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阅读记忆之60年代：凭票供应和限量供应：

 60年阅读记忆之60年代： 凭票供应和限量供应：造就中国市场排队特色  2009年10月19日11：41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          60年代，北京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图为女六中(今第156中学)的学生正在阅读雷锋生平事迹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凭票排队购物
 　　1959年10月31日，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市公共卫生局发出《关于修订对病人肉食、鸡蛋、蔬菜供应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产妇给予一次性补助，鸡蛋2斤、肉2斤、红糖2斤。1960年6月1日起，对献血人员每次输血200cc以上一次性补助肉食1斤、400cc以上一次补助肉食2斤。对托儿所、幼儿园、街道儿童每人每月补助食糖1斤、鸡蛋0.25市斤、糕点、饼干1.5斤、奶制品2斤。从1961年1月起，对浮肿病人每人补助鲜鱼2斤。

　　1960年副食品货源进一步紧张，如在北京，猪、牛羊肉到4月15日的全部库存只有361万斤，仅能维持1个月的定量供应（居民每人每月4两）。针对这一情况，在主要副食品实行凭证（票）按人（户）定量供应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地增加了凭证凭票定量供应商品的范围，达到了21种。除肉、蛋、食糖以外，又增加了肉罐头、熟肉及干货制品（折合顶肉量凭肉票供应）、糖果、糕点、饼干、奶制品、露酒、干菜、鲜菜、鱼、海味、干鲜果、酱、调料、食盐、豆制品、淀粉、粉条、粉丝等。这一年凭证凭票商品销售额已占副食品零售额的29.3％。

　　1961年肉、禽、蛋库存急剧下降，紧张达到极点。如肉食货源，只能保持特需供应，对居民所发肉票无货兑现，从4月起，用生、熟肉、鸡鸭、鱼及其罐头制品等折合顶肉量供应。由于后续货源无望，从6月至1962年2月，对居民平日不得不停发肉票。鸡蛋除供应部分特需、病人、产妇、托儿所等，对居民的平日定量亦无法保持，基本上停止了供应。

　　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对这一段困难时期北京的副食品供应作了详细的回忆：

　　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粮票自然炙手可热。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但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10余斤不等；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芝麻酱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1两（50克）、茶叶1两（低档），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以上内容参考《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1959年开始，上海的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副食调味品、糕点、糖块也采取按人口分配，限量供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此后，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种类逐年增加。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海市区商业部门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多时达53种，141个票面。按人或按户分配的票证，由粮店代发。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北京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北京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什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由于票证太多，什么票买什么，很难完全记得住。

　　有时临时公布几号票证买什么，复杂得很，老百姓要花很多精力打听。

　　商品短缺，票证奇多，造成当年中国市场一大特色——排队。人们上街，只要见到排队，先不问卖什么，赶紧先排上队再说。

　　白排一通也是常有的事，眼看快排到了，突然东西卖完了，只好沮丧回家。只好再等下一次排队的机会，怕再也买不到，浪费了票证。

　　后来，人们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词，改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
　　烟号票，酒号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
　　原歌词中的“就是好”，改为谐音“九十号”，这真是苦涩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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