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是汉代重要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没有《春秋繁露》书名。《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现存《春秋繁露》中有《玉杯》、《竹林》等80余篇。没有《闻举》、《蕃露》、《清明》、等篇。"蕃露"与书名"繁露"相近。今本有"精华"篇而无"清明"。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一书认为《春秋繁露》是伪书。这种说法不为学术界承认。日本学者田中麻纱已从《春秋繁路》论五行的九篇中发现前四篇与后五篇的思想是抵触的，因此怀疑这些文章可能不是董仲舒的著作。这些问题还需要讨论。
学术界董学研究者一般还是认为《春秋繁露》是董仲舒所著，是研究董学的基本可信的资料。
董仲舒作为经学大师，下帷讲经，学者云集。他颇有教学经验和教育思想，培养的学生很多。通五经，为博士，任梁相的有褚大；精通《春秋》的有吕步舒。任长史，奉命处理淮南狱，以(《春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另一学生吾丘寿王从董子学《春秋》后，高材通明。在汉武帝面前出谋划策，汉武帝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 。在朝廷上曾驳公孙弘，违群僚议，都得到汉武帝的赞赏。还有赢公"守学不失师法" ，在昭帝时任谏大夫，授徒传业，成为名师。学生为郎、谒者、掌故者有一百多人。董氏子孙"皆以学至大官" 。学生成才，证明董仲舒教育的成功。
在《春秋繁露》中，教育思想比较丰富，约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重德教，辅刑罚
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总要使用软硬两手，软的是德化教育，硬的是刑法惩治。董仲舒把这两手称为"德"和"刑"。董仲舒主张"任德"，并且说是天意，"天之任德不任刑"。现实告诉人们，只有德是不行的。所以，他强调任德的同时，应该有"刑"作为辅助，最好是设而勿用。他说："教，政之本也；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故君子重之也。" 政治的根本在于教育，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地位。监狱是刑罚的主要形式，它是政治的次要手段。这两者要"相顺"。教是为善，狱是惩恶，两者对象不同，效果却是一致的。这就是"相顺"。如果教育宣传扬善去恶，而现实却是恶人上了公堂，善人进了监狱，那就是"教"与"狱"不相顺。西汉时代常有这种纵容奸佞、冤枉善良的现象，所以，董仲舒提出必须"更化"，使二者相顺。这种重德教的主张对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和文官制度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民性未善，待教而为善
董仲舒认为人性是未善的。"圣人之性"是善的，"斗筲之性"是恶的，这些极好极恶的人是极少数的，没有代表性，不具普遍性意义，所以不能叫性。他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绝大多数的"万民之性"是中等的，非善非恶的性，才是要讨论的人性，才能叫人性。万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需要经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为善。他说："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实性》）性就像谷子，善就像米，谷子中包含米，但谷子不就是米，需要经过加工才会成为米。王者的教化就是对人性的加工。王者是奉天命来教化人民的。如果人民已经是善的了，那就没有教化的必要。董仲舒认为这种论调是"失天意而去王任"的。王者不重视教化，就是"弃重任而违天命"（《深察名号》）。因此，他认为孟子性善论是"世长者之所误出也"（同上）。孟子性善论使教育失去依据，而荀子性恶论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董仲舒认为性恶论有较多的合理性，所以"作书美孙卿" 。董仲舒讲人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性待教而为善"，就是从人性论方面阐述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义利关系--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仲舒认为义利是人天生的需要，"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身之养重于义》）他认为，利是养身体的，物质是生理的需要。义是养心的，道义是精神的需要。"体莫贵于心"，所以，养心的"义"也就比养体的"利"更重要了。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人"有大义而甚无利"，道德高尚而生活贫困，心情舒畅，生活还比较快乐。像孔子的学生原宪、曾参、闵子骞就是这种人。另一些人"甚有利而大无义"，任高官，享厚禄，美食丽衣，荣华富贵，为富不仁，尽干坏事，精神空虚，道德败坏。他们或者死于犯罪，或者死于忧虑。总之，他们都不能快乐地活到老。从此可见，"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身之养重于义》）义对于养生比财利更重要。百姓容易看到近的，小的好处，不容易看到远的、大的好处，利是近小的，义是远大的，所以，百姓容易看到利的好处而不容易看到义的好处，"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身之养重于义》）。思想家"圣人"和统治者"皇帝"应该"显德以示民"，做义的表率，来教育感化人民，形成新风尚，那就天下太平了。如果上头提倡私利，不顾公义，那么，百姓就会"忘义而徇利，去理而走邪"，世风日下，人欲横流，那就进入乱世。鉴于一些统治者好大喜功、贪利忘义，董仲舒常"以礼谊匡正"，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面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 这段话经班固修改润色后，成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后代，尤其是宋明时代产生很大影响。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多次引用董子这句话，并写入学规，用来教育学生。并因此称董子为"醇儒"。
在义利关系上，董仲舒认为要强调义，统治者重义，才能引导人民重义。这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总之，要教育人民重义，重道义。
（四）仁义之法--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关于仁义的问题，董仲舒发展了儒家的思想。儒家传统说法，仁者爱人，义者宜也。仲舒提出"仁义之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仁义法》）自己和别人都是人。仁的爱人那个"人"是指别人，不是指自己"我"。义讲宜，使不宜归于宜，就是纠正。所以，义就是正，就是要纠正不宜的行为，使之归于宜。要纠正谁的行为呢？董仲舒强调首先要纠正自己的不宜行为。据此，董仲舒希望当政者要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外"（《仁义法》）。严格要求自己，以宽厚的态度对待别人。他说，圣人说的是仁义，做的也是仁义，可见仁义的重要和高深。许多人也讲仁，也讲爱人，爱的是自己以及亲属、好友。那种爱人不算仁。有些人也讲义是正，他们只会"正"（整）别人，却从来不"正"一下自己。所以也不算义。"以仁自裕"，为了自己花天酒地的享受，"以义设人"，打着义的旗号整别人。像这样倒行逆施，"鲜不乱"（《仁义法》）。营荡讲用仁义治国，仁是爱人，他的实施是"爱子"，如何爱呢？让儿子"不食其力" ，不劳而获，养尊处优。义是尊老，尊的是年长的妻子，尊的方法是丈夫要跪拜。这些都是对仁义的曲解、误解。西汉成帝时的杜钦讲："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克己就义，恕以及人。" 就是表达了董仲舒对仁义的理解。直至清朝乾隆年间，学者卢文弨还用董仲舒《仁义法》中的"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作为科举考试的题目。说明董仲舒对仁义思想的新发展得到思想界的承认，并有深远影响。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伦理道德和心性修养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
（五）必仁且智
董仲舒认为德育必须与智育相结合。以上讲仁义问题，都属于德育的范围。如果有了正确的仁义思想，没有智，就还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如何正自身。董子《春秋繁露》有一篇名即取"必仁且智"。仁是爱人，智是什么呢？董仲舒说："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先说出来，以后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证实。所以，"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无敢，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必仁且智》）智，简括之，就是知和当。知事物的本质，知事物的发展变化。当指符合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知和当是一致的，用"知"可以概括。他特别强调需要仁智。"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必仁且智》）。人需要仁德和才智，缺一不可。作为教育方针。应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主要目标。
（六）教材与教学内容--六艺与三纲五常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统一天下的思想。六艺即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什么以六艺为教材呢？董子在《玉杯》中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以六艺来赡养人，六艺就是精神食粮。六艺都是重要的。又有各自的长处。董仲舒就是以此为教材对学生进行德智美方面的教育。《诗》、《书》培养人的远大志向，《礼》、《乐》陶冶人的高尚情操，《易》、《春秋》则提高人的聪明才智。《汉书·儒林传》开篇就说："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就是说，六艺是最基本的教材，而且也是伦理、政治的教科书。
这些教材中包含着伦理、政治等方面的内容。董仲舒从中概括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称此为"王道之三纲"，从天那里可以找到它的依据，就相当权威了。君为臣纲，对臣来说，忠就是高尚道德。父为子纲，强调孝道。夫为妻纲，重视妇女的节。再加上朋友的义。这就是后来封建社会极力提倡的忠孝节义。
关于"五常"，前人有过论述。孟子讲四善端，没有信，讲五常之道，有圣而无信。董仲舒概括时，加上信。从当时社会风气来看，由于秦任法术，风气大坏，以至"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提倡信，为了纠正诈伪之风气。提倡信，对于稳定社会正常秩序，巩固封建专制是极为重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很重视信，商业极端重视信用。曾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题字："信为万事之本"。信是各种社会、各个阶级都提倡的共同道德。张岱年先生认为："可以说，封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是由董仲舒确定的。" 这个基本道德原则就是三纲五常。三纲适应于封建专制的需要，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而失去合理性，被人们所拋弃。五常是处理人事的基本原则，由于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革，如封建时代的跪拜之礼被取消，代之以挥手、招手、握手之类。但其中包含的精神却有普遍的意义，广泛的适应性，是可以批判继承的。
（七）学习态度和方法--博节、多连、精思达虑
在学习上，董仲舒不主张只通一经，认为只通一经，局限性太大，有些思想难以明白。而且各经有自己的特点，只通一经，就不了解其他五经的特点，同时也不了解这一经的特点。所谓通也就要打上引号了。是不是越博越好呢？也不是。书太多，学习不过来，负担太重，会产生厌烦情绪。而且，贪多不烂，多则惑，没有思考的时间，死背硬记，不能理解。董仲舒主张以六艺为基本教材，所谓"简六艺以贍养之"，再辅以其他参考书，如《公羊传》等。对此，他说："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玉杯》）太博和太节是两个极端，也是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循此错误倾向，必定会给学习带来伤害。正确的是介于二者中间，博节适度。究竟多少为适度呢？汉代以六艺为适度，宋明时代以四书五经为适度。随时代的发展，应有所变化。另外，如何研究，关系极大。汉时一些经注至百万言，少时入学，皓首只能穷一经，那么，六艺就太多了。所谓博节适度，只是一个原则，如何做到适度，何谓适度，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过，有一点则是需要肯定的，那就是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考时间。因为"学而不思则罔"。
如何思考呢？董仲舒提出一个连贯法："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精华》）。他举例说：鲁僖公在乱（比三君死，旷年无君）时即位，亲任季子。"季子无恙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国家安宁。"季子"治内难以正，御外难以正" ，是个贤人。鲁僖公十六年三月，季子卒。以后鲁国乱难不已，到二十六年，派公子遂"如楚乞师" 。鲁僖公没有变化而鲁国衰危，原因就是没有季子这样贤人。鲁国这样，别的诸侯国也是这样，天下也应该都是这样。"此之谓连而贯之"（《精华》）。他从这个连贯中得出结论：天下虽大，古今虽久，有一条共同的规律："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精华》）从此又推出，鲁庄公知季子贤而不能任用，导致国危；宋殇公知孔父贤而不任用，自身遭弒。知贤不任，国危身弑。董仲舒对此深感痛惜，"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精华》）。此外，董仲舒还联系《春秋》中的逄丑父代齐顷公赴难，齐桓公执陈国大夫辕涛涂，鲁季子追庆父，吴王阖庐请吴季子任国君四件事，阐述"贵志"的道理。提出"志邪者不待成"，"本直者其论轻"两项原则。董仲舒对逢丑父和祭仲的事阐述经与权的关系，以及行权的原则。董仲舒以春秋时代的史事进行联系分析，连而贯之，阐述一些理论问题，既有唯物成分，又含辩证因素，颇多合理性，因此，司马迁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学习《春秋》，董仲舒极端强调深入思考。圣人的思想是非常深刻，不认真思考就不能领会。所谓微言大意，就是在简单的辞后面包含深刻复杂的意思。"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竹林》）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有同感，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浅见指思想肤浅，缺乏深思。寡闻指所知古今之事甚少。好学深思与浅见寡闻是相对的。从此可见，董仲舒与司马迁都提倡深思好学。如果不好学，那就无法"多连"、"博贯"地思考。有的人认为自己素质差，天赋不足，想不到那些复杂的问题。董仲舒引孔子的话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竹林》）只是没有深入思考，哪里有什么达不到的难度。
（八）教师
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发展教育事业，把"置明师"作为重要条件。没有"明师"是很难发展教育的。不重视"明师"，所谓发展教育、培养人才都只能是空话连篇。
什么样的人才是够格的"明师"呢？董仲舒写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玉杯》）明师的首要条件是美道、慎行。美道指教学内容，即对六艺的深刻理解。慎行指个人行为，即处处符合三纲五常。后面几句是说教学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适时、适量、适度地进行。这是教书育人的最高水平，所谓"圣化"。董仲舒认为应该采取这种教育方法。
董仲舒强调少而精的原则，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仁义，要反复解说。如果不抓这一根本，东拉西扯，胡吹瞎侃，"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君子最讨厌用不急需不重要的话来疑惑后学。董仲舒由此告诫道；"于乎!为人师者，可无慎邪！"（《重政》）教师应该努力研究，将最重要的道理、最好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学生，这才对得起求知心切的学生，才没有误人子弟，才是可尊敬的灵魂工程师。（周桂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