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在“中国新阶段的对外开放”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贾康在“中国新阶段的对外开放”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听到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王志乐主任的报告和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的发言后，很受启发，我在这里简单谈一下自己的几点感想。
首先，今天参加会议的各位都从正面充分肯定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中，开放角度上的重要性，都认同这是完成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走强国之路的根基性的定向定位，是一条必由之路。回想最初小平同志讲到改革开放，曾强调不走向世界、闭关锁国，只有死路一条，他是把改革与开放，放在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命运的高度，以统领全局的最大战略高度来命题。其后的二十余年、近三十年间，从正面来说，我们除了通过开放引进了非常宝贵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之外，特别值得注重和肯定的，是“以开放促改革”，促进了我们必不可少的生产关系调整和创新。在千年之交入世，也被评价为中国的“变法”，客观地讲正是这样的：整个政府系统都要清理文件柜，必须强制性地适应我们承诺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条款，废除一切与之相抵触的旧规章、条文，必须以更全面开放的格局来处理我们的经济运行和社会事务。实践证明，这些形成了改革、开放、发展的良性互动，都值得充分肯定。
接着要对应来自反面的诘难、疑问来谈几点看法。首先，这些年我们在开放中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并不是我们想开放，人家的东西就都可以引进来。去年中央专门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制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走自主创新之路。很多同志已在实践中意识到，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会碰到一个难题，即“核心技术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所以就必须要靠自主创新来解决问题。这样的基本判断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对它再进一步做一些具体分析，却有可能形成新的认识误区。我观察，核心技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情况确实存在，但这毕竟是属于少数的情况。比如前几年我们和以色列已形成合同，要购买预警飞机，但后来在美国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撕毁合同，宁肯给我们巨额赔偿，这个飞机就是不卖给我们。但是有其他的大量的技术，包括有一些看起来带有核心技术特征的东西，却并不是买不来的，我们应当尽量争取，在可以买来的情况下尽量买来。这种“拿来主义”也是一种后发优势，是对我们最合算的、值得努力争取的，是“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前置环节。举个例子，我注意到，我国汽车工业在入世之前被认为将遭受的打击最大，有人说入世以后中国汽车业要全军覆没，但实际情况是入世后这个行业更加开放了，也更加朝气蓬勃了，一派龙争虎跃，局面越来越好，新近在中高档的、近豪华的车型上，也有了突破，即有了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高档汽车，就是最近上海推出的“荣威”。其实这是中国人花钱从英国罗孚买来的核心技术，设计了自己的logo。但按照国际标准，这就是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这类事情还有作为的空间，和我们前面的判断放在一起，应当辩证认识：并不是说看到有的核心技术花钱也买不来这个问题以后，就简单地以为不值得争取。很多东西应该在可能情况下去争取，因为算总账对于我们的现代化来说最合算。可能也包括大飞机：任何一个战略性的大国都不可能不搞大飞机，我们当然也要搞大飞机，外部世界当然不愿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帮助你轻易搞成，但外部的世界却又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垄断体的竞争中也有缝隙，我们要充分利用缝隙，争取一些哪怕是“组成部分”的技术引进。
另外一个反面的诘难、疑问，是对外开放的安全问题。我观察，安全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是“似是而非”的，比如说粮食安全，只有我们自己生产出来才是安全的吗？一个是经济上往往不合算或不可能（前边已有专家以东北大豆为例说明这一点），另一个是并不能把经济运行里面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强行地排除掉，因为早晚必然要出现所谓几十年一遇的特大灾情（虽然没人能准确预测会发生在哪一年），还有可能会出现、或者说必然会出现不确定时间不良因素的集中组合。于是，开放是必须配套的冲抵因素和“安全”因素。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经验，是大跃进之后，我们自己曾经想“反左”调整，但后来没有调整，反而进一步反右，结果到了1960年，饿死人了。在危急的情况下，毛主席再次把陈云同志请出来主持经济工作，陈云同志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以极大的魄力和胆识提出建议：动用外汇从资本主义国家买粮食（实际是从当时我们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那里买）。怎么买？转口买。是买安全还是不买安全？很显然，我们买了它的粮食更安全，使我们避免了更多人死亡，以渡过我们的难关。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也没有本事把所有粮食供应商的出口都封死，那还是在传统体制下和冷战时期。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和全球化环境中，我们更应该合理充分利用外部资源，这才是最安全的战略。
我非常赞成王主任说的，我们要实行和平崛起和发展，必须要吸纳整合全世界的资源，而且这只能通过市场交易的路径。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不走这条路不行。我们必须努力转变增长方式，但另一方面，我们再怎么样提高自己经济发展的集约度，今后几十年资源、环境的压力是明摆着，无非是把压力往后推一段时间。只有整合全球资源，中国弥合二元经济的现代化道路才能走得通。改革以来我们农村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约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现在城市人口是44%左右，再过五、六年，历史性转换点必然到来，即中国的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其后这个过程会一直发展下去。小平同志所说“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2050年前后，我们的城镇人口将超过80%，那时候也不算完（美国现在只有不足2%的人口是农业人口）。从国家战略性安全的高度看，从今后整个中国完成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来看，从小平同志给我们打开的眼界来看，必须坚持全面开放，必须努力、积极、充分地吸纳和整合全世界的资源，应该以此来设定对安全问题考虑时应取的基本思路。
再有，开放条件下，除了商品交换之外，还有人家走进来的投资。其实人家进来投资对我们也是安全因素。近年我去过两次台湾，台湾比较有文化教养的人很多都认为祖国统一好（草根阶层离心倾向大些）。他们说，如果台湾的投资更多进入大陆，会更安全，更不容易打仗。同样，美国、日本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也有这种制约因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想制裁等于是制裁他自己，一大批大企业对政界会有制约力，防止政治力量走到极端上去。
我们坚持全面开放，充分利用我们的相对优势，在互惠多赢格局下发展，有助于形成我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中上层敌对力量的制约，这是可以明显观察到的。
另外，第三方面的认识是，我们现在从“请进来”为主这一阶段，开始在考虑和发展到“走出去”阶段，这几年在这方面有了更多探索。大概地看起来，走出去有一种粗线条的推移，一开始是商品输出，我们最早出去的是地摊货，后来才渐渐进了超市，现在刚有了品牌店；商品输出后边还有劳务输出，现在我们劳务输出主要对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发达国家有一点，很受限制；再往后开始有资本输出，首钢、联想、TCL，都有资本输出；其后也可能有适用技术输出，比如带有一定领先性或者特定适应性的技术可以往外走，前几年到新疆开会，知道他们那里有一个集体企业发展起来的“特变电工”变压器厂，是上市公司，它的技术已往亚洲和非洲出口。再往后我们是不是还有文化输出交流，中国电影现在露了几个小头角，面对好莱坞的影响，我们也要跟它有竞争。是不是还有军事力量交流，比如我们还往外派维和部队。这都是和世界互动。
现在“走出去”以后，碰到的许多问题是出乎意料的。如资本输出的企业，碰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自己想当然以为社会主义红色中国，出去以后跟人家的工人阶级关系好处。情况恰好相反，首钢在秘鲁、TCL在欧洲，买了人家的企业以后，碰到的最棘手问题是劳资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框架下，工会的强大压力造成了成本很高，高得甚至不得不放弃。首钢跟国外的工会提《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人家说你是什么无产阶级？是资本家。确实是这种资方身份了，这些事情是出乎意料难处理的，所谓“资本主义势力”恶意给你增加的负担还并不突出，恰恰是工人阶级跟你对着来。这些事情我们要客观地分析，掌握好我们“走出去”必要的知识和要领。
最后一点，我认为，在我国的财政领域里面，进一步开放仍然非常值得作为一个概念确立起来。比如我们现在的财经信息，至少是国家预算资料的透明度、开放度，还必然要求有所提高。过去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国财政预算科目还是保密文件，上面有保密字样，以后没有保密字样，叫做内部文件，也不能带出去，到国际交流场合很尴尬，我们要别人的，他们给我们一大落，我们却不能给他们一本收支科目。而现在，通过财政收支分类改革，我们的科目要跟国际上的标准打通，必须得接轨，否则如果做国际比较都没有技术性的支持。而且中国公共财政改革里面很重要的理念，是从透明度开始，有了透明度和有了公开性，才有了政府财力的全景图，和政府可用公共资源的全景图，再把民意加进去以后，通过现代意义的预算程序，合理决定“钱从何处来，钱到哪里去”的公共资源合理配置问题，以追求全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这套开放机制，对财政改革和配套改革，仍然有非常宝贵的外部推动作用，结合我们自己的努力，有助于进一步打开中国渐进改革深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