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弹后撤之三方博弈

　　台北对二炮导弹机动转移的情况相当隔膜。台北动辄评断对岸军事，“一切尽在掌握中”。以此况彼，不由为之捏把冷汗。

撤弹后不易恢复临战状态

　　实际情况是：大陆沿海导弹群主体是短程导弹，成本低廉，可批量制造。这些导弹哪怕仅后撤百十公里，也会丧失了对台湾实施打击的能力。

　　二炮基本火力单位是发射营，技术、后勤保障单位庞杂。发射营远程机动，除了多辆导弹三用（运输、起竖、发射）车以外，随行车队包括发射控制车、瞄准车、电源车、配电车、监控车、自动化测试车、空调补气车、计量保障车和核化卫生防护监测车，外加指挥通信车、警卫车、燃料车、对空警戒雷达车、地空导弹发射车、医疗车、后勤补给车等。

　　假定导弹部队仅后撤至皖、赣两省山区。上级急令返回沿海原阵地，部队必须对导弹、车辆进行测试、检修，车队再沿着山道迤逦而行，直到返回原阵地就位，前后约需两天。

　　导弹长途跋涉后，制导和姿态调整系统经常发生偏差。技术阵地须对全系统装备进行测试、检修，才能使用。然后，导弹进入待机或发射阵地，继续测试、维护，方能处于最佳发射状态。部队要在周边布置预警、防空、电子对抗、侦察、反空降反突袭等力量，还要同邻近各军兵种单位磋商协同作战。

　　从上级发出命令直至导弹部队恢复临战状态，非一周不能办妥。台北认为导弹夕发朝至，即恢复临战状态，则是高估了其快速反应的能力。

　　过去军方鉴于导弹后撤不利于贯彻对台“保持压力”的既定方针，认为在两岸确立军事互信机制之前，碍难付诸实施。这也就是北京在民进党下台两年以后方才考虑后撤导弹的军事层面的原因。若像台湾军方所言，导弹部队夕发朝至，则北京早可下此决心，也不待于今日了。

　　当初克林顿总统在解释美、中两国为何要签订导弹互不瞄准协议时指出，导弹从不瞄准改变为瞄准对方，需要20分钟，而在危机时刻，这20分钟恰是双方所需的。如今北京后撤导弹，就为各方在临战时刻进行斡旋提供了一周时间，亦即意味着迁走悬挂在台湾屋檐下的炸弹，意义不容低估。台北却恝然置之，似应就危机处理向美国取经了。

　　北京可能认为既已签订ECFA协议，按照“先经后政”的谈判程序，可以进入政治议题了。如果两岸认可一个中国的原则，着手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时机已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导弹后撤，两者体现出因果关系。

　　台北认为，台湾处在大陆威胁下，岂可启动政治谈判？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正因为台湾处于威胁下，才有必要与对岸进行政治谈判。反之，就没有必要同对方谈了。比如台湾并未受到来自伊朗的威胁，试问有必要同伊朗举行政治谈判吗？

须预估撤弹时机及回应

　　在政党政治中，政治家当务之急就是顾及选情。如果北京换位思考一下，则不难揣度台北的回应了。五都选举在即，各界视为两年后大选的风向标。民众在本能上对“一个中国”的提法有反感情绪。近来国民党高层连“九二共识”都很少提及了，显示这个忌讳的份量。

　　上述评估是常法，不是变法。两岸关系波诡云谲，台湾政情扑朔迷离，常法未能兼顾，变法却能透视本质。比如后撤导弹，就不能排除“戏中有戏”的可能性。在选举前夕，台北对大陆导弹存在欲拒还迎的心态。倘若此刻导弹后撤，緑營疾呼大陆威胁不足畏惧，声势益炽。反之，导弹未撤，高悬台湾头顶，则便于说服选民支持蓝营稳健政策。

　　导弹后撤还涉及第三方即美国的态度。近年中国国力骎骎乎直追美国。在海峡对岸布阵的导弹成了美国对台湾军售的理由，而售给台湾的军备自然产生牵制中国的作用。现阶段，在导弹后撤的问题上，美、台可能采取拖字诀。

　　中国周边骤趋紧张，而战争又不至于爆发，乃是最有利于军方的态势。如此，军方可以获得更多拨款，却不致埋身于硝烟血雨之中。2005年至2009年，中国军费逐年比上年分别增加12.6%、14.7%、17.8%、17.3%、14.9%，而在2010年仅增7.5%，为历年最小的增幅。好趋势刚抬头，却可能遭遇拐点。

　　当前中国大灾频频发生，民间抗争事件彼伏此起，无论是救灾还是维稳，军队都是主力军。北京决策层不能忽视军方呼声。今夏美、中在黄海持续对峙以及两国对南中国海意见扞格不入，估计明年北京会剧增军费。

　　胡锦涛花费偌大心力，方才说服军方接受导弹后撤的提法。台北对此反应消极，势必加强了北京强硬派的地位。以军方之强项，经济之雄厚，一旦诉诸强势作风，哪怕仅局限于军备竞赛，即足以拖垮台湾经济。即此一项，足见台北尚缺乏运用“巧实力”的功底。

　　可见“九二共识”仍是两岸有待于继续“开发”的课题。眼前，恰如《联合报》所言，这犹如一扇纸窗，“既有透光之效又有隔离之功”。虽非尽如人意，却也有凝聚共识之阶段性功能。

　　基此，导弹后撤乃是一项系統工程，须从两岸关系、军事、外交、内政各层面进行研究。在启动这项工程前，对于时机、协调及各方回应须作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