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贫富差距与民主

　　记得台湾的商业周刊曾经报导，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第一、二名分别是丹麦跟不丹。丹麦很富、不丹比较穷。从这个国家的状态，似乎快乐与否与有没有无关，该篇报导的结论是：贫富差距才是快乐的关键。
 　　我的看法是，民主只是一种“机器”，经过运作产生政府体制、社会状态与官民关系。机器的本身没有黑白善恶，操作的人决定了机器的好坏。民主这台机器有几项重要零件：平等（票票等值）、权责分立且监督、以及宽容（可以容许不同意见与声音的合理存在）。在这几项零件里，我首先提到了平等，因为唯有票票等值，投票的结果才能为大众所接受。
 　　记得我大学教授曾经跟我说：“什么叫做民主？如果有一天我们学校选出一个校工当校长，我也得接受这个结果”。当然教授举的例子是极端的，因为校工不符合校长参选资格，不可能当选。不过他的这句话倒是让我对民主的真谛有了深刻且立体的认知。
 　　上面这个例子说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在“多数尊重少数”的展现上，民主机制里如何保障少数群体的意见表达与权益分配，始终是项重要课题。所以在台湾，原住民立委是有保障额度的，女性，也是受到关爱的。
 　　然而“平等”除了票票等值这个表面以外，深层的就是在于民众是否具备差距不大的候选人与选举人资格。
 　　而贫富差距就是关键。
 　　金钱在现今社会里虽说不是万能，但少了它可就万万不能。有了钱才能受教育、增广见闻。至少得有钱有闲才能出国旅游什么的吧！而知识达到一定水准才能为良好体质的民主奠定基础。因为无论政府预算、候选人政见、政府政策制定都需要一定的知识才能看明白，选举人也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回到文章主题，台湾在经济发展方面始终自豪于“贫富差距小”。然而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各种贸易协定签订、企业全球化导致大者越大、小者越小）加上本身内部的政治纷扰，这项自豪正在消逝当中。记得台湾媒体曾经吵嚷着“一个台湾、两个世界”的选题。造成两个世界的就在于贫富差距。许多家庭因为贫穷使得孩子在正规的义务教育以外，无力负担兴趣学习（钢琴、绘画），更无力进行学前教育，使得孩子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点上，更造成日后在社会竞争中的弱势。当一个人连温饱都发生问题时，恐怕很难有余力去关心政治，而任由自己的权利被漠视与剥夺。
 　　因此，戏言“选举是要花钱的”，无论在积极或消极层面上都有几许真实。
 　　然而台湾的民主进程确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经济高度发展产生的全民均富，也的确为民主化奠定良好基础。至少在我印象里，民主的日臻成熟与几项生活中的进步有关。像是国外旅游、非生活必须消费的增加等等。也就在那个时候，也正是台湾开始直选总统、甚至政党轮替之时。
 　　因为，均富使得台湾人更加在意“自己的”权利，也就使得走上街头表达意见、选举制度改革、乃至民意代表与政府官员的选举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变革。与此同时，台湾的教育水准也开始提升，高等教育的平均值从高中提升为大学，硕、博士人口大幅增加，连带使得参政者的学历也普遍从大学提高为硕、博士。无论真假，反正几乎立法院的立委诸公们几乎各个是博士，而这些正好是社会整体的映射。
 　　然而在政党轮替后，无论是外在与本身环境所致，台湾的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扩大，以下摘录一段当时的台湾媒体报导内容：
 　　再仔细看看所得分配的情况，根据当局发表的统计数据：全台湾有410万户的家庭属中低收入户，共1286万人应编入收入在水平以下之列，占台湾人口的56%。这许多人每个月收入是在21000元台币以下，如果换算成美元是每年赚7300多块美金。200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那时台湾的中低收入家庭有330万户。2000年以后，民进党执政，台湾多了八十万户即两百多万“穷人”。低收入的界定是每人每月的收入在8433元台币以下，据“官方”数字显示，台湾约有17万1200多人符合这个水准，其中以台东、澎湖的人口居多。又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台湾有20%所谓高收入族群的财富，多年来持续增长，其它80%的人口，口袋里的钱愈过愈少。任何人见到这组数据，都会得到一个结论，台湾的贫富差距多年来一直在扩展中。前台湾暨南大学校长李家同博士，曾做过专题演讲，指出穷孩子增长很快，贫富悬殊愈甚，数年前最贫穷的人家和富有户的收入比例是19比1，如今增加到61倍，正指明这个现象。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是最贫与最富之间的比例在三、四年之内从19倍跃增到61倍，简直是一种飞跃，太过惊人。
 　　至于贫富差距扩大具体造成对民主的戕害分为消极与积极两个面向。消极方面：中低阶层民众对于生活所需已疲于应付，因此无力参与公共事务，长此以往将导致政府决策与关怀缺乏对此阶层的需求满足。积极方面，社会的不公使得这群人开始怀恨、抵制政府施政，给社会造成不安定的因子。
 　　因此，台湾的民主进展始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全民均富，而危机正肇始与这个基础的消失。两极化的社会阶层成为政治上蓝绿对峙的拉扯，使得政府施政与政策制定都产生了一定的停滞。幸而台湾社会毕竟发展到成熟阶段，许多弱势族群的民间组织、乃至学者专家、媒体的关切，不但让问题在尚未严重之时即大声疾呼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而在野党的杯葛与喧嚷更可促使政府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反映在其施政。
 　　文章一开始我提到了丹麦与不丹这两个国家的快乐指数位居世界一、二名。丹麦的女王都是自己推着购物车在超市采买。不丹则在宗教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并未积极发展经济，杜绝了因为资本集中发展经济导致贫富不均。这两个国家在相对剥夺感较少的情况下，丹麦人选择职业大多按照兴趣而非能赚多少钱，因为什么职业赚钱都差不多。我记得媒体报导中举的例子是，在丹麦一个送报生与银行职员的薪水相当接近。而不丹则由于其宗教思想与对自然环境的热爱的思维下，人民更为着重本身的精神层面。而无论富或者穷，这两个国家的共同呈现是“贫富差距小”。当然快乐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不大，但快乐会使得国民向心力强，自然为政府治理提供良好条件。
 　　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是，当彼此之间没有显着差距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将更为和谐与自然，歧视少了，自然会让每个人更加关切自己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不会因为对他人拥有比自己更多而嫉妒、甚至产生仇恨情绪，自然也就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勾心斗角与攻击。许多大陆朋友问我，“你们台湾怎么蓝绿斗争如此之激烈？”其实，媒体报导的放大与聚焦，使得台湾民间生活的平凡与平静因没有媒体报导的亮点而无法呈现在大陆朋友眼前。我的感觉是，在台湾小老百姓更专注于自己身边的一亩三分地，在意自己与家人的生活更多于对整个世界的关注。或许这又落于大陆对台湾经常质疑的“岛民心态”，而当我在这片广大土地生活多年以后，我却认为，恰恰是这一亩三分地的岛民心态，使得台湾人更加本分与单纯，而这正是台湾民间自然而生的一股平静与亲切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