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内必须攘外——论军事国家主义》（共四篇-----2）作者：益西彭措[兴华论坛]

安内必须攘外——再论军事国家主义的必然选择！（二）
军事国家主义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中心，以战略经济——军事为依托，以高尚的人类和平和充分发展为最终的大同理想为归宿。
中国军事能力和技术的发展在历史上被屡屡打断，一旦达到某种和平和繁荣的阶段，“马放南山”、“销铜作鼎”的转换就会出现，“歌舞升平”、“文人缦曲”的靡靡情调就会沛然流溢。“青铜鼎”、“瘦金字”、“南唐词”让后人凭吊文化技艺高超的同时也培养了华夏民族无法并行思考“文治”和“武功”的和谐与雄浑之美。
正由于无法融合“文治”与“武功”，正由于军事能力和技术的反复被打断，和平和繁荣也必然地屡次被打断。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经验（我们是现今唯一靠经验生存的大国，我们的经验也恰巧足够长。那些没有足够的经验支撑而也靠经验生存的民族都灭亡和不知去向）也培养了思维方式的断裂和间歇性发作：谈和平和发展就要削弱军事和武功，谈军事和武功就要抛开和平和发展。不是圣人的“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简单化思维强化了这种思维，也给了这种思维和实践成圣的许诺。阴阳对立的学说更是成为深层的思考支撑。
阴阳观念来自华夏上古文明的道家（简单说如此，现代哲学认为道家来自阴阳家完全是颠倒）但道家的观念被后人的世俗化搞的面目全非。成了阴阳两体的存在，并且这两体成了对立的二元，略有深入者也不过是提出相辅的补充。忘记了阳者乃道体，离道体即为阴。犹如日光，有日光即为光明，离日光即为黑暗。并不存在那样一个阴体和黑暗之体。
孟子并不是子思的传承人，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门人非是现在意义上的学生。如果说子思在教学生上课，那么孟子只是个趴在教室的窗口愿意听课的人。故有“登堂入室”、“弟子”、“门人”的称谓。“登堂入室”是得到老师首肯，能传承老师正脉者；“弟子”是老师的正式学生，但不一定完全学会者；“门人”是有教无类的旁听私淑者。后代儒者高抬孟子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无人能懂，只有孟子的学说能理解。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历代儒者皓首穷经也弄不明白孔子的“微言大义”。将孟子抬高而送入祭庙即表明了后代儒者的无奈更表明儒学真义的失传。在这个问题上，后儒玩了个“莫须有”的把戏，反正全国遍地文盲，只有有个“圣”字就可。“亚圣”不是“圣”则从不明说。
在《易经》体系中（《易经》是叙述古史最早的现存典籍）“义者，利之和也”与“利者，义之和也”互为倒文（“倒文”为古典文法之一，为颂记方便可将“战斗”说成“斗战”）在前文序中，“义”是各方和各种利益的和谐；在后文序中，“利”是各方各得其所宜。因此在上古文献所记载的华夏文化中，利不是被排斥的观念和追求，而是一个共同富裕、各得其所的观念，此是华夏文化“公”的起源。但在孟子那里，“义”和“利”成了水火不容的“鱼”和“熊掌”的关系。
这种思考模型的示范效应森森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它的范型效果不仅仅是在“义”与“利”，“友好”与“军事”这些具体问题的关系上，而是成了一种分析一切问题的思考习惯。
军事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国家主义的战略是试图显明军事在人类生活中，尤其是一个刚刚在当代宇宙世界的国际环境中立足，并试图求得发展和繁荣的民族如何支撑自己发展和繁荣的现实根基。从外部比较性看，我们面对着一个即使不是十分险恶，但也绝对不能乐观和盲目的外部环境。
我们这样一个曾经有高度文明的国度和民族，在新的宇宙世界中尽管被无数的人向往过，但实际的接触是：
我们是一个落后、贫穷而又有着相当土地和人口资源的松散体。是一个可以被几千人就轻易打败的松散体。而一旦被打败就可以让出巨额利益的松散体！如果没有被打败，那么就是一个难以通融、并且没有负起必要责任的松散体。这个松散体内，几乎大部分人完全不在乎他人的利益，相互之间仿佛只是欺骗和愚弄。
当然，每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个体都不愿意看到和承认自己群体这样的外部观感的形象。但这不是哪个外部人曲义描绘的形象，而是实际现实的结果。因此，对付我们的办法不是讲理，而是炮舰。我们可以骂外部世界不公正地对待了我们，但我们无法改变历史和历史的形成。
因此，这样一种习惯的屈服我们的办法，外部世界是不会放弃的，不仅过去不曾放弃，今天依然没有放弃！
对于外部世界的这个观感的一个内部佐证就是：无论今天还是近代，华夏民族屈服的既不使真理、也不是利益，而是权利和威望。一个高级教授和出色的专家可以遭到无情的当面唾骂和嘲弄，但当权者无论这个权利有多大都不会受到当面的挑战（除非他的权利已经丧失）。每一个当权的个体无论权位大小总有凌驾于其他一切领域个体之上的愚蠢心理。
因此，改变我们的形象和应付我们自己遇到的危险，从外部环境而言不是任何真理的危险，而是战争的危险。
战争的巨大机会利益属于战略经济学问题。就战争本身而言，我们并没有从资源、观念、技术、身体上完全适应现代世界的战争。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是，解放战争中，共、国双方使用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侵略者的产物。而在大明朝就绘制出欧洲和非洲地图的中国却没有自己的军用地图。
现在我们可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世界任何一个某地发生对中华民族利益产生巨大危险和影响的事件，并且假设我们政府和政党愿意出动军事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那么我们是否有供无畏的将士们使用的地图和其他关于天文、地理的知识储备？
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么军事国家主义就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功课和必须的发展目标。这一战略要求我们熟知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地理、天文、海潮、物产、民族、宗教、习惯、心理以及其引发的各种可能性等等。仅此一项工作，我们今天的号称现代的华夏民族能否做得来、做得好是个极大的问题。
一个有着户口制度，有遍及每一个角落的行政体系的大国，连自己国家内部的人口都无法查清的民族和国家可以肯定对世界的了解除了几个时髦的概念之外几乎一无所知。
纵使有了现代的卫星技术我们也应该清楚它的分辨率和覆盖能力。（使用它对人员素质的要求暂且不谈）。
因此，军事国家主义不是无地放矢的口号、也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而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项严肃功课和庞大的系统工程。
一个可以把防水坝建成豆腐渣的民族绝对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民族！在那些倒塌的楼房、桥梁、水坝的建设中有民工、有知识分子、有官员、有共产主义者。换句话说，那里汇聚了民族全部不幸的缩影！
我坦称自己和所有走上街头的爱国者一样，有着盼望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梦想和对外族世界侵略不可遏制的愤怒。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仅仅有感情是不够的，必须走到自己能承担的岗位上。必须放弃对世界的了解仅仅是“唯心”和“唯物”，必须放弃对当代世界的认知除了“马克思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标签。
以我们今天的内部状况，高喊抗日、反美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如果真的在全球开战，我们绝对找不到一张供我们使用的军事地图。因为与美、日、俄相比，我们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全球性军事战略准备。
喊口号、上街、示威，动员的是民族情绪。军事国家主义战略所需要动员的是政党的意志和远见、政府的决策、知识的准备、军事的训练、经济的发展、和建立相对完善的知识体系。
不能把军事国家主义战略庸俗化“喊口号、上街、示威”。我接受和尊重这样的民族情感，但我不能完全认同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从战略角度而言更不应该这样做。
当年，北伐军占领上海时，苏联人民和宣传机关热烈欢呼北伐的胜利，那种壮观的游行感染了每一个留苏的中国学生，每一个在那里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深信苏联政府、政党和人民是真诚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苦大众友好的，但结果是斯大林却暗中纵容蒋介石实施“四·一二”大屠杀，并把全部过错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天真的托洛斯基却在和斯大林争辩着路线和方针的对错，并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军事国家主义战略在他们眼里如果不是长矛大刀的街头巷斗水平，最高也超不过电影片中炮火隆隆的场面。却根本不了解西方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发展出了“和平战争”这样一个观念，科尔贝被称为“殖民之父”绝对不是因为其当时的殖民功绩，而是他高超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和谋略一直在西方发展壮大，现在则成为显学，叫战略学。
中国人学的最快的也不过是抄编一下鬼谷子、孙子之类的文辞，然后号称“商战谋略”而已。其他的显学依然陷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无休争论中。这些被炮制出来的文化产品成了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消化不掉的“精神食粮”。无数教授和学子整篇整著地背诵着、研究着，试图以此带给国家和民族一个光辉的前途。用心可谓良苦，效果却南辕北辙！
何新的新国家主义，在西方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学说，是西方已经完成的实践，但在中国却得不到认同，成了攻击的口实，倒是外国智囊机构战战兢兢地倾听着，并不断派出写手攻击和丑化何新，领导集团也以“莫须有”罢免了他。偶有认同者也被视为异类！
中华民族的今天实质上成了一个大脓肿！连百孔千疮都被超越了！
许多人以为苏联解体是发展了军事力量的缘故，这一解说被当成定论被广为传播，这是十足的无知！苏联是牺牲在西方的整个战略系下，和平的战争苏联没办法打赢。
环视今天的斯拉夫人种，我们完全不用惊奇他们的处境，为了十亿美金可以把自己的总统送上国际的断头台。为了更高的价格可以改变石油线路。纵览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游离于西方文明之外的群体，也不在东方文明圈。面对西方整体的战略无法整和心理、经济、政治、资源、人口的各种力量，唯一的斯大林的成就就是军事和重工，后代领导人没有创造出任何可观的实际成就和战略方向。解体后采用所谓的“民主”，一下子就倒退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毫无疑问，学说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但环境和心理已经绝对不是十七、十八世纪。再精致的古代艺术品，缺少了必要的要素，即使复制成功也不过是赝品！
我们今天有了相对不可或缺的卫星和导弹技术和技能，但我们的基础信息、基础能力却几乎是空白。没有全球的军事地图、没有全球、分科的研究机构，而西方却有着完善的整套设施和知识。
仅举一例，西方有已经几乎消亡的包括梵语在内的几乎全球所有语言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而中国所谓的东方学泰斗季羡林也是从国外学习成功。语言的空白如此，其他的空白几乎不计其数。
最关键的空白是我们没有建立起正常的逻辑训练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没有普通的逻辑课程。导致许多学生、教授不会合理地思考问题。所谓的批判、理论依然停留于断章取义的水平。
华夏有读书的传统，并且是个广大的农业社会，任何读书人都天生就是个农民，如曾国番、左中棠等。因此，劳动技能教育不成为问题，现代工业社会，劳动环境也专业化，人民不在天然地生活在“工厂”中。但我们的教育体系依然沿用仅仅读书的水平，导致学生和学者除大堆书籍之外一无所知和一无所能！
更为严重的是，华夏古代的读书是明“圣人之道”，而今天的读书是实用科学。“圣人之道”无形无相，除读书和教授别无他法，严重依赖传承。而实用科学依赖实践，没有实践和感官知识，根本就没办法学习和发展。
如此一来，中国的教育体系成了邯郸学步！不仅丢弃了“圣人之道”，更丢弃了科学发展的根本。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滑落、动手能力极低，却不知深浅地仰望诺贝尔，打造什么国际一流大学！新军事装备买入、研制成功，接装的将士却与装备要求的知识水准严重脱节！
完成军事国家主义战略部署不是叫人“深挖洞、广积粮”，那是毛泽东伟人没有办法的办法。
今天的军事国家主义必须从打造民族和国家的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入手，经过十到二十年的初步发展，使中国成为繁荣、发展、安全、负责的伟大国家，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捍卫国家和民族及人类的伟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