要重视其“形”也要重视其“魂”。“中国道路”有自己的灵魂，即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中国思想”。
“中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形成的思想结晶。它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组织、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而“一主多元、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发展战略的始终，是引领“中国道路”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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