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策划：暴富危言

策划/《商界》编辑部 执行/《商界》记者 刘旗辉 周攀峰 赵代波

企业暴富 —— 钱越多竞争力越缺失，赚把钱就死；

学术暴富 —— 做真学问的是傻子，是人是鬼都想立牌坊；

名人暴富 ——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今却是忽悠万能，一夜成名；

家庭暴富 —— 大把大把的钱，却越来越找不到生活的温情，三代也未必能出一个贵族；

官员暴富 —— 被喻为高危职业，其实危险是自找的；

政府暴富 —— 光鲜的政绩工程，掩盖的是政府本位的迷失。

暴富的不仅是草根

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既启动了中国经济的核动能，又引爆了中国人内在的强烈致富愿望。在这几十年里，中国人创造和积累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里才拥有的财富。

的确，中国人是真富了！而这种富裕的速度同样令人咂舌!

国家富了——今天的中国，一天创造的财富比1952年全年的总和还要多。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GDP总量仅为3645亿元，此后的30多年间，一路高歌猛进，连续超越意、英、法、德、日等老牌强国，到2009年，中国 GDP达到35万亿元，跃居世界第2位。国际舆论纷纷预测：中国极有可能在2015年重回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宝座。

政府富了——与标志性的1978年相比，在过去的32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60倍，2008年就已突破6万亿元大关；外汇储备更是暴增1万倍，2009年突破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即使在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得依然无所顾忌地增持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之一。

企业富了——《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一次放榜的1994年，首富的身家是6亿元，而今的首富身家是478亿元；全球各大证交所飘散着各类中国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到全球1000强甚至500强的名单中；在制造业的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的全球份额名列第一，其余21个大类占比均挤进世界前六；各个行业的全球隐型冠军比比皆是。

老百姓富了——1978年中国人均储蓄存款还不到30元，2009年这个数字暴增到20000元；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343元，2009年达到了17175元。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省份达6个之多。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3亿，锐减至2009年的4000万人，成为全球贫困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百姓心中的高档消费品，从开放之初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老四件，到如今的商品房、私家车、便携电脑。与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元的月收入相比，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每个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中国人，的确比以前富裕了太多。

据胡润的2010年财富报告，中国有4000万个百万富翁、87.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富豪，这个统计还是相对保守的，有消息称，中国千万以上富翁人数已经紧随美、日、英，力压德国，排行第四。

照理说，富人这么多的国家，人民的幸福指数应该唰唰唰地上涨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权威数据称，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其中30%来自中国。

毫无准备的中国人，以与财富增长同样的速度迷失了方向。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主流新闻不是社会责任行为的增多，而是各种负面新闻的泛滥：三聚氰胺事件、杭州富二代的酒后飙车事件、某某官员的“情妇日记”、某某教授的学术论文造假……每天的舆论都充斥这些龌龊的事件，我们突然发现，靠包装上市的公司越来越多，堪称卓越的企业越来越少；靠炒作速成的名人越来越多，苦心修炼的名人越来越少；以金钱为纽带的家庭越来越多，相濡以沫的感情越来越少；书越出越多，学术却越来越少。中国人在暴富之后，恶性循环似的迷失在了更多更怪异的欲望河流里。

企业暴富 赚把钱就死

2009年10月30日上午9点25分，中国证券史上数目最多的一次新股集中上市交易：创业板开市钟声敲响，28只新股在受到市场猛烈追捧的同时，宣布一次性诞生了上百位亿万富翁。数据显示，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资产达10亿元以上的富豪总共有13位。乐普医疗的发起人之一、第四大股东蒲忠杰个人账面资产已经高达38.32亿元。截至5月5日，7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已迅速催生了313位亿万富翁！

但是，即使在创业板未开市之时，公众就对这些即将暴富的企业抱有极大怀疑：富裕是富裕了，但这些企业到底有多大的竞争力？探路者以松散的加盟体系维系销售链，引起加盟商的极大反弹（见本期“商界警示录”《情断探路者》）；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公司靠天吃饭，特锐德仅仅为关联交易而产生，成长空间极为有限……这样一批所谓的“未来之星”，我们怎么能希望在其中能产生思科、微软这样的优秀公司？

我们不得不感叹资本市场的神奇。最近几年来，通过资本市场的溢价完成一夜暴富的如过江之鲫。一夜暴富的神话，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人们既羡慕、憧憬，又怀疑和期待。从来没有人想过，这天上掉馅饼的事，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这个神奇的国度？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似乎总是能赶上集体暴富的好时机。

先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从物质极度匮乏中释放出来的巨大消费能量，使大量个体户在这一时期呈规模性的诞生，并迅速被催生成暴富的民营企业。

而政策留下的缝隙，形成了第二波民企暴富潮。双轨制运行下的价格利润差，国企大规模改制中的国有资产转移，倒买倒卖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这是民营企业的起步期，也是民营企业最黄金的暴富时期。

第三波暴富潮源于房地产泡沫。在我国私营经济腾飞之时，住房改革全面推开。房价快速上涨之时，我国首次出现了靠房地产而发财的亿万富翁。这是我们社会富翁升级的时期，也是我们社会首次出现世界级富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屡屡出现富豪榜排名中房地产大亨密集上榜的现象。房地产泡沫也带来了相关产业的繁荣，如温州炒房团及深圳、上海部分个人炒房者。

第四波暴富潮来缘于政府补贴与扶持下的国企高管和个体项目。政府腰包鼓了，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了，国企于是首次出现了泡沫效益。与国际接轨，使我们国企负责人首次出现了百万甚至千万年薪的世界纪录。同时，农业与养殖等其他产业也成为政府大力扶持对象，修建一个万头猪场的固定资产补贴竟然达到150万元，有人仅仅投入10万元搞养猪业，在政府扶持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三年就资产过亿。

第五波暴富潮是资源性开发。典型的是煤老板和一些其他的矿主。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资源性原材料大幅涨价，煤、铁、铜、铅、锌等矿产价格暴涨，煤老板成为中国独特的暴富现象。山西、贵州成为煤老板扎堆的地区。

第六波暴富潮来源于资本市场。这是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最阳光最没有原罪的暴富。大量的上市企业，通过没有规范的溢价，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当钱像下雨一样落到了面前，迷失在所难免。

记者所接触到的煤老板，无一例外地都在谋求转型。煤矿生产的危险性、不可持续性，以及财富像潮水一样奔涌来时，这些企业无所适从了。贵州一个煤老板买了一架飞机，成天在煤矿上空转悠着玩，后因航线管制而被迫停航。我们屡屡见到新闻里山西煤老板一掷数千万购买悍马、奔驰等豪华车，而且一买就是一个车队。

迷失不仅仅体现在煤老板身上。通过上市募集了近2亿资金的某科技企业，因为投资方向变化，6年时间里仅花出去25%的资金；某垄断企业，购买一个大厅吊灯就可以豪掷数百万元；房地产泡沫下的地王频频出现，不顾成本和市场走势，拼命拿地囤地，使整个地产泡沫越堆越高，终于迎来了史上最激烈的宏观调控……

而我们更常见的企业随意多元化，痴迷地追求规模至上，不了解规则就轻易与老谋深算的国际投行进行对赌以致血本无归，决策短视，忽略研发与创新，即使有创新也是追求权谋式地在包装、功能上下功夫……种种管理学上的低级错误，屡屡在中国企业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我们应该反思的，已经不是这个错误如何会犯，而是我们究竟是怎么样在看待和处理那些太容易就获得的财富，更应该反思，我们要学习的，其实比财富本身更多。

在过去的数年间，中国企业经历过一次一次的洗礼：三聚腈氨一出，中国乳业几乎全军覆没；整顿小煤矿，又死掉一大批趾高气扬的煤老板；国家为节能环保而进行的产业调整，又倒掉一大批企业。每年315央视的产品质量曝光，都会让众多企业胆战心惊——如果本身竞争力足够强，又怎么会害怕媒体的曝光？怎么会因为媒体的曝光而跌入十八层地狱？

中国的一些企业看似富了，但其实富得弱不禁风孱弱无比。

名人暴富 十年树木，忽悠树人

只是，这些一夜暴富的名人，又经得起多少时间和社会的检验？成为名人之后的名人，纷纷开始摆大牌的谱儿，公益演出也厚颜索要高额的出场费，打人、性乱的新闻层出不穷，而在京城娱乐圈，吸毒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在名人暴富的背后，中国人价值观的迷失自然是主因。因为主流价值观的相对式微，属于“个人”本身的价值观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于是，“利”成为名人暴富的核心推手。

名人的暴富，一方面是因为真正实至名归的名人稀缺，名人商业化及商业化名人泛滥；另一方面缘于网络在中国如星火燎原般迅速蔓延，以及应声而起的网络推手。

名人的商业化倾向，实质上是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被商业利益冲击的必然结果。人们追求成为名人，仅仅因为成为名人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成为名人的手段商业化，演员为了上镜头，可以公开宣称愿意“被潜规则”，以身体换取上镜机会；被成为名人之后，同样追求商业化的收益，出场必要出场费，演讲演唱代言都是明码标价——个人修养、公众形象荡然无存。

而网络和网络推手的崛起，更使名人的数量被无限放大。根据本刊的调查，目前国内有约1000家网络营销公司，直接从业人员超过1万人，总参与人数以十万计。他们直接服务于几万家企业客户，主要涉及IT类、汽车类、快消品类企业。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突破4亿大关，网络营销迎来了一个井喷与洗牌同时并存的混战时代。

凤姐的幕后推手首席机构，成立于2007年9月，其网站宣称客户竟然包括了中移动、淘宝网等知名企业，其服务过的机构数量已经过百，每单业务收费都在五位数。而这些网络公司都遵循一个共同的成长历程：在创业初期，几个网络推手会设计一个争议事件或人物，通过集中策划、网络发布，使之知名度急升成为热门网络话题，进而嫁接客户品牌、产品宣传，最后再宣称对此负责推广公司知名度。随着公司成长，个人炒作业务将逐渐减少，企业业务将逐渐增多，最终发展到成熟期，即纯企业业务层面的网络公关公司。

成功的个人炒作不仅能给网络营销公司带来知名度，也能带来不菲收益。个人炒作业务按照个人资质收取相关费用，类似凤姐这样的名人暴富，炒作的起步价即达到50万元。

名人本身敢于拉下脸皮接受公众的口水，幕后推手愿意为其发挥充满智慧的网络推广高招，这中间的商业之“利”成为联系各方的红绳纽带。

中国人正处在由个人崇拜转向追求个性释放的时代，那些高高在上的英雄史诗般的名人，已经渐渐恢复了人性的光芒，展露出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名人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神坛主人，而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独特个人魅力的灵光一现。

传统名人观的崩塌，原属必然。但各类新名人的暴富，新名人的娱乐化倾向，却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困惑：这样的名人，就是我们追求的人性魅力？当名人成为娱乐对象时，我们内心里追求的人性价值应该在什么样的规则范畴内呈现？

学术暴富 是人是鬼都想立牌坊

中国的确富裕了，财富数量的极大丰富，刺激了我们各行各业都拥有了强大无比的自信心，在目前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因为有专家说：“在21世纪，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拣人家的残余。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世界水平的大学。”于是，我们可以断然宣布，用十年时间建成“若干个”世界一流大学。

然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长期奋斗，要得到世界的公认，不是想什么时候建成什么时候就能建成的，更不是自封的。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对一所大学的评价，主要看是否把知识创新、观念创新当作最根本的目标来追求，具体评价则包括师资、生源、课程，到硬件设施、财源乃至综合声誉，包括教员整体素质、学生素质、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师生比例、各项硬件的量和质、大学的财源、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和声誉以及学校综合声誉等九个方面。

反观中国，大学越来越大，人越招越多，高校也越来越多。有长相有钱，却没文化没精神没气质。教授专家越是名气大的，越没时间潜心研究。上电视搞访谈出国考察参加活动，整天打飞的像打出租车一样，在天上的时间比在地上的时间还多。教授专家们忙于商业，勤于应酬更像个商人，赶场赚外快的就更屡见不鲜了。

高校已经成为官场的延伸，厦门大学曾曝出40个教授争聘一个处长的新闻。高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有的校长可以达到部长级别。学术被政治豢养，乃至学政不分家，学为政所用。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就是一个铁证。中国每年招五六万个博士，大部分都是当官的，官员读博大多不过是为了增加个升官的砝码，哪有心情与精力去搞学术，他们的论文质量会好到哪里去呢？

北大校长许智宏说，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的数量差不多。中国的博士数量早已超过美国，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早就世界领先。但这些论文，其实是不被欧美国家承认的。为什么？

笔者用“代写论文”在百度上搜索，结果竟然有1280万条！而GOOGLE搜索结果更是有趣，第一条跳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代写论文网”，将代写论文的宣传广告摘录如下：

专家写手、硕博团队：各科写手实力雄厚，多年服务，经验丰富；原创论文 品质保证：论文绝对原创，篇篇精品，修改次数不限；价格实惠、效果出众：性价比在同行正规代写论文网中极具优势；版权归属 客户权限：交易完成各种法律权利归客户所有，逾期可索回款项。

不仅仅是学校，出版业界也充斥着学术暴富的浓浓气味。

为了赚钱，出版社可以邀请一帮写手，匆忙赶制一个选题，募集写手进行流水线作业；大量的核心期刊尽管实际发行量少得可怜，却可以通过贩卖版面费赚得盆满钵满。

一家省级科技学术期刊编辑部人员不足10人，但却“承担”了三本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3个月可以编辑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一期杂志，以其编辑部主任自称的每千字收取150元版面费计算，仅版面费收入就可达10多万元。

根据统计资料，我国每天都有700多种新书上架。对此，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质问道：“我们生产出来的到底是书还是纸？”

这是一个学术暴富的时代，博士教授一抓一大把，特约教授满天飞；几个月就可以编出一本学术书籍。用各种手段发表一篇文章出过一本书，就可以宣称自己是专家学者。

职称评定体系是学术暴富的助推器。

我国目前的教授职称评定条件里面，有一条规定是必须主编或参编过国家正式出版的教材、论著，这一规定的直接结果导致很大一部分想要被评上教授的人想尽办法只为出书。而各级学术职称的评定，无一例外与出版和发表论文直接挂钩。这本是为了督促中国人多学习多研究，但遗憾的是，暴富时代的浮躁心态，缺乏监督管理体系的出版发行和职称考核机制的松懈，使当前的书越出越多，学术却越来越少。

家庭暴富 三代未必能出贵族

2010年3月，河南郑州城中村拆迁改造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关注的焦点只有一个：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将产生至少150000个百万富翁！

郑州市建成区内，包含了228个自然村。这些城中村占地近10万亩，近70平方公里，占建成区面积的1/4，涉及常住人口近30万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房地产热潮的涌动，这些土地的拆迁，成为必然的趋势。

而分了少则几百平方米，多则一两千平方米的房子的居民，团购奥迪、捷达。一个不到1000人的村庄经过拆迁补偿，家家楼下都停着汽车，从高档的奔驰、奥迪、丰田到一般的捷达，应有尽有。

城中村的暴富只是中国家庭暴富的一个典型缩影。事实上，从过去家无余粮，到今天除了极少数人家之外，大多数中国人家里都有一定的存款，如果算上房产、股票等，虽然离藏富于民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中国家庭的暴富却是事实。

工资增加了，收入来源多了，资产增值了……凡此种种，中国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因为突然增加的财富而迷失了自己。

富了，我们却并没有因为富裕而感觉到更幸福，并没有因为富裕而感觉到生活更有品位。甚至因为突然的暴富，我们的生活从此脱离了原来的轨道。

2009年4月27日，紫金矿业49.25亿股限售股(原始股)解禁，按照当天9.43元的收盘价，原始股东的账面收益，达到了惊人的464亿元。以当时的紫金股价计算，170位小股东的平均身家超过900万元。

文力是一个普通的政府职员，其妻为紫金矿业职工。紫金矿业上市后的暴富潮，让文力一家一夜之间拥有了上千万的财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上高二的女儿逃学不读书了。暴富让女儿对于读书目的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认为这是那些家庭经济没有保障的人改变命运的一种途径，而现在“我家已经有了上千万元了，而且就我一个女儿，这些钱将来都是我的”。

2010年3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今年两会上的提案之一——《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保障女性权益》被媒体公开披露，而也就是这个提案，被网友冠以“2010年全国两会最雷人的提案”。

提案之所以“雷人”，就在于其中隐含的把夫妻关系金钱化的倾向。而这个提案之所以能出台，也就在于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只有金钱，才是可以衡量一切的最准确的标准。金钱的暴富让我们丢失了家的本质，没有准备的财富突如其来，并没有真正让我们的文化观、生活观同步增长。

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生活和家庭，不是为了某种至高无上的利益或工作而存在，反而是全社会的所有进步都是为了我们每一个家庭生活的幸福而存在，这才是社会的规律，才是对人性的尊重。金钱也好，工作也好，只是手段和基础，生活的目的，是让所有的成员都更幸福，而不是更有钱。

家庭成员都感觉到幸福，营造家庭和谐，只有在家庭财富增长的同时，着力构建良好的家庭文化，才能真正形成有品质、有品位和真正充实的富裕生活。

而暴富，使我们把本来是家庭核心的家庭文化丢在了储藏室里，把稳定的家庭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家庭道德规范和家庭成员的为人处世之道等放在了财产之下很多层。

官员暴富 危险是自找的

做官正在成为一个最危险的职业——这是当前政府官员几乎一致的心声。

与普通家庭的暴富不同，在中国，做官是既可以光宗耀祖又可以获得实际好处的职业。在风水界，有一个说法：要给逝去的人立碑，其子女或本身要达到处级干部的行政级别才有资格，不然会“盖不住”！

至于个人的好处，那就几乎不胜枚举了：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可以用手中的权力形成个人权威，因为权力之间的交换使用，办事可以获得极大的方便……

然而，暴富无声无息地来了，而且暴富得让人心惊胆战。

先看一组新闻：

1.局长香艳日记曝光：2010年3月，一部被认为是广西某市烟草局局长的日记在网上引起极大轰动，被各大网站疯传，“局长日记”包括从2007年9月24日至2008年1月31日每天日记，以及之后的5篇，共计145篇，每篇一般几十字。网友评价日记“非常简练，但真实生动，文笔流畅，充分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尤其是细节描述得较好”。该日记被网友公认为是“香艳日记”，很多篇日记提及性事，并涉及几个女人。而日记显示，其主要的工作就是请客吃饭。

2.科长制定玩弄女人年度计划事件。2010年4月，安徽安庆某事业单位科室负责人王成（化名）因受贿落马，几本日记与移动硬盘被查获，曝其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更有意思的是，其受贿与玩弄女性都制定了年度计划。“2003年至少要与56个女性发生性关系，确保有2名为良家妇女。”

3.“平均受贿额”成为新名词。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贪官受贿平均值是人民币884.1073万元。这与2007年的253.29万元相比，贪官“胃口”大了近3倍。有媒体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收入”等概念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出现“平均受贿”的说法，颇具“戏剧效果”。

……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官员们的收入、权力和个人爱好及“情趣”都极大地丰富了。抽的香烟越来越极品，住的房子越来越豪华，涉案金额越来越高，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玩弄女性越来越多！

追根溯源，中国官员的暴富，其原因相对复杂。既有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也有伴随中国经济成长，伴随中国企业家成长的灰色收入，当然也有贪污受贿的黑色收入。而权力的不受限制，使社会对官员权力的竞相追逐，成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繁衍生息的温床。其构成包括了白色、灰色和黑色等多种。

但抛开明显违法犯罪的行为不说，官场潜规则才是把官员推向危险职业的最核心根源，也是官员暴富的根本原因。

几年前，一个地级市主管财政的副市长落马，引起当地官场一片哗然。因为其查实的不明来源的资产为两百多万元。有人为其算了一笔账：根据官场潜规则，逢年过节拜年送礼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都是纯粹的公款开支，如果拒收，会被认为是官场异类。这位副市长主管的下属单位达三十多个，一个单位在几个重要的节日送上几百上千元，仅这笔收入十年间就可达数百万。而高级别官员工资基本不用已是共识，如果查实的资产属实，那么，这位副市长的落马，实在让人感叹不已。

无独有偶，一位主管煤矿安全的官员因受贿罪被起诉，查实的受贿金额上千万元。但其主管的下属煤矿为120余家。同样是“正常”的节日拜年送礼，其资产达上千万元一点不稀奇。

而体制内的官员本身拥有的合法财富就非常可观。就拿近年来价格暴涨的房地产来说，体制内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在单位低价合理分得一套高标准住房。然后再为子女购得一套商品房，稍微具备一点级别的官员，拥有两三套房产是再简单不过的事。然而，按今天的市值计算，即使是二线城市，仅这两三套房产的价值就在百万元以上。

也正因为这些不得不接手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巨额收入，才使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即使出现了阿勒泰模式等正面典型，却始终无法真正推广和实施，才使官员的消费出现了异化：赌博甚至赌到了澳门，玩弄女人成为家常便饭，抽烟抽极品香烟，喝酒喝顶级好酒，住宅越买越多越来越豪华……道理很简单，手中的钱越来越多，但花没处花，还会冒着随时可能被查处的风险！

官员的暴富源于权力的不受控制，但更来源于官场潜规则中法与理的尴尬对碰。

政府暴富 本位的迷失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史，上下五千年，“利”都不是政治体系中的核心要素。所有官员的政绩，都与“财政收入”没有什么关联。

然而，市场经济把整个政府体系的考核纳入了“经济效益”，更具体地说是GDP这一硬性的指标中。政府与企业一样，都变成了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的组织。当然，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两者手中掌握的权力有天壤之别。

于是，土地财政泛滥，招商引资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政府与民争利；于是，拆迁、国进民退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政府暴富了，却因为突然而来的财富而手足无措。

先是贪污腐败的案件发案率急剧上升，然后是行政开支突然成为一个惊人的数字：根据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的研究，两年前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公车的“三公”费用就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占总行政开支的30％！

局长极品香烟门的曝光，一方面使政府职能部门人员毫无节制的公款消费浮上水面，另一方面，促使另一种相对“合理”的消费方式大行其道。那就是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一个县政府大楼可以花上亿元来精心打造，其豪华与规模堪比“白宫”。庞大的政府建筑群在今天中国各地市甚至县镇比比皆是。城市广场屡屡挑战新记录，公共道路今年建明年修后年又重建……

在去年“两会”期间看到：政府豪华办公楼已成为代表、委员炮轰的焦点话题。于是新华网当时刊出了《国内豪华办公大楼大曝光》一文，图文并茂。那些豪华的政府大楼，的确让人叹为观止，大饱眼福。

今年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政府豪华办公楼再次成为焦点。民盟中央常委俞敏洪委员说：“政府的大楼太漂亮了，我跑了很多国家，跟国外形成了太大的反差。”紧接着，经4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一致赞同后，政协新闻出版组第一个大会期间形成的特别提案“出笼”：为使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落到实处，建议今年适当时候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行政机关办公楼建设的专项检查。监察部表示：“清理政府部门豪华楼堂馆所，已被中纪委、监察部确定为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然而，我们却遗憾地发现，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禁止党政机关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及办公楼的禁令其实早已不少：

2007年2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对政府机关违规建造楼堂馆所的问题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坚决刹住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的歪风；当年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国务院对禁建豪华楼堂馆所的坚决态度；

2007年3月1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相关通知上明确规定了省、市、县级单位办公楼综合造价的最高标准；

……

为什么政令与现实如此相悖？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暴富已是不可遏制的事实，暴富之后钱往何处去？私入个人腰包，在目前的管理体系下是风险最大的，而花在吃喝玩乐等消费上，风险性也渐渐增大。综合各方因素看，只有表面上看“为组织为人民”的政绩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是既有利个人又有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的：集体决策、改善政府形象、提高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拉动地方GDP……

这种缺乏合理约束机制的政府暴富，更把政府为民服务的本质演变成为个人升迁的机器。豪华楼宇能装点当地政府门面，能“忽悠”前来投资考察的外商或者是考核政绩的上级官员们，违规决策的官员们不是被问责、被处分，反而因“政绩不俗”而频频升官。这样的“人治思维”及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不调整，暴富之后的迷失将依然遍地开花。

政府的基本职能在于管理与服务，而不是挣钱。也因此，政府暴富之后的行为变化完全符合行为逻辑。我们怎么能够期望一个富得流油的“公仆”能够把一门心思花在如何为自己的“主人”服好务上面呢？何况这个“富”的过程是如此简单，如此轻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初衷，演变成了集中了力量，可以随意办事。

其实，钱本身并无善恶之分，暴富本身也并非一定就是贬义词。政府暴富之后，对财政体系是否有合理可行的约束机制，才是今天最应该思考和实施的富裕逻辑。

让灵魂跟上财富的步伐“放牛娃，你放牛做什么？”

“把牛养大了好卖钱。”

“卖了钱做什么？”

“盖房子。”

“盖了房子做什么？”

“娶媳妇”

“娶了媳妇做什么？”

“生孩子。”

“生了孩子做什么？”

“让他放牛。”

这是一则在国内流传很广的寓言，短短几句对话却道尽了颇有“中国特色”的“活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生的价值何在？物质富裕了又能干什么？有多少人的一生不过是一个“放牛娃”？

千百年来，赚钱，赚大钱，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唯一梦想，对财富的追求成为推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内心里迸发出的对财富的渴望，也是中国经济启动的原动力。

但是，富裕了，我们有什么准备？

不经意间，我们被富裕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却远远落在了财富的后面。

历史是教科书。翻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类似的过程其实同样出现在欧美大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勃兴，欧洲社会的价值观被动摇。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科学技术使一些传统的信仰丧失了土壤。人们发现科学也有不能解释的东西，物质享受只是浮华一场，所以欧洲人失去了过去慰藉生活的一切信仰，苦闷彷徨，无所适从。这一时期，大量的批判现实主义题材的著作和欧也妮、葛朗台等经典人物形象应运而生。

抽刀断水水更流，欲望是一条奔流不止的河流，砍是砍不断的。对财富的渴求，本是无法遏制的。对欲望的控制、净化，从而合理运用，才是我们应该做好的准备。

停下来，让思想、道德、信仰跟上财富的步伐，才是我们今天面对富裕最应该做的准备。

中国人历来耻于言利却又极为重利。耻于言利，其实是用道德和信仰在压制物质欲望。但精神和信仰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

在我们完全没有做好精神文明准备的时候，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大潮迅速袭来，原本就相对匮乏的思想、道德和信仰面临着巨大的冲击。随着市场经济观念在中国的推广，原来压制我们物质欲望的精神理念被稀释摊薄，纯物质欲望被完全打开。

在物质富裕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修己克己，如何善待已经拥有的财富，利用这些财富，慢慢梳理、积淀成延续数代的文明。

毋庸讳言，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于我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摧残是显而易见的，其后的改革开放解决和释放了人们对物质追求的动力，而我们追求精神文明的动力又在哪里?

最后，借用两位中外名人的警世恒言与国人共勉：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早就提醒过我们：“我中国将见于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不言富而富在其中，不言强而强在其中矣。”

1895年，美国老牌贵族、社会学家尼尔森•奥尔德里奇写下如此忠告：先富阶层就要让“男男女女的继承人们，心中应永远怀着提升整个国家的信仰，如果不那么做，那将是这个国家的灾难”。

这些话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恰到好处的警示。

编　辑　周云成

E-mail:zyc@cais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