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杨连宁
“震耳欲聋——乌烟瘴气——遍地狼藉”，是中国人用炮仗过年的三部曲。这是我们在驱魔、祛邪，其实是一种巫术，一种低劣的宗教行为，跟我们烧给亡灵纸钱一样。每年鞭炮喧天，都有鸡犬被惊吓而死。如此大鸣大放，对于生态环境，你不觉得是场劫难？反正，我会祈祷次日清晨鸟儿重展歌喉，庆幸它们劫后余生——极富耐受性的中国人，一年一度点燃炸药宣泄一下，令我联想到历史上间歇性喷发的农民暴动。
今日中国农民，以离乡背井、妻离子散为代价进城打工，其中意义你可能悟不出。说句极端的话，其历史意义怎么估价都不会过高。就是说，这是个自中国人进入农耕文明数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什么变局？农民自己消灭自己的变局！什么叫自己消灭自己？就是进城农民摇身一变，不再是农民了。你可能知道，现代社会有农场主，有农业工人，就是没有农民。为什么？因为土地资本化了，农业工业化了，农村城镇化了，社会职业化了，农民早已变为市场上的人力资源了，哪里还有原来的农民？假设没有工业对人力资本的依赖，妻离子散、离乡背井的农民也变，只是绝不会变为工人，注定会变为流民；而失去土地的流民，两千年来一直是“威力强大的火药桶”。这个“巨大的过剩人口的瓦砾堆，极易被暴乱的火星所点燃。”（摩尔语）假设没有资本对人力资源的吸纳，因水旱天灾流离失所的灾民也进城，不过不是去打工，而是去劫掠。流民一旦“拉杆子起义”，被网罗去“吃兵饷”，天灾就会转化为人祸。什么叫农民暴动的周期发作？这就是。
通常意义上的农民是什么？是阿Q栖身的土谷祠里的土地爷，是孙悟空每到一地先念祈符请出来打听一番的那个土地神。什么意思？即农民因身家性命全部系于土地，不能抽身，没有自由，沦为土地的附庸。土地是农民谋生的唯一资源，被吸附地上的农民只得守土重迁、原地繁衍，遂使家庭宗族的血缘裙带代代扩展，编织出他们安身立命又织网自缚的蛛网。既因天灾，也因人祸，甭管什么原因，反正一旦失去土地，他们就成了没有财产的光棍。娶不起老婆，没有了家庭宗族的荫蔽，也就没有了人生舞台。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农民，一旦没了家庭，试想，他的日子还怎么过？再试想，以往“离乡背井、妻离子散”的农民能像今天这样外出打工、年没过完就竞相离家？离开工商业资本，流民除了拼死一搏，还能有什么选择？对于他们的破釜沉舟、鱼死网破，我们还有什么意外？
所以，爆发农民革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中缺少工商业资产阶级，缺少他们领导的商业经济革命。”（摩尔语）今日中国能远离农民革命，原因也是同一个。原因在于，我们今天有了资本主义。弄清了这个道理，我们再反省历史，才知道自己怎样铸就大错，怎样策动农民暴动，并错把它当成历史动力，当成“三个代表”。翻检革命党纲，误读、误判比比皆是。譬如，中国社会一切痛苦的根源，列宁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毛泽东却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说“主要是国际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列宁指出农民阶级的没落性、反动性，是指它对于“历史的主角——资产阶级”来说，是个“垂死悲鸣的阶级。”（摩尔语）毛泽东却美化和恭维“贫农最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翻阅毛的著述，革命成了个不容质疑、不由分说的大前提，非革不可，不革不行。谁怀疑谁反动，谁反对先革谁。同属亚洲，这种大前提在印度、在日本，根本就不存在。从一个最可疑的前提，不难推出最荒谬的结论。为要策动革命，就要找“最有战斗力”的阶级。谁对社会最不负责？谁对社会最具破坏力？当然是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日本明治政府的政策，是促使农村经济向市场开放，“利用农民作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而中国革命党却利用农民打头炮，“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易主当翻身解放。
其实，农民只有靠资本主义才能得救。怎么救？救离土地，“不再琢磨如何利用土地来维生，而是把它看作是资本投资的一种途径”（摩尔语）。土地只是一种资本？对。还有多种资本，背井离乡也成了一种资本：人力资本。劳力自由流动摆脱了土地束缚，能摆脱土地束缚是因为土地不再是唯一的生计与财产。离乡背井和妻离子散，既摆脱土地，又摆脱家族人身依附。作为自食其力的自由人，不但成了独立民事责任的利益主体，还能孕育出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个人主义。终于，由于挣脱了宗法关系对个人的奴役，一个个农民消灭了，一个个职业市民诞生了。
孙悟空强龙不压地头蛇，求助土地神干什么？就是要打听亲缘宗法关系。古今朝廷派往地方的县太爷，也要拜土地爷——当地豪族大户，就像我当工作队长下去搞社教，也得先学孙悟空，先得弄清副书记和公安局长是亲家，组织部长是县长的内弟，等等，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土著、世居、联姻，不但令中国人种退化，还令个人价值退化：出人头地是为了光宗耀祖，置地建房是为了血缘家族。
人身依附扩展开来，同族、同乡、同学、同行、同事、同单位都实行内亲外疏的同心圆。小沈阳跪拜赵本山，不是学艺是拜家长。房祖名跟着成龙、江青跟着毛泽东闪亮登场，那叫封妻荫子。商界的子承父业与政界的子接父班是裙带风，新任领袖感恩让位领袖，那是公权的私相授受。所有这些人身依附，都是乡土宗法对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法则的抗拒，就像甘地试图以村社、毛泽东试图以公社挽救农民一样，终将归于失败。为什么失败？因为相对于“先进生产力、先进阶级、先进文化”的资本主义而言，他们都在开历史的倒车。
但甘地和国大党的非暴力原则与毛泽东暴力原则的区别，还是令两国分道扬镳。农民众多的印度，避免了农民革命的灾难，中国却掉进火坑。甘地认为“农民运动和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两样。”（1938年语）他这么说，是因为他明白：“当小农经济陷入困境之际，美化农民是一种反动的症兆。”（摩尔语）毛泽东则相反，他否认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盛赞“好得很”。甘地反对公有化的暴力运动，毛泽东力推暴力公有化。印度一度（1955年）也宣布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印由此热络过两年。为什么凉的也快？因为很快，连印共都宣布不搞社会主义了。
忍辱负重的老实农民怎么会暴动？因为他们的诉求不能和平达致。为什么不能？因为太过理想、太过幼稚、太过一厢情愿。天性保守的中国农民怎么会不切实际？他们的最大诉求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们的政治理想千年一贯，说出来你不会惊诧：他们要重新分配土地。正如法国大革命时，“要求财产的平均分配是贫困农民的最高要求。”平均分配土地”，是“均贫富、等贵贱”的历代农民的白日梦。从经济演进方式上说，这是要重返或巩固小农经济，是抵抗资本主义。从产权变革上说，这种激进的平均主义，必然消灭土地私有制，必然通向财产上的共产主义。史实是，法国农民当年落空的黄粱一梦，中国农民靠暴力革命又重做了一回。梦碎得快，血流的也多——凡有地有财产的中国人，除了逃离大陆的，都被没地没财产的同胞劫掠和虐待了30年。同室操戈，就为土地？
网友朱鲁子回山东老家省亲，痛感村民直选是“瞎折腾”的“无聊游戏”：富人贿选或强人控选轻而易举，村民哪能表达自由意志？也是。对于未摆脱家族化人身依附与村社宗法关系的农民，民主选举太过奢侈。为什么？利益主体不独立、不明晰，利益诉求不确定、不细化，选票就不如钞票实惠。就像秋菊，打官司打出个意外，离了村长，难产时谁送她？满月酒谁来喝？网友断言中国若直选主席，能选出个对外大搞民族主义，对内大搞平均主义的主儿，你信不？我愕然，又得承认：很有可能。
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堪称革命发生学名著。他开宗明义地总结世界史：“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现代化进程以失败的农民革命为起点。”他横向剖析、比较了英、法、美、德、日、中、印各国，归纳出迈向现代民主的3条道路。尽管这7国家家握玉、人人抱珠地各显神通，但人算不如天算，全都难倒在农民问题面前——这3条道路都吊诡地交汇在农民身上。横亘在现代化半路上的农民问题，任谁也绕不过去。最终，7国或拆除或绕开、或引爆或浇灭这个火药筒，才蹚出了各自道路。
简要说来，这7国的命运分别是：“作为工业革命一部分的圈地运动，已把农民问题从英国政治中排除掉了。英国没有因积留大量农民而导致像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反动结局，也消除了俄国和中国那种农民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迥然不同的原因，美国也幸免于农民灾难。法国则未能避开这个问题”。成也农民，败也农民，7国演化出3条道路：英美的资产阶级革命通向西方式民主，德日的保守革命通向法西斯，中俄的农民革命通向共产主义。
被农民革命替换了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人的历史性错误。资产阶级革命会结出“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硕果，而农民革命不过是“力求恢复本质上大同小异的社会秩序”——“这全部流血和暴力到底为民主制度做出了哪些可以看得见的贡献呢？”摩尔认为，在中国，农民往往是为重振某个盛世王朝而斗争。史实是，我们虚构出原始社会曾有公有制，构建了人民公社，踏进了农业共产主义的五七道路，重新编织了取消个人自由的人身依附网：财产充公，合家吃大食堂，老头进黄忠队，老婆进佘太君队，男人进罗成队，妇女进穆桂英队，孩子们进快乐园，老弱病残进幸福院。流民倒是没有了，人身自由也没有了。进城搞副业、外出乞讨还得开介绍信。资本主义尾巴割干净后，“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一家人喝大锅清水汤”的事都有，被俄国人耻笑也难免——农民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变得比革命前还穷。
想退出或绕开资本主义的农民革命必败。纵观革命历史纲领，我们通篇都在杜撰跨过、避开和跳跃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必然性，通篇都充满着走捷径、抄近道的小聪明，通篇都是绕开地狱、直达天堂的轻诺，通篇都是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心态。当然了，这30年重返“初级阶段”，后起直追地恶补资本主义的课，我们仍有“落后的优越性”（维布仑语），即后发优势可依恃。依恃什么？依恃前车之辙。“地上本没有路”，7国披荆斩棘走出3条路，给中国人留下了深深的辙印，亦步亦趋不难。若路上再次踩爆革命的地雷，中国贻笑世人的，就不仅是良知，还会是智商。
3条路其实还是2条：革命论产生激进型社会，渐进论产生保守性社会。别再自信满满地以为自己在探新路，也别再听大忽悠们瞎指路。摩尔说过：“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以人民暴力扫清封建障碍来实现现代化，这纯属胡说。德国和日本的历史便是证明。”——静待农民不再是农民，变成维护人身自由和切身利益的市民阶层时，中国才可跨越半路上的火药桶，与现代社会无缝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