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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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奖状

 

仅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此文刊登在辽宁职工快报“往事”版上)

  父亲一生获得过多少奖状,家里人没有做过统计。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家里的四面墙上几乎挂满大大小小的奖状。奶奶在世时说,这些奖状分为五个层级,即厂里的、公司的、局里的、市里的和省里的。那个最大的、质地最考究的就是父亲1965年荣获的辽宁省先进生产者,这也是父亲短暂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

  我的祖籍是山东招远。1940年奶奶带着不满七岁的父亲和襁褓中的姑姑从龙口上船,经大连闯关东来到沈阳(当时叫奉天)。落脚后,父亲在一小业主开的私营面粉厂做了童工,吃尽了苦,遭尽了罪。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父亲来到沈阳市回民食品厂工作,成为一名当家作主的工人。父亲十分珍惜自己的岗位,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受到了厂领导和工友的好评。1957年调资时,父亲调的最高,超过了那个小业主。小业主发牢骚说,劳力还比东家工资高。领导批评小业主说,新社会了大家都平等,调资看工作、比贡献,谁贡献大谁涨得多。听奶奶讲,1958年,也就我出生那年,父亲第一次被大家推选为厂里先进生产者。那天晚上父亲把奖状端端正正挂在了墙上,全家人很高兴,奶奶还特意备了酒菜,父亲也小酌了两杯。

  父亲工作上任劳任怨,政治上积极进步,文化上也不甘落后。1959年七一前夕,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街坊邻居们知道后都夸奶奶养了个好儿子,真应了那名老话: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父亲没念过书,只是1954年参加了当时的扫盲班,他的文化都是从那本老新华字典学来的。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每天晚上都要翻几遍那本字典的,时常还要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些什么。日积月累,父亲识的字越来越多,文化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件事我一直难以忘怀,1972年我上了中学,那天写作文,写到“肇事”时“肇”字不会写,就问父亲,他几乎未加思索提笔就写了出来,我还将信将疑,偷摸查了下字典,没成想多此一举了。

  进入六十年代后,每到年终岁初,父亲都会捧回三四个奖状,而且级别一个比一个高。与奖状同时来到我家的还有那些印有“纪念”的搪瓷缸、日记本和各式钢笔。我在学生时代记的七八本日记都是用父亲给我的钢笔和日记本记的。长大后我拾起那些记忆的碎片,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父亲之所以荣获这么高的荣誉,主要是他对党有感恩心,对工作有敬业心,对企业有奉献心。1966年春,父亲患了阑尾炎,手术后在家休息了三天,线还没拆就坚持上班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就没在家过过一个团圆年,每年除夕夜都是他去厂子里值班,竟成了食品厂的“惯例”,至于说起早贪黑、加班加点、星期天、节假日不休息,在父亲的那里都是习以为常了。

  父亲离开我们三十一年了。那些奖状就是他忠于党、热爱人民、奉献社会的真实写照,这些奖状凝聚着他的汗水、心血和精神,也一直是激励我成长进步的动力。遗憾的是我没有超越父亲的荣誉,每每想起都觉得愧对了父亲的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