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模式与中国陷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23:29: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空前提高，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一种奇迹，也有称之为“中国模式”。然何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是优还是劣？
中国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首先源自对市场力量的释放。在转轨过程中，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激活了市场各方的力量，让中国经济很快活跃起来。作为全球经济的追赶者，中国充分利用和借鉴别人的先进技术、成功经验，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时机，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来达到高速增长显然不能称之为模式，并且这样的发展方式别人也很容易做到。一个可以拿来比较的例子是印度，其人口仅次于中国。像中国一样，印度在不久前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在消除那些阻碍发展的障碍之后，它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但与印度相比中国的成就无疑更加耀眼。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发展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与印度党派林立、尚待成熟完善的民主制相比，中国强力的中央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及具体实施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中国有着长期的发展规划，以五年为期定出具体目标。要完成这些目标并不是非常困难，因为政府拥有全国的绝大部分资源，也有权决定民众的福利水平。尤其是全球化之后，中国的低福利政策在高福利的经济体面前优势更加明显。当增长速度达不到目标值时，政府可轻松动用货币、税收、财政、产业政策、公共投资、汇率等手段来确保经济增长速度，而这一切手段在弱势政府手中是受诸多制约的。
中国的行政结构体制也是确保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各级地方官员主要由上级任命而不是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这样的体制能有效确保下级完全遵从上级指令。官员的选拔主要根据政绩，这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今天实际上相当于GDP的增长速度。几乎毫无例外地各地政府推动GDP增长的手段都是招商引资及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各地政府为政绩而展开的相互竞争，推动了投资和贸易的增长。
中国到处搞基础设施建设及固定资产投资，绝大部分都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2009年我国GDP同比增长8.7%，其中有8个百分点由投资拉动增长。多年来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50%以上，2010年更是远高于这一数据。而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0%—30%左右，发达国家在15%--20%左右。中国如此高的投资比重主要归功于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手中都掌握着巨大资源。而这一切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做到。
强有力的政府能减少发展阻力，降低交易成本。假定一项交易能达成对各方都有好处，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达不成或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达成。此时，强力政府的介入可以迅速让各方达成交易。有学者称之为“铁腕降低交易费用”，在很多时候这的确会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比如某地要上一个项目，涉及到征地、房屋拆迁等众多利益纠纷，相关利益人员往往会因利益分配问题而难以达成交易，但强力政府的干预就能迫使各方达成交易。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及政府拥有包括土地、矿产、金融、国企等资产在内的巨额财富，这充分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中国模式”就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手”来促进增长。要复制中国模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及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
但是这种依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发展的模式并不完全是新鲜的东西，中国两千年来一直走这样的路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制时期。国家的统一，有利于集中力量、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动乱，好处显而易见。所以相比其他长期处于分裂动乱的地区，中国统一后获得了“统一红利”而使社会有了较快发展，直至十七世纪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统一的代价是高度集权政权的出现，作为最高统治者考虑的是如何保证江山的稳固，一切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的活动都在限制之列。当民众利益与统治者利益出现矛盾时往往牺牲民众的利益。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统一后外国一般构不成严重威胁，真正威胁皇朝地位的更可能是内部力量，统治者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内统治上。
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是“官本位”盛行，社会资源向权力靠拢，掌握权力相当于掌握了财富分配权。在这样的分配机制激励下，人人都往科举路上挤，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应付如何能做官。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更愿意做官而不是去创新和创造财富。
为了从理论上论证这种集权制度的合理性，改良后的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儒家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之一，在当时得不到各诸侯国太多的重视，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到处碰壁。原因在于这一学说所提倡的一些墨守陈规的主张并不适合当时群雄并起的时代，当时各国为了在竞争中胜出需要不断创新。然而儒家的一些学说刚好迎合合统一后的集权制政府需要。集权制政府需要人们无条件服从上级，儒家的“礼”所提倡的尊卑长幼伦理观满足了皇帝的需要。从此中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为了统治者的最大利益，思想被禁锢、行动被限制；中国再也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近两千年的集权统治时期社会革新缓慢。技术与理论创新虽然不能说完全停滞，但自此之后鲜有突破。
反观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在与别国竞争中胜出纷纷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项制度在激励人们不断创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发展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顶峰。在这一时期，冶炼技术出现重大突破，社会迅速从青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农业、水利、天文学、数学、医学、军事理论飞跃发展；诸子百家的学说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哲学的基础；自由开放的学术争鸣带来了灿烂夺目的春秋战国文化。此后的两千年间，虽然经济更加发达，但中国除了出现一些着名的文人墨客及政治人物，很少出现科技与理论巨匠。教育、哲学、医学、军事等都以春秋战国时的理论与技术为参照，孔子、庄子、老子、孙子、鲁班等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
中国的高度集权制有利于集中力量、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维护社会稳定，这些必定对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正面作用。但集权制所带来的“官本位”体制在阻碍技术进步，而历朝皇帝出于江山稳固的考虑也必然阻碍创新。当集权制的正面作用大于创新的收益时，集权制对社会进步总体是一种促进；相反，当创新的收益高于集权制的正面效应时，集权制就成为了社会进步的阻碍。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拉开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距离。在技术与制度创新没有大突破的前提下，高度集权制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强化了人们的潜意识，认为这就是一种不需改变的好模式。而中国的集权制在成就中国古代经济与文化的同时也让中国错失了多次发展良机，使中国陷入技术发展缓慢的陷阱。当1840年英国人携工业革命造就的坚船利炮出现在南中国海时，中国人还在不断温习春秋战国时期的技术与理论。中国这种因集权而发展也因集权而落后的现象就是“中国陷阱”。
集权制的优点是决策迅速、执行力强。在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时期，由于有别人的经验与技术作参考与借用，决策的环境相对比较简单，能否快速决策与有效执行是决定一个政治体制是否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点印度式体制远不如中国。但民主体制能充分考虑各方利益与意见，面对各种复杂问题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碰到的问题将越来越复杂，而可供借鉴的经验也越来越少，这时候做出正确决策及减少失误往往更重要，而这一点集权制将不如民主制。
任何模式的成功都离不开一些具体条件，当条件变化时必须制度变革跟上。如果沉醉在眼前的光芒中而停下改革的步伐，今后将会付出高额成本。中国前日的成功成为了昨日的陷阱，今日的成功会成为明日的陷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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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是“官本位”盛行，社会资源向权力靠拢，掌握权力相当于掌握了财富分配权。在这样的分配机制激励下，人人都往科举路上挤，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应付如何能做官。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更愿意做官而不是去创新和创造财富。
---一点没错。孙中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块土地上是无法生存的。
2010/12/30 15:
中国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首先源自对市场力量的释放。在转轨过程中，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激活了市场各方的力量，让中国经济很快活跃起来。作为全球经济的追赶者，中国充分利用和借鉴别人的先进技术、成功经验，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时机，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来达到高速增长显然不能称之为模式，并且这样的发展方式别人也很容易做到。一个可以拿来比较的例子是印度，其人口仅次于中国。像中国一样，印度在不久前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在消除那些阻碍发展的障碍之后，它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但与印度相比中国的成就无疑更加耀眼。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发展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与印度党派林立、尚待成熟完善的民主制相比，中国强力的中央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及具体实施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中国有着长期的发展规划，以五年为期定出具体目标。要完成这些目标并不是非常困难，因为政府拥有全国的绝大部分资源，也有权决定民众的福利水平。尤其是全球化之后，中国的低福利政策在高福利的经济体面前优势更加明显。当增长速度达不到目标值时，政府可轻松动用货币、税收、财政、产业政策、公共投资、汇率等手段来确保经济增长速度，而这一切手段在弱势政府手中是受诸多制约的。
中国的行政结构体制也是确保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各级地方官员主要由上级任命而不是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这样的体制能有效确保下级完全遵从上级指令。官员的选拔主要根据政绩，这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今天实际上相当于GDP的增长速度。几乎毫无例外地各地政府推动GDP增长的手段都是招商引资及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各地政府为政绩而展开的相互竞争，推动了投资和贸易的增长。
中国到处搞基础设施建设及固定资产投资，绝大部分都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2009年我国GDP同比增长8.7%，其中有8个百分点由投资拉动增长。多年来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50%以上，2010年更是远高于这一数据。而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0%—30%左右，发达国家在15%--20%左右。中国如此高的投资比重主要归功于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手中都掌握着巨大资源。而这一切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做到。
强有力的政府能减少发展阻力，降低交易成本。假定一项交易能达成对各方都有好处，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达不成或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达成。此时，强力政府的介入可以迅速让各方达成交易。有学者称之为“铁腕降低交易费用”，在很多时候这的确会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比如某地要上一个项目，涉及到征地、房屋拆迁等众多利益纠纷，相关利益人员往往会因利益分配问题而难以达成交易，但强力政府的干预就能迫使各方达成交易。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及政府拥有包括土地、矿产、金融、国企等资产在内的巨额财富，这充分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中国模式”就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手”来促进增长。要复制中国模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及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
但是这种依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发展的模式并不完全是新鲜的东西，中国两千年来一直走这样的路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制时期。国家的统一，有利于集中力量、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动乱，好处显而易见。所以相比其他长期处于分裂动乱的地区，中国统一后获得了“统一红利”而使社会有了较快发展，直至十七世纪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统一的代价是高度集权政权的出现，作为最高统治者考虑的是如何保证江山的稳固，一切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的活动都在限制之列。当民众利益与统治者利益出现矛盾时往往牺牲民众的利益。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统一后外国一般构不成严重威胁，真正威胁皇朝地位的更可能是内部力量，统治者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内统治上。
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是“官本位”盛行，社会资源向权力靠拢，掌握权力相当于掌握了财富分配权。在这样的分配机制激励下，人人都往科举路上挤，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应付如何能做官。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更愿意做官而不是去创新和创造财富。
为了从理论上论证这种集权制度的合理性，改良后的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儒家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之一，在当时得不到各诸侯国太多的重视，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到处碰壁。原因在于这一学说所提倡的一些墨守陈规的主张并不适合当时群雄并起的时代，当时各国为了在竞争中胜出需要不断创新。然而儒家的一些学说刚好迎合合统一后的集权制政府需要。集权制政府需要人们无条件服从上级，儒家的“礼”所提倡的尊卑长幼伦理观满足了皇帝的需要。从此中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为了统治者的最大利益，思想被禁锢、行动被限制；中国再也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近两千年的集权统治时期社会革新缓慢。技术与理论创新虽然不能说完全停滞，但自此之后鲜有突破。
反观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在与别国竞争中胜出纷纷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项制度在激励人们不断创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发展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顶峰。在这一时期，冶炼技术出现重大突破，社会迅速从青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农业、水利、天文学、数学、医学、军事理论飞跃发展；诸子百家的学说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哲学的基础；自由开放的学术争鸣带来了灿烂夺目的春秋战国文化。此后的两千年间，虽然经济更加发达，但中国除了出现一些着名的文人墨客及政治人物，很少出现科技与理论巨匠。教育、哲学、医学、军事等都以春秋战国时的理论与技术为参照，孔子、庄子、老子、孙子、鲁班等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
中国的高度集权制有利于集中力量、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维护社会稳定，这些必定对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正面作用。但集权制所带来的“官本位”体制在阻碍技术进步，而历朝皇帝出于江山稳固的考虑也必然阻碍创新。当集权制的正面作用大于创新的收益时，集权制对社会进步总体是一种促进；相反，当创新的收益高于集权制的正面效应时，集权制就成为了社会进步的阻碍。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拉开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距离。在技术与制度创新没有大突破的前提下，高度集权制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强化了人们的潜意识，认为这就是一种不需改变的好模式。而中国的集权制在成就中国古代经济与文化的同时也让中国错失了多次发展良机，使中国陷入技术发展缓慢的陷阱。当1840年英国人携工业革命造就的坚船利炮出现在南中国海时，中国人还在不断温习春秋战国时期的技术与理论。中国这种因集权而发展也因集权而落后的现象就是“中国陷阱”。
集权制的优点是决策迅速、执行力强。在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时期，由于有别人的经验与技术作参考与借用，决策的环境相对比较简单，能否快速决策与有效执行是决定一个政治体制是否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点印度式体制远不如中国。但民主体制能充分考虑各方利益与意见，面对各种复杂问题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碰到的问题将越来越复杂，而可供借鉴的经验也越来越少，这时候做出正确决策及减少失误往往更重要，而这一点集权制将不如民主制。
任何模式的成功都离不开一些具体条件，当条件变化时必须制度变革跟上。如果沉醉在眼前的光芒中而停下改革的步伐，今后将会付出高额成本。中国前日的成功成为了昨日的陷阱，今日的成功会成为明日的陷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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