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印度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夏业良
http://www.pubchn.com/topics/cni/夏业良：印度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http://www.pubchn.com/articles/85116.htm
来源：公益中国网  发布时间：2009-6-11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出席中印论坛

夏业良教授在中印论坛发言
编者按：2009年5月30日-31日，首届中国-印度论坛在北京举办，近百名中印外交官及长期研究中印政治、经济、文化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他们或做了精彩演讲，或参与了激烈讨论。本文是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针对“中印模式“比较、印度经济发展启示等在中印论坛上发表的演讲。
“龟兔赛跑”与“龙象之争”
近几年来，无论是在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分析、制度经济学领域，还是在政治学、法学或泛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有关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都是一个比较令人兴奋和关注的话题。
印度的经济前景是否要好于中国？印度的现行民主制度是否可以说明东方大国多民族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政治传统的成功嫁接？
“印度模式”优于“中国模式”？
今年3月底，印度总理辛格在出席伦敦20国峰会之前接受了《金融时报》的专访，他对中印两国经济前景进行了比较，认为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取得长期胜利，因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更有希望将经济改革坚持下去。
相比之下，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则具有潜在脆弱性。“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一党制政府本身就是其中一项。但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金融时报》评论说，印度主要领导人如此直言不讳地公开发表印度与中国对比孰优孰劣的论断是非常罕见的。
在全球经济政策的辩论中，中国正在承担起新兴市场领导者的角色，而辛格总理这番话似乎是在提醒人们：在G20峰会上讨论全球经济政策时，中国缺少一项关键性的资质，那就是民主政治体制。
事实上，辛格总理的这番话也是针对印度国内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对其民主政治体制的实际绩效予以责难的一种公开回应。
因为有不少印度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国投资者都认为：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都明显低于中国，中国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迅速果断的中央决策能力与资源集中与配置能力都让印度企业家敬畏有加。
我们或许会为印度总理这番如此自信而毫不自谦的话而感到震惊，甚至可能无法接受他对印度经济前景好于中国的自恋式判断。
然而我们可能无法拒绝印证或反驳这一论断的欲望，并且可以通过许多已经公布的第三方国际数据，来考察和重新认知这个往往被我们忽略或轻视的邻国（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知识界还是社会大众中间，如果谈及对当代印度的全方位了解，大家可能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们对自己身边这样一个文化迥异、制度不同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其实了解得太少太少）。
“印度模式”的形成与推进
自1947年独立到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印度实行的是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的混合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政府对经济计划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和重工业，限制私有企业，排斥外资。
1991年印度爆发了国际收支危机，政府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5%，外汇储备仅有10亿美元，只够维持３个星期的进口支付，当时的拉奥政府被迫实施经济改革，推出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色的新经济政策，即放松对私有经济发展的限制、加快国有经济改革、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实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之后经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财政赤字逐年下降，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国际收支状况持续好转，外汇储备大大增加，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外商投资逐步增多，国民经济稳步发展。
进入21世纪，印度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使其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实现了有印度特色的经济增长。
2001年至2006年“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76%。2006年，印度政府出台“十一五”计划，将2007年-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年均9％。
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30年里，长期保持3.5%的“印度速度”，到80年代提升到5.8%，9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又将增速提高到6%。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过去的五年中，印度经济明显加速，平均增长率超过8%，使印度成为中国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又一典范和亮点。
资本市场效率与经济改革深化
印度资本市场运转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国。印度的法律制度尽管仍存在相当大的缺陷，但与中国相比显然要先进得多。当中国政府为本国的私营企业家设置重重障碍之时，印度却一直在为本国私营公司的发展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和一个宽松的投资环境。
中国政府仍然控制着资金分配权和上市公司的名额分配，严重限制了私营公司在股票市场获取上市权和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资金的能力，政府把金融市场作为让国有企业为维持生存而获取资金的一种渠道。虽然股票总市值已超过4000亿美元，但如果把中国各级政府拥有的公司所持有的不能交易的股票市值排除在外，中国股票总市值仅为1500亿美元。
近几年来，印政府不断深化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行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部分生活必需品销售自由化，改善投资环境，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财政赤字。
辛格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了辩护，他指出，正是民主政治制度使印度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自1991年以来，印度经历了4到5届政府，但没有一个政府敢于逆转我们开启的改革道路”。
2006-2007年度印度经济实现9.6%的高增长。2007-2008年度为应对通胀，印政府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大幅提高利率，经济增长小幅放缓至8.7%。预计印度经济在2009-2010财年的增长率大致介于6.5-7.2%之间。
2006年印度信息产业的增长率为50%，信息产业的增长在印度GDP增长部分中所占比重达到四分之一。2007年印度信息技术和服务外包收入达到363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8%，占GDP的比重也增长到7%。2008年印度软件业产值约为850亿美元，到2010年印度信息产业的产值将接近1030亿美元，大约占印度GDP比重的20%。
2006年，印度中央和地方全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7%，而美国和英国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27%和37%，巴西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也达到37%。在印度的税收总收入中，中央级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1%，邦一级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
“知识经济”与比较优势
2000年，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就提出印度要成为“知识大国”的主张，主旨是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短缺带来的机遇，使印度未来发展以面向全球的服务型知识经济为主，走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2002年，印度计划委员会在推出其《十五计划》的同时，发表了《印度2020年展望》报告，阐述了印度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构想，体现了瓦杰帕伊总理的战略主张。
印度计划委员会认为，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知识已经替代了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印度政府预测到下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将出现在服务业上。在未来的15年中，发达国家的低人口增长率和老龄化趋势将导致人力资源的大量短缺，这对那些能够提供技能和外包服务的国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知识经济的服务出口方面，印度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拥有一支庞大的运用英语的科技和专业人员队伍。印度高等教育发达，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为310万人，到2010年毕业生人数还要增加1倍；劳动力成本低也具有比较优势。例如，印度从事外包服务的雇员工资要比美国的雇员低1.5倍到12倍。
在国际软件外包市场，印度因拥有大量劳动力成本低、高素质的IT人才而被跨国公司看中，成为全球软件行业大国；印度人口结构呈年轻化趋势。到2020年，印度15岁－59岁的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35%升至47%。
印度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优于中国的资源动员模式，这种消费驱动模式比起其他发展战略来说，能够更有效地为民众谋求福祉。
私有经济的促进与中产阶级的成长
过去20多年中，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增加4倍，仅据2007年的统计，印度就有8000万个家庭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5口计算，印度有中产阶级3亿人，即便是挤去水分，也不少于2.5亿。而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目前仅有约2500万，大致是印度的十分之一。
经过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凸显，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突出，而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却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印度目前是0.33，美国为0.41，而中国是0.45。
2007-2008财年印度GDP总值已经达到1.16万亿美元，并且在2006-2007年度印度已成为全球第 12个GDP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
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印度仅在美国、中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但是，如果以人均GDP计算，印度的排名仍相当落后（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居世界第74位，印度居第120位）。
私有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印度模式”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印度在独立之后一直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但对其有严格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推行了旨在推动私有经济发展的改革。
20世纪90年代，改革得以进一步深化，私有经济的能量充分释放，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如塔塔集团、比拉集团、维普罗软件公司、兰巴克西制药公司等。目前，印度私有企业的产值已占到GDP的75%，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
“龙象之争”并非民族自尊与意气之争
当然，“印度模式”也有缺憾，印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相当不平衡，2006年度，印度全民识字率为67%，贫困率为27％，全国仍有3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预期寿命为63岁，出生率23.5‰，死亡率7.5‰，新生婴儿死亡率为57‰。
虽然印度政府在反贫困方面进行了长期而持续的努力，时至今日孟买等大城市仍有相当大范围的贫民窟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印度在人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国民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综合排名第128位。
印度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迟缓，不能为数额庞大的农村低技能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农村发展落后于中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印度社会秩序远不如中国稳定，印度教与穆斯林教的冲突不时把印度推向战争的边缘。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是以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比较注重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
而“印度模式”则是以民主制度为基础，加速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向传统工业和农业的渗透与反向刺激，侧重面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大众消费能力提升。两种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目前仍无法做出清楚评判，但“龟兔赛跑”的新寓言开局似乎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场赛跑可能还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能决出胜负。
“中国模式”能否最终战胜“印度模式”并非简单的民族自尊和意气之争，而将可能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经典案例，甚而有可能改写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