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广州会议 1958.4.27～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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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毛泽东的专机从长沙到达广州“小岛”。离广州会议的召开还有十余天的时间，他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休息。一个65岁的老人奔波数月，也需要休息了，然而为中国农民要翻身的渴望所感动的毛泽东却在2天后挥笔写下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他似乎相信，凭着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苦战二年就改变了面貌的干劲和速度，中国赶上英国的发展水平不再需要用15年的时间了，尽管他提出“15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提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
这一天，毛泽东夜不能寐，情绪激奋地在这篇文章里欢呼“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接着，他向世人这样展示他眼里的中国：“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广州会议连开三天，主要讨论的是工业问题。毛泽东往往是开完会就下珠江游泳，有时会就在船上开，休息的时间也下水游一会儿。
一生为实现中国工农业生产跃进蓝图而斗争的毛泽东，当他5月2日从广州经武汉回到北京时，回荡在他胸中的一定是波涛般的激情!
糖厂要不要砍?答案是：有糖吃的人一定要为吃不到糖的人想一想。春色撩人之夜，毛泽东乐呵呵披衣散步，不料被堵回了屋
细雨霏霏，暮色渐渐四合。毛泽东的专机4月13日近18时到达广州“小岛”。
这是他近年来广州的主要落脚点。解放后他到广州的次数不少：1954年10月，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和修订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12月，在广州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写序言和按语。1956年5月，他在广州视察了一个月左右，询问渔民的生产，和造纸工人、铸铁工人攀谈，还经常去珠江的白鹅潭至石围塘一带江面畅游。这次他将主持4月下旬的广州会议，然后计划在月底返回北京。
冒雨在院子里漫步一圈，和接待人员以及先后到达这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见了面，还专门去看了与会同志的宿舍，毛泽东最后回到他住的4号楼。
房间宽敞，虽然并不奢华，但收拾得干净舒适。陪毛泽东一同进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以及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卫生部副部长朱琏等人到此想告辞，要毛泽东休息一会儿。
“你们先不忙走嘛!”毛泽东不想送客，“再坐下谈谈!”说完，自己先落座。
大家也都坐了下来，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些合作社和工农业生产的近况。
陶铸说起，广州有个糖厂，产量高，但怕销不掉那么多产品，打算砍掉。他问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是合适?
毛泽东想了想，不表态，把脸转向朱琏，向她提了一个问题：“你是江苏人，你谈谈，你们江苏人喜欢吃糖吗?”
朱琏想都没想就回答，当然喜欢吃糖。江苏人吃糖，不仅偏爱甜食甜点心，尤其无锡、苏州一带，烧的菜里就没有一样不放点糖。妇女生孩子，坐月子，更讲究吃红糖补身子，亲戚朋友前来探望，糖也是传统的缺少不了的礼品。
“江苏有多少人?妇女人数能不能占到一半?其中育龄妇女约占多少?”毛泽东和在座的各位一五一十地算起来，结果是需要用糖的数字不小。
毛泽东感到是自己表态的时候了，他吸了口烟，挥挥手：“好了，你们的糖厂不要砍了，产品多，在广东销不掉，就送到江苏去销吧，江苏老百姓喜欢吃糖。”
顿了顿，他接着说：“少则就贵，多则就便宜。”他用手指一圈在座的人：“像我们这些有糖吃的人，一定要为想吃糖而吃不到糖的人想一想。” 4月16日晚，大家吃过晚饭后，都出来散步。春天了，鸟语花香，温暖惬意。随毛泽东来广州的随行人员李银桥、侯波、张仙朋、洪敏、朱琏等一起，说说笑笑，聚在江边聊得十分开心。
也许这春色太撩人心扉了，毛泽东也耐不住寂寞，难得离开了堆满文件的宽大写字台，出门散步。是这边的欢声笑语吸引着他吧?只见他一个人乐呵呵地披件衣服悠哉悠哉径直朝这里走过来。这时李银桥一回头看到另外邻近的一座桥上聚了不少的居民，他们显然已经认出了毛泽东，正指指点点，小声兴奋地议论着，并且还不断有人加入进去，眼见人越聚越多。
李银桥有点急了。且不说毛泽东当时在小岛事属机密，不宜对外公开，单就这人越聚越多，最后要疏散也不好办呀!
不能让主席露面!李银桥这样想着自己的职责，就赶紧和大家商量，用什么办法说些什么话可以去挡毛泽东的驾?
直接对他说因为那边桥上有老百姓在看是不行的。毛泽东不只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对卫士们说过：“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是对的，但中国的老百姓是好的，坏人极少。为什么你们害怕老百姓呢?害怕群众，是不对的。”话说得很严肃，也十分在理，共产党人，哪有躲着老百姓走的?但保守国家机密，维持秩序，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又的确是卫士们的头等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怎么办?议论一阵，大家觉得还是得请主席回房。主意一定，办法也就有了。
由大家推举的朱琏和张仙朋身负使命，迎着毛泽东走过去和他搭话。然后他们找了个话头，说江边晚上的风冷，请主席回去加件衣服。
毛泽东爽快地随张仙朋回去了，看起来挺难办的事情谁知那么简单就办成了。只是不知他真的感到江风的凉意，还是他心中有数地默默配合了卫士们的工作?
卫士张仙朋粗手大脚挑灯缝衣，因为毛泽东早就有言在先：能补的都应该补补穿，可以省点给老百姓穿
天黑了，院里的灯亮了。朱琏和洪敏医生正在散步。这是4月18日的晚饭后。
不远处，有一间房子的窗户上映出正在忙活的人影。朱琏和洪敏医生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平日就和小张挺熟，这会儿两人想去看一看，他在干什么?
推开门，跨进屋，只见张仙朋正在缝衣服。难为小伙子，粗手大脚的，针线缝得正一段歪一段。
张仙朋见到两人，很热情地让座倒茶。
“这样宽大的衣服是你穿的呀?”洪敏扯起正缝着的衣裳看。
“是主席的。”小张说。
主席的?朱琏和洪敏先是感到意外，随后也就释然了。不少接触毛泽东，又和他的卫士们熟的，时常能听到毛泽东生活如何简单朴素的事。
正在补的衣服有一套内衣裤，还有一套棉毛衫裤。朱琏和洪敏坐下来，一边帮张仙朋补，一边教他怎样用织补的方法补棉毛衫。
三个人一起动手，衣服补得很快，话题也不离毛泽东。
朱琏说：看起来，我们主席穿补丁的衣服是一贯的了?
张仙朋说：可不是。
朱琏回忆道：“我在延安时常常看到主席穿补过的衣服，特别在右臂从肘关节部到前臂这一段衣袖的后侧，冬夏都有补着的，这一定是写作太辛劳的关系。1940年年初，我在马列学院学习，主席亲自来给我们讲新民主义论，就看到主席棉衣上的这一段，还不止补着一层哩。曾经听杨家岭管行政后勤工作的同志说，每次要给主席做衣服，主席总是不要。主席说：‘不好省点给战士穿嘛，省点给老百姓穿嘛。’”
“是呀!”张仙朋附和。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卫士，他接触的这样的事太多了：“我们有时请主席同意买点新布请个裁缝给他做身新衣服，说现在在城市，与过去不同了。你们知道主席怎么说?主席说：‘有什么不同呀，稍微做点衣服出外穿穿就是了。可是在家里穿的和里边衬的衣服，穿破了，能补的都应该补补穿。一件衣服本来只可以穿一二年的，破了随时补上，就可以穿五六年了。如果我们国家机关人员，每人节省一寸布，老百姓就可以多穿一点儿。’”
朱琏等听了，都感慨得很。
如果没有最后一句话，你完全可以说，这和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的唠叨有什么两样?的确，这话太实在了。可从至高无上的领袖嘴里说出来，表现的又是怎样的不平凡? 你可以说，毛泽东农民的生活习惯未改；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另外一条思路：经济发展了，大家就都有的穿，而不用谁去省给谁。
但你能否认普通老百姓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以及他与他们之间的一种天然联系吗?
两位医生和小张加紧了手里的针线活。他们偶尔抬头的时候，都会看见亮着灯的另一间屋。里边，毛泽东正在伏案工作。
毛泽东对西医治感冒不屑一顾，而惊叹针灸大有名堂!既然政治能除“四害”，外行便也能领导内行。他打算动手拨一拨卫生部这个“算盘珠”
1958年4月19日下午4点多钟，卫生部副部长朱琏接到通知，要她现在就和洪敏医生一起去见毛泽东。
自从1953年到中央卫生部工作以后，朱琏不止一次见到过毛泽东。因为专业工作的缘故，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也颇了解。对今天突然要她去见主席，并不感到奇怪。主席平日工作很忙，有时人闲下来了脑子闲不下来，想到些问题就非得找人谈谈不可。这似乎也是一种休息的方法，聊天，既能获得新的信息，又能放松神经。
今天要谈的当然是卫生工作。朱琏猜测，也许还是针灸方面的事。
整整三年之前，毛泽东在杭州和她的谈话，现在又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1955年，也是春暖花开的4月。朱琏13日午夜匆匆从北京抵达杭州，被安排住在离毛泽东下榻处刘庄不远的一所招待所。
第二天下午，有关负责人就来通知她和洪敏去见主席。在一小段等候的时间里，朱琏听这位同志讲到了毛泽东关于针灸工作的一段指示。毛泽东说：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发展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朱琏听了，印象很深刻。毛泽东的这番话，一是明确肯定了中医的地位和发展前途；二是婉转对卫生部的中医工作提出了批评；三是把做不做这方面的工作提到了一个高度，挺严重的一个高度。
15日晚上，朱琏被邀去和主席一道吃晚饭。那天，一起用餐的人坐满了一张大圆桌席，其中有江青、叶子龙、林克、田家英，徐涛和洪敏大夫，还有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周毅胜等。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也在座，但因为他已经吃过晚饭，毛泽东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边“观餐”。毛泽东的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说说笑笑之中，毛泽东也很快了解了各个同志的籍贯、姓名及职务。
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在3月23日送呈主席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些什么祝酒辞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他做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卫士送上一盘油烤馒头片，毛泽东指着推荐道：“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尝尝。”随手夹了两片送给朱琏和洪敏大夫。 大家围坐一桌，谈话喝酒吃饭，都很随意，气氛十分融洽。有时一个话题，东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
说到锻炼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他说：“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10分钟，第二天散步15分钟，第三天散步20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25分钟。我突破了医生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适应程度，不能做一般的硬性规定。”
他夹起一片猪肝，颇有些得意地放进嘴里：“医生不叫我吃动物内脏，说是增加什么胆固醇，我已经上了整整两年当了。今天开戒。”
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夹起一片：“他们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鸡汤，说是外国出版的杂志上讲到鸡汤增加胆固醇。经过一段时间，又同意林老喝鸡汤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为看到外国杂志上说鸡汤不增加胆固醇，殊不知道外国人是没有多少蔬菜吃的呀。中国医学上有的还把动物内脏用来治疗人的内脏病，常常用之有效。”在毛泽东看来，最讨厌的事是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
吃完饭，没有马上散去。毛泽东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边上有人说吸烟对身体有害。毛泽东笑了，并不把烟掐灭，只说：“吸纸烟，有了习惯，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强，倒是应该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支至15支就差不多了。中国的农民，从十来岁就会吸烟，工具是用木头自制的烟嘴，把烟叶装进去吸，从来就没听到过农民因吸烟吸死的。”
这时，已经晚上近10点钟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晚间还要办公，请他先去休息一会儿。请了几次，他才动身。
1955年那一次在杭州，毛泽东是在4月19日晚上回北京的。朱琏回来后，把与主席接触的这一切都记在了日记本中。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卫生部的工作很快有了改进。1955年12月，他们就开始组织西医学中医的离职学习班共6个班300余人，培植一批在医疗、教学和整理研究中医方面的骨干，使他们不仅能一般掌握中医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而且能运用中、西医两套技术进行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
到1958年4月，中医研究院创办的一个班已临近毕业。
对这一切，毛泽东都很关注。那么，今天我们去，主席也会问到这些情况的吧?朱琏一面和洪敏朝毛泽东在“小岛”下榻的4号楼走去，一面心里回顾着，想着。
4号楼带着一个宽敞整洁的院子。差10分5点，朱琏她们到时，毛泽东已经等在那里，正和夫人江青在聊着什么，看见她们进来，都站起来迎接。
握住朱琏的手，毛泽东张口第一句话便是：“办了针灸学院吗?”
朱琏回答说：“还没有办，现在只有一个针灸研究所。”心里想，主席今天的话题看起来的确离不开中医问题了。
果然，毛泽东不谈别的，只是关心办针灸学院的事：“不是还有一个中医研究院吗?”
朱琏介绍道，针灸研究所就是中医研究院的一个直属单位，她又顺便介绍了研究院其他几个直属单位的情况。
毛泽东用手指记着数，对中医研究的组织编制很关心，特别问起了中医研究班学员的学习情况。听说在这个班学习的60名学员都是从高等医校毕业的西医，眼下临床实习还没结束，毛泽东说：“这个班有60名西医专门学习中医，好呀，但他们是不是真的诚心诚意地学呢?”
朱琏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也并不等她的回答。他只是自顾自地发表对中西医的看法：“我看，西医治感冒就很少办法，中医治感冒有时只要一副药就治好了。替我治感冒的中医就是用一副药。”他举出自己身边的例子，“此人姓刘名惠民，山东卫生厅副厅长也。我要他留一个药方，感冒时就用，昨天下午我吃了一次，晚上又吃了一次，熬一副汤药分两次服，出了点汗，今天感冒就好了。”他把脸转向江青，微微地点着头，又回头问朱琏、洪敏：“你们知不知道中医治感冒的药?”
朱琏随口举出一副，并说刘惠民中医治感冒的那副药的方子，自己已抄录了一份。 “咳，西医治感冒，只会用些阿斯匹林、抗生素之类。”毛泽东说，“抗生素，我知道它是抗生物的作用。人亦是生物，光靠抗生素，把生命也抗死了，应该叫抗菌素。”
他接着解释说：“我说的抗菌素，是针对着抗危害生命的细菌——当然，有些抗菌的药也许并不能直接杀死细菌，你说是不是?”
他用眼光征询周围人的意见，然后说：“抗生素这个名称有些不通，但抗生素这个名称现在已经用惯了，也不必修改它。我是说光靠抗生素，就可以不死人啦?”
毛泽东的情绪激昂起来，思路也跳跃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卫生部不懂卫生，农村部不懂农村，你们知道吗?现在当然改了，尤其农村部改了。
院外，有不少人正忙着打扫卫生除“四害”，一个个干得很带劲儿，真可谓人人动手。
毛泽东的眼光从院外收回来，重复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卫生部不懂卫生，你说是不是不相信政治能除四害?自己以为内行是不行的，还要外行监督。做医生工作的，对于演戏的艺术总是外行吧。演京戏的艺术家梅兰芳是内行，但这个戏到底演得好不好，还要观众来评。有人以为这个戏好演出，或又以为那个戏不好演出，到底好与不好，拿上台去让观众来评，不就可以解决了嘛!
暮色苍茫，凉风习习，正是广州最好的季节，随处可闻隐隐的花香，偶尔还有动听的鸟鸣。
毛泽东的话题转向“老大哥”：“苏联派过三位医学专家来学习了三个月的针灸。回去开展工作了吧?学习的人太少，会忙不过来吧?”
朱琏就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专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开展针灸治疗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情况做了简要的汇报。并说，这些专家学了针灸回去后还开办过几次短期训练班，苏联保健部也准备在莫斯科开办有各加盟共和国医生参加的学习班。
毛泽东点头：“苏联会开展得快的。在苏联大规模开展这个工作，很好。不过，她们学习的时间太短，我们也要给予帮助。”
他又关心地问：她们要办全苏性的针灸训练班，没有邀请我们帮助吗?这个教员还不容易请喽，卫生部有什么办法吗?
朱琏告诉主席，卫生部的苏联专家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今年签订的《中苏文化协定》上也有苏联邀请中国针灸专家去苏联的一条，卫生部准备帮助，至于怎么个办法，最近我不在部里，不太清楚。
“那么，苏联专家来北京学三个月针灸就能使用，是怎样学法的?”毛泽东又问，“她们回去治好一些病没有?现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
朱琏说，主要是教授她们针灸学的历史、原理和基本操作技术，并通过临床实习有重点地让她们学会了35种病的治疗法。她们回去后，对三叉神经痛之类的病治疗效果不错。至于研究，有中国同志参观了列宁格勒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院，那里的针灸实验室装备了新式仪器正在进行对针灸的研究。
“研究针灸的新式仪器是什么?又有什么作用?”毛泽东的身子向前探了探，语气很关切。
“如三管示波器，”朱琏回答说，“在为病人针灸治疗之前及治疗当时，在同一时间内可以观察到针灸对病人中枢神经、心脏血管、肌肉运动三个方面的影响。又如‘维修克’，又叫多管示波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观察到中枢神经、呼吸、体温、出汗多个方面的影响。这些仪器在使用时都能同时自动描记。”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罢，他沉吟片刻，又道：“针灸是可以治疟疾和痢疾的。是可以治吧?你们告诉了苏联医生没有?他们相信不相信?”
朱琏说，针灸可以治疟疾，苏联医生相信，但针灸可治痢疾，他们还怀疑。
“他们为什么只相信治疟疾，不相信治痢疾呢?”毛泽东追问。
“治痢疾，我们只有临床经验材料，但不够系统。至于治疟疾，1954年针灸所派过一个疟疾研究组到江西钨矿为工人治疟疾，同时有计划地结合治疗做了研究，资料比较系统，而且苏联专家在北京也曾亲眼看到针灸治好过疟疾。”朱琏回答说。
毛泽东对朱琏讲到的工人患疟疾的情况很注意，一再问到具体的情形和治疗研究的结果。
毛泽东说：“你们研究治疟疾的根本道理没有?据我看来，主要是打破了疟原虫的生存条件，而且许多原虫和细菌的疾病这类问题，根本道理都是一样，你看如何?” 朱琏点头，说根据针灸治疗疟疾症状消失的经过和疟原虫变化的科学分析资料，针灸治愈疟疾的根本原理，正符合主席所说的。
毛泽东笑了：“那么，我也是内行了。”他又要朱琏讲一讲除疟疾和痢疾之外，针灸治疗过哪几种传染病。
朱琏举出流行性感冒、流行性乙型脑炎，并说针灸和中药配合，可治小儿麻痹症、黑热病，治血吸虫病时针灸还能解除锑剂中毒等。
说到血吸虫病，毛泽东打断朱琏的话头，问：“锑剂中毒有哪些症状?肝脾肿大、腹水，是大肚子吧?你们怎样参加这个工作的?”
朱琏介绍道，1956年中医研究院以针灸研究所为主力，组织了血吸虫病防治队到杭州工作了半年多，发现锑剂对血吸虫病有特效，但不论注射与口服都有毒性反应，病人会发生呕吐、腹痛以及心跳不规律等症状，甚至有晕倒的。用针灸治疗则可以很快控制这些症状。朱琏说，现在这个方法还没有宣传推广，我们计划再派针灸组去安徽工作。我个人曾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单用针灸治疗血吸虫病早期症，如果行的话，不仅可以节省锑剂，而且可以解除锑剂治疗带来的副作用。
毛泽东点头：“你们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也应该那样想、那样做。我想，锑剂能治血吸虫病，也是属于破坏了血吸虫生存的条件的问题。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你知道吧?它威胁着1亿人口的生命，侵占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在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周围地区都有，因此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任务。”
接着，他又提出问题：“现在针灸在各省市开展得怎么样?开办过训练班没有?针灸医生在全国有没有1万人?西医学了中医的大概有多少?”
朱琏她们回答说，各省市的情况卫生部可能还没有做过全面的调查。西医学了针灸的已有2500人以上，针灸所在过去几年中已办过20多期的针灸训练班，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西医，他们回去后相继开办训练班，我们也曾派出针灸医疗队到内蒙古、西康等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一边为农民治病，一边为当地医生传授针灸术，也为工厂和农村开办过针灸训练班。现在全国27个省市大都有针灸工作，但一般来说，针灸在农村还不算普及。
毛泽东说：“这些工作做得都很好，还需要继续做。”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针灸能治癌瘤吗?过去治过没有?”
朱琏说过去在农村中用针灸治过肿瘤，并举出两个例子，其中一位是妇女，她当时患的是腋下肿瘤，诊断为淋巴肉芽肿。
于是毛泽东很仔细地问这位妇女的年龄、针灸治疗和症状消失的情况以及现在的情况，又问起癌瘤的区别和种类。朱琏、洪敏一一回答。
毛泽东一面听，一面兴奋地连声说：“有名堂，有名堂，针灸也许可以治疗癌病!”
这时，边上有人说，可以把用中西药之后无效的癌病人集中一些用针灸试治。
毛泽东赞同道，可以这样试的，治不好，反正别的方法也治不好。他又问道：“子宫癌，恐怕针灸达不到吧?”
大家解释说，针灸治病并不需要病在哪里就针在哪里。
毛泽东不断点头，又重复地说：“针灸大有名堂!”他不由感叹，“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天渐黑了，风也更凉。有卫士走过来劝说主席进屋去，周围的人也都这样说。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的谈兴还很高，他还有问题要问，那就是卫生部的工作怎么样。
朱琏说：“在中医工作方面，过去是定盘珠，现在基本不同了，是算盘珠了。”
朱琏的话说得有趣，毛泽东好奇了：“什么叫定盘珠、算盘珠?”
朱琏说，定盘珠是一拨也不动，算盘珠是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卫生部的工作很繁重，但有些工作显得被动。”
毛泽东笑了，他用右手比画着拨算盘的样子，说：“对啦，卫生部工作有些被动，他们连除‘四害’也信心不足，不知道政治可以除‘四害’。算盘珠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很好，我们大家都来拨。”
话题又转回到外行与内行上来，毛泽东说：“事情要大家来办，外行监督内行，内行就可以更加内行。梅兰芳演京戏是内行，他不会看病，在医生这一行上，他是外行，但他有了病，就是医生的病人了。医生治病是内行，在戏曲艺术这一行上是外行，但医生看戏时是观众。戏演得好不好，由观众来讲，医生看病好坏，得由病人来评。当然，医生也可以懂其他不少事情的喽!”他问朱琏：“你会写小说吗?”问完，他自答：“你也会写的喽。你认识黄树则吗?他是个医生，他也会写小说。”
顿了顿，毛泽东颇有感触地又说：“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了，同样是重工业，做冶炼金属工作的，对于有色金属也是外行。现在化学原料就有1万种。新鲜事物越来越多，”他把脸转向朱琏等人，“所以卫生部应该相信政治能除‘四害’。”
天转阴了，一股风穿过院子，凉凉的。怕是要下雨了吧?南方的雨很多的。大家再次让毛泽东进屋休息，说主席的感冒刚好，可别再着凉了。
毛泽东站起来，仰头看看天，穿上制服外套，迈开步子，不是朝屋里而是向着院外走去，他对大家说：“哪里有那么要紧?我们去散散步吧!身体是要锻炼的。”
等朱琏她们赶上他，他又打开了话匣子：“除‘四害’，要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大家搞，卫生技术也不是不要，但前提要弄清楚。”
毛泽东的步子迈得很大，他那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话语回荡在小岛的夜色中。
毛泽东说了就要办的。1958年10月11日，他在对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语中，就要求中央为此发一个指示，把卫生部的报告转发各地党委，加以研究，遵照办理，并特别指出，以两年为期，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通过各地的学习班培养出大约2000名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要在卫生部的背上再推上一掌。
他似乎相信，凭着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苦战二年就改变了面貌的干劲和速度，中国赶上英国的发展水平不再需要用15年的时间了，尽管他提出“15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提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
这一天，毛泽东夜不能寐，情绪激奋地在这篇文章里欢呼“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接着，他向世人这样展示他眼里的中国：“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广州会议连开三天，主要讨论的是工业问题。毛泽东往往是开完会就下珠江游泳，有时会就在船上开，休息的时间也下水游一会儿。
一生为实现中国工农业生产跃进蓝图而斗争的毛泽东，当他5月2日从广州经武汉回到北京时，回荡在他胸中的一定是波涛般的激情!
糖厂要不要砍?答案是：有糖吃的人一定要为吃不到糖的人想一想。春色撩人之夜，毛泽东乐呵呵披衣散步，不料被堵回了屋
细雨霏霏，暮色渐渐四合。毛泽东的专机4月13日近18时到达广州“小岛”。
这是他近年来广州的主要落脚点。解放后他到广州的次数不少：1954年10月，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和修订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12月，在广州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写序言和按语。1956年5月，他在广州视察了一个月左右，询问渔民的生产，和造纸工人、铸铁工人攀谈，还经常去珠江的白鹅潭至石围塘一带江面畅游。这次他将主持4月下旬的广州会议，然后计划在月底返回北京。
冒雨在院子里漫步一圈，和接待人员以及先后到达这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见了面，还专门去看了与会同志的宿舍，毛泽东最后回到他住的4号楼。
房间宽敞，虽然并不奢华，但收拾得干净舒适。陪毛泽东一同进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以及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卫生部副部长朱琏等人到此想告辞，要毛泽东休息一会儿。
“你们先不忙走嘛!”毛泽东不想送客，“再坐下谈谈!”说完，自己先落座。
大家也都坐了下来，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些合作社和工农业生产的近况。
陶铸说起，广州有个糖厂，产量高，但怕销不掉那么多产品，打算砍掉。他问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是合适?
毛泽东想了想，不表态，把脸转向朱琏，向她提了一个问题：“你是江苏人，你谈谈，你们江苏人喜欢吃糖吗?”
朱琏想都没想就回答，当然喜欢吃糖。江苏人吃糖，不仅偏爱甜食甜点心，尤其无锡、苏州一带，烧的菜里就没有一样不放点糖。妇女生孩子，坐月子，更讲究吃红糖补身子，亲戚朋友前来探望，糖也是传统的缺少不了的礼品。
“江苏有多少人?妇女人数能不能占到一半?其中育龄妇女约占多少?”毛泽东和在座的各位一五一十地算起来，结果是需要用糖的数字不小。
毛泽东感到是自己表态的时候了，他吸了口烟，挥挥手：“好了，你们的糖厂不要砍了，产品多，在广东销不掉，就送到江苏去销吧，江苏老百姓喜欢吃糖。”
顿了顿，他接着说：“少则就贵，多则就便宜。”他用手指一圈在座的人：“像我们这些有糖吃的人，一定要为想吃糖而吃不到糖的人想一想。” 4月16日晚，大家吃过晚饭后，都出来散步。春天了，鸟语花香，温暖惬意。随毛泽东来广州的随行人员李银桥、侯波、张仙朋、洪敏、朱琏等一起，说说笑笑，聚在江边聊得十分开心。
也许这春色太撩人心扉了，毛泽东也耐不住寂寞，难得离开了堆满文件的宽大写字台，出门散步。是这边的欢声笑语吸引着他吧?只见他一个人乐呵呵地披件衣服悠哉悠哉径直朝这里走过来。这时李银桥一回头看到另外邻近的一座桥上聚了不少的居民，他们显然已经认出了毛泽东，正指指点点，小声兴奋地议论着，并且还不断有人加入进去，眼见人越聚越多。
李银桥有点急了。且不说毛泽东当时在小岛事属机密，不宜对外公开，单就这人越聚越多，最后要疏散也不好办呀!
不能让主席露面!李银桥这样想着自己的职责，就赶紧和大家商量，用什么办法说些什么话可以去挡毛泽东的驾?
直接对他说因为那边桥上有老百姓在看是不行的。毛泽东不只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对卫士们说过：“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是对的，但中国的老百姓是好的，坏人极少。为什么你们害怕老百姓呢?害怕群众，是不对的。”话说得很严肃，也十分在理，共产党人，哪有躲着老百姓走的?但保守国家机密，维持秩序，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又的确是卫士们的头等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怎么办?议论一阵，大家觉得还是得请主席回房。主意一定，办法也就有了。
由大家推举的朱琏和张仙朋身负使命，迎着毛泽东走过去和他搭话。然后他们找了个话头，说江边晚上的风冷，请主席回去加件衣服。
毛泽东爽快地随张仙朋回去了，看起来挺难办的事情谁知那么简单就办成了。只是不知他真的感到江风的凉意，还是他心中有数地默默配合了卫士们的工作?
卫士张仙朋粗手大脚挑灯缝衣，因为毛泽东早就有言在先：能补的都应该补补穿，可以省点给老百姓穿
天黑了，院里的灯亮了。朱琏和洪敏医生正在散步。这是4月18日的晚饭后。
不远处，有一间房子的窗户上映出正在忙活的人影。朱琏和洪敏医生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平日就和小张挺熟，这会儿两人想去看一看，他在干什么?
推开门，跨进屋，只见张仙朋正在缝衣服。难为小伙子，粗手大脚的，针线缝得正一段歪一段。
张仙朋见到两人，很热情地让座倒茶。
“这样宽大的衣服是你穿的呀?”洪敏扯起正缝着的衣裳看。
“是主席的。”小张说。
主席的?朱琏和洪敏先是感到意外，随后也就释然了。不少接触毛泽东，又和他的卫士们熟的，时常能听到毛泽东生活如何简单朴素的事。
正在补的衣服有一套内衣裤，还有一套棉毛衫裤。朱琏和洪敏坐下来，一边帮张仙朋补，一边教他怎样用织补的方法补棉毛衫。
三个人一起动手，衣服补得很快，话题也不离毛泽东。
朱琏说：看起来，我们主席穿补丁的衣服是一贯的了?
张仙朋说：可不是。
朱琏回忆道：“我在延安时常常看到主席穿补过的衣服，特别在右臂从肘关节部到前臂这一段衣袖的后侧，冬夏都有补着的，这一定是写作太辛劳的关系。1940年年初，我在马列学院学习，主席亲自来给我们讲新民主义论，就看到主席棉衣上的这一段，还不止补着一层哩。曾经听杨家岭管行政后勤工作的同志说，每次要给主席做衣服，主席总是不要。主席说：‘不好省点给战士穿嘛，省点给老百姓穿嘛。’”
“是呀!”张仙朋附和。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卫士，他接触的这样的事太多了：“我们有时请主席同意买点新布请个裁缝给他做身新衣服，说现在在城市，与过去不同了。你们知道主席怎么说?主席说：‘有什么不同呀，稍微做点衣服出外穿穿就是了。可是在家里穿的和里边衬的衣服，穿破了，能补的都应该补补穿。一件衣服本来只可以穿一二年的，破了随时补上，就可以穿五六年了。如果我们国家机关人员，每人节省一寸布，老百姓就可以多穿一点儿。’”
朱琏等听了，都感慨得很。
如果没有最后一句话，你完全可以说，这和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的唠叨有什么两样?的确，这话太实在了。可从至高无上的领袖嘴里说出来，表现的又是怎样的不平凡? 你可以说，毛泽东农民的生活习惯未改；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另外一条思路：经济发展了，大家就都有的穿，而不用谁去省给谁。
但你能否认普通老百姓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以及他与他们之间的一种天然联系吗?
两位医生和小张加紧了手里的针线活。他们偶尔抬头的时候，都会看见亮着灯的另一间屋。里边，毛泽东正在伏案工作。
毛泽东对西医治感冒不屑一顾，而惊叹针灸大有名堂!既然政治能除“四害”，外行便也能领导内行。他打算动手拨一拨卫生部这个“算盘珠”
1958年4月19日下午4点多钟，卫生部副部长朱琏接到通知，要她现在就和洪敏医生一起去见毛泽东。
自从1953年到中央卫生部工作以后，朱琏不止一次见到过毛泽东。因为专业工作的缘故，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也颇了解。对今天突然要她去见主席，并不感到奇怪。主席平日工作很忙，有时人闲下来了脑子闲不下来，想到些问题就非得找人谈谈不可。这似乎也是一种休息的方法，聊天，既能获得新的信息，又能放松神经。
今天要谈的当然是卫生工作。朱琏猜测，也许还是针灸方面的事。
整整三年之前，毛泽东在杭州和她的谈话，现在又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1955年，也是春暖花开的4月。朱琏13日午夜匆匆从北京抵达杭州，被安排住在离毛泽东下榻处刘庄不远的一所招待所。
第二天下午，有关负责人就来通知她和洪敏去见主席。在一小段等候的时间里，朱琏听这位同志讲到了毛泽东关于针灸工作的一段指示。毛泽东说：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发展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朱琏听了，印象很深刻。毛泽东的这番话，一是明确肯定了中医的地位和发展前途；二是婉转对卫生部的中医工作提出了批评；三是把做不做这方面的工作提到了一个高度，挺严重的一个高度。
15日晚上，朱琏被邀去和主席一道吃晚饭。那天，一起用餐的人坐满了一张大圆桌席，其中有江青、叶子龙、林克、田家英，徐涛和洪敏大夫，还有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周毅胜等。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也在座，但因为他已经吃过晚饭，毛泽东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边“观餐”。毛泽东的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说说笑笑之中，毛泽东也很快了解了各个同志的籍贯、姓名及职务。
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在3月23日送呈主席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些什么祝酒辞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他做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卫士送上一盘油烤馒头片，毛泽东指着推荐道：“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尝尝。”随手夹了两片送给朱琏和洪敏大夫。 大家围坐一桌，谈话喝酒吃饭，都很随意，气氛十分融洽。有时一个话题，东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
说到锻炼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他说：“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10分钟，第二天散步15分钟，第三天散步20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25分钟。我突破了医生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适应程度，不能做一般的硬性规定。”
他夹起一片猪肝，颇有些得意地放进嘴里：“医生不叫我吃动物内脏，说是增加什么胆固醇，我已经上了整整两年当了。今天开戒。”
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夹起一片：“他们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鸡汤，说是外国出版的杂志上讲到鸡汤增加胆固醇。经过一段时间，又同意林老喝鸡汤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为看到外国杂志上说鸡汤不增加胆固醇，殊不知道外国人是没有多少蔬菜吃的呀。中国医学上有的还把动物内脏用来治疗人的内脏病，常常用之有效。”在毛泽东看来，最讨厌的事是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
吃完饭，没有马上散去。毛泽东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边上有人说吸烟对身体有害。毛泽东笑了，并不把烟掐灭，只说：“吸纸烟，有了习惯，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强，倒是应该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支至15支就差不多了。中国的农民，从十来岁就会吸烟，工具是用木头自制的烟嘴，把烟叶装进去吸，从来就没听到过农民因吸烟吸死的。”
这时，已经晚上近10点钟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晚间还要办公，请他先去休息一会儿。请了几次，他才动身。
1955年那一次在杭州，毛泽东是在4月19日晚上回北京的。朱琏回来后，把与主席接触的这一切都记在了日记本中。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卫生部的工作很快有了改进。1955年12月，他们就开始组织西医学中医的离职学习班共6个班300余人，培植一批在医疗、教学和整理研究中医方面的骨干，使他们不仅能一般掌握中医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而且能运用中、西医两套技术进行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
到1958年4月，中医研究院创办的一个班已临近毕业。
对这一切，毛泽东都很关注。那么，今天我们去，主席也会问到这些情况的吧?朱琏一面和洪敏朝毛泽东在“小岛”下榻的4号楼走去，一面心里回顾着，想着。
4号楼带着一个宽敞整洁的院子。差10分5点，朱琏她们到时，毛泽东已经等在那里，正和夫人江青在聊着什么，看见她们进来，都站起来迎接。
握住朱琏的手，毛泽东张口第一句话便是：“办了针灸学院吗?”
朱琏回答说：“还没有办，现在只有一个针灸研究所。”心里想，主席今天的话题看起来的确离不开中医问题了。
果然，毛泽东不谈别的，只是关心办针灸学院的事：“不是还有一个中医研究院吗?”
朱琏介绍道，针灸研究所就是中医研究院的一个直属单位，她又顺便介绍了研究院其他几个直属单位的情况。
毛泽东用手指记着数，对中医研究的组织编制很关心，特别问起了中医研究班学员的学习情况。听说在这个班学习的60名学员都是从高等医校毕业的西医，眼下临床实习还没结束，毛泽东说：“这个班有60名西医专门学习中医，好呀，但他们是不是真的诚心诚意地学呢?”
朱琏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也并不等她的回答。他只是自顾自地发表对中西医的看法：“我看，西医治感冒就很少办法，中医治感冒有时只要一副药就治好了。替我治感冒的中医就是用一副药。”他举出自己身边的例子，“此人姓刘名惠民，山东卫生厅副厅长也。我要他留一个药方，感冒时就用，昨天下午我吃了一次，晚上又吃了一次，熬一副汤药分两次服，出了点汗，今天感冒就好了。”他把脸转向江青，微微地点着头，又回头问朱琏、洪敏：“你们知不知道中医治感冒的药?”
朱琏随口举出一副，并说刘惠民中医治感冒的那副药的方子，自己已抄录了一份。 “咳，西医治感冒，只会用些阿斯匹林、抗生素之类。”毛泽东说，“抗生素，我知道它是抗生物的作用。人亦是生物，光靠抗生素，把生命也抗死了，应该叫抗菌素。”
他接着解释说：“我说的抗菌素，是针对着抗危害生命的细菌——当然，有些抗菌的药也许并不能直接杀死细菌，你说是不是?”
他用眼光征询周围人的意见，然后说：“抗生素这个名称有些不通，但抗生素这个名称现在已经用惯了，也不必修改它。我是说光靠抗生素，就可以不死人啦?”
毛泽东的情绪激昂起来，思路也跳跃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卫生部不懂卫生，农村部不懂农村，你们知道吗?现在当然改了，尤其农村部改了。
院外，有不少人正忙着打扫卫生除“四害”，一个个干得很带劲儿，真可谓人人动手。
毛泽东的眼光从院外收回来，重复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卫生部不懂卫生，你说是不是不相信政治能除四害?自己以为内行是不行的，还要外行监督。做医生工作的，对于演戏的艺术总是外行吧。演京戏的艺术家梅兰芳是内行，但这个戏到底演得好不好，还要观众来评。有人以为这个戏好演出，或又以为那个戏不好演出，到底好与不好，拿上台去让观众来评，不就可以解决了嘛!
暮色苍茫，凉风习习，正是广州最好的季节，随处可闻隐隐的花香，偶尔还有动听的鸟鸣。
毛泽东的话题转向“老大哥”：“苏联派过三位医学专家来学习了三个月的针灸。回去开展工作了吧?学习的人太少，会忙不过来吧?”
朱琏就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专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开展针灸治疗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情况做了简要的汇报。并说，这些专家学了针灸回去后还开办过几次短期训练班，苏联保健部也准备在莫斯科开办有各加盟共和国医生参加的学习班。
毛泽东点头：“苏联会开展得快的。在苏联大规模开展这个工作，很好。不过，她们学习的时间太短，我们也要给予帮助。”
他又关心地问：她们要办全苏性的针灸训练班，没有邀请我们帮助吗?这个教员还不容易请喽，卫生部有什么办法吗?
朱琏告诉主席，卫生部的苏联专家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今年签订的《中苏文化协定》上也有苏联邀请中国针灸专家去苏联的一条，卫生部准备帮助，至于怎么个办法，最近我不在部里，不太清楚。
“那么，苏联专家来北京学三个月针灸就能使用，是怎样学法的?”毛泽东又问，“她们回去治好一些病没有?现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
朱琏说，主要是教授她们针灸学的历史、原理和基本操作技术，并通过临床实习有重点地让她们学会了35种病的治疗法。她们回去后，对三叉神经痛之类的病治疗效果不错。至于研究，有中国同志参观了列宁格勒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院，那里的针灸实验室装备了新式仪器正在进行对针灸的研究。
“研究针灸的新式仪器是什么?又有什么作用?”毛泽东的身子向前探了探，语气很关切。
“如三管示波器，”朱琏回答说，“在为病人针灸治疗之前及治疗当时，在同一时间内可以观察到针灸对病人中枢神经、心脏血管、肌肉运动三个方面的影响。又如‘维修克’，又叫多管示波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观察到中枢神经、呼吸、体温、出汗多个方面的影响。这些仪器在使用时都能同时自动描记。”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罢，他沉吟片刻，又道：“针灸是可以治疟疾和痢疾的。是可以治吧?你们告诉了苏联医生没有?他们相信不相信?”
朱琏说，针灸可以治疟疾，苏联医生相信，但针灸可治痢疾，他们还怀疑。
“他们为什么只相信治疟疾，不相信治痢疾呢?”毛泽东追问。
“治痢疾，我们只有临床经验材料，但不够系统。至于治疟疾，1954年针灸所派过一个疟疾研究组到江西钨矿为工人治疟疾，同时有计划地结合治疗做了研究，资料比较系统，而且苏联专家在北京也曾亲眼看到针灸治好过疟疾。”朱琏回答说。
毛泽东对朱琏讲到的工人患疟疾的情况很注意，一再问到具体的情形和治疗研究的结果。
毛泽东说：“你们研究治疟疾的根本道理没有?据我看来，主要是打破了疟原虫的生存条件，而且许多原虫和细菌的疾病这类问题，根本道理都是一样，你看如何?” 朱琏点头，说根据针灸治疗疟疾症状消失的经过和疟原虫变化的科学分析资料，针灸治愈疟疾的根本原理，正符合主席所说的。
毛泽东笑了：“那么，我也是内行了。”他又要朱琏讲一讲除疟疾和痢疾之外，针灸治疗过哪几种传染病。
朱琏举出流行性感冒、流行性乙型脑炎，并说针灸和中药配合，可治小儿麻痹症、黑热病，治血吸虫病时针灸还能解除锑剂中毒等。
说到血吸虫病，毛泽东打断朱琏的话头，问：“锑剂中毒有哪些症状?肝脾肿大、腹水，是大肚子吧?你们怎样参加这个工作的?”
朱琏介绍道，1956年中医研究院以针灸研究所为主力，组织了血吸虫病防治队到杭州工作了半年多，发现锑剂对血吸虫病有特效，但不论注射与口服都有毒性反应，病人会发生呕吐、腹痛以及心跳不规律等症状，甚至有晕倒的。用针灸治疗则可以很快控制这些症状。朱琏说，现在这个方法还没有宣传推广，我们计划再派针灸组去安徽工作。我个人曾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单用针灸治疗血吸虫病早期症，如果行的话，不仅可以节省锑剂，而且可以解除锑剂治疗带来的副作用。
毛泽东点头：“你们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也应该那样想、那样做。我想，锑剂能治血吸虫病，也是属于破坏了血吸虫生存的条件的问题。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你知道吧?它威胁着1亿人口的生命，侵占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在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周围地区都有，因此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任务。”
接着，他又提出问题：“现在针灸在各省市开展得怎么样?开办过训练班没有?针灸医生在全国有没有1万人?西医学了中医的大概有多少?”
朱琏她们回答说，各省市的情况卫生部可能还没有做过全面的调查。西医学了针灸的已有2500人以上，针灸所在过去几年中已办过20多期的针灸训练班，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西医，他们回去后相继开办训练班，我们也曾派出针灸医疗队到内蒙古、西康等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一边为农民治病，一边为当地医生传授针灸术，也为工厂和农村开办过针灸训练班。现在全国27个省市大都有针灸工作，但一般来说，针灸在农村还不算普及。
毛泽东说：“这些工作做得都很好，还需要继续做。”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针灸能治癌瘤吗?过去治过没有?”
朱琏说过去在农村中用针灸治过肿瘤，并举出两个例子，其中一位是妇女，她当时患的是腋下肿瘤，诊断为淋巴肉芽肿。
于是毛泽东很仔细地问这位妇女的年龄、针灸治疗和症状消失的情况以及现在的情况，又问起癌瘤的区别和种类。朱琏、洪敏一一回答。
毛泽东一面听，一面兴奋地连声说：“有名堂，有名堂，针灸也许可以治疗癌病!”
这时，边上有人说，可以把用中西药之后无效的癌病人集中一些用针灸试治。
毛泽东赞同道，可以这样试的，治不好，反正别的方法也治不好。他又问道：“子宫癌，恐怕针灸达不到吧?”
大家解释说，针灸治病并不需要病在哪里就针在哪里。
毛泽东不断点头，又重复地说：“针灸大有名堂!”他不由感叹，“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天渐黑了，风也更凉。有卫士走过来劝说主席进屋去，周围的人也都这样说。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的谈兴还很高，他还有问题要问，那就是卫生部的工作怎么样。
朱琏说：“在中医工作方面，过去是定盘珠，现在基本不同了，是算盘珠了。”
朱琏的话说得有趣，毛泽东好奇了：“什么叫定盘珠、算盘珠?”
朱琏说，定盘珠是一拨也不动，算盘珠是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卫生部的工作很繁重，但有些工作显得被动。”
毛泽东笑了，他用右手比画着拨算盘的样子，说：“对啦，卫生部工作有些被动，他们连除‘四害’也信心不足，不知道政治可以除‘四害’。算盘珠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很好，我们大家都来拨。”
话题又转回到外行与内行上来，毛泽东说：“事情要大家来办，外行监督内行，内行就可以更加内行。梅兰芳演京戏是内行，他不会看病，在医生这一行上，他是外行，但他有了病，就是医生的病人了。医生治病是内行，在戏曲艺术这一行上是外行，但医生看戏时是观众。戏演得好不好，由观众来讲，医生看病好坏，得由病人来评。当然，医生也可以懂其他不少事情的喽!”他问朱琏：“你会写小说吗?”问完，他自答：“你也会写的喽。你认识黄树则吗?他是个医生，他也会写小说。”
顿了顿，毛泽东颇有感触地又说：“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了，同样是重工业，做冶炼金属工作的，对于有色金属也是外行。现在化学原料就有1万种。新鲜事物越来越多，”他把脸转向朱琏等人，“所以卫生部应该相信政治能除‘四害’。”
天转阴了，一股风穿过院子，凉凉的。怕是要下雨了吧?南方的雨很多的。大家再次让毛泽东进屋休息，说主席的感冒刚好，可别再着凉了。
毛泽东站起来，仰头看看天，穿上制服外套，迈开步子，不是朝屋里而是向着院外走去，他对大家说：“哪里有那么要紧?我们去散散步吧!身体是要锻炼的。”
等朱琏她们赶上他，他又打开了话匣子：“除‘四害’，要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大家搞，卫生技术也不是不要，但前提要弄清楚。”
毛泽东的步子迈得很大，他那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话语回荡在小岛的夜色中。
毛泽东说了就要办的。1958年10月11日，他在对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语中，就要求中央为此发一个指示，把卫生部的报告转发各地党委，加以研究，遵照办理，并特别指出，以两年为期，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通过各地的学习班培养出大约2000名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要在卫生部的背上再推上一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