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需要改善与重建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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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需要改善与重建  [ 2010-4-6 17:15:00 | By: 曾飞 ]   42 推荐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需要改善与重建

曾飞

[摘要]以唯物和辩证为框架的马克思主义现有的认识论有所不足,需要改善与重建。实践活动起着与外界环境选择淘汰生物基因相类似的“自然选择”作用——实践选择作用。而不是简单的检验或验证作用。人类的文明基因也是通过文明因子的重组、变易 、互相组合和系统的选择作用而形成的。人类是整个认识过程的主体,系统选择促进了人类文明基因的形成。而不是简单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能动的反作用于存在。系统选择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是:人类是个大自然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并在系统的变易过程中认识环境,认识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人类的系统实践是整个包含人类在内的大自然系统的有序化进程。系统实践的作用不仅仅是检验个别的认识,而是对整个文明基因的选择作用。这样的认识论框架,不再是反映论,而是系统选择论。系统选择论是反映论的改善与重建。人类的属性由它的结构产生。人类的具体结构不但由人类的基因,而且还由人类的文明基因所确定。除了系统的“自然选择”作用能淘汰不适应环境的思想与习俗之外,社会中的控制力量,也就是掌握政治权力的集团,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对各种思想与习俗强行干预,出现与“人工选择”相类似的政治权力选择,这虽然不能保证与整个系统不相适应的思想和习俗能长久兴旺下去,但却可以有力地扶持一种虽然与环境不相适应的思想和习俗苟活下去,甚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习俗。时下以追求权力与金钱为核心的腐朽官僚奴才文化,如果听任其钻空子利用政权的力量来让这些腐朽的官僚奴才文化取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并日渐成为腐烂的社会风尚习俗,也就是从官场的腐败潜规则,日渐扩散而成为社会潜规则。那么中华民族将成为不可救药的民族。举国上下切不可掉以轻心!当今中华的崛起,不能不造就强大的以人文精神和实事求是精神为核心的优秀文化,并形成整个社会的文明风尚,即实际存在的行为规则。这样的文明基因才是中华崛起的根基!

     马克思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
艾思奇通俗解说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且说明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就是人们的头脑对外间世界的反映。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出发点。人脑好比一个加工厂,它的原材料都来自客观世界,意识就是在人脑这个加工厂中对客观材料进行加工后的产品。如果脱离了客观世界,人的头脑里什么也产生不出来。”
“认识和照镜子,摄影有相类似的地方,但又有着根本的不同。人脑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它具有镜子、照像机以及动物大脑所没有的特殊性能。它不仅能反映外间世界的表面现象,而且能深入地,正确地反映外间世界的本质和它的规律性。人脑的这种深入的,正确的反映是通过实践取得的。这样的认识反过来又帮助人类实践活动取得积极的成果。因此,人类的认识不是对客观世界平静的、呆板的、表面的反映,而是与实践紧密相联的深刻的、能动的反映。”
“人们为了使自己的行动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不断地在实践中检验、修改和加深自己的认识。社会实践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类的认识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实践不仅改变着客观世界,而且改变着人的主观世界——人类认识的能力。在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中,人们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经验不断丰富,眼界不断扩大,人类的认识能力也不断提高。认识愈深入、愈正确,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就愈有成效。人类的认识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实践》)
这里面所描述的认识论,依然是当前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样的认识论能适应我们事业发展的需要吗?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认识和照镜子,摄影有相类似的地方”。“如果脱离了客观世界,人的头脑里什么也产生不出来。”就好比没有人,镜子里也就没有人的影像那样。于是很自然就会产生疑问:世上没有“鬼”、“神”,如何脑子里就有了“鬼”、“神”的影像?于是就辩证地解释为:“人类的认识不是对客观世界平静的、呆板的、表面的反映,而是与实践紧密相联的深刻的、能动的反映。”也就是说“鬼”、“神”不是呆板的、表面的反映,而是“人”的深刻的、能动的反映。这似乎也说得过去:“人”这样一个“物质的东西”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成“鬼”、“神”这样的“观念的东西”。不过大千世界这样多的物质东西要移入人的头脑进行加工,这样的巨型工厂实在有点难以想象。换成镜子就还比较直观也易于接受,不过这物质如何映像在镜子里进行改造,想象的难度也太大了点。总之,这样的反映论实在是过于粗糙,过于勉强。
到了现代,科学研究日益深入,于是更多的疑问也就不断出现,使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框架更加难以招架。
譬如,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 Heisenberg Uncertainty Principle)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该原理表明: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也就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认为,在一个量子力学系统中,一个运动粒子的位置和它的动量不可被同时确定,位置的不确定性Δx和动量的不确定性Δp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乘积不小于h / 4π(h为普朗克常数),这些误差对于人类来说虽然是微小的,但是在原子研究中并不能被忽略。他认为,在某一个给定的时间点,一个电子所处的位置是无法确定的,也无法跟踪它的轨迹,所以玻尔假定的电子轨道并不存在;诸如位置、速度等力学量,无法用通常的数字来描述,但可以用抽象的数学结构即矩阵来表达,海森堡用矩阵形式给出了他的新理论(矩阵力学)。
测不准原理表明:从本质上来讲物理学不能做出超越统计学范围的预测。在许多实际情况中,这并不构成一种严重的限制。在牵涉到巨大数目的情况下,统计方法经常可以为行动提供十分可靠的依据;但是在牵涉到小数目的情况下,统计预测就确实靠不住了。事实上在微观体系里,测不准原理迫使我们不得不抛弃我们的严格的物质因果观念。这就表明了科学基本观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的确是非常深刻的变化以致于象爱因斯坦这样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都不愿意接受。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不相信上帝在和宇宙投骰子。”然而这却基本上是大多数现代物理学家感到必须得采纳的观点。 (参考百科词条: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简要介绍,及维基百科:维尔纳·海森堡)
不确定性原理时常会被解释为:粒子位置的测量必然地扰乱了粒子的动量;反过来说也对,粒子动量的测量必然地扰乱了粒子的位置。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原理是一种观察者效应的显示。(维基百科:不确定性原理)所谓的“观察者效应”有很多的误会。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任何观察的结果都只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所在的大系统的结构属性而已,而并不存在纯客观的,与主观没有任何关系的所谓“客观知识”。
因而,传统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它的原材料都来自客观世界的”那种人类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认识论自然也就会受到冲击。通俗的说,简单地认为客观上存在电子围绕着原子核旋转的轨道的事实,在人脑理才形成电子沿着轨道围绕着原子核旋转的理论模型。但这样简单的反映论已经无法被科学实验所证实(经得起科学实践检验)。“玻尔假定的电子轨道并不存在”,电子沿着轨道围绕着原子核旋转的的理论模型与科学观察不相符合。同样,认为实际事物存在“客观辩证规律”,所以人脑中才产生“主观辩证规律”,这样的反映论也很难站得住脚。还有,因为存在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事实,所以人脑里才有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观规律产生的反映论也很难站得住脚。对此,应用“辩证”手法,虽然可以用“错误的反映”来加以解释,而产生新的正确的反映来应付。但是这样的应付无济于事,反映论依然很难站得住脚。
物理学家赵忠尧的两项实验发现了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灭现象,同时也促进了安德逊的云室实验,导致了正电子径迹的发现。众所周知,正电子的产生与发现,正负电子湮灭现象的发现都是物理发展史的里程碑。(中国物理学会杨国桢:《赵忠尧先生对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灭现象发现的巨大贡献》)对这些实验结果进一步分析,物理学家们终于认定,反常吸收是由于部分硬伽马射线经过原子核附近时转化为正负电子对,而赵忠尧首先独自发现的特殊辐射则是一对正负电子湮灭并转化为一对光子的湮灭辐射!也就是说,如果把人们已经发现的电子称为负电子的话,那末,赵忠尧及安德逊则第一次发现了正电子的存在;如果把已经发现的负电子称为物质的话,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界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发现了反物质的物理学家。赵忠尧的发现意义是伟大的,他的研究成果是对狄拉克提出的粒子空穴理论第一个提供了实验验证,它为后来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施宝华:《诺贝尔的遗憾》)一般性的描述为,在真空中,粒子不停地以虚粒子、虚反粒子对的形式凭空产生,而又互相湮灭,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能量保持不变。首先给予真空崭新物理内容的是狄拉克。狄拉克提出了粒子空穴理论,认为真空是充满了负能态的电子海。当负能态的电子吸收了足够的能量跃迁到正能态成为普通电子时,电子海中才能留下可观测的空穴,即正电子。从体系的能量角度考查,这种情况比只有电子海的真空状态要高,因此真空就是能量最低的状态。从现代量子场论的观点看,每一种粒子对应于一种量子场,粒子就是对应的场量子化的场量子。当空间存在某种粒子时,表明那种量子场处于激发态;反之不存在粒子时,就意味着场处于基态。因此,真空是没有任何场量子被激发的状态,或者说真空是量子场系统的基态。关于真空的近代认识不再是哲学上的思辨,而是可通过实验来检验的。有不少现象都需要用真空的近代观念予以说明。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湮没为高能光子,反之高能光子可使真空激发出大量的粒子。由狄拉克空穴理论到正电子的发现,是典型的先有“正电子”的理论观念,后有“正电子”的实验发现。而非先有“正电子”的实存,尔后反映成“正电子”的理念。
与此相似的是,中国的学者郭沫若,也是先有了人类经过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理”(意识),尔后才去发现中国的殷商和西周是奴隶制社会。并非中国古代真的存在奴隶制社会,才反映成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所表述的思想意识。官员们也是先有“成绩是基本的,问题只是个别的”的观念,然后才去做实际调查,从而发现了“成绩是基本的,问题只是个别的”的“事实”。英美的主流科学家,也是先有气候变暖的“主观真理”(意识),而后才去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去粗取精”,从而发现了气候变暖的“客观真理”(实存)。认识的理论与现实状况的严重背离,表现了上述认识论的软弱无力。
至于“电子轨道”和“正电子”是不是真实的存在,人们一样都很渺茫。时下,已经不相信“电子轨道”的实存,但还相信“正电子”的实存,什么时候又变得不相信了,一时还说不清楚。
人们经常当为笑柄的西方哲学的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再一次困惑唯物与辩证的认识论。这表明了人的意识对外界存在并非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能动的反映论也不足以描述复杂的认识过程。
因而,以唯物和辩证为框架的马克思主义现有的认识论有所不足,需要改善与重建。而老子的认识论框架是可以继承,并用以发展现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传统认识论。

反映论的不足之处

    艾思奇说: 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客观世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列宁说,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且说明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那什么是“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呢?认识论为何要阐释成“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呢?
马克思说过:“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以“外部世界”的规律和“人类思维”的规律同一为前提,当然可以推出“人类思维”反映“外部世界”的结论了。
但问题是,我们根据什么可以断言外部世界存在我们所指称的“客观规律”呢?而且“客观规律”和“主观规律”又确实是同一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能证明外部世界确实存在我们所指称的“客观规律”,“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也就没有根据可以断言“物质”决定“精神”,“主观规律”由“客观规律”所决定。
但这是无法证明的。硬要证明,就必然陷入循环论证。其困难和唯心论者证明上帝是万能的是一个样的:人先指称“上帝”是万能的,然后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人。我们也只能先指定外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然后“客观规律”决定了“主观规律”,因此“客观规律”与“客观规律”必然同一。两者都是典型的循环论证。
为了克服这个难题,于是引入了“实践”来完善理论:“人脑的这种深入的,正确的反映是通过实践取得的。”。“外部世界”反映成了“人类思维”,在“人类思维”指导下,人类能动地去变革、改造“外部世界”,其结果又反映为“人类思维”;“人类思维”于是在这个被称为实践过程的反复中不断证实外部世界存在我们所指称的“客观规律”。 于是我们引入了一个无限的过程:“外部世界”到“人类思维”,“人类思维”到“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再到“人类思维”的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反复循环。并因此来作为设立“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个总前提的依据。
中共中央党校毛卫平教授指出:“认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客体入手来研究认识论的阶段;从主体入手来研究认识论的阶段;从主客体统一性入手来研究认识论的阶段。’(朱德生 冒从虎 雷永生:《西方认识论史》)今天认识论关心的中心问题已不再仅仅是满足于主客体的统一,而是在此基础上如何更多更快地认识世界,并把这种认识成果运用于实践以获取社会效益,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是认识的社会化。故认识论研究应进入新的阶段:社会认识论阶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的发展进程是:从唯物史观阶段到实践论阶段再到社会认识论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从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获得了一种认识和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了认识的方法论。’后来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深入人心。” (毛卫平:《重建社会认识论 》)
说的无非是这种实践过程的引入和从个体实践循环发展到社会的实践循环,以强化马克思设立总前提的根据。但还是脱不开西方哲学基本问题造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
对此,老子说:“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意思是“道”(道路、规律)可以道说,不是所谓的永恒的道(真理)。“名”(概念、理念)可以指称,不是所谓的永恒的名(绝对理念)。无名的状态(实际事物,存在),是众名物(“万物”、具体概念)的本源;有了名(概念),才在观念中生成众名物(万物)。(人)保持无欲望的心境,用以观察无名状态的精微之理;(人)保持有欲望的心境,用以审察无名状态的呼吼。道与名两者的源出相同,不同的名称都用来指称相同的无名状态。抽象了又抽象,正是形成众多精妙之理的门径。描述了“名者实之宾”的认识论。描述了人类认识与存在的源流关系。这是以人为主体的认识论。无名,不具有任何规定性或所谓的客观规律,仅仅是“自然”,自己如此。有名,人的理念才构造出具体事物的规定性或规律(即主观规律)。有名源于无名, 用以指称无名的状态,名是实的宾客,客从主之意,必须与之相符合。并不认为名(意识)是由实(存在)反映而成的。也就不必假定实际上存在“客观规律”,才决定了“主观规律”,而造成鸡生蛋,蛋生鸡理不断的循环与困惑。
其实有点相似的思想,在西方也产生了。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的哲学”。……康德在读了休谟的书后,觉得有些事情的确像休谟所怀疑的那样——我们怎么能够武断地说,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因果联系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武断地说,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呢?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大概意思是说,人所获得知识,是经验中的内容和心灵中的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事物一旦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说,当我们一看到某个东西,就已经把它放在“时间”和“空间”中来看待了。这就形成了“感性认识”。
于是,我们这时候所认识到的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是它本身了。因为我们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理解它,而想像不出不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认识到的一切,都已经打上了主观框架的烙印,都只是“现象”而不是它们本身。它们本身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只能称之为“物自体”。
认识了一个个的感性物体以后,我们会用头脑中的“范畴”,比如说表示肯定的和否定的,表示性质的和表示关系的,来整理这些感性现象,使它们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这就形成了“知性认识”。
就像哥白尼把“地心说”扭转成为“日心说”一样,在关于人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上,康德是要让“人为自然立法”,而不是让“自然之法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李义天 袁航:《人为自然立法》)
康德也认为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康德的“物自体”和老子的“无名之朴”,意思相近。无论称之为“物自体”还是“无名之朴”都不具有规定性,不存在什么“客观规律”。人们使用自己头脑里构造出来的“范畴”还是“名”来给源自“物自体”还是“无名之朴”的信息打上“主观框架的烙印”。因而康德称之为“人为自然立法”。老子称之为“有名,万物之母”,人的观念才成为“万物”等具体概念的母源。两人在这方面的看法不谋而合。这样的哲学构架,完全可以摆脱“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恶性循环论证。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采用康德、老子的框架。而采用了以“发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的办法(恩格斯试图用自然辩证法来论证存在“客观辩证规律”),来确立意识与物质两个系列同构的总前提,让这样的唯物辩证法成为自己的认识论基本框架。然而恩格斯用《自然辩证法》证明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具有辩证规律的客观存在的努力是失败的,至今不被绝大多数科学家所认同。休谟的怀疑依然没能很好回答。那么两个系列同构的总前提也就值得怀疑,由此导出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论断也就令人怀疑。

应当建构的认识论框架:系统选择论

    依照老子的认识论框架,“无名之朴”(朴,没有加工过的原木,比喻未被人干扰过的大自然),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大自然(下文简称“实际存在”,包含人在内的大系统)是认识的源头。指的是“实际存在”的信息传入“人类”的心灵(下文简称“人类思维”)成为产生“名”或“认识”(下文简称“思想观念”)的始源。而不是马克思的“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对于信息的输入,老子这样描述:“道之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窈兮冥兮,中有精兮!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以此。”意思是说,道这种东西,恍恍惚惚。这恍惚中所有的是映像;反之,那当中有实物。在这种幽冥的状态中有选择而得到的精粹!这精粹相当纯,其中有信符载着的消息(信息)。自现今以至古远,这种“名”都不能废弃,以便用来顺从众名物的本源。我何以知道众名物的本源是那样的呢?就是用这个。人依照自己的大脑所具有的理性与形象思维的结构特性,把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变换、重组,也就是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的抽象,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思想观念或理论。人类就凭这些思想观念或理论的指导去展开实践活动,结果或者如预测的那样让人们获得成功,或者与预测不一样而让人遭受挫折。大量的实践活动也就起着与外界环境选择淘汰生物基因相类似的“自然选择”作用——实践选择作用。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检验或验证作用。 因而,我们说某某理论被实践所验证,并不很合理。而应该说在实践的选择作用下,我们的认识越来越能够指导我们的活动而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才比较合理。
应当建构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必须把认识主体“人类”置于大自然的大系统中来加以考察,人类是这个大自然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在系统的变易过程中才能认识环境,认识自己 ,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而不是分割成意识与存在,并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在矛盾斗争中去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
因而所谓的实践就不再是个人的实践或社会的实践,而是系统实践,也就以人为主体,人成为整个大自然系统的序变量,在联系、变化和发展中淘汰选择人类自身的的各种各样的文明因子,而形成能够与大自然系统相适应的文明基因。系统实践是人类通过大自然系统有序化过程中的选择作用而形成文明基因的过程。人类的认识过程, 也就是人类文明基因的形成过程。这样的理论框架,与生物基因通过DMA的重组、变异、形成组合体和自然选择作用而形成的理论框架是类似的。人类的文明基因也是通过文明因子的重组、变易 、互相组合和系统的选择作用而形成的。人类是整个认识过程的主体,系统选择促进了人类文明基因的形成。而不是简单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能动的反作用于存在。
这样的认识论框架,不再是反映论,而是系统选择论。系统选择论是反映论的改善与重建。
在系统选择下,人类思维功能与大系统信息传输、变换功能的同构性(信息部分的同构,不是整体的“同一性”)就是人类基因自然选择的结果。恩格斯通过《自然辩证法》证实存在客观辩证法来作为主观辩证法的根据的努力,以及力图证实马克思“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的认识论总前提的一切努力就成为不必要。由此排除了认识论与辩证法陷入循环论证的危险性。
在系统选择论之下,系统实践不是一个人单独的实践活动,也不仅仅是全社会所有人的实践,而是整个包含人类在内的大自然系统的有序化进程。
在系统选择论之下,实践的作用不仅仅是检验个别的认识,而是对整个文明基因的选择作用。
在系统选择论之下,被淘汰的往往不是个别的观念或理论,而是整整一整群观念或理论体系。譬如,地心说的被淘汰,燃素说的被淘汰,欧洲中世纪神权思想的被淘汰,美国近代种族歧视思想的逐渐被淘汰,中国近代理学思想的逐渐被淘汰,苏式社会主义思想的被淘汰,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也正在被淘汰,等等。
在系统选择论之下,文明因子的传承、交流、重组、变易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就是系统有序化的前提:开放系统。 在开放的前提下,传统文明因子的传承与外来文明因子的引入,为整个系统选择准备了巨大的文明因子库。没有这样的巨大的文明因子库,系统选择也选择不出什么像样的文明基因来。唯有开放,才能够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而形成有序系统。中华民族文明的长青与发展,得力于多民族的广泛交流与融合,开放与变易的传统;美国新文明的形成,同样得力于世界性的的广泛交流与融合;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社会的迅猛发展,更得力于中华文明等因子的传入与融合。没有学术思想自由,就没有优秀文明基因的产生。春秋战国的剧烈竞争环境,迫使政治权力为了生存,不敢公然对抗系统选择,使学术思想获得了自由空间,导致了百花齐放,其硕果就是汉唐的盛世。欧洲中世纪领主的内斗,迫使领主们龟缩于城堡之中,让市民们有了一个喘气的机会,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自由空间,于是文艺复兴,才有了欧洲的工业化革命的空前盛世。反之,希特勒的思想强制,导致希特勒德国的覆灭。清朝的思想控制,万马齐谙,文明基因退化,导致中华的空前衰败,民族的悲哀!
而民族基因的优化,必须有良好的传统文明的传承 ,有开放的学术自由环境促成的文化因子的迅速繁衍与极大丰富,以及外来文明因子的引入。排斥前两者,单纯用外来的文明基因替代传统文明基因的图谋,则是帝国主义的新种族歧视行径,是新殖民主义阴谋,是现代汉奸的言论,而不是什么国际主义、全球化的先进思潮。
因而,人类的认识成果,不仅仅是个别的知识,而是整个民族的文明基因的形成,直至整个人类文明基因的形成(这还需要一个全世界各民族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的长期过程,目前还不是现实)。
简而言之,系统选择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是:人类是个大自然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并在系统的变易过程中认识环境,认识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人类的系统实践是整个包含人类在内的大自然系统的有序化进程。系统实践的作用不仅仅是检验个别的认识,而是对整个文明基因的选择作用。

人类基因与文明基因

人类的属性由它的结构产生。人类的具体结构不但由人类的基因,而且还由人类的文明基因所确定。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基因,就有可能长成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民族文明基因就有可能形成什么样的社会。
所谓的文明基因,指的是以一种民族精神为核心而构成的生存智慧与知识体系,即核心文化,以及在这样的核心文化之下形成的社会风尚和习俗,即社会实际形成的行为规则。
一个没有优秀民族文明基因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古代的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文明基因,相应的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兴旺的社会;近代中国在元、清的种族压迫之下,文明基因严重退化,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强势文化被改造而扭曲成以奴才意识为核心的弱势文化,社会就蜕变为一个任人欺凌掠夺,而内部却相互倾轧的悲惨人间。
这里面还有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现象,除了系统的“自然选择”作用能淘汰不适应环境的思想与习俗之外,社会中的控制力量,也就是掌握政治权力的集团,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对各种思想与习俗强行干预,出现与“人工选择”相类似的政治权力选择。这虽然不能保证与整个系统不相适应的思想和习俗能长久“兴旺”下去,但却可以有力地扶持一种虽然与环境不相适应的思想和习俗苟活下去,甚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习俗。美国的种族歧视思想是这样,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是这样,中国的理学思想是这样,苏式社会主义思想也是这样。但它们终究都在大系统的暴力反抗中覆灭,这包括美国的种族歧视被南北战争所扫除,日本军国主义被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所扫除,理学被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扫除,苏式社会主义被人民的不信任所扫除。
以中国的程朱理学被满清统治者捧为正统思想为例,理学的强权选择过程,有如宠物哈巴狗的人工选择那样。狼犬在自然选择下所具有的野性——在大自然中的独立生存能力被主子逐渐消弭:倾听猎物声响的一对竖立、转动灵活的耳朵,被变异的趴下的软耳朵所替代;原本儒道学说倾听民意的思想被顺从天理的变异所取代。四条追逐猎物的强壮长腿,被变异的软弱的短腿所替代;原本儒道学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求实精神,被“存天理,灭人欲”,“唯理是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精神奴化变异所替代。与环境相符合的灰色调皮毛,被悦目、主子所喜爱的亮白色皮毛的变异所替代;原本儒道学说君轻民贵,以民为本,“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民本思想,被“君为臣纲”,“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的绝对君权的变异所替代。于是适应环境的狼性就蜕变为适应主子需要的狗性;适应大系统环境的生存智慧就蜕变为适应于强势统治者需要的奴才意识。但这样的思想与习俗必然与大系统环境不相适应,一时在强力扶持之下尚能苟延残喘,但终究是要断气的。
这样的过程,好比地震。思想、习俗与大系统环境不相适应所产生的应力,如果在强大的阻力遏制之下无以释放,则小震没有,但大的地震必然积累而爆发,成为超级地震而摧毁人间的建筑。美国的统治机制强于前苏联,在这一点上就有所表现。美国的资本控制势力,容忍一定程度的学术思想自由度,容忍一定程度的民意释放、抗议和表达,譬如在民众的反战压力之下,终止入侵越南的战争,在民众抗议之下,用奥巴马改良主义取代布什强权主义等等。但这种容忍,并没有改变权力选择的游戏规则,这也是西方人本主义——叫做人道主义更合适——与马克思人本主义,中华人文精神有根本的不同之处。西方人本主义并不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根本利益;它实质上只不过是力主在继续对绝大多数人敲髓吸血的同时,手段要“文明”一点,不要太血腥而已;重点也并不在于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专注于罪犯的不被虐待、隐私权、抗议权、言论自由、对立国度的不同政见者不被迫害等等对统治者有利的局部。而前苏联当权者,却奉行思想禁锢,不容忍任何不同的声音。结果,用强力阻遏阻止“小地震”的后果是被人民抛弃及军队反叛的“大地震”的到来。这些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注意。我们更不能用西方的人本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而继续听任权贵们乘机搞权力选择,阻挠中华文明的康复。
也就是说,时下以追求权力与金钱为核心的腐朽官僚奴才文化,如果听任其钻空子利用政权的力量来让这些腐朽的官僚奴才文化取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并日渐成为腐烂的社会风尚习俗,也就是从官场的腐败潜规则,日渐扩散而成为社会潜规则。那么中华民族将成为不可救药的民族。举国上下切不可掉以轻心!
这样的担忧绝不是杞人忧天。从当初的贪官弄权炫富张扬“性福”,到今日的民间的炫富摆谱风气,情势确实十分严重。豪华婚礼、豪华盛宴,“富二代”炫富,“几十辆车迎藏獒”……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怀山痛陈:“有钱就张扬,富有就奢侈,是暴发户、土财主心态。”他大声疾呼社会停止奢靡浪费行为,倡导艰苦奋斗的作风。但又有多少人以为然?今年清明扫墓,就怪事辈出,惨不忍睹。据新华社南宁记者梁宇广3月22日报道:记者连日来在广西的玉林、梧州、贺州等地看到,群众已经开始纷纷进行祭扫活动,其中出现了一些不够文明的现象。有的当街摆案焚香,大肆燃放鞭炮,随地抛撒纸钱;有的大搞联宗祭祖,扫墓包车多达十多辆大巴、参加人员达四五百人,用几辆卡车拉鞭炮上山;有的在墓地焚烧花样翻新的祭奠纸品,有豪华的小车、精致的别墅、仿真的电脑、庞大的冰箱,从美元冥币、“坐台小姐”到航天飞机,无奇不有;有的请“风水大师”到祖宗坟地看风水、修坟茔、做道场,有的还让在校的小学生请假参加扫墓;更有甚者大造“活人墓”,相互攀比,把一座座坟墓修建得越来越豪华。记者看到,还未到双休日,就有一些机关干部从城里返乡参加扫墓活动,在一些墓地停车场,停有标识明显的警车等公务车辆。……这些还仅仅是冰山的一角,炫耀富二代公子哥的奢华、无聊、无耻生活,炫耀权贵富豪的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的影视作品,正大行其道,招摇过市,官僚奴才腐朽文化大有扩展之势!举国上下能掉以轻心吗?
总之, 当今中华的崛起,不能不造就强大的以人文精神和实事求是精神为核心的优秀文化,并形成整个社会的文明风尚,即实际存在的行为规则。这样的文明基因才是中华崛起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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