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传国与方舟子：冲突背后的思考

2010-10-15
草根简介

1976年生于浙江湖州，北京化工大学教授，中国系统仿真学会科普与教育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自动化学会故障诊断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石油化工工业的安全技术，关注工程教育领域和本土科技创新问题。常自称奋青，意为愤怒之余还要务实奋斗。相信只有科教才能兴国，喜欢行动胜于言论。对于科研的态度是应当把技术转化为产品放在第一位，市场实际占有率比获奖和文章更有说服力。正直、勇敢和务实是我们必须要传递给下一代学生的精神。非常喜欢草根网，希望借这块宝地，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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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传国与方舟子：冲突背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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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肖传国与方舟子的恩怨已是闹得沸沸扬扬。一位是国内着名的医学权威，另一位是着名的学术打假人。这两位在网络上已经开展口舌之争长达数年，最近终于酝成一场案件。
整个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争吵。但是，从网络上热闹的情况来看，这两人背后都各自拥有庞大的拥护者。随着这一事件的不断升级，网上争吵之声也越来越厉害。可见，由他们两个个体的事件已经隐约显示出了事件本身背后关于科技发展和科学精神全社会的大争论。
肖传国是一个典型的国内学者。从他的经历和发表的论文来看，他创新的提出了将体神经与内脏神经通过手术方式搭接形成人工反射弧（称为肖氏反射弧）方法，以期解决大小便失禁患者的排尿问题。从两次鉴定意见、获奖情况以及一些病例报导来看，该思路具有较好的创新性。然而，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应用于实际，不是仅有一个好想法就可以。在从理论到实用过程中，必须克服大量实际遇到的问题。想法固然很好，但是如果缺乏实用的可能和条件，这项技术也只能是发发文章，供同行参考而已。
肖氏反射弧理论在临床应用过程中，显然遇到了大量实际的技术问题。正如许多学者置疑的那样，神经束通过手术相接，能否达到必要的精准度？新连接的神经能否顺利地传导外部刺激信号？被截取的下肢神经分叉会不会对人形成更大的危害？什么样的医院条件才能实施这样的手术？需要满足什么条件的病人才能进行该项手术？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培训才能将一名泌尿科或神经科大夫培养成合格的施术医师？手术过程中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有没有完备的预案？术后恢复有没有详细的规划？如何保证术后效果得以体现？……
事实上，肖传国所遇到的该项技术推广过程中的问题可能远远不止这些。比如，由于医科体制的问题使得很少有医生能够同时掌握泌尿科和神经科两个门类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因此该项手术被业内认为是非常高难度的手术之一。因为很难找到合格的医师，肖传国也只能通过大量培养学生，以希望将来能够通过这些桃李们将技术推广到全国。
肖传国及（或）弟子在郑州成立了一家民营医院，进行肖氏反射弧治疗。根据目前媒体掌握的情况来看，治疗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目前一批手术失败且有严重后遗症的病人开始起诉肖传国等人虚假行医。
从肖传国的上述经历来看，至少暴露出目前我国对于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缺失。一个科学家提出的理论创新要想转变成真正实用的技术，需要后续大量持续的工作，以及资金、人才等条件的具备。然而，肖传国所提出的人工反射弧理论在学术上存在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获得学术奖励和技术鉴定的原因。然而，学术上再高的奖励、评价再高的鉴定结论都不能说明该项理论已经转化为成熟的实用技术。
显然，肖传国及其弟子们不具备将理论转化为技术的能力，或者说他们并没有做到将理论转化为技术的程度，就开始迫不急待地将一项未经广泛验证的技术用于临床治疗。在这过程中，为了尽快地达到个人的目的（包括经济上、学术地位上等方面的追求），夸大治疗的效果，隐瞒了治疗的风险，在事实上欺骗了患者。这已经构成了学术不端行为。对于这些问题，肖传国及其弟子们应该是心中有数的。
在这一过程中，方舟子对肖传国等人的行为进行了学术打假，公开质疑该项技术的实际应用水平。事实上，对任何人，包括权威提出学术上的质疑是正常的学术界普遍的做法，这也是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表现。然而，国内学术圈长年形成的相互吹捧风气，即使对某项技术有异议，也一般都采取隐而不发。这在客观上也助长了肖传国等人的学术不端行为。
然而，方舟子这一行为正好触及了肖传国等人的软肋。本来治疗效果不佳受到患者的质疑时，还可以用专业壁垒来糊弄一下老百姓。现在突然又来了一个专业打假的人，把问题揭露得明明白白，让事情暴露得一干二净，正所谓屋漏又逢连天雨，因此肖伟国对方舟子怨恨到了极点。
此后，由于方舟子的打假，导致肖传国两次院士没有评上，更是使得肖传国怒气冲天。当然，恨方舟子的并不是肖传国一人。在他身边和身后已经形成了靠反射弧理论吃饭的一大帮人。这些人更是痛恨方舟子。正是方舟子使得他们断了饭碗和发财之路。最终，肖传国唆使或授意或…他人对方舟子等人进行了人身报复，从而触犯法律。
肖传国的悲剧在于：
1、自身素质
不能虚心接受学术质疑，在此人在网上发表的言行中看不到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此为一。
为达到个人目标而不惜夸大治疗效果，从而利用病患求医心切达到技术商业化的目的，此为二。
以违法的方式发泄不满，竟置国法于不顾买凶伤（或杀）人，已经与流氓无异，此为三。
2、整体科技环境
对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没有相关的配套环境。这世界上有一部分科学家是专门出想法的，称为理论研究者。这部分人的思想要变成可实用的技术，中间还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投入。要想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更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医疗这种与人命相关的技术而言，更是需要周密严谨的商业化制度、平台和条件来支撑。
然而，这些环境在中国都不完善。现在中国大量的原创科技产业化，要么需要科学家转型成商人去完成，要么就是被商人收购走去完成。一项技术从创意到应用，是要走完整个产业链的，中间的坎坷和困难确实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肖传国显然并不擅长从理论转变成实用技术的过程，同样也不擅长团队管理和商业运作。因此，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想法在转化实用技术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肖传国及其身边人显然没有处理好。
肖传国及弟子们所遇到的问题恰恰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一项有前景的想法，如何转变成实用技术，比想出这个想法来要难上百倍。如果不夸大治疗效果，就不会有大量患者来实验，这项技术永远停留在想法阶段。但是宣传得太夸张，引起失败的案例多了，社会影响力太大，导致受到公众（包括方舟子）的质疑，也会使该技术熬不到成熟的那一天就会曝光。更何况，由于该技术的前景诱惑，已经在身边积累了一帮想将来发大财的人，更是增加了团队管理的风险。假设肖传国足够幸运，没有方舟子来质疑，而且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原始积累的阶段。那么，一个“英雄”就诞生了，而且谁也不会去想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伤害的病者。这实际上就是目前中国许多科技转化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当事人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也特别厌恶别人来打自己的假，揭自己的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的就是时间。
3、科研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不健全
对新技术应用没有相关的标准和审查机制，仅靠获奖和鉴定来说事儿。我曾经帮助一位患有四肢肌肉萎缩症的病人查找过国外相关医学实验中心。因为国内已经无办法可治，想到国外这类科研中心去碰碰运气。结果发现要想成为对方医学实验对象，其手续繁杂和各类规定实在太多，我至今还心有余悸。为什么肖传国没有办法在国外进行相关医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因为美国对这类科学研究的法规非常严格，是不可能允许他在人体上进行相关实验的。而国内对医疗研究缺乏准入和保障机制，只需经过伦理审查即可在患者身上做实验。事实上，在行医过程中，肖传国也一直在利用病者进行科学实验。正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位大医生的诞生背后也有诸多不幸的患者给垫了底。这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显然是不应该的，至少患者也应当有知情权。可是在一个夸大的治愈率面前，大多数患者选择了铤而走险。
同样，即使是成熟的治疗技术，在大规模推广和临床应用中，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关的条例来规定什么样条件的医院能做，什么样资格的医师能开刀吧？然而，从肖传国整个研究和行医过程中，都没有看到相关的法律和标准来保护我们的病人。
对新的治疗技术的跟踪和评价体制呢？好像是有，但是目前从双方所公布的治愈率数字来看，差别很大。这也说明这套评价体制好像不怎么起作用。
4、学术圈的陋习
有必要解释一下鉴定和获奖。在过去，这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要获奖必须要先进行技术鉴定。然而，技术鉴定过程中充满了可造假的各类可能。首先，评审专家是由鉴定人自己请的，当然是朋友。同行之间相互吹捧，明知有问题也隐而不发是中国学术圈的通病。一为不得罪人，二为对方留个人情。在这个圈子里，谁要是较紧认真一下，马上就会被排斥出门，谁也不会请这样的人来进行评审。久而久之，大家都学乖了，都放点儿水就相安无事。
在评审过程中也大有学问。专家组组长很重要，因为往往是他来定一个基调。基调一定，其它人就在这个大方向上提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当然，为了体现专家的权威性，找点儿毛病肯定要有的，这样也是为将来即使出问题也能够免个责。至于数据、案例等等，都可以运作出来。说到底，整个鉴定过程的权威性并不是由专家组来决定的，而是靠鉴定人自己的学术道德来约束。而一旦鉴定通过，评奖就容易多了。当拿到一个奖，再去申请别的奖就只是时间问题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技术水平的认可就是以鉴定和评奖来评价，所以公众也习惯了这种方式。看到有获奖就以为技术没问题。
事实上，鉴定和获奖只能说是获得了同行学术圈的认可，离它解决实际问题还远着呢。所以，现在政府也明白了，已经取消鉴定作为获奖的条件之一，而改为观看实际的应用效果和社会、经济效益指标，应该说是一大进步。
此外，在整个过程中，同行学术圈长期以来形成的坏毛病，对一项技术要么没有原则地说好，要么对准一点小毛病就彻底否定打击。所以，在件事情上，肖传国的同行们显然明知有问题，也并没有说出来，导致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于别人的质疑，肖传国也显示出缺乏应有的包容度而陷入口水战。
虽然中国当前的科技转化过程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困难，包括政策、人才、资金等等，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在学术上弄虚作假的理由。环境再糟糕，作为行为主体的肖传国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和行为，也应当为其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事实上，肖传国应当为生在中国感到幸运。有这么多免费的病例供研究，有大把的经费可以挥霍，有排着长队来碰运气的被实验者（患者），有极大容忍度的中国社会对实验失败的包容心，还有大群的支持者歌功颂德却极少有同行跳出来说点儿实话的学术风气，这简直就是科研的“天堂”啊！然而，肖传国忽略了这些“好处”，反而在充分利用现阶段的体制不健全达到个人目的。
所以，我对肖传国的态度是：可叹、可恨！
方舟子的悲剧在于：
1、在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环境下谈理想
科学精神本身是在一个小范围内适用的，即在学术圈里使用的。放到整个社会中，就不能要求普通老百姓也跟科学家一样以科学精神作为唯一的行事法则。我们可以教导老百姓应该具备科学意识，但永远不要指望把每一个人都变成完全理性的科学家。（真要那样，呵呵，这个社会也就不可爱了）。更何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不怎么讲原则的社会里，方舟子一个人拧着脖子讲原则。最后的结果，用他的话讲“不是我不正常，而是这个社会不正常”了。在一个连学术圈都普遍缺乏科学精神的社会中谈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只会是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2、不该四处出击
方舟子自学术打假以来，对许多问题是不加选择进行抨击。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也是我坚信他并不是以打假来谋私的原因。否则，他大可聪明地回避一些敏感问题而树立自己光辉形像。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本来就应该在学术上大胆果断的公开质疑。这也是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因为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有专业度来辨别学术造假的。
然而，方舟子在针对中医和转基因食品问题上犯了不该得罪众人的“错误”。关于方舟子对中医和转基因食品的书和文章，我大多看了。确实，他的分析和观点是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大部分观点我都赞同。然而，这个标题实在是太刺目了。反中医，要扯动多少人的饭碗，伤害多少人的民族感情。即使方舟子说的都是实话，然而大众也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方舟子反中医，并不是说中医一无是处，而是认为应该要进入科学化的体系，而不是永远保持神秘。然而，经媒体报导，“方舟子反中医”这几个大字一亮，公众马上就怒了。对于转基因食品，本来已经被媒体妖魔化得很厉害了。许多人已经把转基因食品与政治阴谋、政府卖国等等观点捆绑在一起。现在方舟子的观点又触怒了这一大群体。树敌过多，导致许多人是因为反对他在中医和转基因上的观点而反对他的人。
这不由让我想起汶川地震那会儿，王石也是干了一件类似的“蠢事”。他认为，抗震救灾不应当由企业和公众来摊派，而就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所以号召员工只捐十元。他的观点在现在看来确实没有错。可是，他在一个不适合的时机发表这样的言论，全国人民也饶不了他，弄得灰头土脸。
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讲感情大大超过理性的社会里，同样也要考虑到公众的接受程度，而不能一味地“走极端”。更何况，媒体就不理性，有时为了点击率甚至是故意不理性，往往弄得事情更加扑朔迷离。
3、个人的力量太小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翻成白话就是说，要想做成事儿，就必须拉拢大多数人来打击少数人。这是中国社会的特色。做事的出发点和目标再高尚，要想达到目标的途径却是或多或少地讲究策略。
从这个事件来看，媒体大多站在了方舟子这边，貌似方舟子阵营力量强大。但实际上，媒体并没有与方舟子结成固定的联盟关系。今天媒体可以大力赞扬他的科学精神，明天也可以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从整个社会大环境来看，方舟子是以个人挑战整个学术圈里的腐败现象和不科学的风气，恰恰是以个人对大众。壮哉！也悲哉！
4、公众科学意识不成熟
科学意识，白话就是理性的思维，意味着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然而，中国目前公众的科学意识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不仅仅是对于一般非从事科学研究的老百姓，即使干了一辈子科研工作的人同样也会一不小心就犯各种问题。
举例来讲：
从一件事情上的观点变成对一个人的喜恶。因为不喜欢方舟子反中医言论，所以不喜欢这个人
非黑即白，不是对的就是错的。因为A是好人，所以说A不好的人一定是坏人。人无完人，谁都不是完美的。科学就是在争论中进步的，难道爱因斯坦和玻尔之争就一个是好人和一个是坏人的矛盾？
你曾经说过这件事是对的，即使到死你也要说是对的，你怎么能今天又说是错的呢？科学是不断求证中发展的，怎么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观点和结论
因为你在这里面赚钱了，所以你是坏人。事实上，商业利益与人品完全是两码事
因为你在某件事情上说错了，所以你现在说什么我也认为是错的。方舟子不是神，他也有犯错的时候。但这又能什么关系，我们需要的是批判精神。
方舟子是不可多得的学术卫士，是发展中社会强有力的监督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正是学术圈的医者。虽然，他的言论很不合时宜，做法也很不和谐，但针对目前中国学术圈一团和气的虚假和谐，急需的就是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对权威说不。当然，方舟子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也不总是对的。但他所坚持的科学精神和勇于承担的态度值得每一位科学工作者为其大声喝彩。如果有更多的方舟子能够出现，我想中国未来的学术环境会健康得多。
然而，话也要往回说，既然是想为国家和民族做事，也不得不要适应中国这个社会和当前发展中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如果大量的个人都反对和否定你，又怎么能够宣传科学精神呢？做事同样需要讲究方式方法，一味的犟强，虽然能够获得斗士的掌声，但在倍显悲壮的同时，于所要达到的效果而言未必就好。
所以，我对方舟子的态度是：敬佩、叹惜。
事实上，肖传国和方舟子正是代表了科技工作者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里所选择的两个不同极端的价值取向。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温总理的两句话（大义，原话不记得了）：
1、中国有许多不尽人如意的地方
2、明明知道存在许多不如意，仍然要以十二分的热情和激情去改造这个社会才是真正的英雄
说白了，愤青好当，实干难为啊！
我们的国民，尤其是科技工作者，应该好好体会这两句话，踏实做人，认真做事，真真实实地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国科学进步贡献力量。
当然，政府有关部门也应当从肖传国事件中吸取更深层的教训，如何为科技工作者营造技术转化的有利环境，以及制定严格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准入的法规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都是迫在眉结之事。
利用两天午休时间匆忙写成，边写边思考，词、句多有不通顺之处，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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