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启蒙】自由与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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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篇文章，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民主的基础是什么？　　　　

　　别急，你要知道，直接告诉你问题的答案，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如果说出答案并不能让你恍然大悟反而困惑不解的话，那这个答案说与不说，好象也没太大区别，因此，要真正理解“民主的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内涵，我们就只有老老实实地从头说起、慢慢道来了。

　　　　该从哪里说起呢？我还记得曾经有人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是1933年的德国人，你会选希特勒当政吗？老实说，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因为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更重要的是，无论你选择是或否，都无法回避一个让古往今来所有的政治思想家都十分头疼的话题，那就是，在生存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你是要自由还是要面包？

　　　　很显然，希特勒给你的是面包（当然免不了要夹带私货，把大炮什么的也硬塞给你），代价就是拿走你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客观地说，希特勒从来也不曾试图隐瞒或是欺骗德国民众，早在1925年，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及世界观详细地记录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正如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所言，“不论你对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么其他的谴责，你决不能谴责他没有用书面精确地写下，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

　　　　不过，今天的我们大概很难去谴责德国人当初的选择，“饿肚子的自由”的滋味，大概不会太好受，更何况，自从1918年一战失败后，德国人已经受了长达15年的窝囊气，一旦有人提出要把德国重建为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强国，又怎能不把尊严顶在脑袋上好好爽一下呢（作为中国人应该不难理解）。

　　　　要说德国人的这种心态，看起来倒也真是蛮合理的，可不是吗，我这儿连一日三餐都发愁呢，你还在那里唠唠叨叨、罗里八嗦地奢谈什么自由，那不是扯淡吗？要是我真饿死了，别说自由，恐怕连棺材都没有呢。我想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有不少人这样看待问题，没有生存权，哪儿来的人权？

　　　　可是，话又说回来，无论是你选自由还是选面包，最后的结局恐怕都不见得如何美妙，选了自由，自然免不了要挨饿，可一旦失去自由，面包能不能保得住，却也难说的很，1933年的德国人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那么，我们该如何抉择呢？我想，这种两难的抉择之所以令人感到困惑，是因为其中隐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你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且只能二选一，这样就无形中制造了一个矛盾，使得自由与面包对立起来，仿佛二者势不两立、非此即彼。因此，当我们面临这种两难的抉择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选择的前提是否成立？

　　　　不知你是否看过成龙主演的一部影片，名字叫作《我是谁》，片中有一场戏很有点类似的味道。成龙为了保护一张刻有秘密武器资料的光碟，被两个武术高手困在大厦天台上，那两个坏蛋对成龙说，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是把光碟留下，然后你自己跳下楼去，二是我们把光碟抢回来，然后把你给扔下去。乍一听起来，这两个选择好像给了成龙一个机会，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可再一想，无论他选哪个，结果都一样，都免不了丢掉光碟跳下楼去，看来成龙也和我们一样遇到了麻烦。那么，成龙又是如何选择的呢？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我干嘛要听你的？成龙回答说，我还有第三个选择，光碟我留下，然后把你们俩个扔下去。

　　　　成龙的这个有趣的答案也许多少给了我们某些提示，就是说两难抉择的前提不一定成立，事实上可能还存在第三种选择，即，面包我要了，可那个自由你也得给我留着。问题是，这第三种选择在现实中有存在的可能性吗？我们能既要面包又保住自由吗？还是老办法——把陈旧的历史书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然后仔细地读它一读。

　　　　1929年10月24日——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果有世界末日，那一定是这一天——这天早上，纽约证劵市场毫无征兆地全面崩溃，股价跌降之疯狂，连股票交易记录机都无法跟踪，无论是经济学家、资本家、还是白宫的那些政治家，全部目瞪口呆，毫无思想准备，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信用彻底消失，银行出现挤兑风暴，国家财政陷入混乱，工厂停工，货品滞压，失业率迅猛攀升，这些现象都预示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爆发了。

　　　　有人曾问英国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人类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事情？凯恩斯想了想，认真回答道，有的，那是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在美国，大批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人选择了自杀或是逃亡，就连那些大资本家们的日子也异常难熬，因为他们在银行的钱根本就拿不出来。到了1933年春季，美国国内18600家银行全部停止营业，联邦政府黄金外流已经超过2.5亿美元，财政储备还不到应付款项的1/7，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破产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甚至惨痛地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意义最深远的一次经济危机，这场前所未有的、令人绝望的危机一直持续了3年多，波及日本、美洲、乃至全欧洲（苏联除外，因为它的经济与世界并不接轨），使得欧洲国家关系空前紧张，令日本、德国民族主义急速膨胀，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就是利用这场经济危机中人们要“面包”的欲望，从国会中最小的一个党派，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如果你问独裁最容易出现在什么时候，那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就是在那个时代。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我们把1933年美、德两国政治领域的事件拿出来做对比的话，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雷同之处。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他在布累斯劳竞选大会上对德国人许诺：“我们一定要使这一天在我国人民的历史上成为得救的一天。”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他在竞选中对美国人保证：“我向你们起誓，我保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

　　　　　希特勒当选后，要求国会通过《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把权力集中到政府手里，给予他最大的权限去解决危机。并且保证，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范围内使用这种权力。”

　　　　罗斯福当选后，要求国会给予他广泛的授权，为了应付艰难的局面，他要求“让我拥有足以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这种授权之大，要如同我们正在遭受敌人侵犯一样”，同时他也保证，将严格按宪法办事，绝不越雷池一步。

　　　　 德国国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对希特勒的授权，纳粹政府的各种行政举措，被国会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从此开始了奇迹般的经济复兴。

　　　　 美国国会毫不犹豫赋予罗斯福行政自由的各项权力，并且以临战气氛的惊人速度，通过美国政府所提出的各项法案。美国在罗斯福的带领下，开始了旋风式的百日新政。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我想你已经看到，德、美两国人民在面对突如其来、狂风骤雨般的经济危机时，其反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或者说是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当人们对现实充满了恐惧、绝望时，就会热切期盼能出现个救世主来拯救他们，这是人类固有的缺陷，德国如此，美国如此，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可是，在那个充满恐惧、迷惘和痛苦的岁月，尽管独裁的阴影同时笼罩着德、美两国，但历史老人已经告诉我们，美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蜕变为一个专制国家，反而在二战中成为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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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州，有个叫帕里什的清洁女工被老板解雇了，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那年头，“下岗”的人多了去了，谁又会在乎一个女工的工作问题？可对于帕里什来说就不算小事了，下岗就意味着没饭吃，没有工资可怎么生活呀？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大概这位女工就去上访了，至于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那可不太好说。但美国这个国家是个契约社会，人人都会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因此，帕里什也没有什么向领导诉苦申冤的兴趣，一纸诉状就把自己的雇主——西岸旅馆给告上了法庭。

　　　　有趣的是，帕里什并没有说老板解雇非法，她想反正也干不成了，不如拿回点钱才是真的，于是，她依据罗斯福新政时期颁布的《最低工资法》，要求西岸旅馆补偿欠她的工资。根据《最低工资法》规定，雇员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每周14美元50美分，但帕里什的工资每小时只有25美分，也就是每周不到10美元，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工作几年算下来，老板一共欠她216美元19美分，这对于一个下岗女工来说也不算小数了，起码能有口饭吃。

　　　　这本是件芝麻粒大的案子，一年全美也不知道要发生多少，压根不值得一提，可是，由于帕里什的老板实在有点吝啬，舍不得出这一点钱，但帕里什又的确有理，有法可依，不太好驳斥，于是律师给老板出了个“馊主意”，你不是说按照《最低工资法》的规定我欠你钱吗？那好，我直接攻击《最低工资法》，说它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有关这一修正案的法学辨析是个绝大的话题，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论述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参考浙大教授林来梵与人大教授胡锦光合著的文章《西岸宾馆诉帕里什案》），要求宣布违宪，只要这个该死的法律不存在了，看你还怎么要钱。谁也没想到，律师的这个点子，一下就把事情给捅大了，帕里什诉西岸旅馆案，由一个小小的民事纠纷，陡然间变成了震动全美的大案，所有的媒体焦点都被吸引了过来，并且举国围绕此案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罗斯福在实行新政时，经常受到最高法院的肘制，每每令他万分恼火。在罗斯福刚刚当政时，这一情况还不明显，因为美国尚处在风雨飘摇的经济风暴中，大家都在齐心协力熬过这段艰难的岁月，所以他的各项法案几乎没怎么费力就可以得到国会多数票及最高法院的支持，可是，经过百日新政，美国经济有了较明显的起色，大家也都回过劲来，缓了口气，这时矛盾就来了。罗斯福的民主党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是少数党，仅仅凭借1929年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才入主白宫，因此，作为对手共和党把持的最高法院，当然不肯给他面子，更要命的是，最高法院的几位大法官，基本都是林肯时代的人，用罗斯福的话来讲，是一群“马车时代”的人，保守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面对罗斯福左一个新政又一个新政，被搞得眼花缭乱，委实接受不了，起先因为经济危机而不得不授予罗斯福各项权力，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到了该收回权力的时候了。

　　　　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票数，宣布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从此拉开了法院与政府的权力战争。紧接着，最高法院又于5月一口气判3项新政法律违宪，到了1936年初，又废掉了6项法律，这样一来，罗斯福颁布的各项法律，已经被废除了10多项，新政基本陷于瘫痪状态。

　　　　我们不难想象，罗斯福是何等的窝火，要说这帮人可真是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如果不是百日新政挽救了美国的经济，他们哪儿还会有闲情逸致来对新政说三道四？再说，被废除的这些法律，都是为了保障美国公民的权利才出台的，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个帕里什诉西岸旅馆案，《最低工资法》是为了救济贫民穷人，要说起来最高法院你算站在哪头的？

　　　　1936年，罗斯福再次以绝对优势当选第33任美国总统，这下有了民众的支持，罗斯福认为自己有实力回应最高法院的挑战了，他要改变最高法院的敌对态度，把后者致于自己的势力之内。可是，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的前提，也是美国立国的基石，想打破传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按照美国宪法，想扭转最高法院的乾坤，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让国会修改宪法，二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当大法官，罗斯福很清楚，想得到国会2/3多数就这一问题支持自己修改宪法，简直就如同作梦，根本不能想，因此他企图走个捷径，由自己任命比较听话法官来主持最高法院，但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做到，因为美国大法官是终身制，除非犯下严重罪行，否则任何人都无权解除他们的职务。于是，罗斯福开始秘密酝酿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改革方案，那就是改组最高法院的组成机构，这一计划提出，凡是年满70岁的大法官，如果不自动退出最高法院，那么总统就有权再任命一名法官进最高法院，简单的说就是罗斯福来了个“逼宫退位”，想利用增补多数的办法来控制最高法院。

　　　　罗斯福这一方案刚一宣布，立刻引起美国舆论大哗，不仅是对手共和党，就连民主党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几乎等于把最高法院的权力拱手让给了联邦政府，失去了最珍贵的独立性，前任总统胡佛怒气冲冲地叫嚷着“不许碰最高法院”，各家媒体难得一致地抨击罗斯福实际是想搞独裁，就连一向支持新政的国会也充满了一片反对讨伐声，狂风暴雨般的抗议信更是接连不断寄往白宫，那些在新政中获得收益的人，无论大资本家还是平民百姓，很多都站到罗斯福对立面去了，后者实在没有想到，这次可真是捅了个马蜂窝，但罗斯福岂是常人，他不为所动，坚信民众站在自己这边，他在3月9日的“炉边谈话”中，把矛头直接对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试图说明自己不是针对最高法院这一机构，而是那些保守派，想澄清他不要独裁仅仅是要维护新政的观点，并希望能够通过公众压力来制服对手。

　　　　也就在美国政治出现严重危机，很有可能倒向独裁的最关键时刻，帕里什这个小小的女工，把诉西岸旅馆案打到了最高法院，这就把九位大法官直接推到了斗争的最前沿。以休斯为首的大法官们，这时面临了一个两难的抉择，是判《最低工资法》违宪以维护最高法院的威信？还是选择退让以阻止罗斯福找到迈向独裁的借口？

　　　　最终，最高法院理智地选择了妥协，判帕里什胜诉，大法官们考虑到，如果宣布《最低工资法》违宪，那么罗斯福很有可能以维护新政为借口，积极寻求改革最高法院，不管怎么说，百日新政毕竟拯救了美国，罗斯福在美国不乏支持者，要是有人不能看到独裁的危害性，一个劲跟着罗斯福跑，那美国的民主制度就真的彻底完蛋了，于是，最高法院就这样以战术上的失败换来了战略上的胜利，挫败了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企图。

　　　　且慢，你不是说还有第三种选择吗？怎么大法官们没有找到？其实，你仔细想想大法官们判决的后果，就明白第三种选择在哪里了。判帕里什胜诉，意味着罗斯福新政的胜利，给那些陷于贫困的人们带来了面包，但同时，这一判决又在事实上驳斥了罗斯福说最高法院企图阻碍新政的观点，使后者的政治改革方案胎死腹中，维护了美国司法的独立性，就是说，美国人尽管有点“过河拆桥”的嫌疑，却得到了实惠，既拿到了面包，又保住了自由。

　　　　说到这里，你一定还记得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倒霉的魏玛共和国，它的那个建立在纸面上的民主制度是多么的弱不禁风，希特勒仅用手指轻轻捅了一下，整座精心构筑的大厦便轰然倒塌，连块砖头都没剩下。现在你已经看到，历史老人并没有特别厚待美国人，在那个混乱、恐怖的时代，他们遇到了与德国人同样的问题：如何维持一个脆弱的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或者说，民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德国人面对“面包”的诱惑，面对天堂般的美好前景，轻易相信了希特勒的承诺，忘记或有意忘记了还有“我干嘛要听你的”这个选择，不相信也不愿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只是期待尼采式的“超人”来解救他们，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和义务。

　　　　但美国人可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他们认识到，无论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多少美国人，无论罗斯福本人多么的英明、正确，也绝对不能把手中的权利交给他，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还记得成龙的回答吗？）。如果总统通过紧急时期国会所赋予他的权力任意影响司法独立性，甚至是违背《权利法案》的立法初衷，那么无论这位总统是否出于善意，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崩塌，更何况，独裁制度最大的缺点是缺乏制约机制，即便罗斯福真的是想“为人民服务”，也不能肯定他的后任就是个“明君”，那些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拱手让出自己权利的人，恰恰没有看到独裁的长远危害，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非制度上，指望某个人的“恩赐”过活，这可不是美国人想要的，他们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国家里出现个希特勒。这种对专制制度的深刻认识，对自由权利的不懈维护，使得美国终于没有像德国一样走向独裁。

　　　　我想，文章至此，答案已经浮出水面，清晰可见了，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都是构成民主大厦的基石。如果一个民主制度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不能保证大家都有获得面包的平等机会，哪怕再有一千条理由，也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民主的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