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而优则仕：举国体制下的官本位阴影 - 四一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体而优则仕：举国体制下的官本位阴影 

评论 2010-06-08 08:28:16 阅读2296 评论15 字号：大中小

（刊于搜狐评论 标题为“奥运冠军当官的体制阴影” 宋石男）

日前，杜丽、邢傲伟、唐功红等9名山东籍奥运冠军结束了“岗前培训”，一起晋升副处级领导职位。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统一提拔全部9名奥运冠军，在国内尚属首次，旋即引发热议。

有网友笑眯眯地说：“嗯，建议全国推广，因为我们至少还认识这些人”；有网友充满善意：“在中国最不需要能力的岗位就是官员，我相信四肢发达从小集训的他们完全可以轻松胜任”；有网友不无犀利地指出：“这是处长职位通货膨胀的标志。据说目前全国约有75万名处级干部，奥运冠军大举进入这一行列，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处长通胀’”；也有网友心怀悲悯：“奥运冠军是金字塔的顶端。金字塔底部的那些运动员怎么办？力气大的去搓背，跑路快的去摆地摊？出于人道主义，他们可否也统一安排成公务员”？

在我看来，山东体育局一次性提拔9名奥运冠军为副处级干部，既体现了“某而优则仕”的华夏传统，又透出了举国体制下的官本位阴影。

所谓“某而优则仕”，是个填空题。可以是“体而优则仕”，譬如北宋的著名球星高俅，就靠蹴得一脚好鞠而官至殿帅府太尉，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可以是“学而优则仕”，这在历代被视为出仕正途，除了科举外，还可以靠一些特科如博学鸿词科等获得向上流动机会。后者跟今天的学者出任地方官员或上调中央部局，略有血脉相承的意味。还可以是“商而优则仕”，譬如清代就广开捐纳，土老肥只要舍得花钱，最高可捐得一品的顶子。这与今日的企业家当各级工商联副主席或人大、政协委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某而优则仕”的填空题背后，则是官员提拔或任职渠道的规范缺失，以及“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官本位”积习。相对而言，在西方这就不太可思议，譬如比尔·盖茨不会去当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科比决不会想着竞选国家体育总局的司级岗位，穆尼尼奥也不太可能去官办足协混个一官半职，爱因斯坦多半也看不上官办科学院的副院长头衔。因为在现代西方，“官本位”几乎是一个来自火星或中国的东西。

所谓“官本位”，乃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据学者研究，大约有如下四点内涵：1、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严格的上下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3、以是否为官、权力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此标准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4、在此基础上形成敬官、畏官、谄官、逐官的社会心理。

我曾用更简短的一句话概括“官本位”，那就是舍官外几无成功人士，舍政治外几无向上流通之渠道。“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具体落到奥运冠军集体提任副处级上，则是“体而优则仕”。这意味着在举国体制的体育竞技环境下，奥运冠军的最后或许也是最好的出路，仍是做官。奥运冠军集体包揽副处级，实际上完成了一个从由纳税人金钱供养的公共体育明星，到仍由纳税人金钱供养的公务员的体制内循环。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来看看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一直延续50年代以来苏联、东德等国家的做法，以国家之力培养体育尖子，用来在国际比赛中把西方国家运动员比下去，以证明某些部位的强大。究其本质，举国体制乃是依靠财政拨款，也就是靠纳税人的金钱以获取体育竞技成绩。进言之，即用税金换金牌，再将金牌转换为执政党政绩、国家面子与全民鸡血。有专家曾测算，中国一块奥运金牌的成本，相当于７亿人民币。一块奥运金牌的背后，除了运动员的多年努力，国家机器的长期运转，还藏着多少纳税人的血汗！从这个角度看，奥运冠军第一句感谢的确实不应当是他的父母，也不当是国家，而是中国每一个纳税人。是他们不知不觉中被投入到举国体制的体育项目中的血汗钱，让运动员走上奖台，乃至政坛。

现在看来，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可说是计划经济残余的最后堡垒之一。在此体制下，既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市场经济内蕴的公平透明原则，而最重要的投资者——纳税人，既无法对竞技体育资金的投入使用拥有知情权、决定权，也无法真正参与举国体制下的体育项目。他们得到的唯一回报，或许就是以举国之力而谋得的金牌狂欢下的大国崛起、民族腾飞之幻觉。然而，体育的本质当是娱乐、健身，体育产业应当是商业化、市场化而非政治化。因此，体育明星的出路更多的应当是娱乐业与商业，而非政坛。毕竟，赛场不应是通向官场的终南捷径。

如果程序透明，个人能力登对，那么少数奥运冠军从政，也未尝不可。但山东体育局这种集体提拔，则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这9名奥运冠军的能力如何，是否足以胜任人民公仆？人民不知道。运动成绩好不等于会管理，能够举起很重的东西，不代表能够举起纳税人的信任；跳水跳得好，也不代表能在公共事务管理的平台上跳得好。

第二，目前看来他们似未经过公务员统一考试，而是由内部培训，再内部考核通过，即开赴岗位。这是否违反了程序正义，公务员招考中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说到底，冠军们之所以能当上副处，还是“领导信任”的结果，而非选民之委托。

最后，今日的奥运冠军与昔日迥异，当属强势群体与既得利益者，他们每块金牌的背后都对应着巨额奖金与商业利益。他们的出路，当不止做官一途，但在赢者通吃的政治社会法则下，却再次占据职业入仕的制高点。相比而言，那些千千万万位于举国体制金字塔基底的无名运动员，几乎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只不过充当了金碧辉煌的斗兽场的砖石，或者在体育领域延续的对抗式冷战思维的炮灰。

学术应当独立，体育应当商业，我们这里却纷纷纳入巨大的体制内去循环了。学院院长而是正厅级，主教练而是正处级，这是中国特色。如此这般，情何以堪？说体育，就只好在乒乓球和女子举重一类的项目上摧营拔寨；论学术，就多见到《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一类的社科基金课题。当书斋变成厕所，赛场通向官场，学术只能沦为政治的婢女，而所谓全民体育，也终究敌不过举国体制的蛮力，被埋葬在纳税人金钱垒造的华丽废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