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在“中国新阶段的对外开放”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关于“三外”与“三化” 关系的协调性分析 　　常修泽在“中国新阶段的对外开放”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作出两个基本判断：其一，“三外”与“三化”的关系总体是协调的；其二，在总体协调的格局下也存在某些不协调之处。

　　面对着上述的不协调问题，本文主张，既不应从“短边”出发，片面放慢对外开放的步伐；也不应忽视“三外”本身存在的局部性矛盾和改革本身的滞后性；而应采取双线互动的方略，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大前提下，一方面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适当调整利用外资策略，解决“三外”本身存在的局部性矛盾；另一方面，努力推进国内“三化”，特别是经济市场化进程。为此，作者提出五条意见。

　　“改革、开放、发展”，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的主旋律。这六个字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命题；分开来，则是三个各有其内涵的子系统。虽然 “开放也是改革”，“开放也是发展”，但是开放毕竟是指对外开放，改革、发展重点是国内的体制改革和发展。这就产生一个“改革、开放、发展”这个大系统中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经历了2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面对今天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确实需要客观地判断开放的进程，并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思考宏观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在这方面，我比较关注的是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发展之间的“接口”问题。

　　围绕这一“接口”，我想选取对外开放方面的“三外”指标与国内改革发展方面的“三化”指标，研究彼此之间关系的协调性。所谓“三外”是指外贸、外资和外汇；所谓“三化”是指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这里要说明，“三外”并不能代表对外开放的全部，“三化”也不能代表改革发展的全部。我只是想以此作为标志性指标，探求“三外”与 “三化”彼此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入世五年来，“三外”与 “三化” 的各自进展态势

　　“三外” +“三化”涉及六个方面。我搜集了自2001年12月中国入世以来，至2006年底的有关六组数据，一则看每个方面各自的增长态势，二则看经过五年的发展之后在国际上达到的水平或者所处的位置。

　　1。外贸：以“入世”的2001年为基数研究，此年进出口总额是5097亿美元，2006年达17607亿美元，五年期间增长245%。从累计看，2002年至2006年五年的进出口总额达58095亿美元，占改革开放28年进出口总额的58%。尤其是出口增长更为强劲，2001年出口总额为2661亿美元，2006年为9691亿美元，增长264%。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出口大国。当然，这里出现的新情况是外贸顺差比较大，2001年为225亿美元，2005年超过一千亿为1020亿美元，2006年增加到1775亿美元，五年间外贸顺差增长688%。

　　2、外资：在利用外资方面，制造业已全面开放，160多个服务部门已开放100多个。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468.78亿美元（不包括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2006年达695亿美元，五年期间增长48%。五年累计外商直接投资总额2967亿美元，占改革开放28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总额6919亿美元的43%。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利用外资过程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居全世界第四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

　　3、外汇：外汇储备2001年是2121.65亿美元，2006年底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增加到10663亿美元，增长403%。 2007年第一季度末超过1.2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4、工业化：入世后的五年，也是工业化迅猛发展的五年。2001年工业增加值为43581亿元，占GDP比重为39.8%,2006年工业增加值增加到90351亿元，五年增长107.3%（势头也很强劲），占GDP比重提高到43.1%。根据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工业一般占40％—55％的经验，我国工业基本处在这一区间。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从结构看，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的数据，200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占当年工业增加值只有10.2%，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明显偏低。

　　5、城市化：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是低于工业化水平的，但这五年有所变化。2001年，大陆城镇人口为4.8亿人，2006年增加到近5.8亿人，五年期间新增近一亿，增长率为20%。随之，城镇化水平也由2001年的37.66%上升到43.9%，五年提高了6.2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25个百分点），特别是第一次出现城镇化水平（43.9%）超过工业化水平(43.1%)的局面，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与最近公布的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这一参照系相比，中国大陆还有不小差距。

　　6、市场化：笔者尚未看到有关中国总体市场化程度的官方统计数据，从企业、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及政府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估计总体市场化水平约在55%左右（估计不会超过60%）。当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提高总体市场化程度并非易事。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距离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二、对当前“三外”与“三化”关系的两点基本判断

　　通过对以上“三外”与“三化”六组数据的分析，笔者得出两点基本判断：

　　第一个基本判断：“三外”与“三化”的关系总体是协调的。加入WTO以来，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入世承诺，表明中国人民“言必信、行必果”的认真负责态度，五年来中国在“三外”方面取得的突飞猛进的进展，是符合全球化潮流的，也正是在对外开放的带动之下，国内的“三化”取得长足的进步。从总体趋势看，“三外”与“三化” 的关系是协调的，不能认为二者之间有方向性的、战略性的冲突。从这五年新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和发展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协调推进、相辅相成的。

　　第二个基本判断：“三外”与“三化”在总体协调的格局下也存在某些不协调之处。

　　从“三外”与“三化”的增长势头及其在国际上的比较来看。入世五年来，“三外”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三化”的增长幅度，其在国际上的位次也名列前茅（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资利用世界第四，发展中国家第一，外贸出口世界第三）；而“三化”虽然增长势头也很强劲（工业增加值五年增幅超过100%，特别是城镇化水平首次超过工业化水平），但是，国内“三化”的进展滞后于 “三外”的发展，在国际上达到的水平还比较低。当然，在入世这一重大变革之后的最初几年，三个变量会有一定差异（开放是快变量，发展是中变量，改革是慢变量，对此要理性对待），但是，现在看来，国内的体制改革尚未完全跟上对外开放的步伐，两条腿之间有不够平衡之处。

　　从“三外”自身的内部结构来看。我认为，值得重视的是“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的问题，当然，一般来说，外贸顺差比外贸逆差要好得多，国际收支盈余也比国际收支亏损要好得多，但是，凡事都有个“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则要引起注意。从2001年到2006年，外贸顺差额分别为225.5亿美元、304.3亿美元、254.7亿美元、320.9亿美元、1020亿美元、1775亿美元，一路直线上升，表明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外贸增长，内需尚未到位，长此以往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不利的。这属于对外开放前进中的问题，但对此也不能忽视。

　　3、从国内的“三化”来看，也有一个如何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增长势头方面，更重要的表现在体制、结构和增长方式方面。例如上述高新技术产业只占工业增加值的10%的比重，这表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更重要的是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外资从中国资源型企业获利过多的问题，与我们资源税改革滞后有关。我在2006年关于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的研究报告中，曾指出资源税过低而导致国家利益的流失问题（国家发改委网站www.sdpc.gov.cn ，2006年12月31日）。这与其说是外商投资中的问题，莫不如说是我们内部的体制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是改革者本身应该反思的，这也是分析“三外”与“三化”关系时应当看到的一个深层次问题。

　　三、双线互动：协调 “三外”和“三化”关系的几点意见

　　面对着上述的不协调问题，采取何种方略，从理论上说有三条思路。其一，从“短边”出发，片面放慢对外开放的步伐，这是一种消极平衡，是不足取的；其二，忽视“三外”本身存在的局部性矛盾和改革本身的滞后性，而继续复制现有的存量格局，这种思路与现实也不相符。其三，基于对“三外”和“三化”两个系列变量的快慢程度分析，我倾向于采取双线互动的方略：即一方面要解决“三外”本身存在的局部性矛盾问题（当前重点是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问题），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适当调整利用外资策略；另一方面，努力推进国内“三化”，特别是市场化进程。具体提出以下五条意见：

　　第一，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我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依然存在惯性运作的情况。面对当前我国外贸顺差过大的问题，恰好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好时机。鉴于我国资源紧缺和环境严峻的现实，务必按照“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要求调整出口商品结构，这不仅是一个短期的“三外”和“三化”的协调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基于目前出口层次的现状，在保持必要的加工贸易规模的同时，尽力提高出口产品的加工度和增值含量；还要根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合理调整进口商品结构；针对新的贸易保护倾向和贸易领域的具体业务矛盾，建立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此外，进一步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和贸易便利化进程，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服务。

　　第二，注重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和层次。不能认为利用外资已经饱和，但是利用外资的策略应该有所调整，不应过分追求外资的规模和数量，而应追求外资的质量、水平、层次和效益，尤其是资源和环境问题应成为利用外资的新视角。最近，厦门叫停“海沧PX项目”的最新实践表明：对于外资以及港澳台资项目，务必有所选择，充分论证，使引进外资与国内的“三化”相协调。对于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的关系应讲“三不能”：一不能渲染计划经济的所谓安全性。邓小平有句名言，“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有何安全可言？二不能搞“泛安全化”，到处贴安全的标签，以致阻碍正常的对外开放。三不能认为对外开放领域不存在安全问题，美国国会阻挠中国企业收购尤克斯公司，不也是出于对美国经济安全的考虑吗？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来讲，这一问题更不能忽视，关键是要寻求中国利用外资与保障国内经济安全的最佳平衡点，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投资的新动向，从当前及下一步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趋势看，现代服务业将是国际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此外，还应做好中国资本的外投，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第三，加强对外汇管理。调整外汇结构，分散外汇储备风险，推进外汇体制改革等。

　　第四，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推进工业化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与对外开放相适应，应建立中国工业在全球格局中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战略框架。要看到经过近些年的发展，中国工业领域的矛盾已经发生新的变化，突出的是“不小”与“不高”的矛盾，所谓“不小”是指工业的总体规模已经不小；所谓“不高”是指产业层次和水平不高。上述在对外出口中，出口产品的层次比较低、来料加工的比重比较大的问题，正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这是当前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矛盾。应注重借鉴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来提高工业部门的技术含量，特别是推进工业由过多依赖要素投入向技术创新发展的进程。针对中国城镇化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实际，应稳妥推进体制创新，给城镇化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五，继续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的改革可分为两大类：即“内生性改革”和“外生性改革”（或者叫“倒逼式改革”）。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属于“内生性改革”；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按照WTO规则来“变法”，“外生性改革”的色彩更浓一些。这种倒逼机制是有相当大的冲击力的。不管是否意识到，加入WTO五年来，中国实际上已走上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归路”。现在的问题是应调整方略，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变法’”，以切实推进国内的经济市场化进程。在这方面，要综合运用内部创新和外部倒逼的两种力量，推进企业制度、市场制度、特别是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改革、开放、发展在新的基础上协调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