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说:大谈红学是衰世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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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表明,红学的盛衰似乎与社会变端有一定的关系。何时《红楼梦》研究变得热门,往往有具体的文化背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写道:“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参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说明《红楼梦》研究有自己的现实的关注点。 1921年,胡适之、俞平伯、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俞在给顾的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执笔必奕奕然若有神助也。”参见俞平伯《红楼梦辨》顾序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剧谈红楼”的雅兴,使他们躲开了不忍观的现实的关注点。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和社会变端是否仍然存在什么关系,我不敢断言。但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凡是红楼走红、全社会大谈红楼,红运上升、红潮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红运和国运似乎不容易两全——不知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以偏概全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