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开端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在中国，遣送城镇青年到农村去始于1955年。我们至少可以给这一时间找出三位先行者：为首的是俄国民粹派的名为“到民间去”的那一场运动，仅仅在1874年夏季就有几千年青的大学生下乡，他们一边劳动一边鼓吹造反。中国运动与他们最重要的相似点在于，都是城市青年下到农民中去直接与他们联系。可是很难比较这两场运动。俄国民粹派不准备在乡下待很长时间，而且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虽然充满着宗教式的豪情狂热（1874年夏季在俄国被称作“疯狂的夏季”），最后还是很快地以全面失败告终。民粹主义运动在中国倒是比较走运，但是不得不和它的对手之一：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1919年，李大钊（不久以后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不仅因为在中国大多数劳工阶级是农民，p.80也因为对青年来说农村是一个“光明”的地方，而城市则是很容易迷路的“黑暗”的地方。他的号召得到了响应，1920年代一些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到农村去宣讲了，他们搞成了一场农民运动。他们之中有澎湃，还有毛泽东，人人都知道，后来他把这场运动推到了很远。尽管1949年以后向遣送到乡下去的城市青年描绘的是革命者的农村美丽史诗，但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运动。

　　相反，1941年发起的已经名为“下乡”的运动，特别是1942年在延安那一场，与我们在这儿研究的可以拿来做一比较：因为都是由在位的共产党政府组织动员，作为目标都是既要改造农村又要改造下去的青年干部、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当年根本不可能预见在乡下待很长时间，因为战争状态不容制定长远的计划。至于下乡人数就更加不能与1950-1970年代的下乡运动相比了。但是，革命成功后领导人发起下乡运动时，中共在延安“实验室”取得的经验就毫无疑问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我们已经谈过，革命后最直接的下乡运动前身是1954年由赫鲁晓夫鼓动下共青团出面安排在苏联进行的大规模垦荒运动。最初的时候，中国的运动也是完全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应该特别指出，当时的规模并不那么大。1955年当新下乡运动在中国发起的时候，还不是群众运动。1955-1956年间，下乡的城市青年大概还不到8000人，p.81比起当时被大批遣送去开荒的青年农民及农村出身的城镇学校毕业生的人数来说，那只是很不起眼的一小群人。还应该指出，好多个“城市”青年并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而是京郊的青年农民干部，被动员去参加开发边疆地区。杨华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第一支60人的北京垦荒队队长，是当年垦荒运动的主要英雄人物，是整个下乡运动的模范。1955年9月他们在锣鼓声中出发，在东北北大荒成立了“北京庄”。后来又有160名北京青年跟随他们到了那边。杨华本来是北京郊区石景山西黄乡的乡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同年11月，河北队也出发到了同一地区，在102名先锋队员中，有7个党员，77个团员。所以，那根本就是一批招募来的政治精英，是为了树立榜样的。1960年代初期以及1968年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就不具备这些特征了。这些特征也表现在苏联模式中，年青的共产党干部响应党的号召，起了火车头的作用。两场运动规模上区别分明，其原因就在于苏联头几年获得成绩的两项主要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一方面是农业机器和交通工具；另一方面是具有农业知识的年轻人。由于那些中国垦荒者能付出的只有体力和耐力，城市青年到了那里就不能完成交付的任务。因此，从1956年年底起，即使为了宣传继续大唱颂歌，但这场垦荒运动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那个时期，领导人其实很需要一些能感人肺腑的讲话与振奋人心的模范事迹，因为他们担心城市就业情况恶化引致不满情绪爆发。P.82反右斗争的政治形势有助于采取强制性的措施，1957年6月以后明显地增加了遣送青年下乡的人数：从1955-1956年的几千人一下子跳到1958年的7万9千人。1956年后，知识青年不再到垦荒区的国营农场去了，而是去毛所强调的农村合作社，因为那里需要识字的人。在最初阶段，遣送下乡与城里的就业或升学问题是清清楚楚连在一起的。

　　推理来看，确实具有减轻城市压力的优越性，但不久在大跃进期间无暇再考虑这个问题，下乡运动自然就完全停止了。当时，尽管仍旧大力宣传知识分子想要“又红又专”，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锻炼，还得参加体力劳动，但是工厂企业扩大招工，学校扩大招生，这都使遣送学校毕业生下乡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口号。在毛带头的集体疯狂时期，迁徙运动的方向倒转了：许多知青回流，特别是农民以百万数计地涌入城市，还找到了工作。然而，祸福弹指间，一下子就从欢乐的浪尖掉进了灾难的深渊。在农村两三千万农民饿死，而在城里粮食配给量就减少了很多。对国家的预算来讲，这种形势到了无法掌握的地步：必须保证城市的物质供应，可是城市居民从1957年底的9千9百万上升到1960年底的1亿3千万，还必须发工资，而受薪者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3千1百万增加到6千万）。但是没钱，很多城市工厂便不得不关闭（1960-1965年间有10万家）。因此，应该将迁徙运动的方向重新扭转过来。首先提上日程的是将大跃进期间受雇工厂的农民（1958-1960年间共有2千多万人），必须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把他们遣送原居地。这项工作在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所有的，只要是能减轻城市负担的措施都考虑到了。所以又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知青下乡潮。1960年8月党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方针，号召出身农村的知青大批回乡，向邢燕子这个女知识青年新模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