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事实上，在芒罗抛出《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前，在美国颇有声望的政治学家、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于1991年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把中国的崛起和当时德、日的崛起类比，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安全利益的潜在威胁。两年后，他又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把“中国威胁论”提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
1993年夏，亨廷顿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争论。不久，他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后续文章《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1996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又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更深入、更系统的阐述。
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认为，目前世界上有7种或8种文明，即中华文明(起初亨廷顿称之为“儒教文明”，但在成书时，他认为称“中华文明”更准确。)、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亨廷顿看来，中华文明(实际上指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冲突引起的。亨廷顿在论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时说(以下引文均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版。)：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
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中国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3个主要的华人实体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
他说，中国政府把大陆中国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自从放弃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散居在各地的华人，也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0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
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华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的动力。
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1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介入曾由于天安门事件而减少，这为海外华人创造了一个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机会和动力。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共同的中国文化的结合导致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与华人的“祖国”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力量和自我伸张性增强，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3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了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据说，在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看法：美国正企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挫败中国。”
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证据的。(美国确实在这么做。)
在中国，对美国持对抗观点的最重要的集团是军人。很明显，他们经常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1993年秋天，一份中国政府的绝密文件概括了军方对抗美国的理由：“由于存在中国和美国长期以来因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的不同而导致的冲突，根本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官员和各机构都照例把美国描述为敌对势力。
亨廷顿认为，中美的日益对抗，部分是受两国国内政治的驱使。如同与日本的关系一样，美国国内的观点是有分歧的。很多重要人物认为，应当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接触，扩大经济往来，将中国纳入所谓的国际社会；另外一些人则强调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认为同中国的和解产生了负面后果，主张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1993年，美国公众将中国列为仅次于伊朗的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
在中国方面，政府方面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敌人，以提高它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使其政权合法化。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给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带来了特殊的后果。……
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美国和亚洲权力关系的变化。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发展趋势是于亚洲有利的，同时力量的变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美国希望亚洲国家政府承认它是“国际社会”的领袖，并默许在其社会中采取西方的原则和价值观。而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所言：“亚洲国家日益认识到其取得的成就并为之骄傲，”它们希望被平等对待，倾向于把美国看作“一个国际保姆，如果还算不上恶霸的话。”然而，美国文化的内在律令迫使它在国际事务中至少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如果不是一个恶霸的话。结果是美国与亚洲的期望变得越来越不一致。
亨廷顿强调，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它在作出让步时，期望这些让步能够导致亚洲国家作出类似让步，并经常以有必要同亚洲国家保持“建设性接触”或“对话”为由为此方针辩护。但是亚洲国家往往将这种让步视为美国软弱的迹象，因此可能进一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一模式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尤为明显。由于美国人喜欢将“友好”关系等同于“好关系”，因而在与亚洲社会的竞争中处于相当的劣势，因为后者把“好”关系等同于能为它们带来胜利的关系。对于亚洲人来说，美国的让步不应给予回报，而应当加以利用。
冷战的结果、亚洲和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相互作用，以及美国权力的相对下降，使美国和亚洲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凸现出来，并使后者有能力抵制美国的压力。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范围很广泛，包括经济、人权、西藏、台湾、南中国海和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两千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世纪是以1842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
亨廷顿说，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开始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如果它的经济发展持续下去，这种转化将会具有很大的规模。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东亚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面向中国，得到了大陆和其他3个华语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持，以及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的支持。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越来越强烈的主权要求。中国还结束了对美国在东亚驻军的低调支持，开始积极地加以反对。同样，虽然冷战期间中国曾暗地里主张日本加强军事力量，但冷战后却对日本的军事建设表示了日益严重的关切。在按照传统的区域霸权方式行事时，中国在尽量减少其获得地区军事优势的障碍。
分析家们将中国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国作为支配国家在19世纪末欧洲的崛起作了比较。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广义地讲，对于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做出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反应。它们要以独自或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通过平衡、遏制中国，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战争打败它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另一种反应是，各国可以尝试搭乘这个新崛起的大国的车，适应它，在与它的关系中处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以期它们的核心利益得到保护。或者，各国可以尝试某种制衡和搭车相结合的方法，但是，这将导致它与新兴大国对抗和无以自保的双重危险。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
既然中国已将美国确定为主要敌人，美国的主要倾向将是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扮演这样的角色可能与美国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在欧洲或亚洲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关切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在欧洲已不再适用，但是它可能仍适用于亚洲。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
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须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续”……“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外国的君主和蕃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因此，中国人从来没有“多极，甚至也没有多边的安全观念”。在国家关系中，亚洲一般“接受等级制”。……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中国儒教传统，对民主化形成了障碍。……
中国的崛起将可能带来中国的霸权，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然而，是谁，在何种程度上对亚洲其他国家或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部分地取决于中国将发生的事情。
以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进入自己的时代。
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全球战争很可能不会发生，但不是不可能发生。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
亨廷顿在学术界可谓大名鼎鼎，他是美国当代政治发展理论权威，自20世纪50年代起即在哈佛大学任教，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除学术活动外，也积极参与各种有关军事、外交、政治方面的政府顾问工作，也曾是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顾问。亨氏著述甚丰，主要有：《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4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把握：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年)、《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1981年)、《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进程》(1991年)。其思想和论点影响巨大，不仅在学术界是翘楚，而且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也有很大的影响。
“文明冲突论”提出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快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美国《外交》杂志的编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继1947年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最富有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二战后初期，作为美国外交官的乔治·凯南撰文指出，美国对苏联必须有“一种长期的”，“灵活而警惕地运用对抗力量加以遏制”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实质是要求使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手段，来遏制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影响，加强美国对西欧及其他国家的控制。他的这一政策主张为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制定美国外交方针时所采纳。)事实上，“文明冲突论”已经影响到西方大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文明冲突论”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自然，对“文明冲突”理论的评价褒贬不一，见仁见智。该书的出版者认为，过去几年的事件证实了亨廷顿的判断，“文明的冲突”是对现实和未来全球政治发展动力的深刻而有力的分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亨廷顿是西方最优秀的政治学家之一，他为理解21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冷战结束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布热津斯基认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同时，国际上也有一些知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对亨廷顿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如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
“文明冲突论”面世后，“发言”的中国学者大多是持批判的态度，这与亨廷顿把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对立起来，认为中华文明是对世界秩序的威胁，并预言中国的崛起将导致全球文明冲突有直接关系。
如汤一介先生在《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指出，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思想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另一个是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确实存在着某种“专制”和“暴力”的性质，但即使这样它也并非有着强烈的扩张性，而且任何学说一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都可能发生与其学说本身相悖的作用。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它是主张“和为贵”的，因此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就现时各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看，大概没有把儒家文化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可能，儒家文化只能作为一种理论、思想起作用。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它所提倡的是“普遍和谐”的观念。如果我们为21世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