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代” 的代际人生

　　1949年大军进城，全国青年学生唱起《延安颂》——“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安在全国青年心目中既神秘又圣洁，令他们无限向往，心醉神迷。1949年以后，“延安出身”成为新社会的入门券，“延安一代”成为新中国知识界的主导群体，他们在将马克思主义带进城的同时，也成为红色意识形态的掌门人。

　　“延安一代”全面接班

　　“延安一代”指大致出生于1900—1925年之间的红色知识分子，他们于抗战前后进入各根据地或加入中共阵营。上世纪80年代，党内将延安时期（1935—1948年）视为“黄金时代”，也将延安一代称为“黄金一代”。中共元老李维汉说：“现在有些同志把延安的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

　　延安时期，延安一代中的精英陆续进入枢要，参赞军机，成为中共各要角秘书，跻身“梯队”。先后进入政坛高层的“青年学士”集团成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黄华、廖盖隆、李锐、邓力群、吕振羽、宋平、廖鲁言、曾涛、王任重、蒋南翔、邓拓、艾思奇、孙冶方、范长江、姚依林、王鹤寿、马洪……

　　“文革”时期，延安一代已多人进入政治局：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吴德、江青、叶群；部长一级有乔冠华、何东昌、钱正英、熊复。还有名噪一时的王力、关锋……

　　“文革”后，1981年中组部统计3900万党员，1949年10月前入党的仅6．8%，多已升入中高层。1982年十二大后，万里、胡乔木、姚依林、方毅、乔石、田纪云、吴学谦等“一二?九”一代进入政治局；李锐、蒋南翔、谷牧、王丙乾、胡绳、崔月犁、杨静仁、芮杏文、阎明复、邓力群、许家屯、朱穆之、朱厚泽、穆青、贺敬之进入中委，开始全面接班。1987年十三大，正式整体接班，粤闽琼等各省首长亦多出自延安一代：任仲夷、项南、吴南生、梁湘、高扬、池必卿……此外，还有中央各部门首长于光远、胡绩伟、曾涛、李普、曾彦修、刘顺元……

　　正如宋元影响明清、明清影响现代，延安一代不仅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并将继续影响21世纪的中国。就是“延安故事”也传播甚远。岁月飞逝，如今延安一代已整体走进历史天幕的褶皱，无论如何，他们的“演出”结束了。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他们在舞台上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还有他们的爱恨、希望、迷惘、悔恨、叹息……一代人走的路应该浓缩为历史的坐标，一个智慧的民族应及时蹲察前人的脚印。从历史经验获取角度，对前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判认，总是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人文高度与认知水准；研究代际差异，不仅能清晰丈量出时代前进的距离，亦可汲取继续前行所必须的历史经验。

　　中共军政胜利的重要组织保证

　　人的因素第一，若无延安一代集合在“毛泽东旗帜”之下，中共便不可能在抗战后获得山呼海啸般的集团力量。延安一代是中共军政取得胜利的组织保证。1944年5月毛泽东说：“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和一个很小的军队……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抗战之初，红军组建的八路军、江南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加起来总共才五万余人，白区更是微如星火。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供称：“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二百人，人才极感缺乏。”1934年北平地下党遭受重创，只有几个党员，已无党的组织；“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全城只有9名党员，加团员也只有20人左右，四川地下党直至1936年秋尚未恢复组织活动。

　　从队伍构成上看，仅有来自山上的“枪杆子”，缺少来自亭子间的“笔杆子”，只有“力”没有“理”，也无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1928年7月8日，江西省委在《江西工作近况》中称：“……感着知识干部分子缺乏之恐慌了，各地秘书之缺乏，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有人，这也是江西工作的困难和缺点。”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苏区大会上说：“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 1939年的延安“一二?九”纪念大会上，毛讲道：“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在读到香港乔冠华的国际评论时说：“乔的文章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对于大批知识青年的加盟，毛泽东的政治灵敏度很高，再三说服工农干部必须笑脸迎纳。1939年12月，毛撰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同一时期的中组部部长陈云说得更透彻：“我们的革命是在农村里面，可是农民不识字，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 事实上，红色思想就是随着延安知青的脚板走向全国的，这批有文化有能力的学生娃乃是各地革命活动的骨干。

　　延安时期，中共高干挑选秘书绝大多数为北大清华生或燕京生。学出名校，各方面素质就是高人一筹。在基层，名校生的作用亦得到彰显。清华化学系与天津工商学院经济系学生姚依林，既利用化学知识制造土炸药，又利用经济学知识管理晋察冀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财经办副主任、工业局长等职。（姚锦编《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版）金陵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李苏，为延安制造出黄色炸药；辅仁大学化学系教师张珍担任晋察冀兵工厂厂长。

　　客观上，中共当时也只能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发展对象。1938年初任四川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廖志高分析：大量发展党员，要着重在大学、高中的青年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产业工人以及国民党的机关职员中发展，同时要注意尽可能地发展农民入党。结果，发展的青年学生党员最多，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工人、职员，农民极少。（廖志高《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地下党的重建和川东党组织发展、巩固的主要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抗战初期，中共发展迅速。抗战第一年，八路军从不足3万扩至25万，次年，敌后华北地区成为最大根据地——党员60万、军队20余万。胡乔木1941年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3年前的4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4万人发展到80万人。” 总之，时至1946年6月，国民党总兵力430万，中共军队127万，已初具对抗实力了。

　　地方师范为“延安一代”储才

　　19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人数稀少，清末以来发展起来的地方师范大大拓展了中小知识分子总量，为中共获得迅猛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库打下基础。国民党推广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也为中共培养了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师范教育成了中共向乡村渗透的主管道。毕竟，没有知识的火把，便不可能点燃革命的烈火；没有一点知识，既理解不了高深的革命，也不会为组织所倚重。

　　凋敝的乡村与贫寒的家景，使这一茬城乡知识青年天然地不满于现状，免费或半免费的师范教育又正好提高了他们的文化能力，使他们能大致接受赤色学说，从而有可能“升华”自己对人生的不满。他们身处穷困之境，自然希望通过社会变革以获得更多的上升空间。此外，中小知识分子大多年轻气盛，因知识而存寄望，因失意而怀怅恨──“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1925年，15岁的伍修权在武昌街头发表红色演说，“听众中大都是年轻的工人、职员和学生” 。

　　1921年初留法女生18人，16人出自川湘粤江四省各级师范，内有蔡畅、蒋碧微。大革命时期，各地师范更是红源，如著名的浙江一师出了大批左派师生：陈望道、茅盾、施存统、柔石、冯雪峰…… 湖南一师出了毛泽东、蔡和森、萧楚女等；衡阳省立三师出了曾希圣、江华；长沙周南女师出了杨开慧、蔡畅、丁玲、王剑虹等；湖南省立女一师出了向警予；湖南桃源县省立女子二师出了王一知（张太雷妻），衡阳省立女三师更是出了大批革命女性，如曾志、彭家将（四姐妹）；济南一师出了王荩美；重庆省立第二女师，在教员肖楚女、张闻天引导下，一些十三四岁的女生读了《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从而入团。

　　这些师范生到达延安与各根据地后，经过“现炒现卖”的短训，很快进入基层干部队伍。否则，要将众多文盲培训成能够使用的干部，仅靠中共的短期培训，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抗大六期因缺少外来知识青年，学员文化程度普降，说明失去国统区的人才输血，中共就无法直接得到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干部。

　　姚依林说：在各根据地训练干部，第一批受训者即为当地小学教员、中小学生。“中学生在当时农村便是大知识分子了。由于农民群众对于革命道理一时还接受不了，区党委一开始就是依靠地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的。他们当年都只有二十来岁，有的来自大城市，有的是冀东暴动后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领导，只因懂得革命道理，对抗日救国、社会革命都能讲出一套话来，所以受到了信任。” 整个抗战期间，约20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短训，仅抗大就有10万人次。

　　这批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政权的基层细胞。大批工农的加入，首先需要一批知识分子去动员和组织。因工农文化低弱，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只能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7月冀东抗日大暴动，队伍骨干为300多名当地小学教师的地下党员，他们很快当了连长、指导员、团长。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在全国已拥有40万人的干部队伍，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党组织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则是来自宝塔山下的“延安知青”。

　　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抢不过共产党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约占70%（高中以上19%），初中以下约占30%。推算可知，高中以上程度约为8000人。当时的延安，大学生很少，高中生就算不错了，这批高中以上赴延的知识青年均为有抱负有能力者。根据历史经验，凝聚时代精英乃是能够成事的基础，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

　　延安一代中还有一小批留学生。主要为留苏、留日学生，留欧、留美者甚少，除非进入延安前已接触、接受马列，否则不会选择奔赴延安。因此，延安思想界的知识分子构成十分单一，除了马克思主义，其他西方思想基本上“刀枪不入”。一位学生地下党员承认：当时没有看过也不想看罗素和杜威的东西，一上来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抨击其他流派。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比较各家学说，深化了认识。李泽厚先生对这一群体的评价为：“狂热激昂，然而华而不实。”思想成分的纯粹单一，失去因歧异而存的制衡，乃是今后政治走向日渐收窄的“社会基础”。

　　从全国名校学生奔赴延安的情况看，以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等北方大学的学生居多，南方的金陵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则相对较少。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一二?九”运动爆发于平津地区，中共地下党十分方便吸收平津名校的激进学生；二为地域阻隔，南方诸校学生因路途遥远，赴延安相对不易；三是中央大学等南方名校，国民党“政治思想工作”相对较强，红色思潮受到阻挡。

　　大批知识青年的加盟，迅速扭转了以往只能从工农中提拔基层干部的局限，基层细胞的知识化程度迅速提升，队伍质量得到优化。1937年底，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一纵队，“两千余人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东北流亡进关的大学生，有在各地参加过学潮的大学生，还有一些海外回来的华侨青年”。彭德怀得知后十分兴奋：“眼下八路军中知识分子很缺乏，我们一直为这件事伤脑筋。你们现在保存了这么一批知识分子，这可是最宝贵的财富！”抗战初期，还有一些抗大生被亲共的国民党将领招募入伍，成为天然的“第五纵队”，后来起了巨大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1943年版）中共迅速在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上作出调整，改变1928年“六大”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政策，高擎抗日、民主两面大旗，以孙中山“总理遗嘱”相号召——外争独立、内求民主，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强调抗日。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在这场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战役中，国民党明显败下阵来。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3万（主要是1940年以后发展的），显然未能抢过共产党。

　　“两头真”的代际作用和历史价值

　　1949年以前，延安一代助推中共建政，1950-1970年代拥立红色意识形态，80和90年代推启改革开放，少数佼佼者艰难反思，形成可贵的“两头真”。

　　从中共党内代际序列上看，大革命一代、红军一代为举旗打江山的第一代，延安一代为接班人的第二代。抗战时期，中共文武首脑绝大多数为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此时的延安一代尚年轻，属于“行动的一代”，处于党内中下层，起着执行与贯彻的作用，还未上升到参与决策的领导层。大革命一代的领导者均为来自江西苏区与留苏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这一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文革”后。延安知识青年何方说：“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三八式’一代只起了中下层的骨干作用，上层领导还是用经过长征的工农老干部。”

　　延安时期，除了极少数“延安学士”渗入高层，参赞机枢，成为接班人梯队的秘书，绝大多数延安一代作为基层骨干散布各根据地。一些“学生娃”深入敌后，几个月或半年就能拉起一支队伍，建立根据地。这批精英的到来，使原本蜷缩陕北一隅的社会组织与价值理念，迅速膨胀扩散，通过延安知识青年分赴四方，辐射全国。这一时期，延安一代比较突出的领域是意识形态。因为大革命一代不是身居高层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思想文化方面的“末事”，便是文化能力原本就低下，无力参与其间。因此，从代际角度看，延安一代首先接班的是赤色文化思想，即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接过革命的枪”。2001年李慎之说：“今年70岁到90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年龄段的人的功劳是主要的。” （李慎之《历史的先声》）斯诺前妻海伦?斯诺亦谈到：“从1935年起，正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成了中国左派和共产主义分子同西方联系的桥梁。”中共搞外交也离不开这批精通外语的高才生。

　　从参与革命与支付的牺牲上看，较之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延安一代奋斗时间较短、支付成本较小，30多岁已位居厅处级，少数进入省军级，个别进入中委，成为指点江山的人物。当然，延安一代也经历了“革命淬火”，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共和国阵痛”。延安一代当然也犯下了一系列“红色错误”，留下大片需要清理的各种“违章建筑”和许多需要纠正的“逻辑”，此乃“两头真”人物之所以出现的“历史呼唤”与“代际需要”。

　　19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延安一代从思想上开始分化。进入1990年代，形成声势日壮的“两头真”。虽说黄昏夕阳，延安一代的“余热”仍是中国宝贵的人文养料。“两头真”一派认为：一场以满足更多愿望欲望为初始号召的革命，最后竟拐到剿灭愿望欲望本身；以革命的名义消灭革命，以美好的旗号卷走美好……于是，延安一代中出现反思者，这才发现不少最初的逻辑就存在偏颇，铺斜了栈道，架歪了通道。

　　从经验获得角度看，延安一代最终深刻理解了汤武的逆取顺守，明白了逆取为非常之道，顺守乃治国之则。尤其经历暴烈的反右运动到“文革”，他们从切肤之痛中懂得了必须尊重历史经验，必须适度规随前人；革命者决不能将传统砸烂打光，不能彻底否定前人经验；现实不可能重塑，逻辑也不可能完全重设。若是一切推倒重来，岂不得从周口店重新开始？“反右”、“文革”之谬，便在于全盘推倒传统，藐视一切经验，走到“两个彻底决裂”——与传统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失绳于己，失范于世，事情当然就无法收拾了。从价值内核上，对经验与传统的回归性理解，乃是延安一代“两头真”的否定之否定，即这批人之所以最终获得历史认可的价值依托。

　　一切大规模社会行为归根结底都是文化行为，都是根据文化价值进行集体选择的宏观行为。能够被继承的人文遗产只能是逻辑与理念，或被后人认可、发扬光大；或被后人扬弃废止、改辙另行。从历史宏观角度看，这种逻辑选择、理念弃守，必然体现为时代进步与社会前进。政治之争最终转化为文化之争，“力之争”最终还得伏于“理之判”。因此，从文化与思想研究角度，研究延安一代知识分子，均可提汲许多至今尚未发现的历史浓汁。

　　李锐先生说：“直到现在，我们才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而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慧，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啊！”这一量级的反思，出自吮着“阶级论”成长的延安一代，其蕴其涵才真正属于“灵魂深处闹革命”，真正体现了历史的坐标性价值。（李锐《毛主席与反右派斗争》，《领导者》2007年第5期）

　　从斗争论走向和谐论，是社会实质性的进步，也是当代士林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