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才栋:从早期江南三书院看书院教育、科举制度的互动关系

【 文献号 】1-86【原文出处】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原刊地名】南昌【原刊期号】200402【原刊页号】33～36【分 类 号】G1【分 类 名】教育学【复印期号】200407【 标  题 】从早期江南三书院看书院教育、科举制度的互动关系【英文标题】Reciprocal 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in Academies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from Three Academies in Jiangxi in Earlier TimesLI Cai-dong(Jiang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Nanchang 330029,China)【标题注释】此文系赴台湾大学参加“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教育与考试传统特点”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作  者 】李才栋【作者简介】李才栋(1934-)，男，湖南新化人，江西教育学院教育系研究员，从事中国教育史和中国书院史研究。江西教育学院，江西南昌　330029【内容提要】早期鼎峙江南三书院，尤其是东佳书堂（义山书院），乃我国早期书院发展的规范化的标本。早期书院始终普遍存在修德（家传教义）应试（期取青紫）的双重使命，书院教育与科举制度是有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作用。【摘 要 题】教育史研究【英文摘要】Three academies taking on triangular balance of power in Jiangxi in earlier times are models of academies of earlier times in our country,especially Dongjia academy does.Double dutie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generally lie in earlier's academies,and education in academies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teract and reciprocally promote.【关 键 词】早期书院/书院修德/应试/双重命题/书院与科举/互动关系earlier's academies/moral education/examination/double duties/academy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mutual relation【 正  文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638(2004)02-0033-04书院与科举是雕版印刷技术发明基础上运作的“双胞胎”。这是我在参加2002年长沙会议时的言论。当时是这样说的：过去我们讲书院的产生，大都会说到中国有私人讲学的传统，佛道聚徒讲学的影响，天下大乱官学废坏，士病无所于学。窃以为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才是书院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这是书的生产能力的突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面，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不仅影响学校事业的发展和学校教学组织形式的变化，而且使自学考试得以顺利推广。而起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正是一种自学考试的制度。科举考试实行的是“学而优则仕”，是隋唐开始历经宋、元、明、清，经久不衰的选拔人才的手段。科举和书院，都是在雕版印刷发明和推广基础上展现开来的。两者不仅有共同的生产力基础，而且在发展中又互相依赖，互相推动。两者都表现出一定的社会需要，并适应一定的发展程度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科举考试的弊病在于难以鉴定应试者的品德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书院（包括学校）则可补单纯通过考试鉴别人才之不足，鉴于各地的书院办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水平的差异，统一标准的科举考试又将其大致统一起来，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检测手段。而考试的成绩又成为书院重要的奋斗目标。宋、元、明、清的历史也说明了科举考试与绝大多数书院的密切关系。过去我们批评书院后期成为科举的附庸，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两者的结合正是科举和学校都能维持相当水平的重要条件之一。书院往往以科举成果标榜自己教育的成就：科举依赖书院为其培育人才，促使这批人才具有更高的素质。这都是不应回避的事实。不管怎样两者是雕版印刷技术基础产生的“双胞胎”。时至近代，有人借着揭露科举的弊病，反对比较公平的考试。其实他们更热衷于推荐、保送。他们鼓吹的是血统论、裙带风、世袭制。他们反对“学而优则仕”，难道应该提倡“血缘优”、“拍而优”、“闹而优”则仕吗？究竟应以考试作为社会筛选手段？还是应该用门阀、姻亲、请托、攀附作为社会筛选手段呢？结论是明显的。比较公开、公平的科举考试为平民出身的贫士入仕；比较开放，并为学子提供膏火的书院贫士成才；两者都提供了机会。这终究有可取的地方。正因为科举考试确有其弊端，以至于古代不少有识之士，往往批判其不能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和品德高尚之士，然而并不否定科举考试的存在价值，而是主张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主张需要书院与学校的配合。这正体现了书院的价值。书院强调明体达用，强调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而推以及人。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和陆九渊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成为而后七百余年书院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不是偶然的。考试对教育不仅过去，时至今日仍然还有深刻的影响。自考至今仍是众多民办大学鉴定学业的标准。而每年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硕士、博士考试、职称考试、公务员考试都已成公众关注的大事。这次我想从早期鼎峙江南三书院的双重使命说到其与科举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东佳、华林，雷塘三书院（堂）尤其是东佳书堂乃是我国早期具有教育功能书院初步规范化的标本。我还一直以为这是中国书院发展中第一个里程碑。著名的宋初文学家杨亿在《雷塘书院记》中说到：“学馆之南有雷塘焉，因以为名，且志地。先是寻阳陈氏有东佳书堂，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皆聚坟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为之纪述，讲道论义况力敌以势均，好事乐贤复争驰而并骛，宜乎与二家鼎峙于江东矣！”[1](P41-42)杨亿在这里说到的寻阳东佳书堂（义门书院），在宋代时属于江南西路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浔阳区）德安县（今江西省九江市管辖），华林书院（胡氏书舍）时属江南西路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奉新县（今属江西宜春市管辖）。而雷塘书院（雷湖书院）时属江南东路南康军（治今江西九江市星子县）建昌县（建昌县于明代分设安义县，雷塘属安义县。安义县今属江西南昌市管辖）。三所名书院其时鼎峙于江南东、西两路，故而可称为宋初鼎峙江南三书院。这鼎峙江南三书院中，东佳书堂为最早，亦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五代时期著名文字学家徐锴曾为之纪述。徐锴《陈氏书堂记》称：“古之学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此系乎人者也。圣王之处士也就闲燕，盂母之训子也择邻居，元豹隐南山而成文章，成连适东海而成性情，此系乎地者也。然则稽合同异，则是与非者，地不如人；陶钧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学者察此，可以有意于居矣。”“浔阳庐山之阳有陈氏之书楼，其先盖陈宜都王叔明之后”。有陈“伯宜”者，“来居庐山”，“遂占籍于”今“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厨无异爨，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焉”。陈氏以为：“族即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2](P9279)《末史》载：伯宜于“大顺初卒”。“伯宜子崇为江州长史，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3](P87,1516)经过我等多年寻找发现多种类同的江州《义门陈氏宗谱》皆有陈崇于大顺元年(890)所立《陈氏义门家法三十三条》。如平江江州义门陈氏聚星堂民国丁丑（1937）《义门陈氏家乘》载：“一，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原文疑为“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一，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豪。”“童子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遂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又据道光四年(1824)颢川堂陈复盛等修《义门陈氏宗谱》，在前一条书籍不得遗失之后还有“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诸文字。文莹《湘山野录·伪吴故国五世同居者》亦说：“江州陈氏”“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而马令和陆游两部《南唐书》皆称由于东佳书堂的创办“乡里率化”，或“乡邻化其德”。在江州陈氏义门《推广家法十五条》中又规定：“子孙蒙养时先当择师，稍长令从名师习圣贤书，教循礼义。”“如果资性刚敏者，严教举业，期达道以取青紫”。“若中人以下，亦教以知理明义”，“忠厚而俭朴”。我国古代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始于唐，所以产生这种书院的历史原因很多，而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书的生产量的大增。根据著名经家皮锡瑞所言，由于雕版印刷的发明这就使得师徒传授由“皆甩口授”，向“可视简而诵”转变。这就为民间既藏书，又教学的书院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东佳书堂产生之前，已有不少有关学校性质书院的记载，如张九宗书院。桂岩书院、石鼓书院、南岳书院、景星书院，李渤书堂、施肩吾书院等等。然而我等在这些书院相关史料中，似都没有发现像东佳书堂那样详细的材料。有时间、地点、创办者，藏书、修业、供给、延待宾客、学田数量，入学年龄、邻里影响等等记载。由此可断言这是一所早期具有教学功能书院的初步规范化的标本。而从前面引述的史料中可以看到，东佳书堂一开始就具有家传孝义和期取青紫的双重使命。这家传孝义使得义门聚居中家风得以数百年延缅不断，且邻里都得到德化，以至起着社会稳定的效果。而期取青紫，也起到促进家族兴旺发达，提高社会地位的作用。故所以在徐锴的记述中一再提到：“崇弟勋为蒲圻令，次弟玫本县令”、“勋从子衮本州曹橡”。“自龙纪(889)以降，祟之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表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徐锴以为东佳书堂的教学成就使“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盖有之”。其门生进士章ｇǔ＠①，“尝从肄业”。而义门宗谱中提到七世陈崇之后，八、九、十这三世弟子中登科者二十余人，成为陈氏光耀门楣的事迹。陈氏义居，孝义传家，曾得到李唐、南唐（江南）、赵宋三个皇朝的旌表。宋仁宗嘉ｙòｕ＠②间敕命陈氏分为291庄，散布大江南北。而留驻德安（原为浔阳县，南唐分德化，德安两县，陈氏故里属于德安）的义门书院徒往县城，崇宁间改为德安县学。华林书院亦称华林书堂，华林学舍，华林书斋，在洪州奉新县（在李唐、杨吴时称新吴县，南唐改名奉新县）。先是有胡城者于唐天复间(901-904.)中进士，为侍御史。天ｙòｕ＠②四年(907)朱温灭李唐建后梁，城即退居华林。城有五子、长子胡ｄāｎｇ＠③仕南唐为膳部员外郎留居华林，后“以书堂闻天下。[4](P1441-1442)ｄāｎｇ＠③于南唐保大四年(946)卒。他们的后人在祭文中说：“唯长子ｄāｎｇ＠③独居华林，家风孝友为大亲家元秀峰下，建立书院，筑屋百区，广纳英豪。藏书万卷，俾咀其他。出其门者，为卿为相，闻其风者，载褒载嘉。”“我祖独留华林嗣祖创业，筑室山峰，家传孝义，累世簪缨，建学招徒，玉树森森，四斋肄业，讽诵讴吟，名闻海宇，声蕃古今”。[5](P151)胡ｄāｎｇ＠③子胡令严，胡令严子胡元凤，胡元凤之子胡仲尧，他们世代继承胡氏家业，同时扩充自家的教育设施，大振了家声。《宋史·孝义·胡仲尧传》称：“胡仲尧，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南唐李煜时尝授寺丞，雍熙二年诏旌其门。”徐锴及其兄儿徐铉与胡氏有通家之好，作为南唐与宋初著名学者徐铉曾为胡氏的书堂撰记。徐铉《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载：“士君子承积善之庆，服圣人之道，治身修心，义之本也；风行于家，德之充也；教被于俗，人之周也。”“豫章属邑，世云旧里”，“安定胡君籍于是。君名仲尧，字光辅。亦叶儒学，蝉联簪绂”。先人“好《左氏春秋》之学，研几索隐，儒者宗焉”。“及君之长，克扬其业，言斯出矣，身则践之，捐让周旋之仪，孝友姻睦之行，修乎闺门之内，形于群众之间。少长有礼，丝麻同爨，乡党率义，人无间然。君以为上古之风，可以以驯致，由《六经》之旨，可以化成也”。“乃即别墅华林山阳玄秀峰下创书堂焉，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业者数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又以为学者当存神闲旷之地，游目清虚之境，然后粹和内充，道德来应。于是列植松竹间以葩华，滴泉清池环流於其间，虚亭菌阁，鼎峙于其上。处者无ｄù＠⑦，游者忘归，兰亭，石室不能加也”。当时名公巨卿撰文记其事的还有王钦若，王禹ｃｈēｎｇ＠④，李虚己等。为书院题贺赞的还有：宋琪、李ｆǎｎｇ＠⑥、句中正、乐史、黄夷简、何蒙，张齐贤、吴淑、曾致尧、向敏中、魏野、钱若水、孙仅、晏殊、苏轼和杨亿等等。当然这些名人不一定都到过华林书院。大都是雍熙二年(985)胡氏在受到旌表之后派人赴阙谢恩时，公卿称颂而作的。华林书院办学之宗旨亦是双重的使命，一是“家传孝义”，或者说“家风孝友”、“承积善之庆，服圣人之道”，而“冶身修心”及使“孝友姻睦之行，修乎闺门之内，形于群众之间”。又一是追求“累世簪绂”，入宋以后胡仲华、胡克顺、胡用之，胡顺之、胡用庄、胡用时、胡用礼、胡用舟、胡况、胡泽、胡直孺、胡晋侯、胡椿、胡杞、胡楫、胡枞、胡彦先，胡嗣立、胡价，胡彦谦，共二十人先后中进士第。此外如胡ｘｉè＠⑧（淮海运使）、胡僧儒（河北西路提举），虽非进士却有高官。胡氏将这些进士和高官当作书院的教学成就传颂。[5](P197)雷塘书院，亦称雷湖书院、洪氏书院。宋初建于洪州建昌县，后建昌划入南康军（军治今江西星子县）为江南东路所辖军州。书院所在地明代划入安义县（今属南昌市管辖），故杨亿称其鼎峙于江东。书院创始人为洪文抚。据《宋史·孝义·洪文抚传》称：“洪文抚，南康建昌人”，“曾祖谔，唐虔州司仓参军。子孙众多，以孝悌著称，六世义居，室无异爨”。“就所居雷湖北创学舍，招徕学者”至道中(995-997)，本军以闻，遣内侍裴愈厨“御书百轴赐其家”。“文抚遣弟文举诣阙贡上物为谢”，“大宗飞白—轴曰‘义居人’以赐，并命文举为江州助教”，“自此每岁遣子弟入贡，必厚赐之”，“又命有司修书堂以淑子孙”。建昌洪氏是大族，衣冠之家，书院延续的时间也很长。不仅“子弟之秀者咸肄业于兹”，且四方来学者竟不远“千里”、“贯鱼而进”。洪文抚侄洪待用登咸平三年(1000)进士，官至都官员外郎。洪坛亦登庆历二年(1042)进士。杨亿在《雷塘书院记》中说到一些“南方之族”，文风已“雄视于中原”。南康洪氏杰出其间，以“耕凿之勤厚致资产，以孝悌之德大庇族人，奕世聚居”。“且于所居之侧，崇饰学舍，一日必茸，宾至如归，厨廪益丰，弦诵不辍”。在洪待用中进士后，杨亿还说“同时侪流登是选者以十数”，“后来之人贯鱼而进”。书院在家传孝义之后，于科举方面“锡善流光之庆，加讨论傅习之资，圭组相辉，将珥貂于七叶”。[6](P597,1224-1225)文抚裔孙洪师民，博学多才，登熙宁三年(1070)进士，为石州司法参军，是尚书李常之外甥，娶黄庶之女为妻。黄庭坚曾与这位妹夫诗文相酬。元ｙòｕ＠②间，洪师民重建洪氏书院，取名招贤。黄庭坚曾前来讲学。洪师民四子：洪朋，宇龟父，幼孤，受业于祖母李氏。手不释书，落笔成文，尤长于诗，舅黄庭坚尝谓龟父笔力扛鼎，异日不患无闻。但两贡礼部不遇，荐举知临川县，早卒。著有《清非集》，书屋“清非斋”，黄庭坚曾为作铭。洪ｃｈú＠⑤，字驹父，绍圣元年(1094)进士，靖康初为谏议大夫，有诗名，坐事流放，尝著《豫章职方乘》、《老圃集》等。其书屋“壁阴斋”，庭坚功亦为作铭。洪炎，字玉父，元ｙòｕ＠②三年(1088)进士，先为知县，累迁知颖州，迁秘书少监。高宗初为中书舍人，有《西渡集》等，诗酷黄庭坚，著述丛富。黄庭坚为作《照旷斋铭》。洪羽，字鸿父，绍圣四年(1097)进士，曾知台州，斋名“倏然堂”。四洪与黄庭坚的学术倾向均趋蜀学，炎、羽皆受“元ｙòｕ＠②党案”株连，他们皆为江西诗派后续者。东佳、华林、雷塘三书院创办者陈氏、胡氏、洪氏皆为义门。其中陈氏聚居十三世，人口三千余。这类大家族在唐、宋之间是不少的。仅《宋史·孝义传》中就罗列了十家，仅德安即有陈、王、梅，郑数家。聚居家族是血亲、地域、宗法、礼教结合的产物。作为社会的细胞，为维护以宗族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研究聚居大族能够凝聚不散，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一是由尊崇祖先而发展起来并始终维持的宗族家长制。其二是历代祖先积聚下来的家族财产公有制。其三是由家族全体成员相对公平的共同生活消费制。其四是建立维护共同生产、生活和维护家长统治的道德观念，这是聚居的精神支柱。因此，聚居之家都非常重视道德观念的灌输，必然读“圣贤之书”，“教人孝义”之类。办学设教成为聚居生活的不可缺少的方面。其五，培育人才也有利于提高聚居生产和生活的管理水平，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以至通过科举考试力求一而再，再而三得“取青紫”而发展家族实力。就现有材料看，陈氏所建书屋和书堂，在体制上是比较完备的，有15岁以前和15岁以后两个层次。前者对家族男子具有“普及教育”的性质，后者则是有选择地培养优秀人才的高等教育，并接待宾客游学。胡氏华林、洪氏雷塘虽未见如此明确的划分，但均有接待游学的内容。这种游学当然决不会处于启蒙层次。聚居大族，虽然是强宗，有相当社会地位，甚至是大土地所有者，与朝廷有一定的联系，但却并不一定是朝廷的当权者。他们的书堂或者书院是留意斯文的“地方贤大夫”所创办的“乡党之学”，是私学。对巩固家族组织，安定社会秩序起积极作用。在一些史籍也提到“邻里化其德”，可见其影响不小。从三书院的情况看，其双重使命还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在以往的论述中，往往以为登科入仕与书院中讲学修德是两回事，甚至有的前辈还以为书院是反科举的产物。从鼎峙三书院的情况看恐非如此，讲学固然有修德的目标，而通过应试而获取青紫，这也是不可忽视的追求。尽管这是对子弟中俊秀杰出者提出的希望，却是书院取得社会声望的重要因素。在这些书院、书堂里（唐宋间，书院与书堂之名称是通用的或混用的），教学的内容是儒家之经典，载道之文章，天天讲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内容本身就有教育意义，乃寓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於知识的传授之中。教学的内容化为文字，著为文章，在科举考试中出头，即可扬名亦可取利。先儒固然以为古昔圣贤教人为学之道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7](P199)这时关键是一个“非徒”，并非“不得”。他们并不反对应试，则是提醒学子，不要忽视“道德文章”，不得偏废一方而己。对于鼎峙三书院的情况看，应试登科入仕，这是家族全体成员的共同的要求，对于家族某个成员来讲，被作为俊秀者入书堂、书院肄习，他的任务就是努力通过应试以取青紫，是大多数埋头苦干的本家族兄弟供养了他，为家族争光、争气，为家族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努力，因此应试不仅是个人行为而是家族行为，社会行为。从地方教育发展的情况看，家族的义庄、地区的宾兴，支援士子在科举中出头，对于家族，书院、地区而言，有人升贡，有人登科是家族，书院、社区的利益和荣誉。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这在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直到近百年，近五十年、近二十一年，仍然有着这种影响。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种习惯心理。宗族、学校，社区过去以出了多少秀才，举人，进士为荣。进入现代还以出多少学士、硕士、博士而欢欣鼓舞。这种心理，已深入中国人心中。科举考试用一定的标准，通过考试选拔士子。士人通过应试，登科入仕。开始时士子通过个人苦读应试入学，继而通过学校、书院求名指教，通过学子之间的相互切磋而应试登科。发展过程中科举考试又与古代的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宋代有舍选，明清则非监生和郡县之生员，不得参加乡试。然而愈往后官办的学校愈来荒废学业，书院取而代之。实际上大都通过一定的书院教学途经提高水准后，才去应试登科。二者建立了密切联系。应试制度的存在促进了学校，尤其是书院的发展，而书院教育发展促进了应试教育完善，促其提升到新的境界。这大概可称为二者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参考文献】[1]　刘峰.光绪江西通志·书院：八十二卷[M].光绪七年刊本.[2]　全唐文：卷八八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3]　宋史·孝义·陈兢传[M].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4]　道光奉新县志·垄墓志[M].成文出版社，1989影印本.[5]　奉新县志编委会，奉新县教育局.奉新古代书院[M].[6]　同治安义县志·书院[M].成文出版社，1975影印本.[7]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A].中国书院史资料[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觳去角）加禾　　＠②原字礻加右　　＠③原字王加当　　＠④原字（俘去子）加冉　　＠⑤原字刍的繁体　　＠⑥原字日加方　　＠⑦原字泽去氵加攵　　＠⑧原字氵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