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坑村日新月异

在千年不散的基础上，流坑村之繁荣昌盛，先靠科举，后靠工商。

流坑村的开基祖董合的长孙董文广，独具慧眼，认定上董氏的兴旺要靠业儒，要走读书——科举——仕宦之路。他不求自身的功名富贵，而是创办桂林书院，致力于对子弟的教育培养。这时正值北宋初年，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之后，朝廷总结唐末五代地方势力割据、连年战乱不休的惨重教训，力求加强中央权力，偃武修文，大开科举，重用儒生。流坑董氏，因缘时会，子弟们正好一展所学，于是连科开第，五桂齐芳。董文广的大侄子董淳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成为流坑第一名进士。接着，董文广的侄子董洙、董汀、侄孙董仪、董师德、董师道五人于宋仁宗景__甲戌（1034）同科进士。江西在宋代进士共五千余名，其中曾巩、王安石、刘恕、孔文仲、洪迈等家族，或一门三进士，或一门四进士，而董氏一门五进士，同科高中，这在江西是少见的岢谓殊荣。北宋之世，流坑董氏共有十五人中进士，南宋继北宋余绪，中进士者，又有十一人，其中董德元被点为状元。两宋三百年，董氏一族二十六名进士。流坑村中还有曾姓，曾氏在宋代也有四名进士，全村总计三十名进士。宋代董氏、曾氏获得举人功名，七十一人。一朝中举，仕路遂开。伯叔子侄，昆仲邻里，声息相通，互为援引，上至宰相、尚书，下至主簿、教谕，竟达一百余人。两宋之世，可谓流坑科举、仕宦鼎盛的时期。

流坑遭蒙古兵践踏，村庄被毁，族众流散，田地荒芜虽经数十年惨淡经营，元气不易恢复。加以元代立国八十余年，竟有三十年不开科举，杜绝天下士人之路。有元一代，仅流坑保氏家族有一名进士，而董氏家族仅一名举人而已，反映了流坑村科举事业的中落。董合二十一世孙、明代刑部尚书董裕在万历流坑族谱中，不得不发出“元衰矣”的感叹。

明清二代，村中有识之士，继祖宗遗业，极力捺兴教育，书馆学堂林立。桂林、心斋、樽斋、环山、雪峰、蓉山、子男等书院，为荦荦大者。据族谱记载，明万历时有书院学馆二十六所，清道光时有二十八所。一方村落，有如此众多的书院，督导子弟苦读诗书，可见族中父老想重走祖宗科举仕宦之路是何等的殷切。明清二代的五百多年中，流坑董姓的文化教育水平，较之元代，有极大的提高，但有明一代，仅中一名进士。据族谱记载，从明洪武至万历的二百余年间，获秀才以上功名的为四十八人。董裕认为“视宋不逮远矣”。至此，宋、元、明三代，流坑共有进士三十二名。清供水及明代，与宋代相比，差距更远，董光乾考到九十九岁，同治帝念其年迈志坚，恩赐他进士出身。除董光乾外，清代只两名举人。至清代末年，村中仅数十名秀才。流坑的科举，明清不如两宋，究其原因；一是明清全国走科举仕宦之路者，远远多于宋代，士子们之间竞争更为激烈；二是明代从仁宗洪熙元年（1425）起，对全国各省的进士名额确定最高限额，规定江西省一比录取的最高限额为六十五名，仅次于各有一百名定额的南北直隶，在全国十八省中居于前茅。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又改定全国进士名额每科为一百名，各省进士名额相应减少。清代，仍将江西列为科举大省，录取江西进士的定额略有增加，每次约在九十或一百名上下，但江西在明代已有七十八县，至清代增至八十一县厅，各县厅的书院学堂远比宋代普及，走科举之路的士人更为踊跃，江西内部的竞争也更激烈；三是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经济、文化都有重大发展，苏、锡、常、杭、嘉、湖等地，均已成为才子之乡，其中状元、进士的数额已超过江西；四是流坑的业儒者，多推崇陆九渊心学，而朝廷则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天下士人学习的准则。流坑士人所学显然不合时宜，这明清二代流坑中举者少的内在原因。流坑在元明清三代的科举事业不及两宋，这对流坑的发展、繁荣不能不有所影响。

元明清三代科举仕宦不及两宋，但学术上著书立说，医术上救世扶伤，仍有显著的成就。如董琰有《子庄集》，董时望有《雪峰集》，董燧有《蓉山集》、《圆通问答》、《五经问答》等。医学著作有董忠悠的《安怀全集》。董起潜、董学文等均是名医，董君和、董祖奇还是太医院的御医。据1989年新编《乐安县志》统计，明代流坑、招携董姓十六人，共有著述三十八种，这是一笔很大的学术财富，加上两宋、元代、清代，为数更多，这是流坑董氏在学术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由于流坑董氏在学术上、文化上、政治上的活动和声望，有许多名人为流坑董氏撰写文章，赠送诗词，书题匾联，如王安石、曾巩、梅圣俞、周必大、朱熹、文天祥、吴澄、揭溪斯、张绾、杨士奇、金幼孜、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聂豹、曾同亨、谭纶等。这些诗文匾联难免有溢美之辞，但仍不失为研究流坑及其家族和重要人物的珍贵文献和资料。

明清两代的科举之路，既然不很畅通，村中一部分人，在当时商业日趋繁盛，商品经济逐渐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形势下，投身于工商业的活动，从而使流坑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兴旺发达。

流坑村当时所从事的工商业活动，主要是竹木经营，这是流坑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在她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成为那时国内三大商业集团（山西帮、微帮、江右帮）之一的江右帮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得到这个商帮的支持。所以，她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她后来的衰落，也是随着近代五口通商，江浙财团兴起，江右帮衰落，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

流坑的工商经营，就是将乌江上游的竹木砍伐之后，由村民充当排工，从乌江入赣江、鄱阳湖达长江至南京沿线销售。流坑上游的乌江是山岗丘陵地带，适宜竹木生长 。他们自称有族山“三百八十四岭”。村中富豪和各房派宗祠拥有山林中劳力充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还有排工三百余人。排工每跑一趟运输，有白银若干，较之务农，有数倍甚至十倍的利息，虽然伐木、撑排，辛艰险超过种田，但从业者仍甚踊跃。至于山林占有者和运输经营者，获利更为丰厚，他们在樟树、南昌、吴城、安庆、芜湖、南京等地设庄布点，不仅可获木竹运输的一般收入，还可获地区之间的差额收入。流坑的木竹 商人，不少成为巨富。因而有可能将木竹业的赢余购买更多山林，并不断复垦以扩大生产，也有力量捐资祠堂、书院，培植族中优秀子弟学儒举业，还可花钱捐官买爵以提高宗族声望，增强董姓权势。在流坑的族谱中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如董氏二十八世孙董学文，弃学经商，经营竹木致富，于乾隆四十年（1775）由太学生捐得同知衔，祖父爵先、父亲必华获得六品的儒林郎 。随即建爵先公祠供祭祀，又建司马书院授徒，捐款资助族中子弟业儒。又与官府交往，乐安知县严安儒即为其祖董爵先公祠堂作记，显赫一时。所以，尽管明清二代仅有一名进士、一名赐同进士、二名翰林、一名御史、一名郎中，科场、官场，很不得意，较之两宋，相距甚远；可是商场走运，在金钱的魔仗下，村中的繁荣兴盛，与两宋相比，犹有过之。

流坑村还有一项与一般村庄不同的事业，是在明清时期参与漕粮的运输。漕粮是指历代朝廷将在东南等地区征集到的、由漕运送达京师或其他地区供官府、军队食用的粮食，因由水路运输，所以称漕运。参与漕运的船工，称为运丁或漕丁。漕运的数额很大，每年多达数百万石。运输中的艰苦可知。从清代起，漕丁可获得随漕粮加征的银米补贴，江南称为“漕贴”，江西称为“贴运”。这种加征增重了农民负担，但参与漕运的漕丁名义上多获得一份收入，而大多为漕官所占有。漕运官历朝都是肥缺，参与漕运的人员、丁夫，则情况不一。流坑族人中有镜山房一支，在明清两代代参与漕运，如明初的董德崇，清初的董士纯，均参与军漕事务，为流坑的大地主商人，祭祀他们二人的崇善公、文德公祠，均是流坑村中的著名祠堂。但一般漕丁，则生活艰苦，为逃脱军户而时生讼狱，这在流坑的族谱中也不乏记载。为避军役，村中某些房宅，不觉 建有隔墙复道，与地下通道貌岸然相联，必要时可逃往村外，故在流坑村中捕捉逃犯，并非易事。

流坑的科举事业和运输事业，是流坑村一千年来繁荣兴旺的两大支柱。究其原因，涉及到政治、经济、交通、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民族等领域，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和需要总结的经验，由此探寻江西甚至全国的这一千年间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某些特征，这是我们认为流坑学术价值之所在。

四

上述的一切，我们主要是从古代的文献和流坑的族谱了解到，眼前见到的流坑，却是依靠她的建筑和艺术来体现她昔日的荣耀。五代和宋元时期流坑村是什么样子，已不得而知。元兵的战祸，几乎将宋代的建筑摧毁殆尽。相传留下的宋代古迹是矗立在村子西南角为纪念南宋状元董德元其人，曾为秦桧帮手，不值得称道。这座楼经多次重修，依旧保存了宋代的柱础和仿制的朱熹端庄雄浑、遒劲有力的“状元楼”题匾。为纪念北宋时董洙、董汀、董仪、董师德、董师道兄弟叔侄琴同科进士的“五桂坊”，明代徐霞客游历流坑时还曾目睹，并明确地记录在他的游记之中，可现在只有遗迹可寻。今天我们见到的流坑村，是经过明代中叶董燧规划整治的。董燧的整治，利用了宋元和明前期的基础。他不可能全部推倒重建，即使流坑富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今天的流坑，虽不能见到宋元时的面貌，但也可见其大致的规模。

董燧的壮举有三，其一是在村西挖掘起沟渠作用的长湖，取名龙湖，将全村的天然雨水和生活用水从东向西引入湖中，再将湖水与自村南经村东、绕过村北、往西北方向流去的乌江相贯通，这就使全村为水所包围，形成山环水抱的佳境。这一举措对全村环境的治理和美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流坑村民至今仍受其惠。

其二是将村中密如蛛网的街巷加以规划整治，从东到西开辟七条宽巷，从南到北设置一条宽巷，横七竖一的布局与水道相一致，其余小道小巷则穿插其间。这种如同棋盘形的格局，井然有序，适应地势地形，族人也按照房派支系分区居住，一如唐宋时代的里坊规则。各房派宗祠与各房派族众结合在一起，像是众星拱月。全族大宗祠则建于村庄的左前方，其他宫观庙宇均建于村庄的外围，以符合古礼的要求。整个流坑村，每条宽巷的头尾均有巷门望楼，用于关启防御。外有乌江、龙湖环绕，内有多处门楼守望，犹如一座小小的城池。在此后明末乱和清代同太平军的争斗中，这样小小的城堡，无异螳臂挡车，但对付散兵游勇、零星匪盗，仍不失为流坑之干城。

其三是在董燧经营下，建造了十八栋联为一体的住宅，在经历了四百多年风霜雨雪之后，至今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还有两栋。这两栋住宅的大门都开在右手的前侧，品字形厅堂是典型的明代风格。厅堂照壁镶嵌工烧制绘有麒麟、凤凰、花卉、瓜果等光芒，这不仅使昏暗的大厅顿时亮堂起来，而且随着阳光的移动，厅堂的亮度和色彩也不断变化，形成奇异的景观。这一照壁装饰获得如此效果，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流坑的建筑群中，有一大批富商营建的住宅，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他们建筑的规模和装潢都受到约束，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突破陈规，越过界线，使这一批院宅建得富丽堂皇，如董学文的宅第，董士纯的祠堂（文德公祠），都极为壮观，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批明清时代江南富商的住宅和祠宇标本。

明清时期，村中近百座大小祠堂，数十座大小书院，加上玉皇阁、魁星阁、三官殿等神社建筑，以及状元楼、五桂坊、魁元坊、翰林楼、步蟾坊等达三十座纪念、表功性楼坊。这些都按那个时代的制度、规格、要求建造，使村中洋溢着一种浓郁的宗族、文化气氛。

还有一处朝朝街，在村西的龙湖边，作为集市贸易之地。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虽说千门万户，作们自称“聚只一家”。在明清时期，流坑已发展到三五千人，她几乎像一座城镇，一处都会，至今还保留着她的原貌，说她是一座活的历史博物馆，一座明清建筑博物馆，毫不为过。

流坑住宅建筑的形状和结构，是中国近古时代江南民居典型模式，清一色的青砖灰瓦，朴实素雅；高峻的马头墙，仰天昂起，既可防风，又可防火；间或有几座建有水平高墙的宅第，又俨然如微型城堡。墙体内一般为木架结构，多为两层，上层藏物，下层住人；厅堂居于中央，卧房分置左右；厅大房小，厅明房暗，这是因为前后厅堂可靠天井或明瓦采光，而厢房耳房仅有墨穸或门穸通气；厅大便于家人活动，房小适于寒冬保暖。明代住宅大门多在右侧，清代居宅大门移至中间。流坑的门楣、屋檐多有雕刻、彩绘，有的还有傩像；屋内墙壁、门柱、窗棂、柱础、枋头、雀替、甚至档板、天花板，也多有木刻、彩饰，花鸟虫鱼、人物山水、传奇故事、神魔鬼怪，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雕工绘制，都很精致细腻，堪称上品，真是艺术的宝库，雕塑的殿堂。

全村有数以百计的屋宇，堂上有匾，门旁有联。联匾都有来历，与主人的身世、家族的荣显、或撰写人的祝愿相关，内涵丰富，意境深远，且往往出自名家之手。宋代朱熹，明代杨士奇、金幼孜、罗洪先、曾同亨，清代董士标、刘绎等，均有联匾留传，他们书艺高超，诸体皆长，虽经数百年的岁月沧桑，仍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如朱熹为董德元题写的“状元楼”匾和“南宫策士文章贵，北阙传胪姓字先”对联；再如明代大学士、三朝宰辅杨士奇，为曾任翰林院编修、与修《永乐大典》、拜国子司业董琰题写的“少司成第”匾额，及“数封天子诏，当代帝王师”楹联；又如明代状元、理学家、地理学家罗洪先，为刑部郎中董燧题写的“高明广大”坊额及“文章辉列宿，冠冕重南州”对联，还有吏部尚书曾同亨送给董燧的“理学名家”题匾等，至今保存完好。整个流坑村无异是一处书法的海洋。

流坑各种形式的建筑物上的雕刻、绘画、书法、遍布全村，随处可见。搞藻飞翰，镂金溢彩，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俯仰皆是，美不胜收。目前报刊介绍的国内一些保存完好的古代著名村落，大都难以同她比拟，这是我们认为流坑艺术价值之所在。

流坑村在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以前，属吉州的永丰县。此后，归属抚州的乐安县。行政上，流坑属于抚州，但其村落位于乌江上游，属赣江水系，与吉州地区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文化既有吉州的传统，又受抚州的薰陶，兼备二州之长，这是古代流坑得天独厚之处。

我们过去曾认为，江西古代的文化，尤其是宋、元、明、清四代，比较集中在吉、抚二州，这已成为史学界许多同志的共识。在经过对流坑村的调查，纵观流坑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之后，我们进一步认为，吉抚二州的古代文化，在流坑有集中的体现。近一千年来，流坑科举之盛、仕宦之众、爵位之崇、经商之富、建筑之全、艺术之美、家族之大、延续之久，在吉抚二州，以至江西全省，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是少见的。我们说流坑村是江西古代文明的代表，是中国古代农村文明的典型，她是当之无愧的。

五

流坑的古代文明如此光耀夺目，她所处的地理位置，终属穷乡僻壤，但是她依仗铁制的工具和单个、分散的经营，并在地主、官绅、富商、祠堂占有土地、山林的条件下，经过世代人的刻苦经营、辛勤劳作，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涌现了那么多进士、闻人，创造了那样庞大壮观富有文化气息的村庄，并且长期的把她保存下来， 这是历史的奇迹。回顾她一千余年的经历，在前五百年，走的是亦耕亦读的道路；在后五百年，走的是既亦耕亦读、又亦工亦商的道路。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坚韧性和由宗法制度所巩固、强化的血缘关系以及儒家理学的传统思想，是她能够千年不散、百世不衰并长期繁荣昌盛的关键。

正是因为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理学思想所具有的封闭、保守、僵化的特征，不能适应鸦片战争以后迅速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流坑落在历史车轮的后面，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坑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流坑村获得重大的进步和发展。广大的族众，首先从一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生产的积极性空前提高，随后又走上农业合用化的道路。宗法制度的枷锁也被打破，族众平等，和睦相处，人们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受权利和执行义务，而不必受族规的控制和约束。村中的小学，使少年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

流坑村历史上存在的地主商人占有大片的土地山林。在土地改革中，依据土地法的规定，这些山林土地必须分配给世代在这方圆数十里中耕作的农民。这中间也有流坑农民应得的一份。从土地总量上讲，较之流坑村原来占有的土地数量要相对减少，这是合理合法，无可非议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流坑。流坑农民开始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生活日益改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流坑村日新月异，前程似锦，必然超越先人的业绩，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