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农民明星”的戏剧人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这是一个大红大紫、大起大落的“农民明星”。如果吴满有没有参军、没有被俘，他会不会是第一个陈永贵?

　　对今天不少中青年读者而言，吴满有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可在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可谓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在《毛选》、《邓选》中被多次提及，还写入了中共中央文件。边区农业战线的“吴满有运动”和工业战线的“赵占魁运动”，使两人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两面旗帜。吴满有是毛泽东的座上宾，毛亲笔为他题词：“天下有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红色英雄”，却在1948年的解放战争中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国民党电台发表了他的“反共讲话”。最后，吴满有被开除党籍，身败名裂，郁郁而终。他昔日的“辉煌”，也在建国后很少被提及。从大英雄到战俘，吴满有书写了戏剧般的人生。

　　从逃荒灾民到劳动致富

　　吴满有，陕西榆林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柳林乡吴家枣园。初到延安，吴满有终年劳作，却一贫如洗，吃糠咽菜，饿到啃树皮，死了老婆，卖过女儿。

　　1935年，延安进行了土改。吴满有分到土地后，勤劳发家，丰衣足食，成了劳动致富的典型。他总结自己发家致富的经验：“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肯劳动。”吴满有在全村起得最早，睡觉最晚——天没亮就上山放牛，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闲着，他却到处去拾粪。庄稼出了苗，别人怕上山，不锄草，或者只锄一次，他却至少锄两次。一般农户耕地时掘土5寸深，他至少7寸深。因此，他的粮食亩产比一般农户多1/6。他还不断开垦荒地，扩大耕种规模。1942年，吴满有开荒36亩，1943年开荒96亩。吴满有不仅种田好，还会经营副业，牛羊养得最好，经常对放牛娃讲一些畜牧知识。他还广种果树，种柳条编筐子。吴满有发家后，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放羊娃，农忙时还雇用短工。

　　1941年，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极为困难。为了战胜困难，1942年初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吴满有家共收粮食34石，缴公粮14石3斗，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与盐代金815元。吴满有致富不忘共产党，带头多缴公粮，而且积极购买政府公债。他自己是抗属，却不但不要优待，还出任优抗主任，优待其他抗属。在大生产运动需要先进人物鼓舞士气的背景下，吴满有自然成为宣传的重大典型。

　　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典型报道”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记者莫艾的长篇通讯《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记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报道了吴满有“民国十七年的秋天”“沦落到延安府”，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他不怕苦、不怕累，玩命地工作，通过艰苦奋斗最终过上好日子的故事。全文语言平实朴素，让人倍感亲切。

　　5月6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吴满有——模范公民》，号召整个解放区向吴满有学习。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吴满有为全边区模范劳动英雄、模范抗属、模范公民。以此为起点，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吴满有运动”。继吴满有之后，报纸又相继树立起刘玉厚、申长林、马杏儿、郭秉仁、贺保元、马海旺、张清益、杨朝臣、郭凤英等一系列劳动英雄形象。

　　《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报道吴满有的新闻，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典型报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前的报道均缺乏有组织的各报联动，又没有上下统一口径，更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相比而言，《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宣扬是党报史上首次大范围、有体系的典型报道。莫艾等人的做法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表彰。于是，边区的典型报道蔚然成风。朱德的话颇为意味深长。1942年5月23日，朱德特别称赞《解放日报》改版后发表的劳动英雄吴满有的长篇通讯，认为其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救国公粮，即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的总数。

　　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甚至整个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一股学习劳动英雄吴满有的热潮。1943年2月24日，安塞县的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六条与吴满有开展劳动竞赛的条件，并请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霍子乐两位正副厅长作评判员。吴满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吴满有在信中说：“我想，只是在你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竞赛，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

　　这件事立即引起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贺龙到基层调研，发现两位劳动英雄争夺粮食高产的比赛，觉得很有意义，立刻向朱德总司令汇报。朱德即向部队推广两人开展劳动竞赛的事迹。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农民群众中，迅速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1943年，包括毛泽东在内，边区政府每个人都制订出一年的劳动计划。男同志上山开荒，女同志在家纺线。吴满有因此在边区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担任过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等职务。

　　此后，各条战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层出不穷。为鼓励开展劳动竞赛，边区政府还召开了各种群英会，按劳模们的贡献，分别给予重奖。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的座上宾

　　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宣传的“农民明星”，其言行水平远远高出于一般农民。陕甘宁边区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首先就出自吴满有之口。

　　1944年2月27日，边区宪政促进会召开座谈会。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在1944年2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前日座谈会上，吴满有称边区政府为‘人民政府’。”2月27日召开了宪政问题座谈会，《解放日报》1944年2月29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会议：“朱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接着，劳动英雄吴满有微笑发言，他说：今天我吴满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参加这个座谈会，和林老吴老李老坐在一搭儿讨论问题，在一个桌上吃饭，老百姓不怕政府和军队，这就是民主。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一条心，就啥也不怕，荒山也会变成金山。”

　　吴满有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农民。1943年春节后，《解放日报》发表吴满有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提出要为毛主席代耕。吴满有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毛泽东接受了吴满有的请求。此后，吴满有每年都把最早最好的一石麦子和一石小米，亲自送到中央办公厅。1945年春节，吴满有把自己喂的一头猪杀了，全部送给中央办公厅，自己一点也没有留。大年初一，吴满有一家节省地吃着糠窝窝。村里的乡亲们感动得都流了泪。吴满有一家交的公粮竟是全村一半之多。当吴满有得知毛主席爱吃辣椒时，就用向阳的好地专门给毛主席种了一块辣椒。到秋后，吴满有还把种在地畔上的南瓜送给毛主席尝。毛也多次给吴满有写信，或邀他去交谈，帮助吴满有总结经验，制订生产计划。同时，也了解农村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他们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学习吴满有对于农民有什么意义?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指出，学习吴满有，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给地主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日。”毛泽东还指出：在奖励政策之下，延安的吴满有等，“他们现在都成了很好的富农，缴公粮均在五担以上(边区一担三百斤)，并在农村中推动了其他农户发展生产。”因此，“1943年应大大提倡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使在三个区域内产生很多的吴满有。”这表明，鼓励这些“劳动英雄”、“很好的富农”先富起来，就能够极大地鼓舞、推动其他农户发展生产。

　　向吴满有学什么?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说：“吴满有方法就是劳动互助、深耕、多锄草、多施肥、多开荒，达到增加生产目的。”这不仅适用于陕甘宁边区，别的根据地也“必须提倡”。

　　通过吴满有，毛泽东对边区农业生产的潜力做到了心中有数。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毛泽东从吴满有谈到了边区生产增长的具体细节，他说：“好像从前提出要增加四十万石细粮一样，高干会议以前提出的，但究竟如何增加，没有哪个管。而前年高干会议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的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吴满有为毛泽东的大生产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毛泽东出身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与吴满有的交谈中，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对陕甘宁边区农村的构想。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4年8月，他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毛泽东说：今年雨水多，入伏以来，我就担心下雨，怕庄稼受损失。还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头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从中不难看出，吴满有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心中的分量。

　　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谈到：“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吴满有运动”、“吴满有方向”、“吴满有方法”等提法，使吴满有成了“明星”、“名人”，连毛泽东都亲笔为吴满有题词：“天下有名”。

　　1946年1月7日，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把他送到吴家枣园跟吴满有学农业劳动。毛岸英在延安生活了14个月，其中7个月是在吴家枣园度过的。毛主席把孩子送到自己家，让吴满有受宠若惊。他让毛岸英和自己的二儿子吴仲贵睡在热炕上，自己支一块门板睡在地下，说是为他们两个人在门口挡风，其实是为了毛岸英的安全。在跟吴满有拜师务农的日子里，毛岸英学会了开荒、铺场、碾场、扬场等农活。吴满有见毛岸英学种田吃苦出力，便心疼地让他慢慢来。其间，毛泽东把吴满有请到王家坪询问毛岸英在农村的劳动情况。吴满有夸奖毛岸英真肯吃苦，现在跟我们农民一样了。1946年，吴满有家生产粮食60多石，交公粮50石，羊40只，牛4头，成为延安县乃至整个边区的“状元”户。毛岸英走后，吴满有很是怀念他，常自言自语说：“这里有毛主席人家娃娃的功劳啊!”

　　中共新富农政策的“标杆式人物”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发家致富也会引起非议。因为吴满有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放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已经属于富农。有人致信《解放日报》提出疑问：开展吴满有运动的内容，究竟是鼓励农民努力劳动，还是提倡富农方向。为了回答这种质问，进一步为大生产运动扫除思想障碍，《解放日报》发表了复信。复信明确指出：“当前需要发展富农经济，同时要保护雇农，这同政治上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两回事”。吴满有是新式富农，又是党员，同旧式富农有本质区别，他是“革命的富农”。对他们的经济活动不应禁止，而且要反对党风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残余。复信指出：“吴满有式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的发展”，“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民粹主义的幻想就是叶青之流的反动欺骗，是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的。因此，吴满有式的这类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党的新富农政策的确经过了一个从提倡、鼓励到限制、消灭的转变过程。按照党的土改政策，在新起点上生产发家的新富农应该是农村发展的方向。毛泽东通过吴满有，深化了对新富农的认识，为党中央制订新富农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毛泽东在谈到新富农时，把吴满有作为典型提出要保护，吴满有也由此成为解放区新富农的“标杆式”人物。在一系列党的文件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对抗战后，由贫农、中农上升，朝着吴满有方向发展的新式富农，必须把他们看作基本群众(他们在政治上与旧富农有根本区别)，不得‘调剂’其土地，或用任何方式侵占其财产。”

　　在太行前线工作的邓小平也关注着吴满有式的新富农。1944年11月20日至12月7日，太行区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盛况空前的“太行第一届群英会”。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讲话，特别提出倡导吴满有方向，让贫的变富，富的更富。他在讲话的最后对吴满有方向问题做了解释，响亮地提出了实行吴满有方向，我们各位劳动英雄了解得更好、真正懂得这个方向的正确，我相信经过各位领导的倡导，吴满有方向的普遍发展，根据地新民主经济建设的进一步是不成问题的。

　　一介农民，能成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在谈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时特别关注的“标杆”式人物，20世纪仅吴满有一人而已。

　　延安艺术家竞相创作的对象

　　吴满有红了，成了艺术家们竞相创作的对象。

　　1943年2月6日，春节刚过，延安文化界百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举行欢迎边区三位劳动英雄座谈会，模范农民吴满有、模范工人赵占魁、模范机关生产者黄立德先后报告了翻身、生产的情况。与会者都很激动，诗人艾青即兴写了“欢迎三位劳动英雄”的诗。艺术家们一致表示，要接受劳动英雄们让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着手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

　　座谈会后，艾青来到吴满有的家，同吃同住，体验生活。3月9日，《解放日报》整版发表了艾青的长诗《吴满有》。这是一首用陕北通俗口语写成的民歌体叙事诗，将吴满有描写得栩栩如生，亲切自然。

　　长诗的最后，还附有艾青1943年2月17日写的一则后记。艾青写道：“我把我写的《吴满有》拿出来念给他听……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吴满有的感受力，是超过一般普通农民的。他随时给我们补充或改正。”“当念到‘人们叫你老来红’时，吴满有非常不喜欢‘老来红’这称呼，他说：‘叫我劳动英雄，我高兴，叫我老来红，我不要。’因为劳动英雄是光荣的，这是他好多年受苦换来的：老来红是暴发户，是侥幸的结果，他不是‘老来红’。直到我问他‘还有没有意见?’他说：‘没有意见了。几十年的事，被你一下写光了。’我的朗诵才算结束。一般地说，农民欢喜具体，欢喜与他直接相关的事、欢喜明快简短的句子，欢喜实实在在的内容……”

　　后来成为中国新版画大家的古元，在抗战时期也创作了描写吴满有的版画作品——《向吴满有看齐》。解放区的烟厂，曾专门生产过一种“吴满有”香烟。延安的秧歌队出现了“吴满有秧歌队”。此时的吴满有，已远远超出一个富裕农民的角色，而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某种象征。与其说是吴满有主动选择当“明星”，毋宁说是选择了他作“明星”。

　　经过媒体、文艺作品宣传的吴满有出了大名，那些宣传他的人也与之结缘。《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因报道吴满有受到毛泽东的三次接见。《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李锐也因为执笔“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得到召见。作家王实味曾在1942年10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在整风运动中心情极为痛苦，希望能到吴满有家里过一段安静的生活。1944年，丁玲的会客厅里除了悬挂毛泽东、朱德的油画像，还悬挂着吴满有的画像。作为一个农民，让丁玲如此顶礼膜拜，足以说明吴满有当时的影响力。

　　从参军、被俘到郁郁而终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塞县城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庆祝西北野战军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大捷。5月14日，会场上掀起了参军热潮。吴满有当场表态：要求参军打胡儿子(作者按——指胡宗南)!激动的王震当场接受吴满有从军。由于吴满有是“名人”，一参军便被任命为王震的西北野战军二纵民运部副部长。1948年5月8日，吴满有在西府战役中不幸被俘。关于吴满有被俘的细节，作家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一书中引用了当年陕甘宁边区保卫干部梁济的一段回忆：“这老兄当了高级干部还是不改农民本色，作战胜利，乘马驮满了缴获的布匹，还不时下马拣拾战利品。部队突然撤退，别人跑得快，吴满有舍不得马背上的物资，结果被敌军俘虏了。”

　　吴满有是俘虏中级别最高的干部，被俘之后开始并未暴露身份。吴满有被俘后化名王文亮，被编入胡宗南的“爱国青年训练总队”第五中队，在劳动中被一个被俘的通讯员指认出。胡宗南认为吴满有奇货可居，用飞机将他送到南京。9月，吴满有与另一被俘的中原军区第5师14旅旅长杨经曲，由国防部安排召开记者会。吴满有表示“痛改前非”，对自己的过去“深怀悔意”。不久，吴满有在国民党电台三次公开发表反共讲话。不过，1995年李锐发表文章，认为吴满有没有叛变。他指出，国民党在广播时做了手脚。“我是吴满有”第一句由吴满有说出，后面的反共内容由青训总队第一大队训育干事王铿清代讲。三篇广播词和吴满有等脱党宣言，以及吴满有受优待的照片被青训总队的刊物《爱国青年》编了“吴满有专号”，用飞机在解放区散发。吴满有“叛变”的消息，一时间传遍解放区。无论吴满有是否叛变，从他被俘的那一天起，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民党在撤退之前，释放了吴满有和杨经曲。1950年3月，吴满有被送回延安县柳林乡。不久，延安县委组织部召集柳林乡党员大会，宣布开除吴满有党籍。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是个热心人，他曾从新疆派人来接吴满有到新疆去，遭到吴满有的拒绝。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立高级社时，柳林乡七个村就吴满有一个人不入社。他一个人在延安放羊。吴满有曾三次给党中央写信申诉自己的冤屈，但均无回音。1959年3月，66岁的吴满有郁郁而终。大儿子吴仲富后来从延安搬回了横山，也把父亲的坟迁回老家自家院落旁边的黄土坡上。

　　延安是吴满有的福地。从横山县的一个农民，到红极一时的“劳动英雄”、毛主席的座上宾，学而优则仕，耕而优亦可仕。当他离开延安后，由一个大英雄变成了国民党的阶下囚。经过大红大紫、大起大落之后，吴满有回到了他生命的起点。

　　如果吴满有没有参军，没有被俘，他会不会是第一个陈永贵?结果不得而知。毕竟，历史不容假设。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