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军统之北国锄奸

抗战中的军统《英雄无名》 作者：陈恭澍 
 
  

「英雄无名」的构想

抗战前后，多年动乱。在我国「特务工作」的史页上，有过许多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事迹，都为了保密的缘故而被湮没了。于今，四十多年已成过去，流散开来的，再经辗转传闻，有的被歪曲了，有的又被故神其说，大都失去眞实。现在，趁着还有我这个「活口」在，就把亲身经历的、记忆中抹不掉的，择其影响重大、惊险惨烈的案件，按时序分别予以记述。照说，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好多老朋友，也都鼓励我快点写出来。

这是一部真实的纪录，从头到尾全是眞人眞事，绝无演义的成份。至于时间、地点、人物、事实经过，除非记忆模糊，也都斑斑可考。说到内容情节，用不着虚构，原本就动人，不仅动人，而且感人，甚或大可惊人。每一回顾，在我参加过和策划下的整个工作过程中，不知死伤了多少同志同事；拖累了多少家族亲友；殃及多少无辜的同胞。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奉祀忠烈与荣获褒奖，或者是难予稽考而没没无闻，但在我个人的心目中，他们全都是应当受到尊崇的「无名英雄」！这些人为了保卫国家，伸张正义，贡献出他们毕生的心力，乃至于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且不论成功还是成仁，但身后史书上没有他们的名字，其英勇壮烈的事迹更不为外界所知闻。他们生时义烈，死后寂寂，是可伤痛！现在我追记往事，庄重揭出，兢兢落笔，谨颜之为「英雄无名」。在写作态度方面，为了存眞，为了对历史有交代；是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用雕琢文饰，更不敢挟私贬抑或故意抬举谁，是非功过自有公道，无须假托影射。万一事实上或有涉及个人隐私与名节处，就索性不提。

我不想写成一部「回忆录」，主要理由是我没有值得「自我标榜」之处，知道我的人，都会了解这是眞话。因此，书中所记述的事实，绝无意于对以往的错误和缺失，作任何的掩饰。至于叙事用第一人称，是为了便于行文，如果要打个比喻的话，我只不过是一条钉书的线而已。

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有的根本不为局外人所知而渐就湮灭；有的却曾轰动一时，惊传四方；而实事眞情，在当时乃至其后若干年，由于影响深远，牵涉广大，依然被列为机密。卽使外间有所传闻，仍属一鳞半爪，逈非全局真相。到了现在，人已事过境迁，就是公诸于世，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团体以及对个人，都不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倘若仍有什么需要保留之处，自当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必把握一定的分寸，不致稍有差池。

「英雄无名」这部书，预定分为五部写出，现已拟妥纲要并着手写作的有三部，以下先就前三部的纲目作一简述。

「北国锄奸」介绍

第一部：「北国锄奸」

第一部开头一节先将我国「特务工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初期的规模，以及当时的基本任务等，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其中着重于我亲自经历的部份。同时并述及戴笠（雨农）先生受命领导工作的实际情形，以及我与戴先生相识、建交以至参加工作的经过。这里面有不少人所未言或言而未尽的秘辛。所以要光写这一段，意在提供读者对所谓的「特务工作」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兼可揭开许多神秘，澄清若干疑端，以后笔者行文，读者披阅也就顺理成章了。「北国锄奸」的主要内容，是追述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抗日战争前后，在北平、天津一带，从事行动工作大部的精萃。其中也约略涉及一些情报活动，和「抗日杀奸团」、「滦榆游击队」的点滴。

在此期间，由我以「北平站」站长、或「天津站」站长身份所主持的行动工作，有成功也有失败，影响所及，更有不能单用成败二字可以衡量的。这几件行动案，可以说是我国特务工作有史以来，行动人员初试啼声之作，最值得钦折的，端在我们的工作同志冒险犯难，不惜牺牲，与乎同仇敌忾，奋勇除奸的精神，无不发挥到了极致，眞是霹雳震惊，中外刮目。行动案中，首开纪录的第一件，对象是北洋军阀时代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从天津潜入北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受日本军方嗾使，煽动我方在职军人图谋不轨。由于工作同志们的机智、果敢以及连续的奇遇出现，竟在柳暗花明中一击成功。就由于这一击，从而彻底粉碎了日本军阀处心积虑策划已久、意图支解我华北的大阴谋。事后才知道还有一名「嫌疑共犯」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也住在同一饭店，枪声一响，无意间把这个老家伙也给吓跑了。从此便消声匿迹，不敢复出为恶。直到后来被施剑翘女士刺死，才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因为这是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数十年来，一直到七十年代，无论在大陆、海外和台湾，仍不断有人描述这段公案。可是由当时参与其事的本人将经过事实和盘托出，这还是第一次。 

第二件，发生在天津法国租界，目标是假抗日之名，伙同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意图扩大反政府武装势力的吉鸿昌。吉某发迹于西北军，因叛离中央而被通缉。此番充任「抗日同盟军」第二军长并自封为收复察东失地的「前敌总指挥」等职。惟心劳力拙，所谓的「抗日同盟军」却哄不起来，冯玉祥眼看事不可为，乃半途抽腿再回了泰山，而吉鸿昌则变本加厉，索性改称「抗日反蒋军」；不但不打日本军，反而掉转枪口公然对国军开战，历时五十余日之久。虽然终被敉平并将之捕获，但北平近畿人民却惨遭战火蹂躏，饱受顚沛流离之苦。更遗憾的是在押解吉鸿昌归案途中，竟非常意外的被他诡计逃脱了。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吉鸿昌的倒行逆施，所作所为，绝不是他的个人行动，背后指使他的，就是万恶的共产党。出奇的事，发生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当行动人员部署完成后，明明确定了吉鸿昌在房中所坐的位置，转眼之间，却李代桃僵击中了西南代表刘绍勷。此一悬疑，一时竟无从解答，直到四十年后，才在共党出版的文书资料中，找到答案。这件故事，曾有人写过，官文书中也有记载，不仅止于梗概，而且出入也很大。就是策划这项工作，作为现场指挥的本人，也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经多方考据，才写成此篇。

第三件，我们的工作遭遇到彻底的失败。预定行动的地点是在天津日本租界，制裁对象是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失势军人石友三。石某，西北军出身，惯于投机取巧，常常东倒西歪，所以拥有许多「司令」头衔。民国十九年参与阎、冯变乱失败，就经常往返于大连、天津之间，伺机而动。此际，华北局势混沌不清，石某遂卽乘机招募散兵游勇组织便衣队，企图扰乱地方治安，替日本人制造侵略我国的口实。此人丧心病狂，为虎作伥，可谓死有余辜；可惜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忠勇有余而经验不足，因临事紧张过度，乃致败露行藏；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都作了此役的牺牲者。本案，因为事先未及向上级报备，事后又涉及尚未建立正式工作关系的运用人员之死亡，以致在善后处理上发生了困难。也是我一时感情用事，竟而铸成大错，几乎弄得身败名裂。第四件是殷汝耕案。殷汝耕原是我河北省政府冀东区行政督察专员，在日军卵翼之下，胆大妄为，竟自组傀儡政权，僭称「冀东反共自治委员会」。实际上旣不反共，亦无自治，包藏祸心，倡乱而已。当时我们的工作计划是策反与制裁双管齐下，那就是一方面策动冀东伪政权的保安队反正；另方面则是除掉殷汝湖这个坏蛋。 

该案进行中，一波三折，问题丛生。其后，制裁工作半途受挫，策反工作却大功告成。殷汝耕左右有两个出色的女人，都与本案有密切关连，而关系微妙，有浓厚的戏剧性。个中秘密，保守了数十年，如今已成明日黄花，说也无妨，写也无伤了。

第五件，策划与执行，均在芦沟桥事变七七抗战的翌年，其时北平已然沦陷。制裁对象是华北伪政权第一号头目王克敏。先是运用内线智取不成，乃决定强行武装袭击，务在歼厥渠魁。这也是工作同志们最勇敢、最壮烈的一次表现。还记得当日气候恶劣，眞是飞砂走石，天昏地暗。我们在对方警卫森严，枪林弹雨之下干了一场强攻硬拼的狙击。可惜碰上了一个情愿替死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却救了该死不死的「王瞎子」一命。山本这个日本浪人，在中国多行不义，固然该死，可是由于他的舍身一仆，竟使我们心血构成的整个计划功败垂成。如拋开敌对的立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山木荣治能够临危赴险，「舍生取义」？总算表演了一幕所谓「武士道」精神。

以上便是第一部「北国锄奸」内容的大要。别看叙述的都是些打打杀杀，可是煞气并不太重，何况「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因为笔者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私底下却并不喜欢拿刀动枪。

「河内辱命」介绍 

第二部：「河内辱命」

河内汪精卫一案，是轰动世界，震撼人心，关系到抗战前途与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笔者就是奉命执行，在越南河内负责的实地指挥者。四十年来谈论此事者广矣众矣，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现在且听听当事人的自供如何？严格说起来，这件工作未竟全功，我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参与行动的同志们，如余鉴声、王鲁翘等一十八人，确都尽了他们应尽的心力；其中只有一个能穿房越脊善于击技的唐英杰，由于他的侦察报告略有偏差，遂成为导致刺汪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河内辱命」一书，从人事调动开始，一直写到最后出击，经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其间的周折与牵掣之处，说起来眞;是千头万绪。书中将尽可能去揭开历史上所存在的一些扑朔迷离的隐秘；类如汪精卫究竟是忠是奸？

质言之，他已发表艳电，公然倡和，是否在事先得到政府当局的谅解？而故与抗战到底的重庆中枢演出一出双簧？又如：一开头就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呢？还是另有什么特殊原因，所激成的变故？此中原委，这里都可以提出最有埋据的解答，读者看过，当可了然。河内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举一个例」的长文，舞弄文墨，迹近狡辩，殊失一代政治人物的风度。

民国三十三年，汪某在日本临死之前，已不能执笔为文，在病榻之上，用口述方式嘱其妻陈璧君笔录，写了一篇「最后的心情」，字里行间，颇多悔意，果眞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管这篇东西是眞是假，颇能赚取一些同情。书中引用了一些相关资料，以资左证，因时日湮远，环境变迁，这些资料虽不如何珍贵，但亦得来不易。

实际行动最紧张的时刻，是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到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在这十几个小时中，我行动人员曾连续三次出击；先是追踪袭击，继以门前突击，最后乃越墙、破门、登楼轰击。因为我本人始终都在现场，所以经过的详细情景，迄今印象深刻，历历在目。而最使我永世难忘，抱憾终生的，是上述三次出击的失机、失时、失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所谓养虎遗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制造了一个为祸家国的伪政权，正是此一行动失败留下的最大恶果，当时若能将汪精卫制裁示法，岂不一了百了？也不会再有「南京开府」，伪设朝廷的那一幕丑剧出现；乃至全部抗战史实亦将改写了。自汪某建立伪政权之后，我们的对汪行动，仍然继续进行，不幸前后又有四次失事的记录。所有被捕的同志，也都壮烈成仁。死事之惨，惨不忍言，每念及此，更为之愧疚无地！

「百战声威」介绍 

第三部：「百战声威」

二十八年七月，上海工作单位发生重大事故，蒙戴雨农光生再度起用，派我自重庆间道上海收拾残局。甫一抵步，旋卽被任命为「上海区」区长。因时值非常，且又是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际，在人事方面能够联系到的，只有区本部书记郑修元兄及内勤同志三数人而已。在此过度阶段，全副重担可以说完全由修元兄一人肩负了。经过两个多月的整补，才渐次恢复正常，逐步展开工作。

这一部的内容，主要追述自廿八年八月到三十年十月，笔者本人失事被捕为止的两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区」诸同志全体用命，表现出最具歼敌威力的重大作为。这两年，实在是「上海区」的光耀时期，也是军统局所属敌后单位中最锋利的一支主力。由于组织庞大，人才荟萃，经费、器材各项物质条件亦颇充裕。在情报搜集与行动破坏的表现上，也相应的活跃而迭创佳绩。尤其对上海地区日本占领军的血腥统治，对伪政权一般大奸巨憝的非法活动，以及社会上那些具有潜势力而首鼠两端的投机份子，都分别予以严厉的打击。一时强敌震恐，群奸丧胆，的确发挥了空前未有的「镇慑作用」。无形中鼓舞了陷区民心，同时也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其在精神力量的收获上，更是无可估计的。「上海区」的表现，也就是抗战期间的工作效用，其列入记录的，除情报、策反及地下宣传的成果不计外；单是行动与破坏，大约的统计数字是：行动制裁共一百五十余件次。其中要以汉奸居多，少数是上海各租界捕房中甘为敌伪鹰犬专与我方作对的高级警探。另外，用各种不同方式格杀了日本着军服的正式军人约四十余名，阶级较高约有少将及大佐。

破坏军事设施共五十余件次。全部都是上海邻近地区的机场、仓库、粮秣、弹药等。在行动制裁案中，有几件比较特出的，如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三大亨之一与敌伪互通声息的黑社会头目张啸林等等。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烧杀案件并不值得标榜，其重大的意义，则在于展示了我们的民族正气与国家威力，也是正告日本军阀，中华民族是永辽不会屈服的。

另外两部书 

除了上述的三部书之外，可写的资料尚多，第四部、第五部书名未定，准备续写军统局「上海区」遭受重大破坏，以及笔者本人失事被捕的经过。其中有一幕是汪妻陈璧君提审本人的尴尬场面，描绘出来，不但脸红，亦且心酸。那种情景，更不是以常情可以想象得出的。我的被捕，历经了几番诡谲波折，才被指认出来，顿成为当时上海、南京及整个沦陷区的热门新闻，一直余波荡漾了好多天。笔者迄仍保存了民国三十年上海出版的一张「新申报」及半张「中华日报」，也将在书中刊出，供读者一览。

日本军方和汪伪政权为什么不杀我？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一项悬疑，在书中，当有详确的交代。在这里，需要先透露一句：那就是我被捕之后，事实上没有「但求一死」那么简单，更不曾「跪地求饶」那么低卑而不智。

不久之后，尚在囚羁之中，我和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羣交了朋友，是他说服了我，还是我争取到他？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但我自己知道，是我利用了他的政治野心，并针对他的彷徨不安进退失据的处境，诱使他接受了我的远大之计。我和李士羣经多次密谈后，曾获致一项秘密协议，并已拟订计划，预定在苏北地区假检阅部队为名，乘机劫持汪精卫而「大干一场」。不料事机不密，被一个姓万的出卖了。结果导致上海日本宪兵队先一步由特高课长冈村中佐下毒害死了李士羣；而日本「梅机关」的中岛信一大尉却设计掩护了我。这样说法，似乎是我在大弄玄虚，颇难令人入信，且与以往一般的报导也大有出入。其实，此中关节都扣得紧紧的，自有其因果关系及利害关系在。事实经过，无论是以「政治观点」或「特务观点」来看，其中都充满了强烈的「鬪争」性。抗战中的军统之北国锄奸 二

数十年后，迨至六十九年十二月，在台北晤及前日本派遣军南京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大冢清先生时，笔者曾就以上诸问题，旧话重提，大冢清先生也据其所知，提供了眞实可靠的解答。其内容均将在不负大冢清先空所嘱的范围内予以揭露。

更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当敌伪两方对我监视与防范有了空隙之际，我又恢复了原先的工作关系。上级派电讯工作同志张亚民来沪建立一部秘密电台，指定为我专用，并与距离上海最近驻在江西铅山的毛万里兄取得联络。但此一电台建立不久，被日本军方侦测出来，因而再度失事。侥幸！这回即在伪军的掩护下，化险为夷。

这部书所著述的亲身遭遇，极尽复杂曲折，鬪智鬪力，眞假虚实，千变万化，而且贯穿了好多个层面；但在我下笔之际，总持以戒慎恐惧的心情，但求信实，绝不敢信笔胡诌。以上各节，已郑重阐明了出书的动机和写作的态度，并扼要的提出每一部书的主要内涵。我对「特务工作」的看法下面，再环绕着很少为人所公开讨论的「特务工作之意义」，提出个人的认识、了解与体验，俾能引导读者更容易接近实际而进入情况。

所谓「特务工作」，简称就是「特工」；做「特务工作」的人也就被称之为「特务」。「特务」一词，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好印象。一般塑造出来的形象，有些舶来品的味道，或是在银幕上所习见的那种身穿晴雨褛、头戴鸭舌帽，嘴上叨着一支香烟或衔着一个烟斗，而行动鬼祟，表情阴冷的人物。要不就是只求目的不择手段，一枪在手动辄玩命，人人敬而远之的「冷血杀手」。至少，在一般观念上也被认为是走偏锋和不吉祥的那种人。

其实，「特务工作」的基本性质，是纯粹属于政治性的。换句话说：凡是脱离政治的一切类似活动，都不是现在我们所谈论的「特务工作」；例如某一私营公司或厂家，为谋取商业利益，而进行搜集所需要的情报资料，无论其搜集方式与所采取的手段为如何，这不算是「特务工作」。主要的理由，是它不含「政治性」。如若国营的生产单位和贸易机构，为了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作对外贸易的竞争，而进行搜集有关的情报资料，这就属于「特务工作」的范畴了。因为除了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之外，还有「政治作用」。

「特务工作」的最大功用─在政党方面：是取得政权及巩固政权的「先锋部队」；在政府方面：是保卫国家及抵御外侮的「秘密武器」。「特务工作」的特征：是不能独立存在，也不会个别存在；它是附着于一种政治形态的。明白的说，「特务工作」只是一项政治工具，惟其利害成败，绝非属于个人。所以它的精神是「利他」而非「利己」的。

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盖世太保」因为希特勒的独裁而变质，那就沦为个人的工具了。「特务工作」虽具神秘性，但未来的趋势，将越来越制度化。如今，全世界所有的国度里，几乎都有「特务工作」的建立与活动存在，也均列为政府一主要部门。往后，它的神秘性势必日渐平淡。在过去乃至现在，我们的国家多难，内忧外患，曾无宁日。作为一个眞正的「特务工作者」，无不是捐弃个人名利，满腔热血，以身许国的仁人志土！他们不仅要有良好的修养，严格的训练，坚定的信仰，牺牲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具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洁志节。惟其如此，所以才能坚苦卓绝，冒险犯难，大义所在，虽死无梅！戴雨农先生说得好：「我们光荣的历史，是我们同志的血、汗、泪所凝结而成的！」这的确是眞情实话，一字不虚。

「特务」一词，乃是由「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任务」、「特种勤务」演化而来。我国政府正式创办情报训练机构之始，就叫做「特务警员训练班」。其后又有「特种警察训练班」，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当然更不会以此而自我轻侮。归根结柢，倒是共党的统战活动，故意把「特务」一词，给歪曲丑化了。过去，在我们对中共鬪争的活动中，凡是共党所欲打击的对象，不论是谁，一律指为「国民党特务」；一旦失利，一定说是上了「国民党特务」的当。甚至「四人帮」在鬪争刘少奇、陶铸等一干共酋的时候，也同样给他们戴上一顶「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六十八年高雄暴力事件，那批不成材料的无知宵小们，竟也承袭了共党的无耻伎俩，把情报治安人员也呼为「国民党特务」，这不但说明了他们不够格，也根本没有常识。

近年来，我们自己也不常使用「特务工作」这个名词，而改称「情报工作」。含有「保卫」性质的，也称为「情报治安工作」。严格的说，用「情报工作」来涵盖情报、行动、爆破、策反、反间、心战、政战、突击、游击等所有特种勤务，不周延；也很容易与单纯的「搜集情报」、「处理情报」、「运用情报」等情报作业相混淆。想是提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称，所以才勉强采用了。比如，美国有个「中央情报局」，性质大致相同，也是用这种名称，其实他们的业务范围，又岂止搜集情报而已。姑无论「特务工作」也好，「情报工作」也好，这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差别，实无关此类工作的宏旨。有一个特点需要指出：我国的情报工作与他国的情报工作并不完全一样；而在职类分工上也与其它分职不尽相同。因为一个特工人员的培养与遴选，必须其备四大要件，那就是：国家观念 政治信仰 牺牲精神 敌忾理念 

至于智能与技能，不是不重要，但并非先决条件。惟上列四大要件，则缺一不可。这不是高调，也绝非说教；一个特工人员如果不具备上列四大要件，很可能沦为「情报贩子」或「职业打手」，要不然，他走进这道神秘的窄门，也会后悔一辈子。为什么要「制裁」有人问：「我们一向讲法治，国民犯法，自有律条，为什么不经过司法程序，非要用特殊手段予以制裁不可？」此一论点固然有其坚定不移的道理；但基于地域环境，无法行使司法权力；或是限于国际间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没有治外法权时，为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我们决不能坐视国之蟊贼逍遥法外，凭借外力，甚或庇护于敌人羽翼之下，继续进行其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故尔就不得不适应现实的需要而出此。例如北平的东交民巷，是外国的使馆区；天津的日本、法国、英国各租界；上海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等，我们都无法行使司法权力。至于早年法属越南的河内，当然是外国领土，更无论矣。又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上海等处，沦于敌手，为日本占领军所控制，这许多地区，都非我政令所能及，也就因此，那些祸国奸佞、民族败类，无不以此为温床和逋逃薮；所以我们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予以铲除不可。在以上所列举的地区，我们都有实际作为，为的就是要杜绝祸根，伸张国法。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也有法外仁恕的一面，用工作上的术语来说，亦即「行动」与「策反」相配合。除非是元凶巨憝，十恶不赦的；只要能彻底醒悟，痛改其为害社会，卖国求荣的前非，自是留有「回头」的余地。书中一些戴罪立功、「化阻力为助力」的事例，亦大不乏人。

朋友们在私底下谈天，也提到过一个微妙的问题：「旣然是为国除害，为什么不把毛泽东那个魔头早些除掉？」眞是说来话长，这又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民国三十七年底到三十八年初，共军林彪与聂荣臻两部围攻北平之际，笔者本人正担任国部某特种部队部队长，在冀、察、绥三省与共军展开「政治作战」，并兼理收复区的「绥靖工作」；又同时受命兼负了一个秘密情报工作单位的责任。由于大势逆转，眼看北平危殆，就预先在我所统率的部队中，以志愿方式选拔了几十位勇士，而且都具有潜伏条件的，个别「留置」于平、津、察、绥各地，肩负未来陷后的艰巨使命。此项「留置」工作，在当时曾获得国防部第二厅郑介民先生和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先生的鼓励与支持。所以能获得大量的各式电讯器材和轻便武器装备，以及面粉、大米、工作费用等的配发，这都是预定用于长远艰苦鬪争的需要上。 

「留置工作」的意义，不仅是搜集情报，其最大目的还在接应突变，制造机会，刺杀毛酋和其它的重要头目们。如果能够依照计划产生预期效果的话，未尝不是一支奇兵，可以创下不世之伟绩。可惜此项「留置」工作，终因基础脆弱，扎根不深，不幸在北平沦陷后的两三年中，多相继失事。我们从中共的公开传播及秘密通讯中所透露的情简，所有「留置」的志士们，其牺牲的悲壮惨烈，较之对日抗战期间，更令人心恸目酸。这许多事迹，都将在第五部书中，进一步道其原委。

书中提到的「行动制裁」，自然是以人为目标，其所记载的，也都是志士们犯难赴死，翦除奸佞的实录。因此，又连带的产生了一个「生杀之权」的问题。有位老人家曾提出质疑问道：「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杀人？」这话问得突兀，也可能是一般局外人所共有的疑问。事实上岂敢随便，卽使在规定的范围与程序中，差一点也不行。先就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来说，凡是制裁工作，不是奉令执行，便是项目请示奉准的，绝对没有想杀谁就杀谁的权力。

现场指挥者，也是只能对上级指定的目标进行侦察、相机执行。假如临场遇有妨害工作进行的障碍、阻挠等情事，原则上固然要立予清除，但也须考量实际情况立下决断。比如说一眼就可以判明是对方的防卫者，像保镳、护卫之类，你要不对付他，他就会对付你，还当然不在话下；但若是有个无辜的过路人，揍巧挡住了去路，或遮蔽了射界，妨碍了任务的执行，宁可失机，说什么也不能动手就打啊！也有很多人误解，认为戴雨农光生必然是操有生杀大权的了。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回答：「他也没有，绝对的没有！」他是我们这一部份工作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政策关系事务的执行人，一切举措，均有所遵循，而且是纯理性的。如果说，他对上进言的机会比较多些，那是事实；可是绝对不如外间所传说和臆测的那么「霸道」。再举一个例：抗战期间，我们有一位资深同志─他是我所接任的前「上海区」长，不知为了何故，他在陕西杀了人，虽然也是因公，但事先并未奉准有案，结果以违法被判死刑确定。这是非常显明的事例之一。纪律严峻，谁敢滥杀！

再说行动工作大多都是在时间仓促，紧急状态下进行的。当然难免有所失误，所以才有「枪下冤魂」和「误中副车」的情事发生。就我所参与和领导的工作而言，前后也发生过数起。例如二十三年在天津，明明瞄准的是吉鸿昌，死的却是刘绍勷；二十七年在北平，制裁对象本是王克敏，不料替死的却是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二十八年在河内，目标只在汪精卫，结果伤重毙命的却是曾仲鸣。像这些事例，有的是事出意外；有的境遇离奇；有的也可能是侦察失误。这种种情况，虽然牵涉不到直接责任，但主事者仍不免要受到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可知凡是没有事先奉准的案子，固然不容许自作主张，就是在一定的目标外，做错了也不行。行动制裁工作绝不是「随便」从权的。

中国模式的「特工」

尤须强调的一点是：为了尊崇我国固有的道德传统，符合我国的立国精神；所以中国模式的「特务工作」，自有一套适合国情的道德规范。在已有的许多著述中看到；也在一些「过来人」的言谈中听到，世界各国不分民主或极权，在「特务工作」活动中，每有不择手段，提起来就令人寒毛凛凛的事例，类如：借敌人的刀，杀自己的人；强迫自己人自裁，以制造借口；杀自己人灭口，以冀死无对证；把健康的人关进疯人院，硬指为发了神经病；为解除疑虑罔顾人命先自行下手来一个一了百了；或因作用消失而来个兔死狗烹等等，这都是违反道德规范的残酷行为，也是一种低能无耻的反映。这种事，我们从来不肯为，也不屑为！我们是文明古国，仁义之邦，表现在「特工」方面的也具有无上崇高的道德标准。因而，卽使有利于工作现实，我们也绝不采取此类灭绝人性的下流手段！过去，也曾有自愿牺牲一己而换取工作效果的事实，其志固然可嘉，但亦为上级所婉拒。我们的工作，是在政治信仰、爱国情操的前导下，凭智能、勇气、技术、能力以取胜。一件行动计划的拟定，「达成任务」与「安全撤退」是同等的重要；虽然有时也会冒险硬拼，但仍有「你死」、「我活」的生存机率。

写到这里，想起三十年前的一桩往事，某一西方大国，标榜人权，声称合作，意欲共同反共，竟在：事前准备不够充份，实地环境有欠明了，生存条件多付阙如，参谋作业出于假设的情况下，硬要把我们的工作同志个别空投到大陆去，我们的同志虽表现了无比的英勇，可是结果 1364;没有任何收获，白白枉送了许多生命！这种视人命如刍狗，毫无代价的断送了我们这些有为青年的大好前程，眞是不可恕的逆行！其中有几位同志，是我在华北一条战线上剿共的袍泽，尤堪哀伤的，是在他们死后，连他们的抚恤金都空悬着没有亲人具领。接下来要说到有关「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局外人多以为「特务工作」人员，不仅待遇优厚，同时也是做官的「终南快捷方式」。要不然为什么有些人总想「钻」进去？其实等到眞的进去了之后，才能体会到此中的甘苦。论生活待遇，从早期到现在，也就是自民国二十一年至六十九年为止的这个悠长的阶段，不管是「头」是「尾」，绝不比一个普通的银行从业员拿得多。卽使奉命作一次拼着性命的冒险突击，所领到的一切费用，也不如政府官员们出国考察一番所花费的那么多，事实俱在，不敢胡说。谈到人事升迁，在政府部门尚未确立人事制度以前，很少人重视到资历证件，况且在沦陷区或敌后工作的人，不照相、不印名片、不刻私章，甚且不用眞姓名，当然更不可能持有或保留那些「身份证明」的文件。迨至后来非此不得办理铨叙时，什么证件都提不出来，为了办理任职手续，甚至于到处磕头作揖临时再去求证明。而且往往委曲求全，弄得名实不符。再说得远一点，自从建立工作迄今，属于「军统局」这个系统的，包括内外勤全部官员最多到三十多万人。生前官拜上将的，只得郑介民先生一人。其次，能够晋升到中将级的，也只寥廖几人而已。 

尽管是这样，可是多少年来却不见有人斤斤计较。想见一个献身于特务工作的人，他会视此为小节，把名利都早已看得淡了。真正能够使他得到满足的，应该是个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牺牲、奉献，和一件任务的完成。为无名英雄留历史纪录

最后，说到我自己。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几十年的工作历程，实在谈不上有何成就，顶多制造了一些喧腾一时，不久就归于沉寂

的新闻资料而已。如若论功过是非，那得看是从什么角度去衡量。最侥幸，有如奇迹般的，我居然能活到七十岁，而且还可以硬硬朗朗、安安逸逸的继续生活在自由天地里，这眞是老天爷的恩典！不过，人生际遇，有幸与不幸，我固然特邀「天眷」，可是环顾当年在一起同患难、共生死的战友们，有的杀身成仁；有的赍志以殁；有的不知所之；硕果仅存的几位，眼看着也将一个个「老成凋谢」了！正因如此，所以应该珍惜余年，不计荣辱，不顾毁誉，尽我所能，刻意求眞，写下这部「英雄无名」，以为献身特务工作者吐气，并告慰于为国死事的无名英雄们在天之灵。更愿能为抗战、戡乱的史实提供参证。

北国锄奸

内容提要

基于时代的需要，受「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件两大冲击，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间，以黄埔军校同学为骨干的「三民主义力行社」，遂应运而生。「力行社」所属的重要部门之一，就是由戴笠（雨农）先生负责主持的「特务处」。「特务处」开办了一个培植工作干部的训练班，是为我国最早期略具雏型的特务训练机构。二十一年九月，国府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任命戴笠为「第二处」处长。论其性质，「力行社」之下的「特务处」，应是政治性的秘密组织三「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则是正式的政府机关。表面上虽是各有隶属关系的两个单位，但在实际上却系领导特务工作的一体两面。笔者本人是「力行社」领导之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同时也是「特务处」和「第二度」派驻北平的负责人。

北平的工作单位，称为「北平站」，于二十一年底开始，是由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披荆斩棘建立起来的 抗战中的军统之北国锄奸  三
    本节，除简单的记述「军统局」创立概略外，尚有许多秘闻，虽然欲言又止，却也弥足珍贵。第一节 任重道远 勇往直前
一 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这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民国二十年春天，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作个别谈话。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校长在他办公室内，单独和我面对面的说话，这是第一次。当时，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校长着中山装，安详的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双目烱烱有光，威仪凛凛，令人不敢逼视。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父母存残、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边问边听，一面核对名册；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我大胆也是由衷的回答说：「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其它性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并没有什么不愉之色。

这次召见，前后大约有三分钟，也只问过三几句话，因过程简单，当时并没有特殊感觉。过后猜想，校长或许是在看看仪表、听听谈吐，在观察中作一次遴选，至于标准如何，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

过了三、四天，接获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个人，开班受训。我在名单中是排名最后一个。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定名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酆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书。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这个训练班冠以「特别」二字，而事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第一它没有班址，因陋就简的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板櫈，就这么凑合了。第二不规定制服；着中山装、西装都可以，只要不着长杉短褂就行了。因为不穿制服，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此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也不必按时上下班，迟到或早退，并不曾受到干涉，可以说学校当局给予高度的自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颇知自爱。至于课程方面，除特约讲授之外，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我们所研读的课程，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如「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等，自行阅读后，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汇齐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长核阅，阅后发还，多有眉批。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我们十四个人中，真能读得「通」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受训期间，倒是有一件事作了硬性规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工字食堂」集体会餐。「工字食堂」在当时是新式建筑，可容纳数百人，布置整齐，收拾干净，一排排的餐桌，横看是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铺着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话，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因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称为「工字食堂」。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体起立、坐下，一群「开动」，然后一齐用餐。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不要发出声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触的声响。进食时间，约十分钟，大家陆续放下碗筷，摆摆整挤。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长精神讲话。在校长面前，有一张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当校长讲话完毕后，偶尔也会点名指定某人回答问题。能够侃侃而言，对答如流的则并不多见。大家都担着一份心，惟恐点到自己当场出丑，可也有跃跃欲试的人。

开班后的第二个月，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我们十四个人具名写了一份报告，呈请校长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因为那时候我们十四人那以个别不同的原因，被注销了党籍及学籍。校长以毛笔批示：「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签署「中正」。日期大约在民国二十年六月间。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学韩浚（仲锦）保管。不久，中央军校特别党部发下「军余」字党证一张；另外，负责「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田载龙老大哥通知我们，将分别在各期同学录上予以「注记」。这一件校长的批示，我们十四个人都保存了一张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张，几十年来，天南地北，东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那里去了。自己仔细想想，可能因为保密的关系，自动毁掉的成份居多。 

我们十四个人，以我的年纪最小，期别也最低；其中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他们是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徐会之和刘季文；第二期的两位哥张炎元、曹勖；第三期的没有；第四期的只有一位郑嗣康；第五期的共有四人，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笔者本人。十四个人每月所领的生活津贴并不一样，是按期别低发给的：第一期八十元，第二期七十元，递减至第五期只有四十元。其实，那个时候的四十元，单是光棍一个人不携家带小的话，应该是很够用了。他们有家眷的，全住在外面，我们几个单身汉，则住在军校职员宿舍里，两个人分配到一间房，我和谢厥成住在一起。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受训到第四个月，有两位同学突然不见了，起初还以为请了事假，过几天就会回来的，殊不料一直过了两个月，我们都结业离校了，都再也没有见到他们。──这两位同学都是广东人，一位是吴乃宪一期老大哥，一位是受训期间和我同坐一张桌子的五期同学韩继文，又名尚英。

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同学们也未加谈论。若干年后，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完成了一件机密大事。既称「机密」，虽已年代久远，事过境迁，但仍以「保守」为宜。不过，可说的是：这件事关系重大，在政党活动史中，亦占有一页，只可惜知道最多的几个人都已去世了。 

再说我们这十二个人的际遇：

六个月训练期满，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校长蒋公手谕，分发我们十二个人向中央党部报到。报到后，等待了许久，却不见下文，也没有一个人被分派工作。究竟为了何故，迄今不明。在无可如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了。我并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正在进退无据的时候，多蒙黄雍（剑秋）、张炎元（炳华）两位老大哥关爱，叫我搬去同住。他们都没有带家眷，在花牌楼忠义巷一家楼上，分租到一间房子，原来就有家具。当时，两位老大哥睡一张挂着蚊帐的大铁床，我一个人，晚上搭地铺，早晨再把铺盖收拾起来。我们三个人很少在一起，有时候，也去买点鱼肉回来，打气炉上一烧，三人据案大嚼，倒也香甜。日后我们见面提到这段日子，依然觉得津津有味。有一天下午，有客到访。来客首先和剑秋、炳华握手寒暄，接着又面带笑容的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学戴笠、戴雨农。」五期的称「小老弟」，六期的称「老大哥」，这句介绍词有点奇怪。看上去，他的年龄是比我大得多，浓眉大眼，隆准高颧，身材虽不高，显得很厚重、很结实，称得上相貌脱俗，气宇非凡了。这第一印象，相当深刻，至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同学们聚在一起，也就不拘形迹的谈论开来。四个人所操的虽然都是普通官话，但黄剑秋兄是湖南平江人，张炳华兄是广东梅县人；来客戴雨农是浙江江山人，乡音都嫌太重，话却十分投机，如果不是光线暗下来，还不觉得已经是日落西山。剑秋兄提议，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出了忠义巷不远，有一家本地小馆子，字号是盈丰酒楼，格局不大，只有一楼一底。点了几样菜，叫了一壶酒，吃下来不到两块钱，大家都认为还不错。 自此之后，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太太打麻将，戴雨农又来了，他看是我输，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叫我站起来，替我打了几副，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告诉我，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并不明了所司何职。我又不解的追问，他既然在官邸任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他不跟了去？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含含糊糊的嗯了一声就算了。我们相处得更熟，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有一次戴雨农突如其来的问我：「恭澍兄，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我回答：「岂止认识而已，我们俩同连入伍，同排又同班，而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我只不过纔念到中学，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他连绑腿都打不好，我还取笑过他呢。我顿了一下又补充说：「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本校政治科；我因病落后编入第五期步科后，分手到现在，始终没有再见到过。」戴雨农郑重其事的说：「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我说：「那我就马上去看他。」接着我又反问一句：「他真的是到了南京？」戴雨农摇了摇头说：「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来而已。」戴雨农之有此一问，我的确有点莫名其妙，到后来，他才告诉我，曹霄青当时正在上海傍着胡汉民搞「新国民党」，从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动。再往后，我才悟出来，戴雨农突然对我提到曹霄青，多少带点试探或考验性质。没过多久，校长回京重任艰巨，戴雨农和我们见面约次数减少了，每次来，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剑秋兄和我景况如恒，张炳华却显得忙碌异常，有时候甚至整夜都不回来，回来休息的时间也不充份，一转他又走了。我猜，炳华兄很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而又秘密的工作。此刻，正值日寇侵入上海，我军奋勇抗战的「一二八」。近一向，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他都会提到：「有报告呈给校长，可以交给我转上去，比较方便。」我每次都回答说：「没什么请求，也没有什么条陈，不敢麻烦校长。」我这样说，自己觉得非常得体。其实，我太木头了，他所指的「报告」，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狭义，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 

「一二八」事件末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校长蒋公驻节徐州，戴雨农留在南京。这一天，戴雨农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面还打着火漆。说是「托付」我克日专程送到徐州，要当面交给侍从参谋戴颂仪。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嘱咐我面交戴参谋，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两张乘车证，以及少许路费，行前，他又告诉我：「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站，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也有便衣警卫，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无论问谁，都可以找到这位戴参谋，信件送到，请他签收就可以了。」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交给他，他翻来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口头上也没有交代什么，就叫我回来了。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云南人，后来一打听，原来也是军校同学。回到南京后，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进门后，弯弯曲曲的转了好几转才是客厅。考究的人家，地上铺的是地毯，他这里铺的是草席。因为地上反潮，没办法，只好穷对付。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交给戴雨农，算是完成了他的「付托」。我看他忙，正待辞出时，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同学？」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我介绍他们见了面。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从以上两件事判断，戴雨农任务何在？当可思过半矣。

三月间，我从忠义巷搬到了明瓦廊，只身住在小旅馆里。炳华兄已经派去广东，又一说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还有吴劲夫（乃宪）。当我们惜别时，虽然没有说明去做什么，可是彼此间已经是心照了。剑秋兄也把嫂夫人接来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对我表示过，不准备参加戴雨农所领导的工作，宁愿居于协助地位。此后果然如此。明瓦廊离着三道高井很近，军校同学会就在三道高井这条街上。以此为轴心，附近一带的小旅馆里，住了不少军校同学，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办登记，一时搅合得非常热闹。我之所似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办登记，完全是戴雨农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多留意同学们的动态，尤其是超乎常轨的非份活动。看的单纯些，这是个委托我办的一点小事情，换个角度说，也等于是交赋我任务。我也不太了了──这就是所谓的「情报工作」。不过了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给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说，我尚在客串阶段。据一般记载，在二十年二月底，戴雨农已被圈定为「特务处」处长。这个「特务处」，并非政府机构，乃隶属于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之下。经过筹备，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所以尔后的「军统」订「四、一」为成立纪念日。戴雨农于三十五年三月十七届空难殉职，特将「四一纪念」改在「三一七」合并举行，简称为「三一七纪念大会」。之后，「三一七大会」年年举行，迁台后仍继续不断，先总统在日，每年均莅临讲话。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我们初识的那段时间里，戴雨农原已负有「联络」任务了。那个时候，是否有一个称为「联络组」的单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农先生年谱」中看到的记载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蒋公为促成团结，共赴国难，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离京返乡。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联络，主要任务为团结以黄埔学生为中心之革命力量，侦察敌情，镇压反动。于是，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于此可见，戴雨农此刻负有「联络」任务，自是无疑；不过，所谓的「联络组」，可能不是正式编组，而是一个暂用的名称，用以代表此项活动而已。至于说：于二十年十二月，就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一节，也不尽然，别的地区不敢说，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可是我在二十一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这是一个证明，编写历史性的文字，实在是大不易呵。戴雨农之「特务处」，也有许多传说，因为他在「力行社」高级干部中的期别、地位，都比不上别人，此一重任，怎么会交付给他呢？根据戴雨农自己所说：「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在南京中山陵园，我接受领袖成立特务处的命令，领袖支持我，固然绝对负责；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现已出国，名字我不便说了，要来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次日，我就报告领袖，请求辞职，结果没有准，及至一年以后，领袖告诉我，仍有人来攻击我。……」从这一段话，可知他之出任「特务处」，完全是校长蒋公的支持与赏识。这是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成绩卓著的工作经历了。

除了在「戴雨农先生全集」、「戴雨农先生年谱」、「戴笠传」以及其它著述中，所提到的一些事迹，不再重复外；我听一位不许我提他姓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者，对我说过许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行谊，因为这是耳闻，姑且一记，算是戴先生的逸史轶事好了。或者对戴先生前期的工作经历有所参证。早在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之间：戴雨农、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诸位先生，就曾在河南开封组织一个「三民主义大侠团」，一方面联络、吸收爱国志士，一方面也能作为情报触角。又如某年，包藏祸心的冯玉祥，用金钱雇佣了一批亡命自称叙利亚籍的中东人，潜入南京，意图行剌，戴雨农于事前获得消息、因而破案。又如在上海，有一伙帮会中人，意在借故寻衅，向当局提出条件，大讲「斤头」，否则就要如何如何，也是戴雨农他们出面化解的。戴雨农先生从来都不炫耀他自已，像以上所举的这一类的事，想必还多。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起过。我知道或者说我了解，戴雨农的鬪争性强，他要战胜一切横逆；但并不执拗，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他有一套适应任何环境的超人本领。至于他的知人善用，已经是识者皆知，尤其为常人所不及者，多少名噪一时的铁金刚，到了他手下，也会成为绕指柔。抗战中的军统之北国锄奸  四
二 吸收入「军会」与征召受「特训」  

我正在明瓦廊小旅馆里，闷着头一个人写稿子，来了一位素不相识自称姓潘的人找我谈话，这是一件多么突兀的事。他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扯开话题，从家庭状况询问到思想教育，再就国家处境谈论到国际情势，他所说的反而此我回答的多，我反复寻思，实在摸不清楚他的用意何在。当这位不速之客临走的时候，留话给我，说是过几天还有人和我再谈一次。此人走后，我越想越不是味道，既然不明白他的来头，为什么竟会毫不勉强的回答他的问题？是否已慑于那股不可抗拒的来势？还是早已意会到他是奉命而来的自己人？过了两天，果然又有人找我谈话，这次却是同期的易同学，我们会过面，只是很少来往罢了。他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的说：「现在，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诞生了，可以说是大时代中的产物，竭诚拥护我们的校长为领袖，以军校同学为基干，力行三民主义，重振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文化，牺牲个人利益，用钢铁的意志，有严明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在校长英明领导之下，共同开创新局。」他问我：「像这样的组织。愿不愿意参加？」我心里的话：「我本就想纠合同志，搞这么一个组织，可是我人微言轻，根本不够条件，何况我也不敢公开倡议。」我正想到这里，他又逼问一句：「是否还有什么考虑？」于是，我这才提出反问：「前几天和我谈话的那位潘同志，是否就是这个组织派来的？」易同学告诉我说：「是的，这是组织上吸收同志的一项手续，也可以解释为必经的过程。不过，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访问，很容易使对方莫名其妙，甚至招致不必要的误会，似乎应该加以改善。」

谈到最后，我天真的问他：「为什么会遴选到我？」他笑看回答说：「想是有人推介吧！」我又问：「能告诉我是谁吗？」他却笑而不答，在他临去之前，曾暗示我，这一关又通过了。是否填写过许多种表格，以及办过些什么手续，或是他们和我谈话的记录就代替了这些手续，都已记不清楚了。过了没有几天，我接获通知，知道确已被「吸收」为「革命军人同志会」的同志了。在当时的感受上，觉得能够成为一个秘密革命组织的一员，自然免不了有一份心理上的骄傲，因为我已经是革命阵营中的中坚份子。其时乃至稍后，我绝不知道在「革命军人同志会」之上，还有一个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只了解到除了简称为「军会」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之外，还有一个与「军会」平行的姊妹组织，简称为「青会」的「革命青年同志会」而已。质言之，我被「吸收」进入第二层，仍然是核心的「外围」。入会后不久，大概也只有三、五天光景，就被戴雨农「征召」接受特工训练去了，所以并没有参加过「军会」的组织活动──类如小组会议等。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全衔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显然的正副主任全景挂名差事，实际上他们也很少露面。开课、结业或是领袖莅临时，他们到一到，应卯罢了。班本部之下，分组或分课，各言其是，我记得是分为三组。郑介民先生主管教务，戴雨农先生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先生主管训育兼任队长。这就是我国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因事在草创，只略具雏型而已。不过，全班上下，里里外外，都充满了神秘气氛。实在弄不懂，这个训练班既然是由戴雨农先生负实际责任，那又为什么挂一个办事务的名义？是为了资望不够？军校的期别太低？抑或惟恐暴露身份？想必其中一定有个道理。还有不可理解的事，那就是「特务警员训练班」旣然由「力行社」所主办，可是从开训到结业的半年中，校长都莅临多次。却不见「力行社」的高级干部中有一人到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实在是耐人寻味。这些人事问题太复杂了，我还不够加以分析的程度。再说到训练班的设备，光用「简陋」两个字形容，似乎还不够，若再加上「寒伧」，那就差不多了。我这么说，绝无奚落之意，而是说明开创的艰难，真个是筚路蓝缕。班本部的办公室，设在两间矮房中，几张高低不等的办公桌上，都铺着一块蓝布。蓝布倒是新的，虽遮盖了斑驳的桌子面，可掩饰不掉破旧的桌子腿。桌子上摆着几样文具，此外还有一个响叮当的叫人铃。房间的门都没有了，门口挂上一幅白门帘，风一吹，不住的在摆动。办公室斜对面的一排房子，就是学员宿舍。暗暗的，却又有门无窗。屋里的空气，也不甚流通，再加上黄霉天反潮，好一股冲鼻子的浊气。床分上下铺，薄木板拼成，睡上去就吱呀作响。翻个身都会吵得四邻不安。被褥、床单是自备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皆有，如果

严格的要求内务整洁，那就难了。 上课的教室就是大礼堂，所有的集会也都在此举行。讲台是木板搭成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上面有一张油黑发亮的桌子，算是最惹人注目的新对象了。后面架着一块旧黑板；说它是黑板，实际是深灰色的，往后，它的颜面还会淡下去。讲台面积不大，顶多也只能站十多个人，如果摆上椅子坐下来，容得六、七把而已。讲台左右各有一间木板搭的小耳房，作为储备书籍、讲义以及实验物品之用。同时也是备供教官们略事休息之所。教室里，整整齐齐摆了十五张长条桌子，排列成三行，两个人共坐一条长板櫈，恰好容纳三十人。教室、礼堂和集会，多种用途的大厅，光秃秃的什么点缀都没有，只有开学的那几天，在周围的增壁上贴上了些个花花绿绿的标语。标语内容，也没有突出的词句，至于后来戴雨农先生亲撰的「领袖耳目」、「兄弟手足」那一联，此时还没有。饭厅与教室只有一墙之隔，七、八张方桌，四返摆着长板櫈。每日三餐，照例早上馒头、稀饭，中午和晚上吃饭。规定六个人一桌，供给四菜一汤。教职员一齐用膳，伙食完全一样。说到伙食的好坏，裹腹而已，可是从来都没人计较过。盥洗沐浴，设在饭厅旁边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露天，一无遮盖，前后几扇木板，聊作掩体。搪瓷脸盆大木桶，可任意取水冲洗。水沟排水声潺潺，又何尝不是一景？最不好受的日子，是夏日里燠热难熬，盼着下场雨吧，可是屋子又漏了。队长李士珍先生，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他不仅负责，而且尽心尽力，全天二十四小时，几乎不眠不休的都投入了他的职守。训练期间，所有的星期例假，一概取消，不但不许外出，就连打一个电话出去都不行。换句话说，是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关系。所以，在这半年中，除非因课程实习，大家列队出入外，我们根本就没有单独一个人走出过那扇像洞似的窄门。早晚两次集合，都由李士珍队长亲自点名，六个月如一日，一「点」都不马虎。尤其是晚上点名后那一顿训话，既冗又长，实在令人好不耐烦。我们上课，李队长差不多每一堂都陪着一齐进教室，一直等到教官开讲后，他才离开，可是转眼之间，发现他又站在那里了。同学们有点嫌他啰嗦，大体上都还对他尊敬，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好队长。李士珍先生也是军校同学，在日本学过「高等警察」，在班上，他也兼了一门课，就叫「高等警察」，看上去是属于天赋不怎么样，而力争上游的那种典型。我和李士珍先生于此别后，迄今四十多年再也没有遇见过。都说李先生在警察方面颇有建树；又传闻在某一时期，还和戴雨农先生互争过警察领导权，不知可有其事。我想，就是有，那个「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了。开学的日期，据「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的记载是二十一年六月，照我个人的记忆是五月，也许是我记错了。 

开学典礼，有简单庄重的仪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校校长，我们的领袖蒋公亲临监誓。陪侍领袖步入礼堂的，不是班主任申听禅，也不是副主任王固盘，更不见「三民主义力行社」的书记或常干，都是训练班中的事务组主任戴笠。进入礼堂的只有领袖和戴笠，其它的人军服便装都有，皆止步于门外，这倒是比较少见的场面。预先，每一学员都有一张油印的誓词，领袖举左手引导宣读，戴笠和学员们再随声宣读一遍，读毕，戴笠即刻把全部誓词收集起来，当场就引火焚化了。全场肃穆无声。领袖训话，激励我们能牺牲小我，保卫国家，做一个无名英雄。宣誓过后，正式上棵。谈到课程，主管教务的郑介民先生，的确是煞费苦心，其最大的难处，就是师资难求。像这种训练，事在首创，并无前例，究竟要排那些课目？需要那些教材？到那里去敦聘教官？谁堪胜任？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除了摸索着进行外，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施以情报业务训练」那些话，美其言而已。

事实上，无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日的世界，像这一类的教材，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的。试想，那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的教给外国人，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也只能说：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充其量也只能列为「参考资料」而已。且看我们所接受的教程：最基本的还是政治课程，其中包括党义、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等。照我个人的想法，这门课程，应由「力行社」的高干们主持才对，可是他也不来。何以致之，令人费解。速记──选用「张才速记法」，由张才的传人担任，教得好，最难学。速绘──来上课的是梁氏兄弟。记得梁鼎铭先生返带我们到他「香谷寺画室」去参视他的大幅油画。未完成的画面好象是「棉湖之役」。摄影──包括照相机的使用，及暗房显影等，教的人也是名家，想不起是那一位了。驾驶──分汽车驾驶、机车驾驶，都实习过，受时间限制，除少数几个人外，大都没有学会，教官是第一期老大哥周启邦。爆破──我们都有点基础，此番等于复习，花样也多了，大家最有兴趣的，是自制爆破

罐。崩一声，好开心，也很好玩。射击──包括各式枪枝的分解与装配。实弹射击则不如在学校里打靶那么认真，似乎都存着好玩的心里，谁也料不到将来有一天真会用得上。讯鸽──我们把这门课叫做「养鸽子」，由黄教官讲述，并表演通信传递等项目。据说这位黄教官也是专家。生化──主要的是在讲解药性，类如麻醉、兴奋、窒息等。也用兔子作过试验，谁晓得这只兔子命大，一针打下去，跳了半天，竟而不死，弄得教官好窘。属于学术性的课目和教官大致如下：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先生主讲，后来出版的一本名著，就是这部「军事情报学」。侦察法──由第二厅的主管任教，其内容多是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发表过的事例所编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相当陈旧了。通信法──其中包括电讯、密码、密写、密语等。作了几次实习，点到就是。因为多属于专门技术，短期训练，也只好如此。情报搜集──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也有实习，从得到消息至提出报告的全部作业，都要通晓。不过，早期的作业如与现在比，三脚猫、四不像而已。行动破坏──偏重理论。教这门课的教官也不见得有实际经验。武装斗争与羣众暴动──这门课的着眼点，在于对匪鬪争的攻防两面，由叶道信先生自编讲义，再细加剖解。讲得太好了，曾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称赞。秘密结社──讲解三点会、哥老会、青帮、红（洪）帮的源流。其实，帮会活动日渐式微，有点了解就够了。切卡的工作──有这么一本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说苏俄的特务工作。那个时候听来还算新鲜。高等警察──我们的队长李士珍先生主讲，条理分明，很下过一番苦功。如果真能够把他所问述的那套章法，运用到治安工作上去，想必会大有成效。以上是记得起来的，想必遗漏的也不少，大大不该的，是很多教官的尊姓大名，都说不上来了。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位教官郡有高度的热忱，迟到缺课的情形绝无仅有，解答问题也不厌其详，这是在训练机构中相当难得的现象。因而，一般同学们，不愿意听的也要听，学不会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可惜许多只课说程太专门，不要以六个月的时间学那么多花样，就是单学一两样，也未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通」字。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都能建立一个「特务工作」的概念，这也就算达到开训的目的了。总之，一般同学的心理，并不在于学本领，大家都盼望看早日一试身手。三 负有秘密任务的领班人应征召参加训练，受委托物色同学，因是之故，我就成为当然的「领班」了。领班的意思，并不是全班领袖，除了带领全班同学进入教室，或列队站在排头之外，也和别的学校一样，我还是全体同学公推的班长。早晚两次点名；向队长报告人数的是我；每逢上课，教官来去喊口令起立坐下的也是我。我坐的位置是最接近讲台的一张桌子，也是一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到的地方，想偷懒都不成。

这仅是表面的，在暗底下，我还另有任务。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切切实实的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一切该当注意约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的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它同学知道。当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戴雨农先生又补充说：「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戴先生所指的「紧要事故」不明白是那一类的事故？我很奇怪，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此类情况，报告郑介民先生转告给他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通过郑先生的关系；也就是得到郑先生的许可，准我向外打电话，再直接报告他呢？这些，我都不甚了了，或许，戴先生自有用意，因为他一向不愿意人家多问他，就是问他，有时他也会用沉默作为回答。

开训后，我照他的意思为调查报告。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因为班里发给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贝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后来还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的写，每一个人少则三两百字，多达六七百字不等，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交卷的。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敢稍存半点私心。因为我深切的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  

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可是为了对在训同学有个充份的了解，势必还要和每一个同学多接近，求得好感，而且不露痕迹，这实在是大不简单了。就这样，三个月下来，把我折腾得半死，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求好心切，恐怕真顶不住。写调查报告的事情进行的并不完全合乎理想，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不回到寝室去休息，反而留在教室里埋头写东西，可是又不像是整理笔记或做功课，所以引起了李队长的注意，他虽然没有正面的质询过我，可是一直盯看我不放松。这么一来，我可没有办法了。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据实报告了戴先生，这才解除了对我的监视。像这种情况，用情报工作的观点来说，就算是暴露了身份。

再说，受训期间与同学们相处，大致说来，堪称一团和气，其主要的因素，是大家没有利害冲突，再加上毫无空余的时间，就是有点个人间的小别扭，因格于环境，也磨擦不起来。还有一层，也无妨自我标榜一番：我旣然是公推的班长，不说表率羣伦，装模作样也得端正自己。幸而平日考绩列为甲等，一般的实习测验又很少出洋相，因而同学们对我都还不错，所以在有形无形之间，也产生了一点调和作用。最重要的也是最现实的，我除了在接受训练这方面和其它同学机会均等外，在生活待遇方面，也和同学们完全一样。虽然我是领班，又和主持训练的戴雨农先生有私人关系，可是并没有任何的特权。不管人家的想法如何，以及背后的批评又如何，我心里坦然得很，也是我觉得最硬气的地方。六个月，很快就要消逝了。结业前，每个同学照规定填了一张工作志愿书，其中有一栏是工作地点，也就是将来希望派到什么地点去工作。我填到此处，毫不犹豫约写出了杭州二字，这不是临时决定，老早就一心向往了。戴先生为了这一点，曾特地询问过我，他重视的是我在杭州有没有特殊的工作路线，或是有什么预期的构想。当时，窘得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其真正的原因，是属于潜意识的，因为我祖籍杭州，一个人，尤其是思想半新不旧的人，总免不了存有传统的宗法观念，其次，多少受了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吸引，其实，这都与工作无关。 

结业那天，举行简单仪式，领袖三度莅临训话，语多勉励。除了正副班主任以下教职员全部到齐外，又比前两次多了几位全副武装、配带整齐的高阶人物，我不认识他们都是谁。据说，这些高级军官与军事委员会于本年九月间，新设立的「调查统计局」有职务上的关系。这里所提到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军统」。可是实际上的「军统」，笔者拙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刻的「军统」，应是「早期的军统」，因为当时在军统局之下分为三处，戴雨农先生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处，也就是「第二处」。到了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调查统计局」改组，由贺耀组挂名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全局工作，这才是正式的「军统」。以此为基础，几经更名演变，虽然「系统」已不存在，但它的工作精神封延续到今天。这就是现在的「国防部情报局」。当天晚上，全体聚餐，正副班主任均未参加，由戴雨农先生代表主持一切。聚餐已毕，在班本部办公室内个别谈话，则由戴雨农先生、郑介民先生分别召谈。最后一名才轮到我

和戴先生谈话，他特别嘉勉了几句，并约我第二天上午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一叙。此刻，我和戴雨农相识，恰好一年。从此之后，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在僚属关系上，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部下。工作分发，戴先生并未考虑我想去杭州的志愿，戴先生已决定派我到北平去建立工作。提到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比杭州更亲切，心里当然很乐意。同行的，也就是一齐派遣的，还有我们在一起同时受训的杨英和戚南谱二人。虽然指定由我负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一定的编制，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就是三人行中的「组长」。记得很清楚，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没有，派什么工作，负什么使命，单凭戴先生的一句话而定。他如果另外写一张条子的话，也只是交给管理人事的部门作为登记之用，当事者也未必看得见那张条子上，写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无凭无据」的参加了「特务工作」。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有一次我终于开口问过戴先生，我说：「我已经加入了『革命军人同志会』，戴先生你早已知道了吧？」戴先生正面回答说？「是黄剑秋兄提名介绍的，他已经告诉过我了。」我这才明了原来是剑秋兄介绍的，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我提到过这件事。我又问戴先生「我们的工作，与『军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件事？还是两回事？」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再过了一会，才说：「将来你总会了解的」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在当时我心里非常不痛快，我认为有问有答，他应该向我解释明白才合乎情理。到后来才谅解到，因为其中有「力行社」这一层关系，而我仅是「力行社」之下的一名「会员」，在组织上应对我保密，所以他无法和我说明。 

出发之前，戴先生又为我个人举行了一次饯别聚会，主要的还在介绍几位主管内勤的同志认识，在座约有徐为彬、林桓、张衮甫诸兄。宴罢，戴先生赠送一枝勃朗宁手枪给我。那枝枪又短又粗，大口径，识别不出是什么厂牌，有的说是意大利制造。他把手枪拿给我的时候，又强调一句说，这是私人赠与作为纪念的，希望能长远保存。谁料得到这枝枪真个是「一鸣惊人」、「不同凡响」，在初试啼声中，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查考年代和确切时间，受训完毕、派遣出发，应在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写到这里，无妨重复前文谈一谈有关「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过去，一般传说很多，不但外界弄不明白，就连一些参与组织的人，也未必分辨得清清楚楚，以下先作一个概括性的解释，详细的内情，将在「英雄无名」全书各部中，再作实况的反映。二十一年三月「力行社」成立于南京。同年四月一日组成由戴笠主持之「特务处」。有一段时间也称为「第六处」，其后，在文书资料就看不到「第六处」这个名称了。二十一年三月，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同年九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此一机构，并不公开，所以外间很少知道，戴笠被任为该局「第二处」处长。表面上看，「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和「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虽隶属不同，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比如说，两处只有一个办公场所，「特务处」之下的「情报科」也就是「第二处」之下的「情报科」等。

由二十一年起始至戴雨农先生于三十五年逝世，乃至戴先生去世若干年后，由他领导、创始的「特务工作」，无可讳言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系统」。此一系统，在中国政坛上曾经超越了工作本位，而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政治作用。这要写成专辑才能交代透澈，此处略为一提，将来再详为论列。凭心而论，据实而断，「军统」的作为，的的确确对国家有重大的贡献，当然，谁也不敢说一无小疪。

再往下说：二十一年九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前期的非建制单位，究竟谁是该局的局长，迄今数十年，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过，当然也有些传说，大都无凭无据，到了现在更没有人为此而查证了。据笔者个人所知，该局除了由戴笠处长的「第二处」之外，当然还有「第一处」，听说「第一处」走出中央几部方面派人出任，也可能就是后来的「中统」。还不只一、二两处，尚且另有「第三处」，处长是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陈焯。确否如此，不敢保证，敬待知情者予以指点。 

到二十七年，改制后的「调查统计局」，已正式纳入编制，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由贺耀组出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为什么要贺耀组挂个虚名，其中必有道理，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用猜，那可能是戴雨农的资历不够。至于「特务处」这个名称，可能是在二十七年，于「力行社」暨「复兴社」蜕化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同时取消的，也许在时间上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到了二十七年，由戴先生所主持的特务工作，已经不是一体两面的那种局面。可是基于需要，在「军统局」之外，又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机构。也全都由戴先生负责。惟恐越扯越长，离题越远，关于「军统局」与「力行社」相互问的关系这一点，也就写到此处为止。

接续前情，再说与洪公祠特务警员训练班有关的事。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开训时共有学员三十名。中途，有一曾姓同学因故辍学，其后，又有两位因病退学，到了结业分发时，只有二十七人。二十七位同学都分发到那里去了，始终不完全了解。而且，我们这种工作，也不便多问。不过，彼此交情深厚，私下互通消息的也不是没有。例如我和杭州的廖宗泽就时常作友谊上的通信。我知道的，除了和我同时到北平的杨英、戚南谱之外，后来又加派翁一揆、庄骏烈、王一士、唐焕文四同学，加入「北平站」工作。两年后，也就是二十三年，在南京、庐山两地开会和被召见外，曾遇见过在南京的刘乙光，在杭州的廖宗泽，在四川的田动云，在郑州的郑兴周诸同学。至于他们在当地做什么工作，都不甚了了。

几经动乱与变迁，三十八年以后来台者，共有八人，其余留在大陆的，笼统的说想已不在人世了。有消息的，戚南谱在他安徽全椒县故乡，早被中共鬪死；翁一揆是在老河口与共军作战阵亡的，可是时间都不详。其它的人，现在情报局可能有记录，知道一些，没有去打听，但愿还有好好活着的。

前几年，翁光辉同学，因中风受尽折磨已在台去世了。迄至七十年五月底，活在台活的尚有七人：

喻耀离，江西人，军校五期，国大代表，健康情况不佳，曾患肺气肿动过手术。

陈致敬，河南人，军校五期。曾任台北市议员，患关节炎。

刘乙光，湖南人，军校四期。几十年都在陪伴着张学良，由少校步步晋升到少将。现已退役，年近八十，走动也不方便了。

邱尧勋，福建人，军校六期。至今身体健朗，年过七十犹如五十许人，不过，仍在为生计忙。

杨英，湖南人，军校六期。曾任步兵学校教育长，早已退役，如今临帖莳花，含饴弄孙，最享福的人。

庄骏烈，福建人，军校五期。已中风卧床多年，仍在与生命挣扎中。

陈恭树，河北人，军校五期。一生荒唐，不才就是笔者。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心一意的写下这部「英雄无名」。 

以上七个人，最小的七十二岁，年长的七十八、九，每个人的境遇都不相同，如果能够写出来，都是一部富于传奇性的好故事。四 蒙然不知的遇上了国际大间谍通常，大家同班受训一场，到了毕业分发之际，总该留个通信处，或是集体照张相片留作纪念；我们不来这一套，谁也不告诉谁今将何往，连后会有期这句话都不说。莫非这就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吗？管理人员晓喻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特性。」上级决定派杨英、戚南谱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为了置办服装，又多耽搁了几天。这是天气已凉，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分，可是服装费实在少得可怜，顾了头，顾不了脚，眞所谓捉襟见肘，反而弄成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旅费也只能搭三等客车，普通客货车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稳，弄得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到天津后，杨英和戚南谱转车径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来联络一个人，接洽两件事。 我以前在天津住过一家开设在河北大街的利源栈，别的地方又不熟，这一次仍旧找到这一家。如果到租界里住大旅馆，就是钱够用，恐怕还不敢进去呢。我要联络的是天津地区的负责人，上级告诉我，他的名字是郑士松，想必是个化名。地址在英租界僻静的住宅区。离着河北大街有好远的一段路，换了两三次车才找到。是他本人亲自出来应门，不待我开口，似乎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自报姓名，他也不多问，就很亲切的让我到里面坐。我们就这样很自然的联络上了，实际上并没有打暗语、比手式那一套。

客厅布置的相当华丽，连那些装饰用的小摆设，也都是经过一番精选巧思的，不过，看上去多少带着东洋味。这位郑士松，一表人才，体裁适中，五官端正，混身上下一点特征都找不出来。一双大眼，很有神采，只是目光不定，可能颇是胸有成竹的人。他穿的是最时新的窄裤腿的西装、

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好讲究的绅士派。我们俩一比，我这身打扮，虽不致于自惭形秽，但也透着寒酸。我们一交谈，不待三言两语，就露出我是多么幼稚。他比我年长了十六岁，我不过才初出茅庐，他却已饱经世故的了。

郑士松先生，眞姓王，原名仁锵，加入工作后，改名王天木。他的学经历，有保定军官、日本军官、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也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一度自领为司令等等。论才识，眞有一肚子学问，就是写几笔字，也足以上匾，实在了不起。他是戴雨农先生的老朋友，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后来又几乎成为儿女亲家。在戴先生尚未出任「特务处」之前，早已合作多时。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们去北平早半年。此际，天津的工作已经是颇具规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