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模式构想(转摘)

新教育模式构想
发展教育，不应是投资数以百亿计的资金，到处圈地、建房，建大学城，而应该多投些资金用于造优质课件，然后通过了卫星、互联网、光盘等媒体，让更多的学生以最低的价格来分享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
发展教育，不应是举国上下去搞本科、硕士、博士之类的文凭，而应该引导更多的人面向市场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努力学习更多的、更加有用的知识。
面对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不应继续延用本科、硕士、博士等传统的静态知识评价体系，而应尽快建立一套“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证书（文凭）拿到老”的终身学习制度和动态知识评价体系。
一、我国教育领域的几个突出现象
近年来，我国教育领域出现了以下几个现象：
一是整个教育都是围绕文凭转。文凭成了教育的最终产品，小学甚至幼儿园都成了生产文凭的第一道车间。上好的幼儿园、上好的小学、上好的初中，最终都是为了搞大学文凭。
二是搞文凭重于学知识。有些知识本来可以不学，但为了搞文凭不得不学；有些专业毕业即改行，但为了搞文凭也不得不学完四年；有的学校不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和工作的需要设置课程，而是根据本校的老师资源设计课程；有些专业本来不需要学四年，学两年足矣，然后可以边干边学，但为了搞本科文凭，也要东凑西凑地凑够四年课程。
三是全国各地都在建大学城，大量占用耕地，数百亿、上千亿的资金在发展教育的名义下用于房地产开发。
四是全国每年有数十万学生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因贫困而难以上学，即使勉强上学，也是东拼西借，负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五是在就业竞争的巨大压力下，整个社会的文凭热有逐步上升之势。几年前，为了找工作，许多学生都追求专升本，一大批专科学校都升格为本科大学。近几年，考研热、考博热已席卷全国，在这种热浪的推动下，有的学校研究生人数已接近本科生。有的博导一人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博士。过不了几年，中国将成为硕士大国、博士大国。
六是整个社会有文凭的人越来越多，但有技能或技能较高的人却越来越难找。不少人辛辛苦苦学了四年，加上高中、初中总共10年，背了几万元债务，但毕业即失业。而许多企业即使出高薪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招人难成了许多企业共同的难题。宁波方太老总茅理翔讲，他们企业用10万元年薪招几个喷漆工，但招了很久没有招到。
现在这种文凭教育，使不少人被迫学了不少毫无用处的知识。这主要由以下五个原因造成：
第一个原因：同一个学校和专业所学的课程一样，而他们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差异很大，结果使许多人学了大量无用的课程；
第二个原因：有的大学由于对社会需求了解不够，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使许多人学了大量无用的课程；
第三个原因：有些学校不是站在市场需求和学生前途上考虑问题，而是从本校资源和老师的利益上考虑问题。本校有什么院系，有什么老师就开什么专业，至于学了这个专业能不能找到工作，那就不管了。如某校高等数学方面的老师比较多，就开设数学专业。但为了好招生，就采取欺骗的办法，不叫数学，而是叫“信息与计算”。学生被骗到学校学了四年高等数学，背了几万元债务，所学知识根本就没用，也很难找到工作。
第四个原因：有些专业完全没有必要连续脱产学四年，更没有必要连续脱产学七年或十年，只要集中一两年就可以上岗，然后边干边学。但这样就拿不到本科文凭，更拿不到硕士或博士文凭。为了文凭，学校东拼西凑也要开四年甚至七年课。
第五个原因：许多人工作很出色，也很繁忙，但为了搞文凭不得不丢下手上的工作，到大学脱产学两年、三年，搞个硕士或博士，所学的课程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对他的工作并无帮助。我国有不少县长、市长、企业家都在搞硕士、博士文凭。之所以要弄个文凭，因为我们的社会太看重文凭。
这种文凭教育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不仅浪费了各种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多少人的宝贵时间，浪费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如果将这些时间用于学习一些有用的课程（不是为了搞文凭），或者将这些时间用于创造财富，整个中国社会一年要增加多少财富！
二、《学历无用论》读后
去年，看到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的著作《学历无用论》，感到中国今天的教育基本上是在步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后尘。
在谈到用文凭来考核一个人时，盛田昭夫在书中十几个地方都用到了“非常荒谬”、“荒谬至极”、“不寒而栗”之类的语言。在盛田昭夫看来，正因为用文凭作为考核的主要标准，才“制造了日本恐怖的考试地狱”。
盛田昭夫用“恐怖”和“地狱”两个词来形容日本的考试，可见他对当时日本的文凭教育是多么痛恨。其实，我国围绕文凭进行的考试，其“恐怖”程度一点也不比日本低。学生们从小学到中学，起早贪黑，有的连春节年初一都不休息，每天都背十几个小时；不仅自己背，还要爸爸、妈妈陪着背。至于所背的东西在未来的工作中是否有用（我看相当多的知识没用），那就用不着考虑，反正考试有用，升学有用。为了升学，为了升名牌大学，不背也得背。结果，青少年的身体每况愈下，近视眼比率越来越高，在中学阶段已接近普及。这种教育制度在中国派生了一大产业，即眼镜产业。
盛田昭夫在书中讲到，以学历论英雄，“存在于全日本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学历好像已经重要到了能够左右一个人整个人生的地步。”
“为了能够有成就，必须大学毕业；为了更有成就，就必须从名牌大学毕业；为了能从名牌大学毕业，就必须从重点高中毕业；为了能够从重点高中毕业，就必须从重点初中毕业。如此逐一往前推的话，最后必须考上重点幼儿园，现在甚至出了重点幼儿园的考前辅导班。”
盛田昭夫是在写60年代的日本，但似乎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盛田昭夫这本书是在1966年写的。但在今天的中国，21世纪的中国，与60年代的日本似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国，如果把整个教育比作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的其最终产品就是文凭。大家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奔着那个最终产品而学、而背的。幼儿园是那个最终产品的第一道车间。
我之所以说今天的中国比当时的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最终产品主要是大学本科，整个产品的生产线还比较短；而今天的中国，产品线大大延长；大家都在考研，读了硕士还要读博士，读了博士还要读博士后。不少县长、市长、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放下手边的工作不干，关在学校里读硕士、博士文凭。
文凭不等于知识，文凭更不等于能力。之所以作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点，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一年所生产的知识，比过去几百年所生产的知识总量还要多。现在不仅知识多，知识更新的周期也大大加快。
当年，盛田昭夫主张烧掉文凭，烧掉简历。他说：“我的愿望是能够在日本的土壤上植入能够正确评价个人价值的习惯。因此，首先就要放弃现在作为评价依据的学历。为了彻底清除哪个人是什么大学什么专业毕业等先入观念，我们公司于昭和四十年（1965年）春天公开宣布，要烧掉简历”。
第二点，学知识的途径有两种：一是从书本上学知识，另一种是从实践中学知识。有些知识从书本上学更重要，有些知识从实践中学更重要。如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我看从实践中学比书中本上学更重要。
中国那么多企业家，特别是浙江、广东那么多大老板，有几个是读硕士、博士读出来的，他们都是干出来的。
你别看南存辉、鲁冠球、梁庆德等人文凭不高，都是初中甚至小学文凭，但他们能把正泰、万向、格兰仕做到今天这么大，这么好，他们绝不是简单地靠运气。他们天天在学习。只不过，他们不是关在大学里背书本，考高分，一背就是十几年，然后拿个硕士、博士文凭，他们是边干边学。他们脑子中有关管理的知识，有关企业文化的知识，有关市场营销的知识，一点都不比博士甚至博士生导师少。他们的知识更实在，更有用。
我很赞成盛田昭夫的观点，在学校掌握的知识与实际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结合的。
他说，“学校教授的专业知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企业的要求，尚存在很大的疑问。事实上，学校里面的尖子并不一定就是社会上的俊才，这已为无数实例所说明。这种根据学校名字和水平就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习惯，从根本上背离了真正的实力评价，可以说是荒谬至极。”
盛田昭夫认为，“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盛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没有认真思考应当如何评价一个人的工作，但现实中又必须评价，于是采取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援引学校成绩作为基准进行评价。”
三、教育行业面临两大背景变化
教育行业，特别是高等教育行业面临两个重要背景变化：
一是互联网、卫星等现代信息媒体的出现，意味着不一定把上万人甚至几万人从全国各地集中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集中到了一个院墙大学里学习；意味着不一定要占用那么多耕地，建那么多院墙大学；意味着好的老师可以面向更多的人讲课，整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教授和老师。
二是知识更新速度加快。过去的知识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更新一次。因此，学完20门课程，拿一张本科文凭，可以用一辈子。在知识快速更新的年代，用本科、硕士、博士之类的文凭来评价人，已经完全不适用了。与这样的时代相适应，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文凭（证书）拿到老。无论学习还是对人的评价，都应变成终身的过程，动态的过程。
四、三年远程教育的实践体会
正是基于以上两大背景，我和国内十多位专家和企业家共同投资创办了东方视野远程培训。该机构创办近三年来，已在全国建立了200多个分课堂，开展了300多次企业管理方面的高层次培训，培训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近10万人。
实践证明，效果很好。所谓很好，可以用三个方面来表达：
一是课程很好。我们有一套专门的班子选课程、选老师。我们选课程坚持四字方针，即“前沿、实用。”我们所开的课程，都是最前沿的知识，对企业都是比较实用的课程。
我们选课采取双向选择的办法：一方面由我们的专业班子经过大量的搜集、调研选择课程；另一方面，根据全国各地学员和企业用户的反馈、建议，有针对性地选课。
二是老师很好。在东方视野讲课的老师，都是全国一流的经济专家、管理专家和企业家。我们对授课老师有三点要求：一是理论功底扎实，二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三要演讲口才好。
在东方视野演讲的不仅有全国一流的专家、教授，还有一大批有影响的企业家，如郭凡生、汪力成、荣海、南存辉、茅理翔、郑跃文、王玉锁、俞尧昌等。他们讲述自己的创业经验和体会，对企业管理者和广大创业者非常有益。
三是声音和图像质量很好。我们采取卫星和互联网相结合的技术路线。老师讲课的信息通过卫星传递，全国各地学员提问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回传。卫星传递信息不受路途干扰，信息传播质量很高，学员在全国各地听课，与现场听课没有什么两样，照样可以进行互动。
目前的东方视野只是一个整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的平台。即将整个社会最好的老师和最适用的课程整合在一起，通过卫星、光盘等媒体，将优质教育资源以极低的价格传播给广大的受教育者。东方视野的未来发展方面是，办成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的专业造课公司。自己组成一批专家，根据社会需要，研发前沿课程，然后由最优秀的老师进行演讲，再通过卫星、互联网、光盘等媒体，以低廉的价格将这些优质课程信息传递给广大的受教育者。大家听一个小时的课可能只需要支付一元钱，甚至更低。
本人作为东方视野教育发展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讲教师之一，经过三年的远程教育实践，至少有以下几点体会：
其一，通过卫星、互联网、光盘等媒体进行远程教育，与传统的面授教授相比，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国家应该对这种教育方式大力扶持和推广。相反，对那些大规模占用耕地的教育圈地运动，应该严格加以控制。通过政府的大力推动，尽快把远程教育作为我国的主要教育形式。
其二，专业化的民营培训机构，一无文凭，二无品牌，要打开市场，完全靠质量。政府对这样的机构应该给予支持，促进这一类机构快速发展。通过这一类机构的发展，广泛吸引社会资金，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这一类机构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更加丰富，更加实用，更加优质；通过这一类机构的发展，使教育行业成为完全竞争性行业，竞争的结果，使教育收费不断降低，教育服务不断优化；通过这一类机构的发展，使全体国民搞文凭的意识逐渐谈化，学知识、学本领的观念逐步增加，终身教育的理论逐步形成。
五、远程教育的优越性
所谓远程教育，是指授课老师和听课的学员远距离的进行信息传递。卫星、互联网当然是主要的远程教育媒体。除此之外，还有光盘、各种数字产品。比如，东方视野教育公司将去年全年所讲的课程制作成COD课程包，分单机版和网络版两种产品。单机版可以在个人电脑上学习；网络版可以在公司局域网上供全公司的职工学习。上述光盘以及各种数字产品，都应该属于远程教育。卫星远程也有多种形式。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在每个企业用户楼顶上装卫星接收器（即大锅）。其实，电视也是卫星远程。电视的信息除了有线之外，也是通过卫星传递的。因此，电视大学也是远程教育。
80年代我学习高等数学就是通过中央电大学习的。经济类学科的研究生考试必须考高等数学。我以前没有学过高等数学。1984年，为应付研究生考试，我坚持听中央电视台播放高等数学课程，并用录相机将课程录下来，连听几遍。结果，我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时高等数学考了80分以上。
当时，如果没有中央电大，中央电视台如果不播放高等数学课程，我就得在当地找一个大学听课，一是要交不少钱，二是要花不少路途时间。因为当时我住在郊区，到任何一个大学，往返都得两个小时。讲课的老师可能还是个水平较低的老师。高等数学本来就难懂，如果遇上一个水平较低或者不善于表达的老师，那就越听越糊涂。感谢中央电大，感谢中央电视台，我每天在家打开电视机，不用花一分钱，还省掉了路途奔波的时间，就可以听中国最好的数学老师讲课，还可以连听几遍，这就是远程教育的好处。
我绝对相信在高等教育这一块，远程教育将会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传统的教育方式。因为优势很明显：
首先，可以享受中国甚至世界最优秀的老师的授课。就象歌星是稀缺资源一样，最优秀的老师是比歌星更加稀缺的资源。这种稀缺资源，应该让更多的人共享。而传统教育方式，一百所大学，一万间教室，就要有一万个老师同时讲课。这一万个老师，既有非常优秀的，也有比较平庸的，甚至还有较差的。结果，少数学生享受优秀的老师授课，更多的学生则不得不听一般老师甚至较差的老师的课程。
其次，这种教育方式费用很低。在管理学中有一个规模经济的概念。即随着规模扩大和产量增加，更多的产品分摊了同样的固定成本，每个产品的成本就减少。教育的固定成本主要老师。一个老师如果面向10人讲，老师的工资和课酬就由这10人分摊，每人的费用支出就很高；一个老师如果面向1万人或10万人讲，其工资和课酬就由1万人或10万人分摊，每个人听一场课的费用可能不到一元钱。这就是远程教育的优势。
其三，听课时间和地点可以灵活安排。许多农村小孩不一定千里迢迢跑到北京、上海的大学里听课，可以在农村的家里听课，可以将课程下载，白天帮助妈妈干农活，晚上再听课。
正因为远程教育具有这么多优越性，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都应该全力推进，使这种教育方式被更广泛的采用。而我们现在仍然在按老思路，老习惯，老办法，大面积占用宝贵的耕地，将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教育经费用于买地建房。
当然，即使远程教育再发达，传统的院墙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我相信，今后会形成这样的格局：多数人通过远程来享受高等教育，少数人到北京、上海等城市享受传统的院墙教育。就象多数人在家里看电视，看光盘，少数人到电影院花100元或几十元买一张票看电影；多数人在家里通过电视机看歌星演唱，少数人花1000元或2000元买一张票到现场看演出。
在高等教育方面，如何尽快形成远程教育为主，面授为辅的格局？
这就要看我们对远程教育推广的力度。如果我们将更多的资金、精力用于推广远程教育，并通过政策和舆论使整个社会尽快形成对远程教育的共识，上述格局就会提前形成；相反，如果我们仍然将主要精力、资金用于圈地建房，我们的政策和社会舆论还是引导人们一年花几千甚至上万元到传统的院墙大学去学习，上述格局就需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才能形成。
应当看到，上述格局形成越早，通过远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多，整个社会的教育开支就越少，每个家庭的教育负担就越轻。
我们应该用网络社会的思维去规划明天的教育，不要去建那些在今天看来需要，在明天远程教育十分发达的社会将会成为多余甚至无用的房。我相信，我们今天花去巨额资金，占用大片耕地所建造的某些院墙大学，在未来的信息化社会有可能成为城市垃圾。
远程教育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学生们分头学习，不能形成直接交流。学习过程既是老师与学生之间教与学的过程，也是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过程。传统的教育形式，一个班有30个或50个大学生，大家可以相互交流。采用远程教育方式，学生都成了学习个体户。这些分散的学习个体户如何结成同学，相互之间进行交流？
这个问题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解决：
一是通过互联网结成网上同学。
二是通过建立社区学习俱乐部结成现实的同学。
比如山西运城市，市区以及下属各县共有100人正在通过远程学习企业管理课程，大家都希望相互交流。这时，自然会有人出来进行组织。因为这是商机，组织者可以从中获利。组织者在当地租一间教室，组成俱乐部，请一位对企业管理有一定研究的人当班主任或辅导员，定期或不定期地将大家组织起来进行交流，辅导。参加者当然要交一点费，但费用不会很多。
这种交流与同班的大学生交流有两点区别：
区别一：同班大学生都是同龄的年轻人，大家都是20岁左右，知识结构一样，让大家在一起交流对企业管理的看法，相互之间帮助很有限。而上述第二种交流，交流者有的是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有的是30多岁或40岁的企业管理者。大家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因为大家同时都在学企业管理，而且都是运城人，因而才到一起交流。这种交流，相互之间的帮助会更大。
区别二：交流者不是来自全国各地，而是都来自运城，大家就近交流，交流的成本也很低。
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把运城市正在学习企业管理课程，且都参加了交流俱乐部的100个学员视为同班同学。
六、建立一套“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证书（文凭）拿到老”的教育模式
过去，知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更新一次。而且，每个学科的主要知识就那么多。比如，学企业管理，主要知识就是经济学、数学、管理学等，总共十多门课或20多门课。只要学完这20多门课，与管理相关的知识也就基本学完了。如果四年本科还学不完，再读三年拿个硕士学位，或者再读三年拿个博士学位，基本上可以将与这个专业相关的课程都学完。由于知识几十年或上百年才更新一次，大家在年轻时花上三四年或六七年，将这20门课或30门课学完，一辈子基本够用。学完这几十门课后，通过考试，拿个管理类的本科文凭或博士文凭，基本上可以对付一辈子。这张文凭大致上可以对人作终身评价。这就是阶段性学习、终身享用的教育模式。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年生产的知识比过去一百年生产的知识还多。知识更新很快，许多知识寿命周期很短。有些三年以前所学的课程，三年后已经过时。因此，我们真正面临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时代。
我们还面临一个知识多样化的时代。同样是学经济、学管理，过去总共只有几十门课程，只要学完四年本科或七年硕士，这几十门课程基本上都可以学完。毕业后，只要是从事经济类的工作，不管什么部门，什么工种，都可以用这几十门课程来对付。
而现在，经济类，管理类的课程可能有几百种甚至上千种。面对这几百种、上千种课程，有许多种组合，决不是由大学教务处长千篇一律的拼20门课程，让大家都去学这20门课程，然后给每人发一个同样的文凭了事。而应该根据每个人的兴趣和未来的工作选择，进行各种个性化和细分化的课程组合。
面对知识多样化的时代，别说将一个人关在那里学7年（硕士）或10（博士），就是学30年、50年也学不完某个专业的全部知识，充其量也只能学到其中的很少一部分；面对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你辛辛苦苦关在那里学了7年（硕士）或10年（博士），前几年所学的知识可能在你毕业时已经过时。而在你刚毕业不久，又有一大堆新知识不得不学。
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一张本科、硕士或博士文凭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某人在5年以前、10年以前甚至20年以前学过20门课程，因而拿了个本科文凭；或者学过40门课程，拿了个硕士或博士文凭，等等。然而10年或20年以前所学的这些课程，半数以上已经过时，有些专业甚至大部已经过时。而另一些人不断在学习，不断在接收新知识，他所学的课程不是20门，而是50门、60门、70门，甚至更多。然而他只有一张大专文凭，甚至连大专文凭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用一张文凭来评价人们的知识水平吗？
面对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我们应该建立一套终身学习和动态评价体系。这个制度和体系，简单说来，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证书（文凭）拿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过去只是一句格言，现在成了每个人不得不面临的现实。我已过50岁，所学的知识也不少。就企业战略来说，我将国内外几乎所有能买到的企业战略方面的书都看过，为国内100多家大中型企业设计过战略方案，在全国各地进行过近百场企业战略方面的演讲，也算得上是一个企业战略专家。但我如果有一个月不看书，不看报，在某些新知识面前就成了外行。比如，前不久出了一本《蓝海战略》的书。这本书写得很好，是一个全新的思维。如果我不看这本书，不研究蓝海战略这一新话题，在学过《蓝海战略》的人面前，我就成了过时的战略专家。
在一个不得不活到老、学到老的时代，对人的知识和学问的评价，就不能再沿用给本科、硕士、博士文凭这种老办法，就不能再用一次考试、一张文凭来评价终身，而应是“考到老、证书拿到老”的动态过程。某个学科或专业，有新的重要理论或案例出现，就应设一门新课程。如企业战略方面，“蓝海战略”是一个重要的新理论，“定位”战略也是一个重要的新理论，新疆德隆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它出了问题，有不少教训，作为研究战略的人应当了解，是一个重要的新案例，等等。应该将以上这些重要的新理论和新案例放在一起再设计出一门或几门新课程，号召大家学习和考试，考试合格了，再发一张或几张证书。
这样下来，有人学了30门课，拿了30张证书；有人学了60门课，拿了60张证书；还有人学了100门课，拿了100张证书。用人单位招聘人才，评价人才，不是看你拿了本科还是博士文凭，而是看你学了多少门课程，拿了多少个证书，这是其一；其二，看你所学的这些课程有多少已经过时，已经没有用，到现在仍然有用的课程还有多少；其三，你这些仍然有用的课程，有多少适用于我这个单位和所招聘的这个岗位。我想，用人单位应根据这三条来评价人，选择人。
七、证书（文凭）发放主体的多元化与专业化
“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证书拿到老”。这个证书由谁来发？
证书发放主体应该是多元化。既有政府主管部门（如教育部）发放的证书，也有各种学校、培训机构甚至一般企业发放的证书。
比如有些一般性课程、公共性的课程，可以由教育部组织考试，每年考一次两次，也可以进行常年性考试。考试及格，由教育部发给证书。考一门，发一门。
有些课程，由北大、清华等学校发给证书。但这个证书不是“本科”、“硕士”之类的证书，而是就某个专业或某门课程或某一类课程所发的证书；
有些课程由具有专业优势的民间培训机构发给证书。如专门从事进出口业务培训的机构，专门从事财务培训的机构，等等，可以发这一类的证书。
也有些课程由一般企业的研究院或学院发的证书。比如，计算机专业的某些证书可以由联想学院和柳传志发，房地产专业的某些证书可以由万科学院和王石发。
这样发证书，开始可能会滥一阵子。但市场机制和社会评价机制会发挥作用。那些滥发证书的机构，其证书很快就会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人需要它的证书，这样的机构很快会倒闭。它会为滥发证书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我相信绝大多数机构，特别是有一定影响的机构，都会特别珍惜自己的品牌，重视自己所发的证书的社会价值。
证书是否有用取决于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取决于社会大环境。如果整个社会都是文凭至上，大家都只看重本科、硕士、博士文凭，那么你这个证书就不会被人重视；如果整个社会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看重一个人的真实本领而不是看本科、硕士、之类的文凭，则这个证书就会受到重视。
关于这一点，我有个基本判断：搞文凭的时代即将过去，学本领的时代正在到来。去年，我国有不少拿了本科文凭的大学生月收入只有600多元，与一般农民工不差上下。今年，随着数百万大学生毕业，文凭贬值将会更加严重。
第二个因素，取决于证书发放单位的课程设置和教育质量。如果其专业方向和课程设置非常符合社会需要，教学质量非常高，对证书的发放把关又非常严，谁持有这样的证书，就表明他拥有某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样，证书就会受到重视。
第三个因素，取决于证书发放单位的影响力。影响越大，品牌越响，在某一专业领域的专业优势越强，在社会上越是受到公认，它的证书就越是能受到重视。
八、新的人才评价体制有四大优点
与本科、硕士、博士文凭相比，这种“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证书（文凭）拿到老”的教育制度和人才评价制度至少有以下四点好处：
其一、能促使人们不断学习新知识，而不是躺在文凭上面睡大觉。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一定要让全体国民改变一种观念，即不是一张文凭管终身，而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就算你在年轻时很刻苦的学习，学了10年，拿了博士文凭，但这也只能说明过去。如果你不继续学习，你就跟不上时代。学习已经不是阶段性行为，而是终身行为。“活到老，学到老”在过去只不过是一句格言，今天却成了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其二、能促使人们自主选择课程，有针对性地选择适用的课程。不会为了搞文凭而被迫去学习那些毫无作用的课程。整个社会会减少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时间浪费。教育的有用性和效率会大大提高。
其三、能对每个人进行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并根据这种评价，对人进行更加合理地使用。
其四、学习更加灵活。有些专业需要先集中学四年或五年，然后进入工作；有些专业可以先集中精力学一年或两年，然后边干边学边考。有些人家庭条件好，可连续几年脱产学习；家庭条件不太好，有些人可以白天工作晚上学习。这对于许多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这样他们就不必为学习而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事实上，不少专业集中学习四年，然后拿个本科文凭，为此背上几万元的负债，根本就没有必要。不少专业开始集中学一两年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就够了，其余的完全可以边干边学，根本没有必要拿什么本科文凭，更没有必须拿什么硕士或博士文凭。
九、打造更多的优质造课公司和高水平的培训大师
面对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面对信息化时代，所谓发展教育，不应该拿数百亿、上千亿的资金到处圈地、建房、建大学城，而应该多投些资金铺网，结合新农村建设，便更多的农村能够通宽带、能收到更多的卫星信息；多投些资金用于造优质课件，然后通过卫星、互联网、光盘等媒体，让更多的学生以最低的价格来分享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
我们应该创造这样的条件：让众多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都积极投身于优质课件的生产。在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尽快形成众多的专业化造课公司。一个小的造课公司投资几十万或上百万，只造一门课，比如造企业管理这门课。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投入，就足以请到非常优秀的教师，就足以养一批辅助人员（可称为助教），帮助教师收集资料，整理资料，以便把课讲得更好。通过这些优质的课件，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更多、更有用的信息。
一个大的造课公司可以造一个专业或几个专业的课件。因此，大的造课公司就像现在的综合性大学或其中的一个系。
这种造课公司已经出现。在国内，北京裕兴公司就是一家造课公司。该公司为制造一套英语课件，投资150万元。在国外，为造一门课而投资上百万美元也是常事。
一个好的课件，不仅仅是教师的单纯讲授，还要吸收策划专家、设计专家、网络制作专家、动画专家、美术专家等多方面的专业智慧。就像电视剧，不仅需要演员，还要有策划、导演、制景、音乐等多方面的人才一样。
现在，学生与教师是由教务处安排的。教师讲得不好，学生也得硬着头皮听半年或一年。
今后，将有众多的造课公司，同样一门课，可能有几十家或几百家公司生产。就像现在的手机、电视机、VCD有众多厂家生产一样。学生可以从众多产品中择优选用。通过竞争，就会涌现出一批名牌造课公司和名牌课件。
一个好的课件可能投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就像现在生产一部电视剧投资数千万一样。我们既然可以投资几千万生产一部电视剧，为什么不能投资几百万生产一部优质课件！
在现行的教育模式下，不要说投几百万去造一门课，就是让教师多花几天时间（这几天时间可能值几千元）去备课都难以做到。因为他多花时间备课，也就是增加（时间）投入，这种投入很难收回；因为他的消费者只有30人或40人，甚至只有几个人。于是，他不得不少花点时间备课，尽量挤点时间去干点第二职业，包括去卖茶叶蛋。80年代初，人们还对教授该不该卖茶叶蛋的问题展开过讨论。很显然，教授卖茶叶蛋，教学质量怎么会好呢？但教授要提高收入，又不得不干点包括卖茶叶蛋之类的第二职业。
在未来的教育模式下，优质的课件不是面向一个班的几十位听众，而是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学生市场。因此，即使投资数百万，也可以收回，而且能获得丰厚的盈利。
这样，优秀的教授就没有必要靠第二职业增加收入。只要把课讲好，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优秀教师是稀缺资源，就像名歌星是稀缺资源一样。此种稀缺资源应该让更多的学生共享。现代信息手段为优秀教育信息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有了卫星传输系统，一个人坐在北京，坐在上海，或坐在某一个山村，可以为全国几十个，几百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教室的学生授课。互联网宽带问题解决之后，网上可以传声音，传动画，每台电脑都可以成为一个课堂，学生足不出户，可以选听全世界最优秀的教师授课，哪怕他家住某个深山小寨。
有那么多优秀的造课公司和优质的课件，学生们就没有必要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走到一起，挤在某一个教室，听一位不是很优秀，甚至比较差的教师讲课了。大家都可以在家学习，或就近学习。这样不仅能提高教育质量，还能使教育费大幅度下降，使更多的贫困学生也能获得学习机会。
十、新教育模式下的高等教育
按照以上新的教育模式，高等教育就会实现以下几个个性化：
一是学习时间的个性化。现在，无论家境如何，高中毕业后都得在大学学习四年，以至许多学生及家庭负债累累。按照上述教育模式，学生高中毕业后，可以连续脱产学四年、五年，学完20门或30门课，然后就业；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每年学完三门、四门课，学习的时间跨度拉得长一些；还可以间断性地工作和学习，即工作两年、再学习两年。所有这些，都可以根据本人及家庭的经济状况、职业特点（有些职业所需的知识没有必要连续四年脱产学习）和个人的兴趣，做出灵活选择。
二是课程总量和学习进度的个性化。学生们根据所选职业、学习兴趣、经济条件等因素，在25岁以前，可以学完20门课，也可以只学完10门课，在一生中，可以学完100门课，也可以只学完30门课；每年所学的课程，可以是两门、三门，也可以是五门、六门，一门课可以一个月学完，也可以两年学完。所有这些，都由学生自己确定。
三是知识结构的个性化。同样一个专业方向，比如企业财务，或企业管理，有人学20门课（他认为有20门课足矣），有人学30门课（他认为必须要学完30门课）；同样学20门课，每个学生的课程结构也不完全一样，或者大不一样。就像人们同是吃川菜、吃火锅，但每人所点的菜单都不相同，火锅里装的东西不一样。
实现上述变革，教育产业将会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巨大变化：
一是教育成本大幅度下降。学生用不着跑北京，跑上海，跑广州，每年花费一两万元费用。许多学生可以在家学习，不仅省掉了交通费用，吃、住等方面的费用也可以大大节省。
二是教育将会更加普及。正因为不需要高考，正因为教育费用大幅度下降，正因为学习时间和学习进程可以灵活掌握，许多高中毕业就结束教育的学生，可以与其他人一样终身享受全球的优质教育资源，获得教育部或其他单位颁发的单科证书。
三是整个社会的教育质量会普遍提高。通过众多造课公司的不断开发和激烈竞争，会把社会上的多种优质教育资源充分地挖掘出来。通过优胜劣汰，所有的学生都会享受优势的教育资源，决不会像现在这样，因遭遇比较平庸或不那么负责的教师而浪费时间。
四是人们所学知识的有用性会大大提高。在现代这种知识爆炸社会里，哪些知识该学，哪些知识不该学，哪门课该听，哪门课不该听，决不是几个教务处或几个教师就能做出最佳选择。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人们学了不少本就不应该学的知识，而某些非常需要的知识反而没学。通过以上机制，专门的人才设计公司、学生家长，亲戚朋友，甚至用人单位，都会参与每个学生的课程设计。这样，大家的知识结构就会更加合理，知识的有用性就会大大提高。而知识有用性的提高，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教育质量的提高。