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文山书院

　           中国书院的发展与澧州书院的概况
                                                       李翠明辑录
　　
    近十多年来，中国书院史和书院文化的研究成果显示：书院之名，最初见于唐开元5—6年（717—718）的“丽正殿书院”和“集贤院书院”，不过这种书院只是 “朝省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但汉代的“精舍”、“书堂”发展成盛唐“讲学授徒”的民间私家教育机构之后，即袭用了书院之名。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从“口授弦诵”到“视简而读”的教授方式的转变，使得原来聚书、藏书性质的书院，演变成了集藏书、读书、讲书、著书、刻书、祭祀于一身的文化教育机构；特别是唐代官方承认书院“收徒讲书”的资格，又经唐玄宗一代君臣“广学开书院”的倡导，各地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遂日渐流行。由唐而历宋、元、明、清千余年发展，这种古代学校性质的书院得以遍布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府、州、县城乡，数量达七千所以上，成为与中国官办的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事业相辅相成的一支重要力量。明代开始，中国的书院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远及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华人社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交通中西文化的桥梁。1901年，清光绪帝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按省、州（府）、县不同规模等级的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书院本身为古代大学性质的学堂，除诸生来源、规模大小之差外，一般不具备现代大中小学的文化程度等级），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代和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教育的血脉。因此，书院文化教育是中国文化教育的重要分支，地方书院史即是地方文化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澧州的书院在这一漫长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特色和重要的地位。第一是多：据清同治13年（1874）修订的《直隶澧州志》及1997年出版的《中国书院史》记载：古澧州州本部（辖今澧县、临澧、津市三县市）曾有文山、车渚、溪东、文正、延光、学殖、怀德、澧阳8所州级书院和道溪、澹津、崇实3所县级书院；州辖的永定（今张家界永定区）、慈利、石门、安福（今临澧）、安乡各县有天门、渔浦、九辩、秀峰、深柳等24所县、乡级书院，合计约占湖南全省528所书院名录的6℅还多。州级书院与澧水流域各县、乡书院一起，形成了整个大澧州（即今湖南省澧水流域除桑植外的7县市区）的书院网络，而且各呈特色，对于整个澧州人才的培育成长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二是早：近几年来书院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称，澧州（澧县）的“文山书院”，最迟建于公元863年前，不仅是环洞庭湖地区最早的书院，也是全国现已查到的唐代49所书院之一。这49所书院中，有地方史志记载的40所，有《全唐诗》诗具体描述的13所。而地方志和《全唐诗》均有记载、具有“双重证明”的仅仅4所，文山书院就是4所之一！这表明澧州的书院基本与全国的书院同步诞生和发展。第三是与全国知名的文化名人相关联。澧州“车渚书院”、“文山书院”、“文正书院”，就是以纪念“囊萤照读”的晋代吏部尚书车胤、唐代诗坛“绝世才子”李群玉、宋代“名相”范仲淹三人青少年时代发奋求学的读书台遗址“囊萤台”、“水竹居”、“洗墨池”建造，并用其名、字、号命名的书院。车武子、李文山、范文正是澧州历史上的三大文化名人，也是全国的历史名人。澧州志说，“澧阳分隶南服，所置书院自晋以后，列志乘者八”，成为“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的神圣殿堂，以至于澧水上下，“莫不涵泳圣泽，敦诗书而悦礼乐”，出现了“澧阳美冠南州，昔贤所羡，武子、文山之芳躅，文正之余泽流风，观感兴起，代有闻人”的局面，可以说这是对澧州书院历史作用的最好总结。但是，纵观近几年的书院文化研究状况，应当说对于澧州的书院史，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整理和研究，特别是作为澧州地方传统文化和澧水流域最高学府的历史渊源，这种探讨、整理和研究，尤其具有紧迫性和重大意义。

 

　　        文山书院的诞生与其后续史追踪

　　李群玉，这位被唐代诗人周朴称为“群玉诗名冠李唐，投书换得校书郎”的澧州诗人，早在其生前就名响朝野：名相令孤淘在朝堂上赞扬他是“佳句流传于众口，芳声藉甚于一时，守道安贫，远绝名利”的人；唐宣宗读其进诗后则认为：“李群玉放怀丘壑，吟咏情性，孤云无心，浮磬有韵，吐妍词于丽则，动清神于风骚”。就是在李群玉含冤下世73年之后，晚唐著名诗人韦庄，又向唐昭宗奏称，说李群玉是朝廷的“遗贤”，且“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人之口”，因“含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应“追赐进士及第，赠补阙，拾遗”官衔。昭宗皇帝非常重视韦庄的这一进言，即予“追赐”。后来，元代辛文舫在《唐才子传》中，盛赞李群玉“诗笔遒丽，文体丰妍”；清人金圣叹也在《唐才子诗评点》中，称之为“绝世才子”。这位“绝世才子”，不仅给今日澧州留下了265首诗作，而且留有水竹居和文山书院这一令多少文人魂牵梦绕的文化遗址！可惜今日澧州，已少有人确知水竹居和文山书院的祥情。澧州志上虽有文山书院名录，但它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后来的演变如何？没有详细记载。好在近几年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似可让人看到初略的线索：

　　一本由湖南省前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庞道沐任编委主任，施金炎为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洞庭史鉴》说：“洞庭湖区（此指环洞庭湖的长沙、湘潭、益阳、常德、岳阳及荆州江南的滨湖县、市、区）最早的书院是唐代咸通年间（860—873）或以前兴建的澧县文山书院，位于今澧县城关镇仙眠洲，李群玉读书处，以李群玉号文山而得名，至清末废。”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洞庭湖史志的最新权威之作，它指明这一区域内最早的书院在澧州，而且比此区域内称誉全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还早了一百年以上（该书认定岳麓书院“为北宋开宝9年即976年建”）。澧州早在“唐咸通间或以前”已经有了全国少见的早期书院，仅这个认定就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全国书院的起始时间在“唐代后期即唐德宗贞元间（785—805）、至迟于唐宪宗元和间（806—820）已有创始于私家以讲学为事的书院”，澧州的书院与此同时诞生，既表明了古澧州文化教育的发达，又折射出澧阳平原曾为长江以南文化中心的历史辉煌。

　　1994年6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国钧等一批学者编著的《中国书院史》，以《直隶澧州志》中关于“湖南澧县文山书院”的记载和《全唐诗》中李群玉《书院二小松》诗的描写为据，证明中国书院在中、晚唐时得到了普遍发展并具有了“讲书授徒”的职能。这实际上说明，依据李群玉《书院二小松》诗的写作时间，即可认定文山书院的诞生之期。岳麓书院研究所郑洪波教授，亦据此在其《〈全唐诗〉中的书院》一文中明确指出：李群玉有“一双幽色出凡尘， 数粒秋烟二尺鳞。从此静窗闻细韵， 琴声长伴读书人”的《书院二小松》，而“李群玉……晚年因裴休、令狐淘荐举曾任弘文馆校书郎，'未几解任归’，二年后去世。其死，段成式以诗哭之，有云'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按段成式卒于863年，(李群玉)书院存在的时间即可断定在咸通年间(806—863)或以前。书院所属不明，然松韵、琴声很合诗人之性，……此诗还透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主人改善环境，以增加书院的诗韵之气。”
        按有关“李群玉问题研究”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李群玉约18岁（唐长庆4年）时即824年左右，从州西38里外的东溪七里庄迁居澧阳城南仙眠洲，自筑“水竹居”栖身；20岁（唐宝历2年）时即826年写《仙明州口号》；22岁（唐太和2年）时即828年长安赴举落第归澧。从此“垂头在沅湘，十年寓龟鱼”，在水竹居读书卖文为生。所以写《书院二小松》的时间，至迟应在唐太和2年至开成元年（828—836）左右。据此把上述的“唐代咸通间（860—863）或以前兴建的澧县文山书院”中的“以前”，判定在“唐太和2年至开成元年（828—836）左右”，应该是准确无误的。

.       实际上，李群玉迁居仙眠洲的第3年（827），殿中驸马都尉杜悰任澧州刺史。同年，大诗人杜牧来澧探访驸马堂兄，与李群玉一见如故。此时正担任杜府塾师的澧州布衣诗人李宣古，也深得杜悰和岐阳公主器重，二李便陪同杜牧，沅澧采风，洞庭畅游，诗酒唱和。正是这种交往，致杜牧力劝并促成了李群玉次年的长安赴举。却不想因“巴歌掩白雪，鲍肆埋兰芳”而蒙辱。2年后，杜悰澧州任满奉调，李宣古的“杜府塾师”随即去职，从此以收徒教授为生。据此可推论：蒙辱的李群玉与去职的李宣古（堂）兄弟二人，利用水竹居这块风水宝地和他们的文名声誉，正式开办文山书院，一方面收徒讲学、一方面赋诗著文，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文山书院的诞生，不仅可以判定在杜悰澧州离任的太和4年（830）左右，而且可以为“李群玉蒙辱读书卖文”和李宣古 “去职收徒教授” 的谋生手段找到可信的依据。由此也可结论：公元830年左右，澧州诞生了由唐代诗坛知名的“澧州四布衣”①中的李群玉、李宣古二人创建，并得到后来官至宰相的杜悰支持的“文山书院”。此时距中国书院之名的出现仅仅一百年左右；据《中国书院史》中“从事教育活动，又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至少在唐德宗贞元（785—805）至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就有了”的论断，仅仅相距25—10年时间。 

　　从文山书院的诞生过程、职责等情况看，它一开始就是一所州级书院，是整个澧浦地区第一所最高学府无疑。据说杜悰奉调后，他的二个儿子仍留澧州从二李读书。这大约就是文山书院可知的最早教授与生员了。至于文山书院在仙眠洲的具体位置及延续的时间，下面的几则史料，可提供更清晰的线索： 

　　《直隶澧州志》说：“文山书院，在城南仙眠洲上，李群玉读书处，今废。”又云：“水竹居，在城南仙眠洲上，李群玉读书处。后人因建文山书院。”这就是说，文山书院是由李群玉最初栖居的“水竹居”扩建的，址在城南仙眠洲。但时至今日，仙眠洲早成高楼林立的城区，不仅“文山”踪迹难寻，就连史料中描述过的曾千年繁茂的十万竿翠竹，也已不见踪影。邓洪波编著的《中国书院楹联》初、再版中，录载有清末民初澧州文人周春华为文山书院撰写的一幅楹联，云：“漠地拥高台，过仙洲第二滩，平分片席吟风月；晚唐多秀才，读石室五千卷，别有新诗上相台。” 此联虽写出了文山书院在仙眠洲的具体方位、特色，可惜编著者不清楚文山书院是那州那县的，因此把它列为“院址不详的书院”栏下。2004年10月，澧县政协副主席张振汉先生为《澧州文化之旅》系列丛书撰《咏澧对联撷英》时，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考证评语：“清末民初的澧州人周凤楞，字春华，任过澧州学款经理处经理员、澧县中学堂教员，其对联佳作传世较多……题为文山书院的对联，其书院所在的仙眠洲是一片沙洲，称漠地当是确切的，第二滩应指蜚云塔一带，塔后有三贤祠，（祀屈原、车胤、范仲淹），祠后还有三闾大夫庙（见张之觉民国28年编《澧县志》），后二祠均毁于洪水，蜚云塔也因澧水大堤内移而成为外洲之塔。”作为澧州人，我们真希望《中国书院楹联》三版时，能把文山书院遗址标明为“澧州城南仙眠洲蜚云塔北侧”。

　　据传 ：“两宋”之交时，以理学名文《心箴》受朱熹击节称赏的澧州“香溪先生”范浚（1102-1150，字茂明，南宋初学者。绍兴中举贤良方正），曾教授文山书院。清代的澧阳书院内，特建一藏书楼，命名“心箴楼”以示纪念。而被大文豪苏轼誉为“诗可乱青莲”的“澧州三苏”中的苏庠（1065—1147，字养直，苏坚长子）、人称“庐山祖可师”的佛坛诗僧苏序（字正平，法号祖可，苏坚次子），都曾是宋时文山书院的生员学子。苏庠老年归省澧州写的《菩萨蛮。澧阳庄》和《木兰花》二词，曾以“照溪梅雪和烟堕，寒林漠漠愁烟锁。”“白沙烟树有无中，雁落沧洲何处所”等句，描写文山书院周围的景色，寄托对母校的深情眷念。

　　文山书院大约经历了近400年，屡有兴废。到南宋宝庆2年（1226），为“溪东书院”所替代，但其遗址，实为历代文人墨客凭吊吟咏的胜地。《中国书院楹联赏析》收有湖南大庸（今张家界市）文人陈逢元（约1869—约1920，字桐阶）撰的文山书院联：“与段柯古往来赠答以诗，想杂俎成篇，倩校书郎正字；同屈灵均抑郁悲伤而死，令几人搔首，疑造物者忌才”。似乎是对元、明、清以来，文人们面对文山书院遗址无尽感叹的最好写照！1610年正月，“公安三袁”中的小弟袁中道游览澧州，写了一篇《澧游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仙眠洲上有亭，即诗人李群玉水竹居……予（中道自指——笔者）曰：'昔李群玉以诗名鸣于唐，至今千余年矣（袁文如此——笔者），而更无有追步之者。吾直以目所未见求之，即诗人亦荒唐矣。’相与大笑，浮白数十而归。”袁小修的这种豪饮（“浮白数十”）浇愁和追思“大笑”，应当就是面对文山书院仅存的一亭，从心底涌出的“疑造物者忌才”的另类慨叹！担任过明末御史、副都御史、中州督学的澧州人胡澥（1579——1655，字练海），1640年归隐故里后，用李群玉《仙眠洲口号》原韵，写过10首《文山书院和韵》诗，从其中的“披云新敞翠微居，坐对江风邀月初”等诗句看，明末清初时的文山书院遗址还是可观的，或许当时有过新的修葺？只是到了清乾隆年间的长沙府教授马宗良（字最眉，1748年进士，澧州人）写《访李文山故居》诗时，却成了“一代诗坛能有几，数檩遗宅竟难留。芳名剩与兰争艳，岁岁飘香入胜游”的境况了。不知道“文山”这座澧州人心中不朽的高山，能否有朝一日再恢复哪怕是“数檩遗宅”的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