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军统之北国锄奸 四

二 吸收入「军会」与征召受「特训」
我正在明瓦廊小旅馆里，闷着头一个人写稿子，来了一位素不相识自称姓潘的人找我谈话，这是一件多么突兀的事。他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扯开话题，从家庭状况询问到思想教育，再就国家处境谈论到国际情势，他所说的反而此我回答的多，我反复寻思，实在摸不清楚他的用意何在。当这位不速之客临走的时候，留话给我，说是过几天还有人和我再谈一次。此人走后，我越想越不是味道，既然不明白他的来头，为什么竟会毫不勉强的回答他的问题？是否已慑于那股不可抗拒的来势？还是早已意会到他是奉命而来的自己人？过了两天，果然又有人找我谈话，这次却是同期的易同学，我们会过面，只是很少来往罢了。他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的说：「现在，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诞生了，可以说是大时代中的产物，竭诚拥护我们的校长为领袖，以军校同学为基干，力行三民主义，重振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文化，牺牲个人利益，用钢铁的意志，有严明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在校长英明领导之下，共同开创新局。」他问我：「像这样的组织。愿不愿意参加？」我心里的话：「我本就想纠合同志，搞这么一个组织，可是我人微言轻，根本不够条件，何况我也不敢公开倡议。」我正想到这里，他又逼问一句：「是否还有什么考虑？」于是，我这才提出反问：「前几天和我谈话的那位潘同志，是否就是这个组织派来的？」易同学告诉我说：「是的，这是组织上吸收同志的一项手续，也可以解释为必经的过程。不过，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访问，很容易使对方莫名其妙，甚至招致不必要的误会，似乎应该加以改善。」
谈到最后，我天真的问他：「为什么会遴选到我？」他笑看回答说：「想是有人推介吧！」我又问：「能告诉我是谁吗？」他却笑而不答，在他临去之前，曾暗示我，这一关又通过了。是否填写过许多种表格，以及办过些什么手续，或是他们和我谈话的记录就代替了这些手续，都已记不清楚了。过了没有几天，我接获通知，知道确已被「吸收」为「革命军人同志会」的同志了。在当时的感受上，觉得能够成为一个秘密革命组织的一员，自然免不了有一份心理上的骄傲，因为我已经是革命阵营中的中坚份子。其时乃至稍后，我绝不知道在「革命军人同志会」之上，还有一个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只了解到除了简称为「军会」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之外，还有一个与「军会」平行的姊妹组织，简称为「青会」的「革命青年同志会」而已。质言之，我被「吸收」进入第二层，仍然是核心的「外围」。入会后不久，大概也只有三、五天光景，就被戴雨农「征召」接受特工训练去了，所以并没有参加过「军会」的组织活动──类如小组会议等。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全衔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显然的正副主任全景挂名差事，实际上他们也很少露面。开课、结业或是领袖莅临时，他们到一到，应卯罢了。班本部之下，分组或分课，各言其是，我记得是分为三组。郑介民先生主管教务，戴雨农先生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先生主管训育兼任队长。这就是我国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因事在草创，只略具雏型而已。不过，全班上下，里里外外，都充满了神秘气氛。实在弄不懂，这个训练班既然是由戴雨农先生负实际责任，那又为什么挂一个办事务的名义？是为了资望不够？军校的期别太低？抑或惟恐暴露身份？想必其中一定有个道理。还有不可理解的事，那就是「特务警员训练班」旣然由「力行社」所主办，可是从开训到结业的半年中，校长都莅临多次。却不见「力行社」的高级干部中有一人到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实在是耐人寻味。这些人事问题太复杂了，我还不够加以分析的程度。再说到训练班的设备，光用「简陋」两个字形容，似乎还不够，若再加上「寒伧」，那就差不多了。我这么说，绝无奚落之意，而是说明开创的艰难，真个是筚路蓝缕。班本部的办公室，设在两间矮房中，几张高低不等的办公桌上，都铺着一块蓝布。蓝布倒是新的，虽遮盖了斑驳的桌子面，可掩饰不掉破旧的桌子腿。桌子上摆着几样文具，此外还有一个响叮当的叫人铃。房间的门都没有了，门口挂上一幅白门帘，风一吹，不住的在摆动。办公室斜对面的一排房子，就是学员宿舍。暗暗的，却又有门无窗。屋里的空气，也不甚流通，再加上黄霉天反潮，好一股冲鼻子的浊气。床分上下铺，薄木板拼成，睡上去就吱呀作响。翻个身都会吵得四邻不安。被褥、床单是自备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皆有，如果
严格的要求内务整洁，那就难了。
上课的教室就是大礼堂，所有的集会也都在此举行。讲台是木板搭成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上面有一张油黑发亮的桌子，算是最惹人注目的新对象了。后面架着一块旧黑板；说它是黑板，实际是深灰色的，往后，它的颜面还会淡下去。讲台面积不大，顶多也只能站十多个人，如果摆上椅子坐下来，容得六、七把而已。讲台左右各有一间木板搭的小耳房，作为储备书籍、讲义以及实验物品之用。同时也是备供教官们略事休息之所。教室里，整整齐齐摆了十五张长条桌子，排列成三行，两个人共坐一条长板櫈，恰好容纳三十人。教室、礼堂和集会，多种用途的大厅，光秃秃的什么点缀都没有，只有开学的那几天，在周围的增壁上贴上了些个花花绿绿的标语。标语内容，也没有突出的词句，至于后来戴雨农先生亲撰的「领袖耳目」、「兄弟手足」那一联，此时还没有。饭厅与教室只有一墙之隔，七、八张方桌，四返摆着长板櫈。每日三餐，照例早上馒头、稀饭，中午和晚上吃饭。规定六个人一桌，供给四菜一汤。教职员一齐用膳，伙食完全一样。说到伙食的好坏，裹腹而已，可是从来都没人计较过。盥洗沐浴，设在饭厅旁边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露天，一无遮盖，前后几扇木板，聊作掩体。搪瓷脸盆大木桶，可任意取水冲洗。水沟排水声潺潺，又何尝不是一景？最不好受的日子，是夏日里燠热难熬，盼着下场雨吧，可是屋子又漏了。队长李士珍先生，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他不仅负责，而且尽心尽力，全天二十四小时，几乎不眠不休的都投入了他的职守。训练期间，所有的星期例假，一概取消，不但不许外出，就连打一个电话出去都不行。换句话说，是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关系。所以，在这半年中，除非因课程实习，大家列队出入外，我们根本就没有单独一个人走出过那扇像洞似的窄门。早晚两次集合，都由李士珍队长亲自点名，六个月如一日，一「点」都不马虎。尤其是晚上点名后那一顿训话，既冗又长，实在令人好不耐烦。我们上课，李队长差不多每一堂都陪着一齐进教室，一直等到教官开讲后，他才离开，可是转眼之间，发现他又站在那里了。同学们有点嫌他啰嗦，大体上都还对他尊敬，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好队长。李士珍先生也是军校同学，在日本学过「高等警察」，在班上，他也兼了一门课，就叫「高等警察」，看上去是属于天赋不怎么样，而力争上游的那种典型。我和李士珍先生于此别后，迄今四十多年再也没有遇见过。都说李先生在警察方面颇有建树；又传闻在某一时期，还和戴雨农先生互争过警察领导权，不知可有其事。我想，就是有，那个「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了。开学的日期，据「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的记载是二十一年六月，照我个人的记忆是五月，也许是我记错了。
开学典礼，有简单庄重的仪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校校长，我们的领袖蒋公亲临监誓。陪侍领袖步入礼堂的，不是班主任申听禅，也不是副主任王固盘，更不见「三民主义力行社」的书记或常干，都是训练班中的事务组主任戴笠。进入礼堂的只有领袖和戴笠，其它的人军服便装都有，皆止步于门外，这倒是比较少见的场面。预先，每一学员都有一张油印的誓词，领袖举左手引导宣读，戴笠和学员们再随声宣读一遍，读毕，戴笠即刻把全部誓词收集起来，当场就引火焚化了。全场肃穆无声。领袖训话，激励我们能牺牲小我，保卫国家，做一个无名英雄。宣誓过后，正式上棵。谈到课程，主管教务的郑介民先生，的确是煞费苦心，其最大的难处，就是师资难求。像这种训练，事在首创，并无前例，究竟要排那些课目？需要那些教材？到那里去敦聘教官？谁堪胜任？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除了摸索着进行外，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施以情报业务训练」那些话，美其言而已。
事实上，无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日的世界，像这一类的教材，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的。试想，那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的教给外国人，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也只能说：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充其量也只能列为「参考资料」而已。且看我们所接受的教程：最基本的还是政治课程，其中包括党义、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等。照我个人的想法，这门课程，应由「力行社」的高干们主持才对，可是他也不来。何以致之，令人费解。速记──选用「张才速记法」，由张才的传人担任，教得好，最难学。速绘──来上课的是梁氏兄弟。记得梁鼎铭先生返带我们到他「香谷寺画室」去参视他的大幅油画。未完成的画面好象是「棉湖之役」。摄影──包括照相机的使用，及暗房显影等，教的人也是名家，想不起是那一位了。驾驶──分汽车驾驶、机车驾驶，都实习过，受时间限制，除少数几个人外，大都没有学会，教官是第一期老大哥周启邦。爆破──我们都有点基础，此番等于复习，花样也多了，大家最有兴趣的，是自制爆破
罐。崩一声，好开心，也很好玩。射击──包括各式枪枝的分解与装配。实弹射击则不如在学校里打靶那么认真，似乎都存着好玩的心里，谁也料不到将来有一天真会用得上。讯鸽──我们把这门课叫做「养鸽子」，由黄教官讲述，并表演通信传递等项目。据说这位黄教官也是专家。生化──主要的是在讲解药性，类如麻醉、兴奋、窒息等。也用兔子作过试验，谁晓得这只兔子命大，一针打下去，跳了半天，竟而不死，弄得教官好窘。属于学术性的课目和教官大致如下：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先生主讲，后来出版的一本名著，就是这部「军事情报学」。侦察法──由第二厅的主管任教，其内容多是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发表过的事例所编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相当陈旧了。通信法──其中包括电讯、密码、密写、密语等。作了几次实习，点到就是。因为多属于专门技术，短期训练，也只好如此。情报搜集──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也有实习，从得到消息至提出报告的全部作业，都要通晓。不过，早期的作业如与现在比，三脚猫、四不像而已。行动破坏──偏重理论。教这门课的教官也不见得有实际经验。武装斗争与羣众暴动──这门课的着眼点，在于对匪鬪争的攻防两面，由叶道信先生自编讲义，再细加剖解。讲得太好了，曾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称赞。秘密结社──讲解三点会、哥老会、青帮、红（洪）帮的源流。其实，帮会活动日渐式微，有点了解就够了。切卡的工作──有这么一本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说苏俄的特务工作。那个时候听来还算新鲜。高等警察──我们的队长李士珍先生主讲，条理分明，很下过一番苦功。如果真能够把他所问述的那套章法，运用到治安工作上去，想必会大有成效。以上是记得起来的，想必遗漏的也不少，大大不该的，是很多教官的尊姓大名，都说不上来了。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位教官郡有高度的热忱，迟到缺课的情形绝无仅有，解答问题也不厌其详，这是在训练机构中相当难得的现象。因而，一般同学们，不愿意听的也要听，学不会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可惜许多只课说程太专门，不要以六个月的时间学那么多花样，就是单学一两样，也未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通」字。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都能建立一个「特务工作」的概念，这也就算达到开训的目的了。总之，一般同学的心理，并不在于学本领，大家都盼望看早日一试身手。三 负有秘密任务的领班人应征召参加训练，受委托物色同学，因是之故，我就成为当然的「领班」了。领班的意思，并不是全班领袖，除了带领全班同学进入教室，或列队站在排头之外，也和别的学校一样，我还是全体同学公推的班长。早晚两次点名；向队长报告人数的是我；每逢上课，教官来去喊口令起立坐下的也是我。我坐的位置是最接近讲台的一张桌子，也是一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到的地方，想偷懒都不成。
这仅是表面的，在暗底下，我还另有任务。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切切实实的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一切该当注意约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的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它同学知道。当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戴雨农先生又补充说：「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戴先生所指的「紧要事故」不明白是那一类的事故？我很奇怪，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此类情况，报告郑介民先生转告给他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通过郑先生的关系；也就是得到郑先生的许可，准我向外打电话，再直接报告他呢？这些，我都不甚了了，或许，戴先生自有用意，因为他一向不愿意人家多问他，就是问他，有时他也会用沉默作为回答。
开训后，我照他的意思为调查报告。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因为班里发给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贝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后来还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的写，每一个人少则三两百字，多达六七百字不等，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交卷的。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敢稍存半点私心。因为我深切的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
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可是为了对在训同学有个充份的了解，势必还要和每一个同学多接近，求得好感，而且不露痕迹，这实在是大不简单了。就这样，三个月下来，把我折腾得半死，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求好心切，恐怕真顶不住。写调查报告的事情进行的并不完全合乎理想，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不回到寝室去休息，反而留在教室里埋头写东西，可是又不像是整理笔记或做功课，所以引起了李队长的注意，他虽然没有正面的质询过我，可是一直盯看我不放松。这么一来，我可没有办法了。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据实报告了戴先生，这才解除了对我的监视。像这种情况，用情报工作的观点来说，就算是暴露了身份。
再说，受训期间与同学们相处，大致说来，堪称一团和气，其主要的因素，是大家没有利害冲突，再加上毫无空余的时间，就是有点个人间的小别扭，因格于环境，也磨擦不起来。还有一层，也无妨自我标榜一番：我旣然是公推的班长，不说表率羣伦，装模作样也得端正自己。幸而平日考绩列为甲等，一般的实习测验又很少出洋相，因而同学们对我都还不错，所以在有形无形之间，也产生了一点调和作用。最重要的也是最现实的，我除了在接受训练这方面和其它同学机会均等外，在生活待遇方面，也和同学们完全一样。虽然我是领班，又和主持训练的戴雨农先生有私人关系，可是并没有任何的特权。不管人家的想法如何，以及背后的批评又如何，我心里坦然得很，也是我觉得最硬气的地方。六个月，很快就要消逝了。结业前，每个同学照规定填了一张工作志愿书，其中有一栏是工作地点，也就是将来希望派到什么地点去工作。我填到此处，毫不犹豫约写出了杭州二字，这不是临时决定，老早就一心向往了。戴先生为了这一点，曾特地询问过我，他重视的是我在杭州有没有特殊的工作路线，或是有什么预期的构想。当时，窘得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其真正的原因，是属于潜意识的，因为我祖籍杭州，一个人，尤其是思想半新不旧的人，总免不了存有传统的宗法观念，其次，多少受了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吸引，其实，这都与工作无关。
结业那天，举行简单仪式，领袖三度莅临训话，语多勉励。除了正副班主任以下教职员全部到齐外，又比前两次多了几位全副武装、配带整齐的高阶人物，我不认识他们都是谁。据说，这些高级军官与军事委员会于本年九月间，新设立的「调查统计局」有职务上的关系。这里所提到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军统」。可是实际上的「军统」，笔者拙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刻的「军统」，应是「早期的军统」，因为当时在军统局之下分为三处，戴雨农先生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处，也就是「第二处」。到了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调查统计局」改组，由贺耀组挂名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全局工作，这才是正式的「军统」。以此为基础，几经更名演变，虽然「系统」已不存在，但它的工作精神封延续到今天。这就是现在的「国防部情报局」。当天晚上，全体聚餐，正副班主任均未参加，由戴雨农先生代表主持一切。聚餐已毕，在班本部办公室内个别谈话，则由戴雨农先生、郑介民先生分别召谈。最后一名才轮到我
和戴先生谈话，他特别嘉勉了几句，并约我第二天上午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一叙。此刻，我和戴雨农相识，恰好一年。从此之后，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在僚属关系上，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部下。工作分发，戴先生并未考虑我想去杭州的志愿，戴先生已决定派我到北平去建立工作。提到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比杭州更亲切，心里当然很乐意。同行的，也就是一齐派遣的，还有我们在一起同时受训的杨英和戚南谱二人。虽然指定由我负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一定的编制，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就是三人行中的「组长」。记得很清楚，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没有，派什么工作，负什么使命，单凭戴先生的一句话而定。他如果另外写一张条子的话，也只是交给管理人事的部门作为登记之用，当事者也未必看得见那张条子上，写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无凭无据」的参加了「特务工作」。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有一次我终于开口问过戴先生，我说：「我已经加入了『革命军人同志会』，戴先生你早已知道了吧？」戴先生正面回答说？「是黄剑秋兄提名介绍的，他已经告诉过我了。」我这才明了原来是剑秋兄介绍的，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我提到过这件事。我又问戴先生「我们的工作，与『军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件事？还是两回事？」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再过了一会，才说：「将来你总会了解的」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在当时我心里非常不痛快，我认为有问有答，他应该向我解释明白才合乎情理。到后来才谅解到，因为其中有「力行社」这一层关系，而我仅是「力行社」之下的一名「会员」，在组织上应对我保密，所以他无法和我说明。
出发之前，戴先生又为我个人举行了一次饯别聚会，主要的还在介绍几位主管内勤的同志认识，在座约有徐为彬、林桓、张衮甫诸兄。宴罢，戴先生赠送一枝勃朗宁手枪给我。那枝枪又短又粗，大口径，识别不出是什么厂牌，有的说是意大利制造。他把手枪拿给我的时候，又强调一句说，这是私人赠与作为纪念的，希望能长远保存。谁料得到这枝枪真个是「一鸣惊人」、「不同凡响」，在初试啼声中，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查考年代和确切时间，受训完毕、派遣出发，应在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写到这里，无妨重复前文谈一谈有关「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过去，一般传说很多，不但外界弄不明白，就连一些参与组织的人，也未必分辨得清清楚楚，以下先作一个概括性的解释，详细的内情，将在「英雄无名」全书各部中，再作实况的反映。二十一年三月「力行社」成立于南京。同年四月一日组成由戴笠主持之「特务处」。有一段时间也称为「第六处」，其后，在文书资料就看不到「第六处」这个名称了。二十一年三月，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同年九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此一机构，并不公开，所以外间很少知道，戴笠被任为该局「第二处」处长。表面上看，「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和「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虽隶属不同，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比如说，两处只有一个办公场所，「特务处」之下的「情报科」也就是「第二处」之下的「情报科」等。
由二十一年起始至戴雨农先生于三十五年逝世，乃至戴先生去世若干年后，由他领导、创始的「特务工作」，无可讳言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系统」。此一系统，在中国政坛上曾经超越了工作本位，而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政治作用。这要写成专辑才能交代透澈，此处略为一提，将来再详为论列。凭心而论，据实而断，「军统」的作为，的的确确对国家有重大的贡献，当然，谁也不敢说一无小疪。
再往下说：二十一年九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前期的非建制单位，究竟谁是该局的局长，迄今数十年，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过，当然也有些传说，大都无凭无据，到了现在更没有人为此而查证了。据笔者个人所知，该局除了由戴笠处长的「第二处」之外，当然还有「第一处」，听说「第一处」走出中央几部方面派人出任，也可能就是后来的「中统」。还不只一、二两处，尚且另有「第三处」，处长是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陈焯。确否如此，不敢保证，敬待知情者予以指点。
到二十七年，改制后的「调查统计局」，已正式纳入编制，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由贺耀组出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为什么要贺耀组挂个虚名，其中必有道理，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用猜，那可能是戴雨农的资历不够。至于「特务处」这个名称，可能是在二十七年，于「力行社」暨「复兴社」蜕化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同时取消的，也许在时间上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到了二十七年，由戴先生所主持的特务工作，已经不是一体两面的那种局面。可是基于需要，在「军统局」之外，又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机构。也全都由戴先生负责。惟恐越扯越长，离题越远，关于「军统局」与「力行社」相互问的关系这一点，也就写到此处为止。
接续前情，再说与洪公祠特务警员训练班有关的事。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开训时共有学员三十名。中途，有一曾姓同学因故辍学，其后，又有两位因病退学，到了结业分发时，只有二十七人。二十七位同学都分发到那里去了，始终不完全了解。而且，我们这种工作，也不便多问。不过，彼此交情深厚，私下互通消息的也不是没有。例如我和杭州的廖宗泽就时常作友谊上的通信。我知道的，除了和我同时到北平的杨英、戚南谱之外，后来又加派翁一揆、庄骏烈、王一士、唐焕文四同学，加入「北平站」工作。两年后，也就是二十三年，在南京、庐山两地开会和被召见外，曾遇见过在南京的刘乙光，在杭州的廖宗泽，在四川的田动云，在郑州的郑兴周诸同学。至于他们在当地做什么工作，都不甚了了。
几经动乱与变迁，三十八年以后来台者，共有八人，其余留在大陆的，笼统的说想已不在人世了。有消息的，戚南谱在他安徽全椒县故乡，早被中共鬪死；翁一揆是在老河口与共军作战阵亡的，可是时间都不详。其它的人，现在情报局可能有记录，知道一些，没有去打听，但愿还有好好活着的。
前几年，翁光辉同学，因中风受尽折磨已在台去世了。迄至七十年五月底，活在台活的尚有七人：
喻耀离，江西人，军校五期，国大代表，健康情况不佳，曾患肺气肿动过手术。
陈致敬，河南人，军校五期。曾任台北市议员，患关节炎。
刘乙光，湖南人，军校四期。几十年都在陪伴着张学良，由少校步步晋升到少将。现已退役，年近八十，走动也不方便了。
邱尧勋，福建人，军校六期。至今身体健朗，年过七十犹如五十许人，不过，仍在为生计忙。
杨英，湖南人，军校六期。曾任步兵学校教育长，早已退役，如今临帖莳花，含饴弄孙，最享福的人。
庄骏烈，福建人，军校五期。已中风卧床多年，仍在与生命挣扎中。
陈恭树，河北人，军校五期。一生荒唐，不才就是笔者。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心一意的写下这部「英雄无名」。
以上七个人，最小的七十二岁，年长的七十八、九，每个人的境遇都不相同，如果能够写出来，都是一部富于传奇性的好故事。四 蒙然不知的遇上了国际大间谍通常，大家同班受训一场，到了毕业分发之际，总该留个通信处，或是集体照张相片留作纪念；我们不来这一套，谁也不告诉谁今将何往，连后会有期这句话都不说。莫非这就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吗？管理人员晓喻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特性。」上级决定派杨英、戚南谱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为了置办服装，又多耽搁了几天。这是天气已凉，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分，可是服装费实在少得可怜，顾了头，顾不了脚，眞所谓捉襟见肘，反而弄成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旅费也只能搭三等客车，普通客货车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稳，弄得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到天津后，杨英和戚南谱转车径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来联络一个人，接洽两件事。 我以前在天津住过一家开设在河北大街的利源栈，别的地方又不熟，这一次仍旧找到这一家。如果到租界里住大旅馆，就是钱够用，恐怕还不敢进去呢。我要联络的是天津地区的负责人，上级告诉我，他的名字是郑士松，想必是个化名。地址在英租界僻静的住宅区。离着河北大街有好远的一段路，换了两三次车才找到。是他本人亲自出来应门，不待我开口，似乎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自报姓名，他也不多问，就很亲切的让我到里面坐。我们就这样很自然的联络上了，实际上并没有打暗语、比手式那一套。
客厅布置的相当华丽，连那些装饰用的小摆设，也都是经过一番精选巧思的，不过，看上去多少带着东洋味。这位郑士松，一表人才，体裁适中，五官端正，混身上下一点特征都找不出来。一双大眼，很有神采，只是目光不定，可能颇是胸有成竹的人。他穿的是最时新的窄裤腿的西装、
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好讲究的绅士派。我们俩一比，我这身打扮，虽不致于自惭形秽，但也透着寒酸。我们一交谈，不待三言两语，就露出我是多么幼稚。他比我年长了十六岁，我不过才初出茅庐，他却已饱经世故的了。
郑士松先生，眞姓王，原名仁锵，加入工作后，改名王天木。他的学经历，有保定军官、日本军官、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也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一度自领为司令等等。论才识，眞有一肚子学问，就是写几笔字，也足以上匾，实在了不起。他是戴雨农先生的老朋友，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后来又几乎成为儿女亲家。在戴先生尚未出任「特务处」之前，早已合作多时。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们去北平早半年。此际，天津的工作已经是颇具规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