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从历史终结，到乱世将临

发表于 2009-02-23 12:47:48 类别：试中外比较

导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社会曾出现三大预言：一大预言是以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撰写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为代表，断言共产主义将最终消亡；第二大预言是以日本著名学者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为代表，断言西式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及以1989年在华盛顿达成的拯救拉美危机的“华盛顿共识”为代表，断言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第三大预言是以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报记者罗伯特·卡普兰《乱世将临：打碎后冷战时代的美梦》悲观主义“9·11”预言：21世纪并不像人们梦想的那样在走向太平盛世，而是在走向乱世；真正代表人类前景的不是美国化，而是非洲化，包括美国本身在内都难逃非洲化的结局。

福山“西式民主大行其道”并未实现

东欧剧变后不久，日本著名学者福山撰写了《历史的终结》。该书着重从民主制度角度去分析东欧为何会剧变，并认为东欧剧变和资本主义取得冷战胜利的根源在于西式民主制度优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其它非西方国家的各种民主制度，并断言西式民主制度将成为普世制度。《历史的终结》提出不久，福山又对其观点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在苏东剧变后的一段时间，苏式政治制度遭到广泛批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实行西式议会民主制度。西式民主制度几乎成为“民主”的代名词，大有一统天下的势头。美国乘胜出击，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大中东民主计划”。

但近年来的种种事实可以说已经宣告了福山预言的失败。

首先是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处处碰壁。美国在伊拉克嫁接的美式民主政权并不是美国最初想象的美式民主。小布什在离任前突访伊拉克，本来想炫耀伊拉克的民主政权，但不料却遭到记者“扔鞋羞辱”，在伊拉克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掀起反美的“鞋子革命”。美式民主在伊拉克并没有根基，受到强大的伊斯兰宗教势力抵制。美国想把伊拉克改造成二战后日本的计划恐怕难以实现。

而美国竭力支持中东其它国家进行西式民主选举的结果更是令美国大感难堪。在美国怂恿下，巴勒斯坦进行了首次公开公正的民主选举，最终上台的是曾经被美国定义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组织。这对美式民主是最大的讽刺。更为可笑的是，美国反过来对哈马斯政府进行公开抵制甚至制裁打压。这种现象在埃及、伊朗等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普遍存在。西式民主化最终导致了反西方势力的上升。相反，在伊斯兰世界，许多没有进行西式民主选举的国家如沙特、科威特、约旦等反而与美国保持了密切关系。

西式民主不仅导致反美反西方势力上升，还导致恐怖主义活动泛滥。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国内并没有恐怖暴力事件，但恰恰在美国推翻萨达姆后，伊拉克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巴基斯坦在穆沙拉夫统治时期，境内虽然有恐怖组织，但还处于可控范围。随着西方逼迫穆沙拉夫交出军权、巴基斯坦重返西式议会民主制度后，恐怖主义活动也随之泛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日益取代伊拉克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温床和集散地。

在亚洲地区，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到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再到南亚的印度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和蒙古，或政权频繁更替，或政局不断分化组合，或社会骚乱和示威游行不断。亚洲近年来的不宁静，本质上讲是西式民主与各国自身特点不相符合的结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坚持自身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却保持了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如中国、越南、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

再从前苏东国家来看，苏东剧变后一段时间，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独联体各国纷纷采取西式民主政治制度，西方也对其进行颜色革命，乘胜巩固其和平演变的胜利果实。但事实证明这些国家在实行西式民主后，不仅政局持续动荡，而且经济持续衰退。经过近十年的惨痛教训后，俄罗斯率先反省。以普京上台为标志，开始重新回到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上来，提出了“主权民主”。

近年来，包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许多国家纷纷实行本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正是因为俄罗斯抛弃了西式民主制度，才有今天俄罗斯的强劲复苏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在非洲和拉美等许多国家，实行西式多党民主制度后政局普遍动荡，经历了长时期的不适应。即使现在很多国家仍未摆脱政局频繁动荡的阴影。在今天的非洲，仍然有将近一半国家并没有实现西式民主制度。

布热津斯基“共产主义衰亡”落空

1989年布热津斯基出版了其代表著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该书立足于当时东欧剧变，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支配了二十世纪多数时间，但共产主义已经走向衰落，进入“最后危机”，并断言将在二十一世纪消亡。该书
出版不到两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最终瓦解，中国在艰难中探索，这更加使各国对其预言确信不疑。

但随着全球性金融海啸日益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布热津斯基的预言逐步落空，而马克思《资本论》的预言不断得到验证。批判资本主义的鸿篇巨著《资本论》重新成为西方读者的宠儿，且读者多数都是青年学者。《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正在不断暴露。欧洲国家开始用自己的目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找出路。“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疑问在欧洲上空不断回荡。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宣称要“重塑资本主义”。人们形象地说，“马克思又回来了”。

其实，布热津斯基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必将消亡的预言落空，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就逐步显现。

中国作为苏东剧变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消亡，也没有进入所谓的“最后危机”。相反，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和向心力。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来越来越强的吸引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取经”，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

当今世界除了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也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拉美，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翼公开主张走“21世纪的社会主义”。虽然“21世纪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但至少说明了这些国家走的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独联体国家走的也不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国家探索的是“我们式的发展道路”。

还有一些国家也无法用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来衡量。摩尔多瓦执政的是共产党，印共(马)在印度两个大邦执政，南非共参与联合执政，等等。很多国家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所谓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的预言是天方夜谭，就是共产主义将消亡的预言也根本站不住脚。  

从文明的冲突到乱世将临

卡普兰的《乱世将临》被认为是继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对未来世界最重要和影响力最大的著作之一。

《乱世将临》主要以西非洲的现实状况为实例而提出他自己的论点，强调指出：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民主与不发达之间的问题，而是无法建立有效的公共权威。他将这些地区的基本现实概括为“中央政府逐渐消亡，部落和地区领地制兴起”，其结果则是“疾病四处蔓延，内战无休无止”。

早在“9·11”之前卡普兰就曾预言，未来战争将趋向非传统，而且是“不宣而战”。卡普兰认为，国际法规在这些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愈来愈小。由于敌手不在乎平民死伤，“我们的道德价值观竟成了我们的致命伤”。

《乱世将临》发表后影响极大，连总统克林顿都说读后觉得毛骨悚然，说卡普兰让人觉得未来世界简直像美国警匪片中所展示的“马路强盗统治世界的景象”。自那以后，卡普兰的文章就成为美国政界和舆论界的“必读”。

2000年，卡普兰正式出版《乱世将临：打碎后冷战时代的美梦》（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这是其悲观主义预言的代表作。

该书认为，21世纪并不像人们梦想的那样在走向太平盛世，而是在走向乱世；真正代表人类前景的不是美国化，而是非洲化，包括美国本身在内都难逃非洲化的结局。非洲的这种无政府状态同样将在西方发生：非洲是“军阀割据”，西方则在走向“高科技封建割据”或者说东西方都将“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化。

此外，卡普兰的《巴尔干幽灵》（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也流传甚广，被称为“政治史籍”。克林顿就是读了卡普兰的书后，决定不向科索沃派兵，从而避免了一场血腥恶战。

如今，《东进鞑靼大地》又是卡普兰流传甚广的《巴尔干的幽灵》一书的续集。这是罗伯特·卡普兰所写的一本有关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到里海海岸一带政治经济形势的游记，题材涉及里海油管所引发的国际冲突、伊朗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争、叙利亚的动荡和格鲁吉亚的混乱、以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的经济不景气等。他认为，这个世界之所以复杂多变，源于远古时代的斗争，其间夹杂着数十个危险的“民族或宗教组织”。

事实上，美国人接受了这些观点。布什曾说，“当危险聚集之时，我不会坐以待毙”。他在阿富汗战争中赋予国防部长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极大的权限，让他们放手行事。

有评论认为，布什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提出“邪恶轴心论”，不仅仅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也可能受到卡普兰著作的影响。因为布什认为，反恐战争的最大目标，就是将“邪恶”排除出“文明世界的门槛”。

正是《乱世将临》、《东进鞑靼大地》等卡普兰对世界局势的系列论述重塑了小布什的政治理念，坚定了他在全球发动“反恐战争”及最终决定对伊拉克动武的决心。

此外，卡普兰于1998年还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其书名颇为引人注目：《荒野帝国：走进美国的未来》（An Empire Wilderness: Travels Into America's Future）。

著名评论家考克尼的书评写道，卡普兰属于真正思考问题的美国人。他写了当今世界许多地方的动荡和纷争，但最有挑战性的是这本关于美国的书。他从堪萨斯州的城堡开始旅行，来到了西海岸，这里的人口增长率高于美国的任何地方，最能体现美国是个“种族的大熔炉”。他深入研究了一些城市的状况，发现了极为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种族问题、环境问题。

除了上述卡普兰的著作外，新保守主义强硬派学者科恩的新著《最高统帅：战时的领袖、政治家与士兵》；迈伦·曼格内特的成名之作《美梦与恶梦：60年代留给社会下层的遗产》都是近期排列在《圣经》之后最为重要的著作。而这两本书对美国在全球战略及反恐决策等方面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华盛顿共识”濒临破产

1989年，社会主义挫折和计划经济的失败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和改革思路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尤其是拉美各国深陷债务危机。为此，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了拉美国家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以拉美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

会议后期，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改革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并声称就此已与上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机构和美国财政部达成一致，因此命名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核心就是上世纪80年初以来美英等国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实际上是西方用新自由主义模式取代苏东计划经济的产物。

“华盛顿共识”具有三大突出特点：一是主张彻底私有化，反对国家控制企业；二是主场彻底市场化，反对政府管制和监督；三是主场全面贸易自由化，主张各国全面开放国际国内市场。

在拉美和东南亚出现金融危机后，美国借机强行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一时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被看作是拯救世界各国危机的“良方”。但此次全球性金融海啸的根源恰恰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一下子从“世界拯救者”变成“罪魁祸首”。

虽然美国一再强调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国没有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与金融管理、合理储蓄与超前消费的关系，但这三大关系严重失衡的根源还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使美国出现了重新审视和修正新自由模式的浪潮。奥巴马提出了庞大的经济复兴计划。从该计划的一系列内容来看，实际上预示美国将告别新自由主义模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使奥巴马仍坚持“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都很难再成为世界共识了。

据此，我不由想起一位阿拉伯女性震惊世界的言论。她在当神是个恶魔，文明才会冲突中提出了一个远高于哈佛教授亨廷顿的观念﹕“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然而，假若我们换位思考，在“迷人”的法西斯，论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在一般人眼中法的法西斯不仅仅只是“邪恶”，也如罂粟花般美丽而“迷人”？因为，人的切身利益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改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肯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当世界观发生危机时，爱国主义也好，保护主义也罢，人们才不管这些，只要能确保生活的改善和财富的增加，就是好主义？正如我在不怕民主，那就“折腾”吧一文中点评：如果说，胡适的选择是常态的，鲁迅则是非常态的。如果说，将鲁迅精神比做“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将鲁迅精神比做“民主”，把胡适思想看成“民生”。那么，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但悲哀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鲁迅的话题竟是长恒的，胡适的自由之梦，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声，更具有广泛性。我毫不怀疑这两种选择的必要性。甚至认为，在当下的世界，当下的中国，民主这付“药”比民生这碗“饭”尤为迫切，因为一个病态世界，一个病态的民族，无疑是吃不好或吃不到好饭的。况且，所有非常态的“药”终有归于常态的“饭”的一天。参阅：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内需不足”的根源何在？

至于说到世界上有两个魅力难分伯仲的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首先应都是人类社会，宪法中又都不乏共和、民主等字样，要说难分伯仲的也只能是人民。在笔者看来，可怕的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终结，而是现实条件下的乱世将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