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军统之北国锄奸 一

抗战中的军统《英雄无名》 作者：陈恭澍

「英雄无名」的构想
抗战前后，多年动乱。在我国「特务工作」的史页上，有过许多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事迹，都为了保密的缘故而被湮没了。于今，四十多年已成过去，流散开来的，再经辗转传闻，有的被歪曲了，有的又被故神其说，大都失去眞实。现在，趁着还有我这个「活口」在，就把亲身经历的、记忆中抹不掉的，择其影响重大、惊险惨烈的案件，按时序分别予以记述。照说，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好多老朋友，也都鼓励我快点写出来。
这是一部真实的纪录，从头到尾全是眞人眞事，绝无演义的成份。至于时间、地点、人物、事实经过，除非记忆模糊，也都斑斑可考。说到内容情节，用不着虚构，原本就动人，不仅动人，而且感人，甚或大可惊人。每一回顾，在我参加过和策划下的整个工作过程中，不知死伤了多少同志同事；拖累了多少家族亲友；殃及多少无辜的同胞。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奉祀忠烈与荣获褒奖，或者是难予稽考而没没无闻，但在我个人的心目中，他们全都是应当受到尊崇的「无名英雄」！这些人为了保卫国家，伸张正义，贡献出他们毕生的心力，乃至于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且不论成功还是成仁，但身后史书上没有他们的名字，其英勇壮烈的事迹更不为外界所知闻。他们生时义烈，死后寂寂，是可伤痛！现在我追记往事，庄重揭出，兢兢落笔，谨颜之为「英雄无名」。在写作态度方面，为了存眞，为了对历史有交代；是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用雕琢文饰，更不敢挟私贬抑或故意抬举谁，是非功过自有公道，无须假托影射。万一事实上或有涉及个人隐私与名节处，就索性不提。
我不想写成一部「回忆录」，主要理由是我没有值得「自我标榜」之处，知道我的人，都会了解这是眞话。因此，书中所记述的事实，绝无意于对以往的错误和缺失，作任何的掩饰。至于叙事用第一人称，是为了便于行文，如果要打个比喻的话，我只不过是一条钉书的线而已。
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有的根本不为局外人所知而渐就湮灭；有的却曾轰动一时，惊传四方；而实事眞情，在当时乃至其后若干年，由于影响深远，牵涉广大，依然被列为机密。卽使外间有所传闻，仍属一鳞半爪，逈非全局真相。到了现在，人已事过境迁，就是公诸于世，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团体以及对个人，都不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倘若仍有什么需要保留之处，自当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必把握一定的分寸，不致稍有差池。
「英雄无名」这部书，预定分为五部写出，现已拟妥纲要并着手写作的有三部，以下先就前三部的纲目作一简述。
「北国锄奸」介绍
第一部：「北国锄奸」
第一部开头一节先将我国「特务工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初期的规模，以及当时的基本任务等，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其中着重于我亲自经历的部份。同时并述及戴笠（雨农）先生受命领导工作的实际情形，以及我与戴先生相识、建交以至参加工作的经过。这里面有不少人所未言或言而未尽的秘辛。所以要光写这一段，意在提供读者对所谓的「特务工作」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兼可揭开许多神秘，澄清若干疑端，以后笔者行文，读者披阅也就顺理成章了。「北国锄奸」的主要内容，是追述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抗日战争前后，在北平、天津一带，从事行动工作大部的精萃。其中也约略涉及一些情报活动，和「抗日杀奸团」、「滦榆游击队」的点滴。
在此期间，由我以「北平站」站长、或「天津站」站长身份所主持的行动工作，有成功也有失败，影响所及，更有不能单用成败二字可以衡量的。这几件行动案，可以说是我国特务工作有史以来，行动人员初试啼声之作，最值得钦折的，端在我们的工作同志冒险犯难，不惜牺牲，与乎同仇敌忾，奋勇除奸的精神，无不发挥到了极致，眞是霹雳震惊，中外刮目。行动案中，首开纪录的第一件，对象是北洋军阀时代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从天津潜入北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受日本军方嗾使，煽动我方在职军人图谋不轨。由于工作同志们的机智、果敢以及连续的奇遇出现，竟在柳暗花明中一击成功。就由于这一击，从而彻底粉碎了日本军阀处心积虑策划已久、意图支解我华北的大阴谋。事后才知道还有一名「嫌疑共犯」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也住在同一饭店，枪声一响，无意间把这个老家伙也给吓跑了。从此便消声匿迹，不敢复出为恶。直到后来被施剑翘女士刺死，才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因为这是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数十年来，一直到七十年代，无论在大陆、海外和台湾，仍不断有人描述这段公案。可是由当时参与其事的本人将经过事实和盘托出，这还是第一次。
第二件，发生在天津法国租界，目标是假抗日之名，伙同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意图扩大反政府武装势力的吉鸿昌。吉某发迹于西北军，因叛离中央而被通缉。此番充任「抗日同盟军」第二军长并自封为收复察东失地的「前敌总指挥」等职。惟心劳力拙，所谓的「抗日同盟军」却哄不起来，冯玉祥眼看事不可为，乃半途抽腿再回了泰山，而吉鸿昌则变本加厉，索性改称「抗日反蒋军」；不但不打日本军，反而掉转枪口公然对国军开战，历时五十余日之久。虽然终被敉平并将之捕获，但北平近畿人民却惨遭战火蹂躏，饱受顚沛流离之苦。更遗憾的是在押解吉鸿昌归案途中，竟非常意外的被他诡计逃脱了。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吉鸿昌的倒行逆施，所作所为，绝不是他的个人行动，背后指使他的，就是万恶的共产党。出奇的事，发生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当行动人员部署完成后，明明确定了吉鸿昌在房中所坐的位置，转眼之间，却李代桃僵击中了西南代表刘绍勷。此一悬疑，一时竟无从解答，直到四十年后，才在共党出版的文书资料中，找到答案。这件故事，曾有人写过，官文书中也有记载，不仅止于梗概，而且出入也很大。就是策划这项工作，作为现场指挥的本人，也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经多方考据，才写成此篇。
第三件，我们的工作遭遇到彻底的失败。预定行动的地点是在天津日本租界，制裁对象是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失势军人石友三。石某，西北军出身，惯于投机取巧，常常东倒西歪，所以拥有许多「司令」头衔。民国十九年参与阎、冯变乱失败，就经常往返于大连、天津之间，伺机而动。此际，华北局势混沌不清，石某遂卽乘机招募散兵游勇组织便衣队，企图扰乱地方治安，替日本人制造侵略我国的口实。此人丧心病狂，为虎作伥，可谓死有余辜；可惜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忠勇有余而经验不足，因临事紧张过度，乃致败露行藏；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都作了此役的牺牲者。本案，因为事先未及向上级报备，事后又涉及尚未建立正式工作关系的运用人员之死亡，以致在善后处理上发生了困难。也是我一时感情用事，竟而铸成大错，几乎弄得身败名裂。第四件是殷汝耕案。殷汝耕原是我河北省政府冀东区行政督察专员，在日军卵翼之下，胆大妄为，竟自组傀儡政权，僭称「冀东反共自治委员会」。实际上旣不反共，亦无自治，包藏祸心，倡乱而已。当时我们的工作计划是策反与制裁双管齐下，那就是一方面策动冀东伪政权的保安队反正；另方面则是除掉殷汝湖这个坏蛋。
该案进行中，一波三折，问题丛生。其后，制裁工作半途受挫，策反工作却大功告成。殷汝耕左右有两个出色的女人，都与本案有密切关连，而关系微妙，有浓厚的戏剧性。个中秘密，保守了数十年，如今已成明日黄花，说也无妨，写也无伤了。
第五件，策划与执行，均在芦沟桥事变七七抗战的翌年，其时北平已然沦陷。制裁对象是华北伪政权第一号头目王克敏。先是运用内线智取不成，乃决定强行武装袭击，务在歼厥渠魁。这也是工作同志们最勇敢、最壮烈的一次表现。还记得当日气候恶劣，眞是飞砂走石，天昏地暗。我们在对方警卫森严，枪林弹雨之下干了一场强攻硬拼的狙击。可惜碰上了一个情愿替死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却救了该死不死的「王瞎子」一命。山本这个日本浪人，在中国多行不义，固然该死，可是由于他的舍身一仆，竟使我们心血构成的整个计划功败垂成。如拋开敌对的立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山木荣治能够临危赴险，「舍生取义」？总算表演了一幕所谓「武士道」精神。
以上便是第一部「北国锄奸」内容的大要。别看叙述的都是些打打杀杀，可是煞气并不太重，何况「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因为笔者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私底下却并不喜欢拿刀动枪。
「河内辱命」介绍
第二部：「河内辱命」
河内汪精卫一案，是轰动世界，震撼人心，关系到抗战前途与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笔者就是奉命执行，在越南河内负责的实地指挥者。四十年来谈论此事者广矣众矣，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现在且听听当事人的自供如何？严格说起来，这件工作未竟全功，我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参与行动的同志们，如余鉴声、王鲁翘等一十八人，确都尽了他们应尽的心力；其中只有一个能穿房越脊善于击技的唐英杰，由于他的侦察报告略有偏差，遂成为导致刺汪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河内辱命」一书，从人事调动开始，一直写到最后出击，经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其间的周折与牵掣之处，说起来眞;是千头万绪。书中将尽可能去揭开历史上所存在的一些扑朔迷离的隐秘；类如汪精卫究竟是忠是奸？
质言之，他已发表艳电，公然倡和，是否在事先得到政府当局的谅解？而故与抗战到底的重庆中枢演出一出双簧？又如：一开头就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呢？还是另有什么特殊原因，所激成的变故？此中原委，这里都可以提出最有埋据的解答，读者看过，当可了然。河内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举一个例」的长文，舞弄文墨，迹近狡辩，殊失一代政治人物的风度。
民国三十三年，汪某在日本临死之前，已不能执笔为文，在病榻之上，用口述方式嘱其妻陈璧君笔录，写了一篇「最后的心情」，字里行间，颇多悔意，果眞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管这篇东西是眞是假，颇能赚取一些同情。书中引用了一些相关资料，以资左证，因时日湮远，环境变迁，这些资料虽不如何珍贵，但亦得来不易。
实际行动最紧张的时刻，是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到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在这十几个小时中，我行动人员曾连续三次出击；先是追踪袭击，继以门前突击，最后乃越墙、破门、登楼轰击。因为我本人始终都在现场，所以经过的详细情景，迄今印象深刻，历历在目。而最使我永世难忘，抱憾终生的，是上述三次出击的失机、失时、失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所谓养虎遗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制造了一个为祸家国的伪政权，正是此一行动失败留下的最大恶果，当时若能将汪精卫制裁示法，岂不一了百了？也不会再有「南京开府」，伪设朝廷的那一幕丑剧出现；乃至全部抗战史实亦将改写了。自汪某建立伪政权之后，我们的对汪行动，仍然继续进行，不幸前后又有四次失事的记录。所有被捕的同志，也都壮烈成仁。死事之惨，惨不忍言，每念及此，更为之愧疚无地！
「百战声威」介绍
第三部：「百战声威」
二十八年七月，上海工作单位发生重大事故，蒙戴雨农光生再度起用，派我自重庆间道上海收拾残局。甫一抵步，旋卽被任命为「上海区」区长。因时值非常，且又是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际，在人事方面能够联系到的，只有区本部书记郑修元兄及内勤同志三数人而已。在此过度阶段，全副重担可以说完全由修元兄一人肩负了。经过两个多月的整补，才渐次恢复正常，逐步展开工作。
这一部的内容，主要追述自廿八年八月到三十年十月，笔者本人失事被捕为止的两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区」诸同志全体用命，表现出最具歼敌威力的重大作为。这两年，实在是「上海区」的光耀时期，也是军统局所属敌后单位中最锋利的一支主力。由于组织庞大，人才荟萃，经费、器材各项物质条件亦颇充裕。在情报搜集与行动破坏的表现上，也相应的活跃而迭创佳绩。尤其对上海地区日本占领军的血腥统治，对伪政权一般大奸巨憝的非法活动，以及社会上那些具有潜势力而首鼠两端的投机份子，都分别予以严厉的打击。一时强敌震恐，群奸丧胆，的确发挥了空前未有的「镇慑作用」。无形中鼓舞了陷区民心，同时也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其在精神力量的收获上，更是无可估计的。「上海区」的表现，也就是抗战期间的工作效用，其列入记录的，除情报、策反及地下宣传的成果不计外；单是行动与破坏，大约的统计数字是：行动制裁共一百五十余件次。其中要以汉奸居多，少数是上海各租界捕房中甘为敌伪鹰犬专与我方作对的高级警探。另外，用各种不同方式格杀了日本着军服的正式军人约四十余名，阶级较高约有少将及大佐。
破坏军事设施共五十余件次。全部都是上海邻近地区的机场、仓库、粮秣、弹药等。在行动制裁案中，有几件比较特出的，如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三大亨之一与敌伪互通声息的黑社会头目张啸林等等。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烧杀案件并不值得标榜，其重大的意义，则在于展示了我们的民族正气与国家威力，也是正告日本军阀，中华民族是永辽不会屈服的。
另外两部书
除了上述的三部书之外，可写的资料尚多，第四部、第五部书名未定，准备续写军统局「上海区」遭受重大破坏，以及笔者本人失事被捕的经过。其中有一幕是汪妻陈璧君提审本人的尴尬场面，描绘出来，不但脸红，亦且心酸。那种情景，更不是以常情可以想象得出的。我的被捕，历经了几番诡谲波折，才被指认出来，顿成为当时上海、南京及整个沦陷区的热门新闻，一直余波荡漾了好多天。笔者迄仍保存了民国三十年上海出版的一张「新申报」及半张「中华日报」，也将在书中刊出，供读者一览。
日本军方和汪伪政权为什么不杀我？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一项悬疑，在书中，当有详确的交代。在这里，需要先透露一句：那就是我被捕之后，事实上没有「但求一死」那么简单，更不曾「跪地求饶」那么低卑而不智。
不久之后，尚在囚羁之中，我和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羣交了朋友，是他说服了我，还是我争取到他？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但我自己知道，是我利用了他的政治野心，并针对他的彷徨不安进退失据的处境，诱使他接受了我的远大之计。我和李士羣经多次密谈后，曾获致一项秘密协议，并已拟订计划，预定在苏北地区假检阅部队为名，乘机劫持汪精卫而「大干一场」。不料事机不密，被一个姓万的出卖了。结果导致上海日本宪兵队先一步由特高课长冈村中佐下毒害死了李士羣；而日本「梅机关」的中岛信一大尉却设计掩护了我。这样说法，似乎是我在大弄玄虚，颇难令人入信，且与以往一般的报导也大有出入。其实，此中关节都扣得紧紧的，自有其因果关系及利害关系在。事实经过，无论是以「政治观点」或「特务观点」来看，其中都充满了强烈的「鬪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