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

对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和地勘单位“走出去”有关问题的初步思考

——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材料

第六地质大队   郭保健

2009年5月4日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决定了对矿产资源的强劲需求将是长期的，因而对加强地质工作，保障矿产资源供给提出了迫切要求。《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和省委省政府一系列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指示精神给地质工作的指明了方向。但近几年来，不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我们自己，在地质找矿方面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与国家和省对提高矿产资源保障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作为地勘队伍，如何全面贯彻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有关指示精神，在我省地质找矿难度不断加大、投入风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按照“找新区、上专项、挖老点、走出去、依靠科技和人才”的基本思路，通过创新地质勘查工作新机制、通过坚持理论、方法和技术创新，通过大力采用新的成矿理论、新的评价方法、新的勘查技术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土资源部之所以要我们就地质找矿改革发展问题开展大讨论，说明这些问题不但重要，而且还长期地使我们困惑，目前还没有现成的破解难题的答案。下面我就对这一问题，特别是当前地勘单位“走出去”工作的初步思考，谈点粗浅认识。

       主要谈四个方面。

       一、我国矿产资源分布的特点及建国60年来地质工作的简要回顾

       关于我国矿产资源分布的特点，已有不少论述。全球矿产资源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我国也不例外。我国是一个多山系的国家，长期的地质作用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成矿作用和矿产资源分布特征。就矿产资源整体上来说，我国是资源大国，目前已发现170余种矿产，资源开采量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占有量相对较低。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南非等矿产资源大国相比，我国大宗矿产资源（如铁、铜、铝及其他有色金属矿产）总体上具有成矿时代较新（中新生代成矿作用强）、矿床规模较小、类型较为复杂、品位较低、难选冶等特点。

       建国60年来，我国的地质找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同比例尺的基础地质填图基本满足了不同时期地质工作的需要，一大批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支撑了我国的工业生产。如广泛分布的石炭纪—侏罗纪的煤矿和铝土矿，各种时代和不同类型的铁矿（我国已建有大中型铁矿山600余座，其中“鞍山式”、“大冶式”和“攀枝花式”铁矿最具经济价值）、江西、云南、铜陵、金川、中条山、新疆等铜矿基地，各种类型的金银铅锌矿，及我国的优势矿产资源钨、锡、锑、钼、稀土矿等等，均倾注了地质工作者的心血。

       就我省来讲，一批煤田的发现支撑了平顶山、焦作、鹤壁、义马、永城等城市的发展，安阳、舞阳及南阳地区的铁矿为钢铁企业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供应，豫西铝土矿带的勘查与开发支撑了中铝、开曼（陕县）、东方希望（三门峡）等氧化铝企业的发展，金银有色金属的勘查开发带动了灵宝、嵩县、洛宁、桐柏等市县的经济发展。总体来看，地质找矿工作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二、地质找矿取得重大突破的主要瓶颈因素分析

       随着大型矿集区及重要成矿带的被发现和勘查开发，地质找矿工作的难度和风险也在不断增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浅表露头矿越来越少， 找矿向边远地区和深部延深。虽然新的技术方法不断涌现，矿产资源的工业品位也在降低，新的成矿理论和找矿模式也对指导找矿有着重要的贡献，但不可回避的是，找矿的重大突破却越来越少，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徐绍史部长在2009年4月22日第40个世界地球日撰文指出，60年后的今天，那些浅层的、好找的矿产资源，已经没有很大的勘查潜力，认识地球深部，向地球深部要资源，是今后找矿的主攻方向。

       本人认为，近些年我国地质找矿未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首先，我国的探矿权面积偏小，不利于整装勘查和大矿的发现；其次，在中东部地区，矿产勘查的总体程度已经很高，隐伏矿和深部矿产的勘查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找矿的成本和难度都在增大，现有的找矿理论和技术方法还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因此，我们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到工作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找矿及“走出去”勘查和开发矿产资源是必然选择；第三，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组建的地勘队伍存在着资金实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差，体制与机制不适应等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对策，着力加以解决。

       三、关于对“找新区、上专项、挖老点、走出去、依靠科技和人才”的基本思路的认识

       “找新区、上专项、挖老点、走出去、依靠科技和人才”是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的经验总结。找新区，就是要到工作程度相对较低的边远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和中东部第四系覆盖区。我个人认为，近几年国土资源大调查的主要成果就出在西南三江地区和西藏地区，我省两权项目的主要成果也是中深掩埋的煤矿区；上专项，就是加大国家对矿产资源规划和勘查工作的投入力度，重点解决国家急需的大宗矿产资源的后备基地问题，如国家地勘基金项目、危机矿山找矿项目、全国能源矿产和铁矿勘查会战等专项，还有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等（如我省以煤、铝、铁勘查为主的两权价款项目），依靠专项投入化解和缓解资源瓶颈问题；挖老点，就是在已知矿区外围和深部“探边摸底”，这体现了对矿产资源的分布规律的认识（矿产资源分布极度不均匀、爱扎堆），也是降低勘查风险、提高找矿成功率的经验总结；“走出去”，到境外勘查和开发矿产资源，是国家的战略选择。所有这一切，都要依靠科技和人才。

       在我国，要遵循中东部攻深找盲、西部突出重点的勘查方针。中国东部深部找矿潜力大，国家已提出要加强中东部重点成矿区带隐伏矿的找矿工作，重点加强500—1500米找矿，在华北陆块区、长江中下游等重点成矿区带，加强深部隐伏矿找矿，着力发现隐伏矿床，以成熟的成矿模式为指导，以已形成的勘查模型为手段，增加资源储量，延长矿山服务年限。在我省，小秦岭金矿田的深部找矿工作已取得了重要进展，熊耳山西段银铅矿田的深部找矿工作也有很大进展。现有煤矿区深部的铝土矿也有较大潜力。今后，进一步加强我省重要成矿区带的深部找矿工作是大有可为的，由于矿权设置的问题，深部找矿还要调动矿山企业的积极性，兼顾政府、地地勘单位和矿业企业的利益。

       要加强西部重点成矿区带新区找矿。我国西部地区工作程度较低，地质找矿还有较大潜力。要在重点成矿区带加强找矿，抓紧发现一批新的矿产地，加快形成大型矿产资源接替基地。

       四、对地勘单位“走出去”的几点思考

       世界矿产资源分布的极度不均匀特点则决定了矿业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我国矿产资源保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走出去”开展矿产勘查和开发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几年，以央企为主导的国内大型企业纷纷“走出去”开展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这是贯彻“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针的具体实践。

       中国五矿公司是我国走出去比较早也比较成功的大型企业，在谈到其成功的经验时，周中枢总裁总结了三点：第一、要有资金优势，做矿山拿资源不是小盘，动辄几个亿，大则几十亿、上百亿；第二、一定要有专业背景，不是哪个行业好就进军哪个行业；第三、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客户要有不同的政策。我们的目的是拿到资源，要综合考虑、量力而行，要懂得管理和控制。这对我们地勘单位“走出去”也很有启发意义。

       作为地勘队伍，我们知道国内特别是省内找矿的难度越越大，在目前国家和省鼓励地勘单位积极“走出去”的背景下，要坚持“走出去”战略不动摇，坚持扎实推进不动摇，锻炼队伍，培养人才。
       局2009年工作会议已将“走出去”列为我局地矿工作的重点，各地勘单位积极行动，寻找目标国家开展工作。目前全局各队在“走出去”方面起步有早有晚，但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我队是起步最晚的地质勘单位之一，目前把目标定位在矿产资源丰富、矿业政策透明的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的勘查与开发上，通过近几个月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思考，我们对如何“走出去”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个人的体会有如下几点：

       一、“走出去”开展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是地勘单位的必然选择，应坚定不移地落实好。全球经济危机使矿业遭到重创，很多矿业公司经营困难，上市矿业公司的股价及矿山的市场价格比一年前大幅缩水，有的甚至降到了2—3成。因此，目前是低成本“走出去”的大好时机。

       二、目前我国在“走出去”方面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而地勘单位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既要看到境外投资“风光无限好”的大局，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走出去”面临的挑战，要做好长期准备，重视防范风险，充分收集信息，熟悉海外文化，培养复合型人才。

       相比于央企等大型企业，我们手中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买不起已勘探出储量的矿床，只能从草根勘探做起，周期会很长，成功率也会很低。所以局工作会议提出采取 “集团作战”方式“走出去”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必须加强对信息的收集，力争以有限的资金获取有潜力的矿权，并加强综合研究，提高钻探的成功率。同时，我们也要尽快适应国外矿业公司的运作方式（在国外成立公司运作）和找矿方式。

       三、要充分研究和利用国家和省级政府对“走出去”的支持政策，申请并获取财政项目资金，以降低投资风险。

       四、要强化地勘单位“走出去”的责任主体地位，加强项目投资的论证工作。需要考虑论证的内容很多，既包括资源本身的内外部因素，也包括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投资方式、中介的作用与选择等。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薄弱，还处于探索阶段。

       五、要内紧外松，少说多做。中国对矿产资源的强劲需求在吸引国外矿业公司的同时，也引起了资源出口国 “资源民族主义”的抬头。一些国家的民众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大型矿业公司非常警惕，非常担心我国企业的政府背景，担心我们一旦取得矿产资源价格的“话语权”会损害其长远利益。一旦这种情绪蔓延，就会影响境外监管部门对项目的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