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必武的统一战线思想与统战工作艺术

董必武是一位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法学家，先后两次到日本专攻法学，回国后从事教育和律师职业，为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危机，走上了革命的征途。在中央苏区时担任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建国前组建华北人民政府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并且参与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主持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宪法性文件，建国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法院院长。目前人们正在关注和研究他的法学思想。但在统一战线方面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想分解为统一战线理论和统战工作艺术。首先，董必武赞赏毛泽东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表述为四个朋友三个敌人，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并阐述了统一战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价值所在。其次，在具体工作中，对怎样贯彻和执行毛泽东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都有着独特的见解和统战工作艺术。因此，为了作好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分析和研究董必武的统一战线思想、统战工作艺术．对我们今天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统一战线工作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价值
董必武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在此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统一战线工作是绝对必要的。毛泽东主席在1925年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董必武也说：“什么是统一战线工作呢？就是把那些拥护我党的和不很拥护我党的人团结在一起，为我们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最高的领导艺术。”毛泽东主席及其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在各个革命阶段中，应该有不同的朋友和敌人，因此统一战线必须建立起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把帝国主义势力、封建残余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及三者结合而形成的反动统治，消灭干净。”“怎样把革命进行到底呢？用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肃清一切反革命，这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人士归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势力。”董必武科学地解释了统一战线的存在价值：首先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出发，“我们的政权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它的特征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是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向少数剥削者压迫者进行的革命行动，所以要团结大多数可能团结的革命群众，才能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其次，只有建立广阔的统一战线，才能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董必武引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中的统一战线思路来说明团结大多数人的价值，“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限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因为，“无产阶级在这样一个社会构成中间要摧毁封建势力，就要遇到地主阶级的反抗。要打倒帝国主义，便要打倒买办资产阶级，要打倒这一个就必得打倒那一个。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里，要联合什么阶级，要打倒哪些敌人？实在是一个首要问题。”最后，只有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才能使革命减少损失，取得胜利。“象北平解放的方式是不用战争用和平谈判解决的方式，依照这种方式现在长沙也解放了。这是很好的，人民少受些痛苦，地方少受些破坏，花较小的代价，争取了胜利。”并且历史上我们共产党人有过这样一个探索、总结时期，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曾犯过这些错误，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应该领受过去的教训。在统一战线上，我党和其领导的军队也取得过统一战线的成功，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是我党运用统一战线取得的一次重要的胜利，为全面抗战、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所以我们党不仅有完善的统一战线理论，而且实践上，也取得了统一战线的无数的成功典范，这就是统一战线的价值之所在。
二、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必须认识我党的统战对象
统一战线是我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既然是统一战线，就必然存在其他阶级、阶层的民主人士，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分析，董必武形象地解释为四个朋友，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政权机构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爱国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及政府中，特别是在县级以上的政权机构中，都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参加，并且有职有权。”这与毛泽东主席关于其他阶级、阶层及其民主人士的联合方针也是一致的。
无产阶级要联合其他革命势力，要正确地认识其他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我们所说的民主人士是指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子及民主爱国人士，这些人士是很复杂的。用革命的尺度来看，有同情革命运动，直接参加工作的；有同情革命运动参加工作积极和不积极的；有同情革命而自己不去行动的；有同情革命但不明白我们革命是搞些什么的；有在革命高潮时他轰轰烈烈地干，很积极，而当革命低潮时便表现消沉的；有过去是反革命，觉悟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不久以前还是反革命，新近参加革命阵营的。”革命的坚定与否，董必武认为很多是要从其在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来分析的。“如果无产阶级要肃清封建势力，没有广大的农民武装同我们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因为地主阶级根深蒂固，力量很大，如不采取有力的办法，不易把它打垮。”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竞争下面不可能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常常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打击而陷于失败，加之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使广大农民阶级没有市场消费能力，也使民族资产阶级得不到发展，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还有它应起的作用，我们不仅不能消灭它，有时还要帮助它。”在解放后，“资产阶级一方面跟我们合作，另一方面，它必然要反利用、反限制和反改造。如果认为他们都服服帖帖遵守法律，不会反利用、反限制和反改造，那是太老实、太天真了。”小资产阶级，有的出身地主，一般来说，“他们在同帝国主义的奋斗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同小资产阶级有很好的团结。”在建国后，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他们要搞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向资本主义发展，所以也要加以团结、改造。正确地认识我们所团结和联合这些阶级，对于我们既团结他们又与他们进行斗争创造了条件。并且工人阶级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遵守我们的革命法律呢？不是的。甚至一些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对法律也是不尊重的。这就要靠人民群众的监督和专门机关的监督，再就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三、只有拥有高度的革命大局观与情操才能做统一战线工作
董必武认为，作统一战线工作，需要高度的革命大局观和高尚的无产阶级情操，否则是不能胜任这项使命的。所以统一战线工作“只有从革命发展的需要和人民全盘利益来考虑，才能想得通。”许多参加革命的官兵对我党和政府联合与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政策不是很理解，往往发出与共产党和及其政府的统一战线理念与政策不一致的声音。“我们的同志有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讲许多怪话，说：‘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来了。’‘从前没有他们，革命还不是一样胜利？’总之，是满肚子不舒服。这些话初听好像有点道理，实际是极错误的。”持这些观点的人没有完全理解我们为什么参加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所以董必武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革命的最终目的以及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应有道德情操。
中国共产党政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都要联合起来继续干，我们联系得愈广愈紧密，我们的敌人愈少空子可钻，我们就能愈快愈便利地完成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不团结民主人士，不争取可能争取的朋友，我们便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便陷于孤立，便不能取得革命彻底的胜利。”因此，对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我们给他们政治上、物质上的优待。不然，要他们和我们一样吃苦，他们做不到，就不会来革命。所以董必武严肃地告诉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们：统一战线“这是政治影响、政治力量的问题，不能够用一、二、三、四的数目字来计算的。”
董必武不仅从统一战线的存在意义上分析了统一战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也从共产党人做人的情操上分析做统一战线工作必须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出发，才能作好统一战线工作。“如果单从个人出发去想问题，我们的脑筋想个人问题的时间费得多，想社会问题的时间就费得少了，这会阻碍自己革命思想的发展，妨碍革命工作的推进。这一思想问题不解决，将来与民主人士相处是很困难的。”董必武很多时候都强调了从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看问题。如在谈到旧司法人员思想改造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采用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标准，要求司法人员培养实践的标准，实践以什么为标准？就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也就是一切依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所以董必武提出了办事情到底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还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两种出发点将导致不同的结果。共产党人参加革命，将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追求，才形成了共产党人勇于牺牲自身利益甚至生命的前仆后继的精神。以个人利益出发，个别问题也可能得到解决，但广大人民中同样的问题照样存在。只有从广大人民的利益考虑，解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个人利益也才能得到解决。并且从个人利益出发，是否能解决个人的利益呢？的确也存在问题。当然个人的努力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不要把方向弄错了。如果我们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看一些问题，就能采取比较正确的态度。如果只照顾自己的利益，往往个人利益不能解决，结果就没有时间想广大人民的利益了。所以董必武提出了个人利益如果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矛盾，如从个人利益去想、去做，必然要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场合，就应当牺牲个人利益，照顾广大人民的利益。董必武深刻地指出：“我自入党以来，第一从未提出要求什么工作的意见；第二在新工作未调动前的一秒钟，绝不放松目前工作。”因此从人民利益出发，从革命大局出发，才能有所克制，不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争一个位子、争一份待遇，这样才能够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打交道，也是作好统一战线工作的起码条件。
四、董必武的统一战线工作艺术
董必武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要认识统一战线工作的价值所在，而且要深刻理解我党所团结联合的各个阶级、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及思想特点，还需要从战略的高度，以无私的情操去团结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并且需要有一定统战艺术和方法。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与资本主义政权相比较，有非常大的优越性。“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就足以证明我们国家政权的优越性。我们的政权之所以具有这种优越性，是由于它直接与亿万人民相联系，集中人民群众无限的力量与智慧，以进行革命的和建国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亿万人民，凝聚无穷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党要联合最广大的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
首先，对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正当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共及其政府都是加以鼓励和支持的。“中国的经济有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有合作社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此外还有个体经济。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公私合营，为国营企业加工，它一部份是国家的，一部份是资本主义的，与合作社经济不同。私营经济是是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是农民以及小生产者的经济。这五种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下都可以发展。”既使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国民党政府各机关的旧人员，“中央人民政府对前国民党政府机关旧人员的政策是慎重负责的政策，凡是有一技之长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公务人员，我们将尽可能加以录用；即使是一时无适当工作可以分配的，也已经决定遵照毛主席指示的原则，三人饭五人吃，负责照顾其生活，不使流离失所，并设法使其获得改造机会。”并且对法院的旧人员也是采取了“包下来”办法。这是我们在接收旧政权时的一种习惯作法，也因此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其次，对参与革命和在新政府、政协、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民主人士，一样应讲究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统一战线的工作艺术。对民主人士，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团结、批评与斗争。“对民主人士，我们要多帮助他们，决不要瞧不起他们，自以为是是不好的，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也不要迁就他们，随声附和也是不好的。一定要有团结、有批评与斗争。慢慢地改造他们，不要着急。”“统一战线里自然有非党人士在内，有的领导机关还有非党人士。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工作是会遇到一些所谓困难的，要经会议讨论的问题，除在党内事先要很好地考虑研究外，还必须提到正式会议与民主人士商量研究，尊重民主人士的意见。民主人士负责领导的单位，党员同志一定要尊重和服从民主人士的领导。有些问题意见一致了可以解决，有些问题意见不一致，现在不能解决，应当继续研究考虑，将来解决。”在工作上，一切应该通过某一民主人士才能做的事情要通过他；他不同意的时候，用充分的理由向他陈述；他还不听，我们要报告党的领导机关，党会对他进行解释的。我们党过去成功地进行了这方的工作，也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要善于说服他们，用他们能够懂的语言，不要把马列主义的词汇，生硬地搬到他们面前，使他们感觉一时难于消化。”对民主人士应该根据具体的人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沟通。对于同级别的干部，要尽量和他商量，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要考虑这些不同意见和反对的意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为尺度，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我们对于下级，要鼓励他们提意见，和我们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对的我们接受，不对的也要给以解释。所以董必武的统战艺术是实事求是，讲究实效的，最重要的是追求统一战线的实际成果。
最后，董必武也指出了我党在统一战线战略上存在的问题，一是有我无人，这就是关门主义；一种是有人无我，这就是投降主义。毛主席领导我们，克服了这两种错误。我们个别的同志，同民主人士之间只有政治上的团结，而在生活上和他们接近不够。董必武认为，要把统战工作做好，除了政治上的团结外，还须要和他们交朋友，建立感情和友谊，这样统战工作才容易做好。我们同民主人士，要详细了解他们的社会经历、社会关系、生活环境、个人特性等，分别对待而不是一律对待，才容易达到团结的效果。所以董必武认为统战工作是不难做好的，主要是我们对统战政策的认识和领会不够，不善于又团结又斗争的艺术，否则是完全能做好统战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