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军统之北国锄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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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军统之北国锄奸 二
数十年后,迨至六十九年十二月,在台北晤及前日本派遣军南京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大冢清先生时,笔者曾就以上诸问题,旧话重提,大冢清先生也据其所知,提供了眞实可靠的解答。其内容均将在不负大冢清先空所嘱的范围内予以揭露。
更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当敌伪两方对我监视与防范有了空隙之际,我又恢复了原先的工作关系。上级派电讯工作同志张亚民来沪建立一部秘密电台,指定为我专用,并与距离上海最近驻在江西铅山的毛万里兄取得联络。但此一电台建立不久,被日本军方侦测出来,因而再度失事。侥幸!这回即在伪军的掩护下,化险为夷。
这部书所著述的亲身遭遇,极尽复杂曲折,鬪智鬪力,眞假虚实,千变万化,而且贯穿了好多个层面;但在我下笔之际,总持以戒慎恐惧的心情,但求信实,绝不敢信笔胡诌。以上各节,已郑重阐明了出书的动机和写作的态度,并扼要的提出每一部书的主要内涵。我对「特务工作」的看法下面,再环绕着很少为人所公开讨论的「特务工作之意义」,提出个人的认识、了解与体验,俾能引导读者更容易接近实际而进入情况。
所谓「特务工作」,简称就是「特工」;做「特务工作」的人也就被称之为「特务」。「特务」一词,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好印象。一般塑造出来的形象,有些舶来品的味道,或是在银幕上所习见的那种身穿晴雨褛、头戴鸭舌帽,嘴上叨着一支香烟或衔着一个烟斗,而行动鬼祟,表情阴冷的人物。要不就是只求目的不择手段,一枪在手动辄玩命,人人敬而远之的「冷血杀手」。至少,在一般观念上也被认为是走偏锋和不吉祥的那种人。
其实,「特务工作」的基本性质,是纯粹属于政治性的。换句话说:凡是脱离政治的一切类似活动,都不是现在我们所谈论的「特务工作」;例如某一私营公司或厂家,为谋取商业利益,而进行搜集所需要的情报资料,无论其搜集方式与所采取的手段为如何,这不算是「特务工作」。主要的理由,是它不含「政治性」。如若国营的生产单位和贸易机构,为了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作对外贸易的竞争,而进行搜集有关的情报资料,这就属于「特务工作」的范畴了。因为除了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之外,还有「政治作用」。
「特务工作」的最大功用─在政党方面:是取得政权及巩固政权的「先锋部队」;在政府方面:是保卫国家及抵御外侮的「秘密武器」。「特务工作」的特征:是不能独立存在,也不会个别存在;它是附着于一种政治形态的。明白的说,「特务工作」只是一项政治工具,惟其利害成败,绝非属于个人。所以它的精神是「利他」而非「利己」的。
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盖世太保」因为希特勒的独裁而变质,那就沦为个人的工具了。「特务工作」虽具神秘性,但未来的趋势,将越来越制度化。如今,全世界所有的国度里,几乎都有「特务工作」的建立与活动存在,也均列为政府一主要部门。往后,它的神秘性势必日渐平淡。在过去乃至现在,我们的国家多难,内忧外患,曾无宁日。作为一个眞正的「特务工作者」,无不是捐弃个人名利,满腔热血,以身许国的仁人志土!他们不仅要有良好的修养,严格的训练,坚定的信仰,牺牲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具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洁志节。惟其如此,所以才能坚苦卓绝,冒险犯难,大义所在,虽死无梅!戴雨农先生说得好:「我们光荣的历史,是我们同志的血、汗、泪所凝结而成的!」这的确是眞情实话,一字不虚。
「特务」一词,乃是由「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任务」、「特种勤务」演化而来。我国政府正式创办情报训练机构之始,就叫做「特务警员训练班」。其后又有「特种警察训练班」,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当然更不会以此而自我轻侮。归根结柢,倒是共党的统战活动,故意把「特务」一词,给歪曲丑化了。过去,在我们对中共鬪争的活动中,凡是共党所欲打击的对象,不论是谁,一律指为「国民党特务」;一旦失利,一定说是上了「国民党特务」的当。甚至「四人帮」在鬪争刘少奇、陶铸等一干共酋的时候,也同样给他们戴上一顶「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六十八年高雄暴力事件,那批不成材料的无知宵小们,竟也承袭了共党的无耻伎俩,把情报治安人员也呼为「国民党特务」,这不但说明了他们不够格,也根本没有常识。
近年来,我们自己也不常使用「特务工作」这个名词,而改称「情报工作」。含有「保卫」性质的,也称为「情报治安工作」。严格的说,用「情报工作」来涵盖情报、行动、爆破、策反、反间、心战、政战、突击、游击等所有特种勤务,不周延;也很容易与单纯的「搜集情报」、「处理情报」、「运用情报」等情报作业相混淆。想是提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称,所以才勉强采用了。比如,美国有个「中央情报局」,性质大致相同,也是用这种名称,其实他们的业务范围,又岂止搜集情报而已。姑无论「特务工作」也好,「情报工作」也好,这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差别,实无关此类工作的宏旨。有一个特点需要指出:我国的情报工作与他国的情报工作并不完全一样;而在职类分工上也与其它分职不尽相同。因为一个特工人员的培养与遴选,必须其备四大要件,那就是:国家观念 政治信仰 牺牲精神 敌忾理念
至于智能与技能,不是不重要,但并非先决条件。惟上列四大要件,则缺一不可。这不是高调,也绝非说教;一个特工人员如果不具备上列四大要件,很可能沦为「情报贩子」或「职业打手」,要不然,他走进这道神秘的窄门,也会后悔一辈子。为什么要「制裁」有人问:「我们一向讲法治,国民犯法,自有律条,为什么不经过司法程序,非要用特殊手段予以制裁不可?」此一论点固然有其坚定不移的道理;但基于地域环境,无法行使司法权力;或是限于国际间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没有治外法权时,为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我们决不能坐视国之蟊贼逍遥法外,凭借外力,甚或庇护于敌人羽翼之下,继续进行其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故尔就不得不适应现实的需要而出此。例如北平的东交民巷,是外国的使馆区;天津的日本、法国、英国各租界;上海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等,我们都无法行使司法权力。至于早年法属越南的河内,当然是外国领土,更无论矣。又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上海等处,沦于敌手,为日本占领军所控制,这许多地区,都非我政令所能及,也就因此,那些祸国奸佞、民族败类,无不以此为温床和逋逃薮;所以我们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予以铲除不可。在以上所列举的地区,我们都有实际作为,为的就是要杜绝祸根,伸张国法。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也有法外仁恕的一面,用工作上的术语来说,亦即「行动」与「策反」相配合。除非是元凶巨憝,十恶不赦的;只要能彻底醒悟,痛改其为害社会,卖国求荣的前非,自是留有「回头」的余地。书中一些戴罪立功、「化阻力为助力」的事例,亦大不乏人。
朋友们在私底下谈天,也提到过一个微妙的问题:「旣然是为国除害,为什么不把毛泽东那个魔头早些除掉?」眞是说来话长,这又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民国三十七年底到三十八年初,共军林彪与聂荣臻两部围攻北平之际,笔者本人正担任国部某特种部队部队长,在冀、察、绥三省与共军展开「政治作战」,并兼理收复区的「绥靖工作」;又同时受命兼负了一个秘密情报工作单位的责任。由于大势逆转,眼看北平危殆,就预先在我所统率的部队中,以志愿方式选拔了几十位勇士,而且都具有潜伏条件的,个别「留置」于平、津、察、绥各地,肩负未来陷后的艰巨使命。此项「留置」工作,在当时曾获得国防部第二厅郑介民先生和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先生的鼓励与支持。所以能获得大量的各式电讯器材和轻便武器装备,以及面粉、大米、工作费用等的配发,这都是预定用于长远艰苦鬪争的需要上。
「留置工作」的意义,不仅是搜集情报,其最大目的还在接应突变,制造机会,刺杀毛酋和其它的重要头目们。如果能够依照计划产生预期效果的话,未尝不是一支奇兵,可以创下不世之伟绩。可惜此项「留置」工作,终因基础脆弱,扎根不深,不幸在北平沦陷后的两三年中,多相继失事。我们从中共的公开传播及秘密通讯中所透露的情简,所有「留置」的志士们,其牺牲的悲壮惨烈,较之对日抗战期间,更令人心恸目酸。这许多事迹,都将在第五部书中,进一步道其原委。
书中提到的「行动制裁」,自然是以人为目标,其所记载的,也都是志士们犯难赴死,翦除奸佞的实录。因此,又连带的产生了一个「生杀之权」的问题。有位老人家曾提出质疑问道:「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杀人?」这话问得突兀,也可能是一般局外人所共有的疑问。事实上岂敢随便,卽使在规定的范围与程序中,差一点也不行。先就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来说,凡是制裁工作,不是奉令执行,便是项目请示奉准的,绝对没有想杀谁就杀谁的权力。
现场指挥者,也是只能对上级指定的目标进行侦察、相机执行。假如临场遇有妨害工作进行的障碍、阻挠等情事,原则上固然要立予清除,但也须考量实际情况立下决断。比如说一眼就可以判明是对方的防卫者,像保镳、护卫之类,你要不对付他,他就会对付你,还当然不在话下;但若是有个无辜的过路人,揍巧挡住了去路,或遮蔽了射界,妨碍了任务的执行,宁可失机,说什么也不能动手就打啊!也有很多人误解,认为戴雨农光生必然是操有生杀大权的了。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回答:「他也没有,绝对的没有!」他是我们这一部份工作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政策关系事务的执行人,一切举措,均有所遵循,而且是纯理性的。如果说,他对上进言的机会比较多些,那是事实;可是绝对不如外间所传说和臆测的那么「霸道」。再举一个例:抗战期间,我们有一位资深同志─他是我所接任的前「上海区」长,不知为了何故,他在陕西杀了人,虽然也是因公,但事先并未奉准有案,结果以违法被判死刑确定。这是非常显明的事例之一。纪律严峻,谁敢滥杀!
再说行动工作大多都是在时间仓促,紧急状态下进行的。当然难免有所失误,所以才有「枪下冤魂」和「误中副车」的情事发生。就我所参与和领导的工作而言,前后也发生过数起。例如二十三年在天津,明明瞄准的是吉鸿昌,死的却是刘绍勷;二十七年在北平,制裁对象本是王克敏,不料替死的却是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二十八年在河内,目标只在汪精卫,结果伤重毙命的却是曾仲鸣。像这些事例,有的是事出意外;有的境遇离奇;有的也可能是侦察失误。这种种情况,虽然牵涉不到直接责任,但主事者仍不免要受到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可知凡是没有事先奉准的案子,固然不容许自作主张,就是在一定的目标外,做错了也不行。行动制裁工作绝不是「随便」从权的。
中国模式的「特工」尤须强调的一点是:为了尊崇我国固有的道德传统,符合我国的立国精神;所以中国模式的「特务工作」,自有一套适合国情的道德规范。在已有的许多著述中看到;也在一些「过来人」的言谈中听到,世界各国不分民主或极权,在「特务工作」活动中,每有不择手段,提起来就令人寒毛凛凛的事例,类如:借敌人的刀,杀自己的人;强迫自己人自裁,以制造借口;杀自己人灭口,以冀死无对证;把健康的人关进疯人院,硬指为发了神经病;为解除疑虑罔顾人命先自行下手来一个一了百了;或因作用消失而来个兔死狗烹等等,这都是违反道德规范的残酷行为,也是一种低能无耻的反映。这种事,我们从来不肯为,也不屑为!我们是文明古国,仁义之邦,表现在「特工」方面的也具有无上崇高的道德标准。因而,卽使有利于工作现实,我们也绝不采取此类灭绝人性的下流手段!过去,也曾有自愿牺牲一己而换取工作效果的事实,其志固然可嘉,但亦为上级所婉拒。我们的工作,是在政治信仰、爱国情操的前导下,凭智能、勇气、技术、能力以取胜。一件行动计划的拟定,「达成任务」与「安全撤退」是同等的重要;虽然有时也会冒险硬拼,但仍有「你死」、「我活」的生存机率。
写到这里,想起三十年前的一桩往事,某一西方大国,标榜人权,声称合作,意欲共同反共,竟在:事前准备不够充份,实地环境有欠明了,生存条件多付阙如,参谋作业出于假设的情况下,硬要把我们的工作同志个别空投到大陆去,我们的同志虽表现了无比的英勇,可是结果 1364;没有任何收获,白白枉送了许多生命!这种视人命如刍狗,毫无代价的断送了我们这些有为青年的大好前程,眞是不可恕的逆行!其中有几位同志,是我在华北一条战线上剿共的袍泽,尤堪哀伤的,是在他们死后,连他们的抚恤金都空悬着没有亲人具领。接下来要说到有关「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局外人多以为「特务工作」人员,不仅待遇优厚,同时也是做官的「终南快捷方式」。要不然为什么有些人总想「钻」进去?其实等到眞的进去了之后,才能体会到此中的甘苦。论生活待遇,从早期到现在,也就是自民国二十一年至六十九年为止的这个悠长的阶段,不管是「头」是「尾」,绝不比一个普通的银行从业员拿得多。卽使奉命作一次拼着性命的冒险突击,所领到的一切费用,也不如政府官员们出国考察一番所花费的那么多,事实俱在,不敢胡说。谈到人事升迁,在政府部门尚未确立人事制度以前,很少人重视到资历证件,况且在沦陷区或敌后工作的人,不照相、不印名片、不刻私章,甚且不用眞姓名,当然更不可能持有或保留那些「身份证明」的文件。迨至后来非此不得办理铨叙时,什么证件都提不出来,为了办理任职手续,甚至于到处磕头作揖临时再去求证明。而且往往委曲求全,弄得名实不符。再说得远一点,自从建立工作迄今,属于「军统局」这个系统的,包括内外勤全部官员最多到三十多万人。生前官拜上将的,只得郑介民先生一人。其次,能够晋升到中将级的,也只寥廖几人而已。
尽管是这样,可是多少年来却不见有人斤斤计较。想见一个献身于特务工作的人,他会视此为小节,把名利都早已看得淡了。真正能够使他得到满足的,应该是个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牺牲、奉献,和一件任务的完成。为无名英雄留历史纪录
最后,说到我自己。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几十年的工作历程,实在谈不上有何成就,顶多制造了一些喧腾一时,不久就归于沉寂
的新闻资料而已。如若论功过是非,那得看是从什么角度去衡量。最侥幸,有如奇迹般的,我居然能活到七十岁,而且还可以硬硬朗朗、安安逸逸的继续生活在自由天地里,这眞是老天爷的恩典!不过,人生际遇,有幸与不幸,我固然特邀「天眷」,可是环顾当年在一起同患难、共生死的战友们,有的杀身成仁;有的赍志以殁;有的不知所之;硕果仅存的几位,眼看着也将一个个「老成凋谢」了!正因如此,所以应该珍惜余年,不计荣辱,不顾毁誉,尽我所能,刻意求眞,写下这部「英雄无名」,以为献身特务工作者吐气,并告慰于为国死事的无名英雄们在天之灵。更愿能为抗战、戡乱的史实提供参证。
北国锄奸
内容提要
基于时代的需要,受「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件两大冲击,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间,以黄埔军校同学为骨干的「三民主义力行社」,遂应运而生。「力行社」所属的重要部门之一,就是由戴笠(雨农)先生负责主持的「特务处」。「特务处」开办了一个培植工作干部的训练班,是为我国最早期略具雏型的特务训练机构。二十一年九月,国府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任命戴笠为「第二处」处长。论其性质,「力行社」之下的「特务处」,应是政治性的秘密组织三「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则是正式的政府机关。表面上虽是各有隶属关系的两个单位,但在实际上却系领导特务工作的一体两面。笔者本人是「力行社」领导之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同时也是「特务处」和「第二度」派驻北平的负责人。
北平的工作单位,称为「北平站」,于二十一年底开始,是由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披荆斩棘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