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令西方人费解和着迷的问题，来源于剧烈的变动和事实，一些国家巩固和发展了民主，而一些国家却走上了专制之路，进行了惊人或者骇人的国家实践。在此之前，中国、日本、印度等非西方文明往往不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因为，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在19世纪60年代的历史讲稿中所表明的，欧洲学者关心的主题是那些显然关乎现在并且关乎未来的过去，而其他的文明在当时还未明显同西方文明相汇。 然而，在现在看来，事情远非如此，殖民和世界大战使这些彼此陌生的世界激烈碰撞，结出相互关联的社会政治果实，这些联系远远早于布克哈特手稿完成的1868年，至少在巴林顿?摩尔看来是如此，从现代化最引人注目的标识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当代，在欧洲、北美及亚洲发生的重大变迁，犹如一条关节粗大错落的巨蛇，一次摆动由头部渐渐蜿蜒传导至尾部。 这一意义深远的摆动，便是现代化，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以这样的视角进入东西方社会历史，这些历史于是错落跌宕，在不一致的起点和不同的道路上总体上前后相继，这种基本的观念形成他分析的起点。
　　作为同样的一个从社会角度进入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著作，摩尔与其他一些重要的学者在方法上的一个重要不同是，他在各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努力寻找众多差异中的共同之处。马克思?韦伯也对欧洲、印度及中国社会进行过卓越的比较研究，但他的做法是，例如研究中国，主要关注中国社会中与西欧类似但又有区别的条件，以此揭示中国社会结构最恒久的方面和特征。 摩尔在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也考察种种制度与社会结构的细节，如宗族制、官僚文化、土地制度等等，但他的目的在于揭示走上不同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社会的一些一致性因素，他有着更为稳定和明确的宏观框架——在现代化道路中，至关重要的几个因素——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均势、土地贵族的衰弱、商品经济的发展、反动阶级联盟的形成以及是否发生革命粉碎过去，大部分的社会细节均指向这几条线索，在那些走向有效民主的国家中这几个条件逐一具备，而另外一些国家，则由于缺少了这些条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而与民主失之交臂。那些社会文化的细枝末节，有一些促成了条件的形成，有一些则导致了偏移。
　　上述五个条件的比较框架，表明了摩尔最基本的分析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相同，经济基础与阶级分析，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亦明确的给予批评，将各种非经济的因素纳入考察中，同时认为同一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有着各种各样的分化，不同阶级在不同阶段联合和对抗对历史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摩尔所持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对抗思维进行笼统的批评是不中肯的，特别是在仔细阅读之后，便可以发现他与采用其他视角的理论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对话。
　　与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一样，详述这样的社会史也极耗笔墨，然而它清晰的逻辑结构却可以使我们确定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展开探索。在摩尔的研究中，对于中国农民社会和农民革命的论述占据了不少的篇幅，但其论述和线索散落在各个章节中，有时仅仅是只言片语点到为止，与其他一些中国农民的研究相对照，也许能更好的了解这一主题。
　　摩尔考察的主要国家里，有一些国家发生了剧烈的农民革命，而有些却没有，人们便要探索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者历史环境会促成或者阻止革命。中国便是发生了浩大农民革命的国家，人们早已认识到中国革命产生的农村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摩尔认为，两个因素导向了农民革命，首先是在农村中缺少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商品经济革命，第二是在给农民加上新的压迫枷锁时，切断了农民与上层社会的联系。这两个因素看似简洁，却包含了经济、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的种种信息。
　　在开始探索中华帝国的特征时，摩尔澄清了一种普通的认识上的错误，将封建主义、贵族等概念不加辨明的加在古代中国上，马克思主义将中国说成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而非封建主义，中国社会的另外一项基本特征--官僚主义也不容轻视。与欧洲不同，早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前，中国政治已经解决了土地贵族们骚乱的难题，科举制起到了吸纳官僚联合官僚与贵族抗争的作用。在中国社会中，上层阶级的权力和威望不仅建立在对土地财产的控制上，他们权力和威望本身就是他们垄断官僚政权的结果，这两种混合塑造了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上层阶级与农民的联系的方式。官僚制与宗族制度结合，消除了地主发展商品经济的动力，使土地的集中和财富累积变得困难。实物地租的形式同时不利于商品化。农业社会中生产配置也极大的影响了商品化的进程，中国往往用平均分配稀有资源的方式维持下层的支持，而不是通过劳动分工与合作经营扩大利益，因而保留了大量小农，同时激发了激进倾向。
　　在上层阶层与劳动阶层联系方面，中国的士大夫生活在乡间，但并不参与实际的生产，劳动监督及管理，中央政权依赖官僚系统征收税款，不可能与下面建立紧密的联系，社会通过农村松散的宗族制度实行治理，作为儒生的地主以宗教和文化服务的提供获得大体相称的特权。在现代化进程开始并逐渐发展之际，农村原有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农民原来用以联系的组织遭到破坏，大量无地的农民游离于社会之外，最终走向了革命。
　　摩尔已经洞察了农民起义的保守性，以及农民阶级中各种各样的分化，在摩尔看来，农民革命的结果取决于它同其他阶级的联盟，也是在这里，他注意到阶级分析的有限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摩尔强调了统治阶级的行为对于农民暴力的方式和结果的重要影响，残酷的镇压可能使农民起义停留在低级形态或者一蹶不振，在帝国统治的年代里，中国统治者并未不断遇到来自同等地位的其他统治者的军事竞争，因此常备军并未花费太多社会资源，同时也没有十分强硬的镇压力。这种统治阶层与农民反抗的互动对革命等集体行动的影响后来在蒂利和曼恩等人的著作中被更为详细的论述。
　　在摩尔那里，对于中国的宏观论述将这一遥远的国度视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体，事实上中国社会在辽阔的地域上存在着很多差异。裴宜理在其《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书中，也致力于讨论农民暴力革命发生的原因。她看到的是，在中国内部，有一些地区农民起义频发，而一些地区却并不然，同时，在农民起义多发的淮北地区，阶级分化并未明显显露，大多数农民都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进行耕种，佃农的数量极其有限。而农民起义和暴力的发生，常常是超越阶级界限的，因而农民革命不仅仅根源于阶级差别，裴宜理在对淮北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提出地方环境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与摩尔的理论相呼应的是，淮北高度变动的社会和具有风险的生产环境，造成了落后的农业和文化境况，一方面消除了商品经济兴起的可能性，一方面，造成中央权力与农村的疏离，使政权对于叛乱和革命的镇压力不足。与摩尔远远的观察不同，裴宜理发展了一种生态学分析的新视角，发现了北方与南方农民反抗的不同，在淮北，农民反叛和集体暴力出于谋生和获取稀缺资源在策略上的最佳选择，是掠夺式或者防卫式的，而在南方丰饶的水稻种植区，农民暴力的目的是抗捐和抗税。而中国农民叛乱和集体暴力的行动，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摩尔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论述，还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便是国家权力在农村中的渗透。不过对这一因素的重视，大概是在国家研究范式兴起之后才开始的，摩尔对于这方面的分析，集中于战乱的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中央和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加剧的总体的论述，后来对于这一问题探讨的发展，开始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新视角切入。一个著名的概念来自著名的海外中国研究者杜赞奇——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它指的是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开始向农村渗透，现代化的国家政权财政需求过快，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不适应，削弱了原来乡村中保护型的经纪体制，最后利用赢利性的经纪体制来征收赋税，从而导致的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内卷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的农民境况加速恶化，地方权力陷入土豪劣绅之手。而研究内卷化现象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与内卷化有着近乎直接的联系。“内卷化”这一概念，来源于对中国社会结构中“权力文化网络”的认识，“文化网络”并不仅仅是以文化为起点分析社会变迁的概念，而是指一套蕴涵政治权威的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最典型的是农村社会中的宗教和宗族组织。“文化网络”代表了不能被国家政权强加凌驾的大众信仰和地方权威。文化网络将个体农民整合进松散的组织中，以集体的形式应对外来的变故。 国家权力在20世纪的扩大极大的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替换以一种掠夺压榨式的腐朽权力。摩尔在描述农村社会组织的破坏时提到，中国具有严格财产要求的宗族制，将大批无地农民抛在了社会共同体外部，使他们与上层完全脱节，反映的大概便是这种内卷化的结果之一。
　　不论是生态学视角还是文化网络的视角，都从更为细节和具体的方面丰富了对于农民革命发生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环境的因素的探讨，既对摩尔的研究提出了挑战，也显示了摩尔观点值得借鉴之处。对于中国革命与农民社会的具体关联，我们今天仍然知之甚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与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层关系，这些研究都仅仅提出了重新探索的起点。摩尔的著作至少可以表明，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法，如果能够谦逊和谨慎的使用，仍然对于现实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