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酒自杀反抗悲剧的命运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三十七 -杨黎光 ---《我们为什么...

以酒自杀反抗悲剧的命运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

以酒自杀反抗悲剧的命运

    前面说了酒里有忧，酒里有愁，再说说酒里的悲。
    刘伶，西晋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字伯伦。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成了“竹林七贤”之一。
    刘伶，与那些以诗文著名的酒仙诗圣不同，他是纯粹以好酒闻名的酒徒。他的好酒，他的以酒言悲，完全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的来。或许可以这样说，他是用以酒自残，以酒自杀的方式反抗着中国文人的悲剧性命运。
    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对传统“礼法”表示蔑视。《酒德颂》原文如下：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榼(ke，古时盛酒的器具)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借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意思是说，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醉了就睡，醒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
    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刘伶病酒”的故事：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178页，刘义庆著，岳麓书社1989年7月第1版）
    刘伶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家里剩余的酒泼在地上，又摔破了酒坛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刘伶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拿来了酒肉。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站起来，拿起供在神桌前的酒，就着供桌上的肉，喝得淋漓畅快，结果又是酩酊大醉。
    这个“刘伶病酒”的“病”字，后人有许多解释，或说是酒瘾犯了，或说是饮酒过度而生病，或说是又喝醉了，都有些道理，也都讲得通。不过，把它看成酒精中毒的病态状况，似乎更符合刘伶的性格。他已经“病酒”了，还向老婆要酒喝。老婆就把酒都倒了，把喝酒的器具也都砸了，让刘伶祷告发誓。刘伶却借着这个机会，换来又一场吃喝，又一番沉醉。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哪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只得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裸身于屋中，客人进屋找他，见此便讥讽他。刘伶说：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
    刘伶不仅“病酒”，而且是为酒可以不要命的。《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经常乘一鹿车，手里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死便埋我。”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
“死便埋我”，这话说得真是坦然，大约在他看来，自己所处的这个悲惨世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随时可以让人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刘伶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酒当然不只与忧、愁、悲有关，它也与“乐”有关。在历代写“醉与乐”的文字当中，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大约最有代表性。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降职后到安徽滁州任职。滁州地僻事简，而他为政以宽，又值年岁丰稔，使其得以放情于山水之间。也就是说，这篇散文是欧阳修在官场失意被贬谪滁州时写的，是一篇中国士人寄情山水与忘情醇酒相结合的自我陶醉之作。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2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
    在开篇的第一个层次，山水、醇酒，以及醉与乐就都有了，而且还是双重或多重的醉与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尽管文字上写得飘缈奇幻，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却始终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这些个醉与乐，没有一样是客观实有的，都是作者逃避现实的自我陶醉与自得其乐。这就如当代学者安希孟在他的《从醉与乐、动和静谈西方醉酒精神——欧阳修〈醉翁亭记〉别解》中所说的：“自号醉翁，自己说自己醉，一定不是真醉，乃是佯装醉醺醺。难道喝醉汉还说自己醉了吗？”（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825）
    下文仍然围绕着醉与乐展开，写山林间朝晚阴晴，春夏秋冬，美景变化其乐无穷；写太守宴客，觥筹交错，众宾欢愉，太守（作者）沉醉。
    文章的最后，为突出“太守之乐”，作者又以禽鸟之乐，反衬众人之乐：以众人之乐，反衬太守之乐。将太守之乐推到颠峰：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其乐，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2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
    欧阳修像绕口令似的不厌其烦地写了一串“乐”与“醉”，把这个“乐”与“醉”渲染得异常夸张、繁复，简直让人无法断定他是否真的“乐”与“醉”，只是真切地感到了他对“乐”与“醉”的强烈渴求。我们知道，真正快乐的人通常是不会如此煞有介事地炫示快乐的。他作为一个失意被贬的官僚，这种放情山水时所表现出的乐陶陶、醉熏熏，大约总有些故作姿态的表演成份。即使他是真“乐”，也“毕竟是肤浅的乐，不是尼采悲剧的乐观主义。毕竟欧阳修没有说明人与禽兽（禽鸟乐）的根本区别，缺乏人之为人的超越态度。”（《从醉与乐、动和静谈西方醉酒精神——欧阳修〈醉翁亭记〉别解》，安希孟作，学术中国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825）
    把堂堂正正的人比喻为自然物，把拥有灵性（按照外国的说法或可叫做“神性”）的人降低为自然物，而且还自我陶醉，乐此不疲，是除了嗜酒之外中国文人另一种幼稚而拙劣的精神麻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