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忠，到底忠于谁？--《我们为什么不快乐？》（30）

提倡忠，到底忠于谁？

    许多著名学者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中国的古书，在先秦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深入研读的价值了。因为，自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结束之后，中国士人思维的走向就越来越形而下之、等而下之了，即便是最优秀的文人也不过是对往日的经典进行考据、索隐、注解或阐释而已。思想的火花，早就随着极权专制的政治环境熄灭了。

    极权专制的政治环境不仅禁锢了思想，窒息了文化，也扭曲了我们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老百姓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还停留在“忠”与“奸”这个价值尺度上。十年文革的空前浩劫被习惯性地描述为奸臣当道，陷害忠良，而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臣集团就是万恶的“四人帮”。奸臣，一句模糊而随意的道德抹黑，遮掩、简化了对于是与非、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根本性探寻。士人集团自愚愚人的臣民思维与道德教化不仅作茧自缚，更是遗害无穷。

    忠，被神化成不可侵犯的褒义词。好人都叫“忠良”，好的士人叫“忠臣”，好的武人都得“忠勇”，他们死了之后，统统叫“忠魂”。普通的老百姓当然是没有资格生为“忠臣”，死而“忠魂”的，但只要能够逆来顺受、老老实实地当牛做马、无怨无悔地任人宰割，以此保持社会稳定，也算是尽忠了，也值得大加鼓励，那就叫“忠厚”。

    提倡忠诚，到底忠于谁？

    忠于谁？当然是忠于皇帝，那个昏庸无能、野蛮残暴、视百姓如草芥的独裁者。

    忠君思想的确立，标志着士人精神发生了最彻底的畸变，他们开始同仇敌忾，一致对内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君主永远是圣明的，值得崇拜的，而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那些欺君的奸臣、小人身上。于是，他们纷纷以忠臣自居，又纷纷将对手指责成大逆不忠的奸臣、小人。这种以“忠奸之辨”为表现形式的文人内斗——或曰“朋党之争”在北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影响至今。“忠奸之辨”，把中国士人本来就不够崇高的思想维度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在忠与奸的二元对立下，士人们展开了向独裁者表忠心、做忠臣的献媚竞争与竞技。

    关于朋党之争与“忠奸之辨”，有两位大文豪分别写了两篇著名的文章，一是欧阳修的《朋党论》，一是苏洵的《辨奸论》。无论是基本人格还是文学修养，他们肯定都有许多值得后人尊敬的品质，可从思想维度来看，这两篇文章又都是值得商榷和质疑的。我们先看看欧阳修的《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古文观止》427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北宋一朝，始终党议不断。宋仁宗时，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一度主政，欧阳修、余靖等人出任谏官。这时他们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而被另外一些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欧阳修作为“党人”，又是谏官，专著此文批评对方为“小人党”，为自己的“君子党”正名。文章虽然写得平实而犀利，引经据典，也看似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然而就其思想维度来看，则完全是笼罩在帝王权威下的忠奸之辨。文中所反复纠缠的都是士人之间“小人”与“君子”的内部纷争，所希冀的则是“人君”明察秋毫，辨明我为君子，他为小人，“退小人”，“用君子”。若深究起来，其实在无条件地向独裁者竭力表达“忠信”之后，所有的“道义”、“名节”就都显得可疑了。因为，独裁者本身就无道、无义、无信。

    王安石以变法得名，而北宋党争，也在他变法前后达到顶点。所以，若要了解这场在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文人内斗，还得从王安石这个人和他主导的变法说起。

    早在王安石没有当上宰相之前，苏洵就写了那篇著名的《辨奸论》，预言他是“大奸慝”，必“为天下患”。

    关于苏洵与王安石的相识，史上有两种传说，都和欧阳修有关。一说他们是在欧阳修的家宴上认识的，待宾客散去之后，只有苏洵留了下来，问欧阳修：“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欧阳修说：“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苏洵说：“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欺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另一说法是，王安石很想结识名声煊赫的苏氏父子，欧阳修便把他介绍给了苏洵，但是老苏对他拒而不纳。总之，苏洵对王安石这个“囚首丧面”的人印象极差，而且一见面就做出了“此人异时必乱天下”的判断。

    那么，苏洵何以对王安石产生如此观感，做出如此恶评呢？用林语堂的话说：“王安石是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从仪表上看，王安石衣裳肮脏，须发纷乱，形容邋遢，你可以说他这是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也可以说他这是矫揉造作，标新立异，假扮名士派；从行为上看，他曾经多次谢绝朝廷提升，宁愿在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也不愿在京为官，让人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故作姿态；从性格上看，他为人刚愎自用，初到京师后总和同僚争吵不和，搞得事事错乱失常，同僚下属都不愿与他共事。对于王安石这种种“异乎寻常”的怪癖，不要说苏洵，就连仁宗皇帝都怀疑他的人品。说起仁宗皇帝与王安石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一天，仁宗皇帝心血来潮，宠召众大臣，盛开御宴。他给这次宴会的参加者立了个别出心裁的规矩，让大家自己动手从池塘里捕鱼为食，并提前给每人备下一份鱼饵，盛在他们面前金盘子里。别人都觉得这顿饭吃的新鲜，纷纷拿着鱼饵去池塘边钓鱼了，王安石则再次表现了他的与众不同，不仅不去钓鱼，还把金盘子里的鱼饵全都吃光了。第二天，仁宗皇帝对身边人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人也许会误食一粒鱼饵，但绝不会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把那些鱼饵全都吃光。”从此，王安石的一切表现都被仁宗皇帝视为矫情自饰，所以一直不喜欢他，也未予重用。

    由于厌恶王安石的为人，又在政见上针锋相对，遂促使苏洵写下了这篇成为后世学生范文的《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古文观止》461－462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在文章的开头，苏洵首先说要彻底看清一个人是很难的，就是聪明的“贤者”也可能受蒙骗，所以必须冷静观察，“见微而知著”。接着通过引证古代学者山巨源见到王衍、名将郭子仪见到卢杞这两个阴险小人并做出预言的先例，顺势引出当代更大的奸臣——没有被他点出名字的王安石。

    在随后几段不长的文字里，苏洵主要说了王安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二是“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浣，食犬彘之食……，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三是矫情自饰，欺世盗名，“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具有很强的蒙蔽性。

    最后，苏洵希望自己的预言不要应验，否则他虽然得了富有远见的“知言之名”，可天下却将受到奸臣的祸害，那终究是可悲的。（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