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失败的民主实验留下的教训

　　如果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政治学想要找到一间实验室，用以观察和研究人类政治生活中民主与法治、权利与秩序、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等诸多复杂关系的话，这几日的曼谷街头无疑是不二之选。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美国的立国，历史上那些民主政体的伟大立法者们心头无法散去的噩梦——民主的阴暗面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破坏力——正在这座曾经到处洋溢着微笑的美丽城市完整地上演。
 　　随着19日上午泰国军队的装甲车冲破“红衫军”在曼谷街头设置的路障，以及7名“红衫军”领袖向警方自首并遭到拘捕，一场规模超级、旷日持久的反政府示威集会终于宣告土崩瓦解。它的悲壮而又有些荒唐的日志里，留下了数十具默默无闻的尸体和无数个身心俱伤的躯壳。就算泰国日后终能取得政治和解、撕裂的社会终能逐渐愈合，他们也将成为这个笃信佛教的民族记忆深处永远的伤疤。
 　　局势似乎得到了基本控制。看起来，在这场白热化的“阶级斗争”中，泰国的“弱势阶层”及其背后的他信满盘皆输，而阿披实及其背后的曼谷“权贵阶层”则大获全胜——他们选择了正确的时机，因而在轻松完成武力清场的同时也赢得了很大一部分道义上的认同。
 　　但仍有为数不少的“红衫军”死硬分子焚烧了曼谷证券交易所、世界贸易中心商场、供电局、泰国电视台3台等数十个重要场，骚乱还蔓延到了“红衫军”势力雄厚的西北部地区。有报道说，当地至少有两个城市的市政厅遭到纵火。正如流亡海外的前总理他信警告的那样，泰国可能爆发全国游击战。“军事镇压可能会扩散怨恨，这些怨恨的人们将变成游击战士。”
 　　为了防备这种可能性及迅速稳定乱局，泰国政府15年来首次对曼谷及其他23个省实施了宵禁。
 　　但眼下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又会怎么样？
 　　可以预计，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夺回主动权的政府将会摆出一付“两手都要硬”的姿态——一方面，严厉镇压社会上的各种“民主活动”，并且在下一次大选前解散一切他信派政党，竭尽全力打压亲他信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高调地“打击”贪污腐败，同时出台一些改善底层民众权益的安抚政策。这两手，都是为了防范事态再度逆转，并为自己争取更多合法性。
 　　然而，社会一旦撕裂、而且已经沾上了血腥，再想要重新弥合、重新洗刷干净，恐怕不是一件短时期内容易做到的事情。更何况，不断会有政治野心家千方百计地想要利用这一基于仇恨的现成的精神资源来谋求他们各自的政治私利。别说他信会时不时神采奕奕地出现在电视镜头里，甚至出现在中南半岛的邻国，就算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渐渐淡出了群众的视野，也一定会有更多新生代前赴后继地涌现出来。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泰国必将经历一段比先前更加高压的威权或准威权时期——民主将会倒退，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泰国人原本已经享有的一部分政治权利将会被剥夺。至于这种倒退的涉及面有多广？程度有多深？它会不会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那要视事态的发展而论。
 　　诚如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的，曼谷街头的“热战”的确是被强压下去了，胜负双方也已分出，但弥散于整个泰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丝毫缓解。民主政治运作的精髓本来正在于通过妥协和让步来化解矛盾，但达成妥协的前提是有一个双方（或多方）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话语平台。在过去的一轮又一轮街头政治运动中，“红衫军”卤莽而不智地拒绝了一次又一次达成妥协的机会，终至落到今日这般穷途末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寻找到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平台。但现实的难点在于，未来即便能够再获得这样的平台，它也一定比原来曾经被允诺的要低，旧仇未报、又添新恨的“红衫军”们能否咽得下这口窝囊气，重回谈判桌，这的确是个大大的问号。
 　　眼下是真正考验“胜利者”道德觉悟与智慧和“失败者”耐心与胸怀的时候了。如果曼谷的“精英阶层”真的能够把国家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那么他们应当一俟事态平息就立即主动提出新的更加公平的和解方案，推动国家政治朝更加法治化、透明化的方向转型；而如果反政府力量真的希望国家的民主取得进步，那么他们也应当放弃全盘推翻现行体制的幻想，转而寻求在既有的法治框架内通过协商赢回一部分权益的可能性。能够各自跨出这艰难的一步，最迫切的是双方内部均需要产生真正高瞻远瞩而又有强大号召力的精神领袖。
 　　我们在本文开头将曼谷形容为政治科学的标准实验室，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泰国的这场骚乱不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情形，它基本不含有宗教对立、种族矛盾、文化冲突等复杂的多重变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十分经典的因贪污腐败和贫富分化而激发的纯粹“政治性”的社会分裂。就此意义上说，泰国的教训对其他地方的政治具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
 　　应当看到，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民选的他信内阁后上台的曼谷现政权是有其难以洗脱的“原罪”的。说到底，这也是“红衫军”及其日后发动的骚乱的根源。尽管现政权可以将这一切归咎于他信的严重贪腐的民粹主义鼓惑（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也是事实），但如果它想要避免今天的悲剧日后再度重演，就必须真诚而又深刻地反思这样一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政治野心家轻而易举地粉墨登场、一呼百应的社会土壤？而在培育这种社会土壤的长期过程中，精英们自己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最后，也许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体制导致非得用一场军事政变才能将一位贪污腐败罪证确凿的国家领导人拉下马来？
 　　写于2010年5月20日，本文系我为《南方都市报》所撰的2010年5月21日社论，见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