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从民谣看我国法制建设
民谣作为一种集体口头的创作，要找到它的最初作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民谣中人们敢于讲真话而不必担心会遭到打击报复。当然，同样因为不必负责任，民谣中有的话可能讲过了头，带有较重的情绪色彩，但这种强烈的情绪同样是真实的。情绪色彩愈强烈的民谣，反映的问题也愈严重。去年我参加一个法制建设实施状况的调查，调查显示，群众眼中形象最坏的机关是公安局。我发现讽刺揭露公安局的民谣数量之多情绪之强烈，也是其他民谣无法与之相比的。
我运用民谣来分析民主法制建设现状，除了相信民谣的真实性外，还因为在中国从事真正科学计量的社会调查很不容易。官方系统逐级上报的统计数据可信度不高，诚如一首民谣所描绘的：“村唬乡，乡唬县，一直唬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了一遍又一遍，念完去赴宴。”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关于吃喝风的民谣，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无席不成会，无会不成席。”
“大宴三六九，小宴天天有。”
“官僚一餐，工农三六五天。”
“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党风喝坏胃，喝得单位没经费，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纪检委，书记说能喝不喝也不对。”
“感情深，一口吞、感情浅，舔一舔；感情薄，喝不着；感情厚，喝不够；感情铁，喝出血。”
“喝酒喝，喝得朋友排成队，喝得效益翻五倍，喝喝喝。”
“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不吃是白痴。”
“公关公关，无酒不沾；友谊友谊，酒来垫底。”
“喝得地摇天坠，喝得上吐下泻，喝得整天昏昏欲睡，喝得形象不伦不类。领导批评对对对，下次还是照样醉。群众告到纪检委，纪委书记气炸肺：大吃大喝是犯罪，劝告不听要处理，到了时候别掉泪。只可惜，纪委书记的话儿顶个屁！”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
“酒肉穿肠过，党性心中留。”
“局长科长，一天两场，一顿七八两，把肠胃献给党。”
“早上包公，中午关公，晚上济公。”
这最后一首十分形象地指出：即使是包公这样的清官也未能逃过吃喝风的袭击，他老人家中午喝得象关云长一样满脸通红，晚上喝得象济公和尚一样疯疯癫癫。
吃喝风的盛行，决不仅仅是个浪费公款的问题。即使将来什么时候制定一个法律，把吃喝风合法化，人们也不能不问：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里，人民怎么能长期容忍政府官员如此挥霍公款而不赶他们下台？一群醉醺醺的官僚又怎么能够公正地执法？酒后开车是世界各国都禁止的，难道公正执法比开汽车还简单吗？
抽烟不顶事儿，冒泡管一阵儿
几年前曾经流行一些关于政府官员无所事事的民谣：
“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
“八点上班九点到，一杯茶水一张报，翻翻文件十二点，吃完午饭车马炮。”
“上午满天飞，中午端酒杯，下午早早归，晚上画乌龟。”( 画乌龟是打扑克时计算输赢的一种方法,这里借指打扑克。)
现在这些民谣已经不如过去那么风行了，因为与无所事事比起来，不办事和乱办事更加令人痛恨。事实上，人浮于事的机关虽仍大量存在，但有时无所事事也不过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原因是“没有好处不办事”。
下面这些民谣告诉我们目前在中国到某些政府机关办事的规矩：请客是下策，送礼是中策，送美女才是上策。如果你笨到连客也不请，那就无药可救了，那结果就会如一首民谣所说的：“办事凭公文，十有九不成。”
“抽只烟，不办事儿；喝顿酒，管一阵儿，不送东西不成事儿。”
“抽烟不顶事儿，冒泡管一阵儿，要想办点事儿还得组合柜儿。”
“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歪门斜道好办事，正儿八经难办事。”
“有了金钱推着办，送上美女主动办，无钱无女靠边站。”
“干活的穷，倒腾的富，吃权力饭拿好处的挣钱没有数。”
“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兜里揣着避孕套。”
“公检法商贿赂好，谁想告咱也白闹。”(此处“商”指工商管理局。)
“锅里没有米，办事也送礼。”
讽喻办事要送礼的民谣，也跟讽喻吃喝风的一样多。说到送礼，许多人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官民各打五十大板，甚至将主要责任归之于民。这种看法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民比官多，一个受贿的官员受贿的总金额显然高于一个求他办事的普通群众行贿的总金额。更何况在许多情况下根本就不是群众愿意行贿，而是政府官员强行索贿。上面所引的民谣中对索贿也是有所反映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锅里没有米”的人会自愿行贿！
政府官员的强行索贿，通过另两类关于“乱办事”的民谣也可以从侧面窥知：因为在这两类“乱办事”中，政府的非法行为显然是主动的。
第一类是官商行为,这方面的民谣有:“大倒作报告,二倒作检讨,三倒坐监牢”。(此处“倒”指“官倒”)
“官商下海赚大钱，裁判、队员一身兼。”
“党政军，农工商，各行各业皆商场。”
第二类是政府主动走出去找群众“执法”。这一类民谣有：
“公安抓嫖又抓赌，讨价还价不怕丑；不要收据罚一百，若要收据二百五。”
“城管队，是土匪，临街摊贩倒透霉；昨日拿走米一筐，今日水果滚满地。”
大陆政府官员受贿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集体受贿，官员们美其名曰“福利”。反映这种情形的民谣是：“一车车年货哪里走？知否知否？今朝姑肥婆瘦。”(姑肥婆瘦的意思是说工商、税务、银行等横向管理机构肥了，农林水利及各工业主管部门却瘦了。)
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政府官员心儿掉在钱眼里，当然不可能公正执法。其结果如何，民谣也有反映：
“犯大法赚大钱，犯小法赚小钱，不犯法不赚钱。”
“派出所，鬼门关；十人进，五人残。”
“公检法，是流氓，工商税务两条狼，乡政府是土霸王。”
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愁
农民负担之重，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因缴不起粮款而挨打、坐牢者有之，上吊、投河者有之，奋起反抗者有之，举家逃亡者有之，以至于中共中央也大为着急，不得不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农民负担能减轻多少、减轻多久，恐怕还是很成问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地边。”政府上层的腐败问题不解决，小官还得继续“孝敬”大官，农民负担的减轻就没有什么指望。
关于农民负担的民谣有：
“头税轻，二税重，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头税指上交国家的农业税,二税是上交乡政府的统筹费。)
“你集我集他集农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愁。”
“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都来吃一顶破草帽。”(金钱豹指工商、税务、银行、财政；十三顶大盖帽泛指公安、武警等执法部门。)
“民不能跟官斗，官不怕你穷，鬼不怕你瘦，瘦的也要榨出你三斤油。”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催性命指搞计划生育。)
“盗贼暗中偷，干部明里拿；盗贼可以抓，干部不能骂。”
从上述民谣中的“吃”、“拿”、“催”、“榨”等词可以看出，农民负担问题决不仅仅是“穷”的问题。许多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准近年都有停滞和下降的趋势，但造成这种停滞和下降的往往既不是天灾，也不是懒惰，而是人祸，即政府官员的腐败贪婪。农民负担中的大部分是强加的，这种强加的手段也极其残暴，一句话，不把农民当人。请看民谣：
“干部下乡五子登科：拿谷子，赶猪子，扒房子，拷铐子，坐牢子。”
由于农民负担过重，一些带有“造反”意味的民谣也出现了：
“过去的土匪在山里，现在的土匪在乡里。”
“重阳搭霜降，改朝换帝王。”(1993年的重阳与霜降是同一天,即十月二十三日。)
农民们已经忍无可忍，以至于要求换皇帝了。不过据笔者对农民的观察和调查，这仅仅是农民的一种希望，并未见之于行动，而且农民呼唤的新皇帝也不是别人，而是注意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大员。
年轻化，知识化，关键是要听话
大量官吏公款吃喝、吃请受贿、鱼肉人民，与用人方面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打麻将一夜两夜不睡，跳起舞三步四步都会，玩女人五个六个不累，喝大曲七两八两不醉，干工作九年十年不会。要问我是谁，党的第三梯队”。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
“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德才作参考，关系最重要。”
“酒喝七八两不醉，麻将打几天不睡，见了问题就退，上司说的都对。”
“二十七八，电大夜大；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累死白搭；五十七八，准备回家；六十七八，种树种花；七十七八，大干四化；八十七八，南巡讲话。”(电大夜大即电视大学和成人夜校。)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关键是要听话。”
“有心人拍马，无聊者读书。”
“年龄诚可贵，文凭价更高，若要根子硬，二者皆可抛。”
“只要经济搞得好，爱和谁搞和谁搞；只要方向走得对，爱和谁睡和谁睡。”
从这些民谣中不难总结出某些党政机关用人的几条标准：根子硬，听领导的话，陪领导玩，天天把四项基本原则挂在嘴里，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给单位弄来钱。其中听领导的话、陪领导玩是最根本的，其他三条具备一条即可。此外，年龄和文凭有时也起点作用。
这些民谣中虽然不乏过激和以偏概全之词，但在本质上是真实的。于是问题就产生了：一个连普通公民道德都不具备的人你能指望他做什么好事呢？！根据这样的用人标准，即使把现在有问题的官员都换掉，又怎么能指望新上来的官员比他们的前任强些呢？正因为如此，所以民谣说：
“红烧乌龟婆，清炖王八崽；乌龟王八下台去，毒蛇猛兽上台来。”
“乌纱帽，日日抢，新官换旧官，谁是谁非不用讲。”
一切向钱看
造成吏治腐败、人民权利毫无保障的局面，不但有制度和用人标准方面的原因，也与政府指导思想的庸俗化有关。
“不管白马黑马，能赢钱就是好马。”
“只要经济搞得好，爱和谁搞和谁搞；只要方向走得对，爱和谁睡和谁睡。”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银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金钱。”
“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
这些民谣有的是政府自己大事渲染的，有的是群众对政府指导思想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民谣不象前几类民谣那样充满义愤。这恰恰说明：一切向钱看的病毒已经扩散到整个民族。一切向钱看的结果自然只能是：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为了钱，人格、自由、亲情都可以抛弃。
“有钱能使官推磨。”
“家有十万元，头枕衙门眠。”
“校门口，朝钱开，有才无财莫进来。”
“捞够几十万，最多判两年。”
“身上带着扁扁货，走遍天下不挨饿。”(“扁扁货”指女性下体器官。)
人们对于这些金钱崇拜带来的丑恶现象表示愤愤不平的时候，往往忽视他们自己也已经染上了金钱崇拜的恶习。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则民谣还有不同的说法， 一作“其中一亿骗中央”，指官僚们瞒着中央经商。)这首民谣虽然有些夸张， 但以挣钱的多少作为选择职业的根据和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则已蔚然成风。俗人见了面问得最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每月挣多少钱？
你们法院算老几？
行政诉讼对于吏治腐败之无能为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腐败的已不只是少数官员，而是大多数。民谣如是说，很多纪检干部也是如是说。
“行政诉讼难，难于上青天。”
“赢了这一次，败了一辈子。”
“我是特警,人称土匪;我是城管人称地痞;县委政府支持我,你们法院算老几？”
“党委作报告，政府作被告，书记作指示，乡长挨板子。”
行政诉讼之难首先是公民、法人不敢告行政机关，不敢告的原因主要是怕遭行政机关打击报复和怕法院官官相护。被告行政机关对原告人的打击报复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形成了民谣──“赢了这一次，败了一辈子”。去年进行的“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调查表明：原告们是迫不得已才打官同的。他们遭到行政机关非法的不公正待遇时，通常的做法是托人说情、送礼、主动向行政机关道歉，以求减少损失；或者干脆就忍了算了。由于公民，法人不敢告行政机关，法院行政庭受理的案件数一贯很低，许多行政庭不得不兼办民事、刑事案件。
官官相护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法官们自己也承认，法院的人事任免、财产来源都依靠地方，水、电、煤气设施和学校教育等又都操纵在政府部门手中，法院也得罪不起掌握着各种权力的衙门。因政府部门的败诉，给法院停水停电者有之，隔三差五去法院检查卫生者有之，去法院检查违章建筑者有之，把案子办到一半的审判人员调到党校去学习者有之，法官们认为，行政诉讼最大的阻力来自行政机关和社会关系网的干扰，而社会关系网的干扰一大半也是通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来实施的。
衙门口，朝钱开……
吏治腐败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连法院自身也腐败了。有关的民谣也不少：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有理无钱莫进来”。
“饿死莫作贼，气死莫告状”。
“大盖帽两头翘，哪里有酒哪里到；吃了喝了不算完，还说法制不健全。"
“大盖帽，两头翘，吃民原告吃被告，兜里揣着避孕套。”(大盖帽指执法人员。)
“法院办案搞承包，办案经费找原告；一件案子分十个，为叫原告掏腰包”。
“公检法商贿赂好，谁想告咱也白闹”。
实际上，批评政府腐败的民谣也同样包括了对法官的抨击，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政府官员和法官都是官，老百姓从来都把法院看成政府的一个部门，就象公安局那样。
法院的腐败告诉我们：仅仅强调审判独立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审判公开和建立陪审制、弹劾制。法官也是人，决不是天使，因此他们必须被置于人民群众及其代表机关的监督下。审判公开决不仅仅是宣判公开，而是整个审判活动都得公开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人大举手，政协拍手
某县委宣传部长到省党校学习，党校老师问他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他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老师说：“不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位宣传部长对老师的观点嗤之以鼻：“你那是‘本本主义’。”
这位老师的确是“本本主义”，他是照宪法条文说的，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说的。实际的情况是：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是一枚“橡皮图章”。
“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
“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
“党委的权，政府的钱；人大的手，政协的酒。”
还有一首民谣是专讲人大的：“啃啃鸡腿敬敬酒，开开大会举举手，开完大会去春游，回去报喜不报忧。”
人们常常抱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起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应有的作用，其实这是在舍本逐末。代议机关只有对选民负责才能代议。全国各级人大代表的真正选举人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是党委而不是有选举权的公民们使他们成为人民代表的，因此，人民代表大会自然只能充当党的驯服工具。对于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各级党委的驯服的橡皮图章，各级党委和大多数人民代表恐怕都是非常满意的。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加强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宪法上规定的人大权力并不少。问题的实质是落实宪法上规定的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要落实公民的选举权，必须大力加强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开放报禁，实行自由竞选，真正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概括一点讲，就是要使人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和集会结社权，让人民在知情的状态下进行投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选举，才能选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
一等人，是公仆……
大量的民谣说明：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做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群众的拥护，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虽然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有些提高，并使少数人富了起来，但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吏治腐败，道德沦丧，民怨沸腾。如果说这十多年在经济改革方面还有一些成功经验的话，那么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则是彻底地失败了。
中国人需要承认自己的失败，深刻地反省自己的过去，并进行一场全面的和平的变革。一场全面的和平的变革已经到了燃眉之急的地步。再不进行这场变革，恐怕就要失去变革的能力了。至少，恐怕是要失去和平变革的能力了。官场腐败的毒瘤正在这个国家的机体上扩散，从“乌龟王八下台去，毒蛇猛兽上台来”这条民谣中可以看到这种扩散的危险程度。更为严重的危险是,整个民族腐败堕落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请看民谣：
“一等人，是公仆，子孙后代都享福；二等人，是经理，坐着洋车搂美女；三等人，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四等人，搞租赁，搂了大姘搂小姘；五等人，是演员，屁股一扭就来钱；六等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七等人，手术刀，剖开肚子要红包；八等人，搞宣传，信口雌黄只为钱；九等人，个体户，偷税漏税来致富；十等人，教书匠，推销次品好榜样”。
这首民谣向我们昭示，连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官、救死扶伤的医师和当“灵魂工程师”的教师，都已经在大批走向堕落。再不全面改革，恐怕就没有人来领导全面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